徐向前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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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会后，我还想动员陈昌浩，不要回陕北。我拉着他的手，恳切地说：昌浩同志，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陕北去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我看还是不要走吧！陈昌浩很激动地说：不行，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我那时的确不想走，但没有坚持意见坚决留下来。事实上，李先念他们，并不想让我走。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的错误，疚愧良深。”（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550—551页。）《徐向前传》
　
第十三章　走上抗日前线

　
　　奔赴延安

　　3月的祁连山，冰封雪盖，气温仍在摄氏零下20多度，没有一点春意。遭到惨重失败的西路军将士的心更为凄凉。

　　1937年3月16日，徐向前、陈昌浩告别部队，启程东返。快出祁连山时，为缩小目标，把护送他们的警卫排和陈明义、肖永银等人遣散后，只留一名保卫干部在身边。走到西洞堡附近的一个山沟里，四周没有发现敌军，他们便停下来休息，叫保卫干部找点水来喝。

　　漆黑的夜，满天星星放射着寒光，四野寂然无声。徐向前刚刚离开喧嚣的战场，此时感到特别冷清。他一会儿坐一会儿走动。西路军四个多月艰苦征战，一幕幕闪现在他的脑际：指战员们渴望打通国际路线的赤诚的心，严寒不惧，艰苦不惧；男女将士露宿在冰天雪地之中，日日夜夜英勇拼杀，弹尽粮绝，饮雪吞毡，视死如归。多好的一支队伍啊！

　　快天亮了，找水的人还没有回来。徐向前和陈昌浩估计可能出事了，两人就赶快上了路。

　　第二天，徐向前和陈昌浩走到大马营附近的一个村庄，投宿在一个汉人家里，主人是个医生，原籍湖北，和陈昌浩算是老乡。住下来后，徐向前和陈昌浩都认为这里仍是是非之地，不好久留，决定明天早一点起来赶路。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陈昌浩提出要在这里休息几天再走。徐向前说：“我们要去汇报，哪能停在这里？停在这里，就等于束手待毙呀！”

　　陈昌浩说他拉肚子，感到身体不行，执意要停留几大。徐向前见他不肯走，只得独自一人匆匆上路。

　　徐向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不敢接近任何人，除了投宿和就食之外，尽量使自己的行动不为人们注意。有时晓行夜宿，有时夜间赶路，有时宿在群众家里，有时露宿在戈壁滩中，寝无正时，食无正点。一件白楂破羊皮袄和一顶“开花”的狗皮帽子，包裹着身躯和那又瘦又黑的脸庞，年方36岁，看上去像50开外的老羊倌。

　　徐向前走在祖国西陲的大地上，却有与世隔绝的感觉，世间发生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此时，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的一路红军小部队，因力寡而不支，大部壮烈牺牲，不少人被俘；九军军长孙玉清也在甘州南山落入敌手，余下的分散走在去陕北的路上。这些事他不知道。由李先念率领的一路，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意外地收到了中央电台的呼号，得到了“设法进人新疆”的指令和陈云将前往迎接的通报。这样的喜讯徐向前也不知道。他所知道的只是他自己的行动：找党中央去。

　　在永昌至凉州的路上，徐向前意外地碰上了特务营的曹营长。平时大家都称呼他“曹大头”。两人相见，犹如亲人相逢。曹营长像每次侦察回来汇报敌情一样，讲述了部队分散后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关切地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有专门抓你的布告，说抓到你有赏。”徐向前淡然一笑，说：“放心吧，天下还是咱们的。”

　　他俩一路走着。看不到树木，见不到人烟。风沙卷着上一年留下的骆驼草秧子滚来滚去。有时，经过他们曾经打过仗的地方，就停下来，谁也不说什么，默默悼念那些为革命而倒下去的男女将士。

　　一天到了黄河边，军人特有的警惕性，使他们没有直接到渡口去。远远地观察了一下，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牧羊老人，便走过去同他搭话，问渡口好不好过。老头憨厚朴实，说渡口有兵在那里盘查，说是要抓什么人。徐向前判断一定是马家的部队。他们避开渡口，向上游走去。走了10多里路，发现河中有人在摆渡，急忙走近一看，是个壮年汉子，正划着羊皮筏向岸边靠。他们上前同摆渡人打招呼。徐向前从兜里掏出两元法币（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说：“我们要去那边，劳驾送我们一下。”摆渡人接过钱，微笑着把他俩让到筏上，没问来历与去向，便朝对岸划去。

　　过了黄河，回民少汉人多，他们吃住方便多了，心情略为轻松了一点。到了打拉池，两人找了个车马大店住下来。这里是个小镇，有几家店铺，来往的外地人不多。徐向前急着想了解一下目前的局势，让曹大头出去找几张报纸来看。在这个偏僻小镇上，找张报纸难呢。一天，徐向前和曹大头在街上看到有卖旧衣服的，就用一个金镏子（戒指）换了身长袍和棉袄。他俩脱掉白楂羊皮袄，一个打扮像商人，一个像伙计，活动方便了。他们在街上从人们的闲谈中了解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把张学良扣押起来，强令东北军撤出陕甘边境，开到河南、安徽去了。这里已不属马家军的统治地盘，是邓宝珊的防区，离红军的陕甘根据地不远。

　　徐向前归心似箭，第二天就离开了打拉池，昼夜兼程，翻过六盘山，到了陇东重镇平凉。这时，国民党的队伍正往西开，街上人慌马乱。徐向前在书店里买了张地图，找个旅店住下，关起门来和曹大头看着地图商量了一番。第二天清早，他们一路向东，日上三竿的时候，在一个村头路旁看到个农民摆摊卖馍，就停下脚买吃的。这时徐向前远远看到对面山上有队伍活动，便问那农民：“你们北边的山头上住的什么军呀？”农民答：“是红军。”听到“红军”二字，徐向前和曹大头高兴得几乎忘掉了进食，匆匆付了钱，起身便朝北山走去。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你为一个既定目标奋斗的时候，尽管很坚定，但又感到渺茫、艰难、遥遥无期；而当目标达到的时候，又感到突然。徐向前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奔波，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被迎到了司令部。

　　1937年4月30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老战友相见，悲喜交集。任弼时、张浩和杨奇清等也都赶来了，大家就像庆贺打了胜仗一样，欢迎徐向前的归来。当天，刘伯承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同时电告了彭德怀和周恩来。

　　这一晚，大家谈到午夜。徐向前介绍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路征战的情况。谈到最后的失败，他感到很痛心。刘伯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休整休整，咱们一块再干！”

　　徐向前在镇原休息了半个月，5月16日，同任弼时、杨奇清一起到了云阳，见到了彭德怀、左权等人。5月20日，周恩来从西安专程赶到云阳看望徐向前。这时周恩来已经剃去了长胡须，显得格外年轻。徐向前和周恩来从1925年在黄埔军校相识，10多年来几次相聚又分别。这次见面时，谈话的主题是“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发展，是抗日民族战争的前途与战略。徐向前急于去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因牙疾发作，周恩来和彭德怀、任弼时都让他到西安去治疗。于是便随周恩来一起去了西安。临行前，他把身上带的10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这是从石窝下山时，组织分给我作路费用的，路上只用了两个，剩下这些，我用不着了，全部缴公。”

　　在西安，徐向前住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这个联络处，是“西安事变”发生不久设立的，在北新街七贤庄一号院。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这里。他们和周恩来一样都关心徐向前和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命运，想方设法营救被俘的指战员。在联络处，徐向前还会到了陈赓和宣侠父。

　　在徐向前到西安之前，他的消息一直没有对外间公开，为的是要国民党允许红军派部队到黄河沿岸接回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的部队。徐向前到西安时，国共合作已有了新的进展。5月间，国共双方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顾祝同（又是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为负责人，准备到陕北、陇东红军驻地考察。借这个机会，经周恩来安排，徐向前是考察团28个成员之一。

　　消息一公开，震动了国民党各界。顾祝同抢先会见和宴请了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徐向前是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顾祝同是教官，他讲课不大受欢迎，曾有一次发生过被学生轰下讲台的事。当时徐向前就在场。这次见面，徐向前避而不提黄埔的往事，而把话题转到抗日上，问：“顾主任对抗战有何打算？”顾祝同抬起头，看看徐向前，说：“我想先听听徐将军的高见。”徐向前语调平和地说：“我没什么高见。当今之大计，莫过于民族独立；实现民族独立，莫过于民族团结；若要民族团结，首先国共两党要真诚合作。”徐向前停了一下，又说：“我赞成国共合作，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要把民众发动起来，让全国人民都投入到抗战中去，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徐向前有点激动，到后来声音高了一点。可是顾祝同听到“拥护蒋委员长”这几个字时，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光；当听到“要把民众发动起来”时却神情黯然。徐向前后来说，他们就是对群众不感兴趣，你一讲发动群众，他就听不进去。国民党输给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人民，失掉了群众。

　　徐向前在西安公开露面之后，没有随考察团去考察，他治好了牙病，6月18日同周恩来一道飞向延安。

　　行前，周恩来安排了两架国民党军队的教练机。这种飞机，一架只能搭乘一人。周恩来乘坐的一架先起飞；徐向前乘坐的一架后起飞。起飞不久，前面那架就没有影儿了，前后失去了联络。徐向前是第一次坐飞机，舱内发动机的轰鸣声很大，驾驶员问他话，他完全听不清。结果，驾驶员写了个条子问：“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这可把徐向前给问住了。他没到过陕北，说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过了一会，看到下面有一条河，他判断可能是洛河，就让驾驶员顺河而上，没多长时间，看到一个飞机场，正是延安。他们上午11时30分从西安起飞，下午3时才到，在天空转了　3个半小时。

　　徐向前一走下飞机，忙问周副主席到了没有，接的人说还没有到。徐向前吃了一惊，说：“这下可糟了！”因为他已经领教过了，驾驶员辨别航向的把握性太差。这时接机的人也着急起来，担心出事。徐向前进到延安城里，才有电报来，说周恩来乘的那架飞机迷失方向，油不够，又转回西安去了。

　　延安，这座陕北的古城，有宝塔、清凉、凤凰三山环峙，隋朝称肤施县，明、清是延安府。中共中央迁到这里后，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徐向前到延安，被安排住在旧城东北角的一座窑洞里，距毛泽东、朱德住地不远。他进城的时候，看到街上到处贴着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标语，抗日的气氛和国民党统治的西安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安时，他不能外出，街里乱得很，安全没有保证，特别是他回来的消息传出后，成了一个大目标，各报记者都想找他抢个头条新闻。他只好深居简出。理个发也要化妆才能出去。延安不大一样，处处呈现生动活泼的景象。

　　毛泽东接见了徐向前。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向前，你受累了，辛苦，辛苦。祝贺你顺利归来！”说着，递给他一支烟，两人交谈起来。　气氛轻松自然。

　　对西路军奉命西征和失败这件事，毛泽东问得很简单，但徐向前讲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把他认为该说的话都讲了。他知道，在这里讲话，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受西路军全体将士的委托向党中央汇报。他讲得很具体，很实在。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徐向前讲了自己的责任，心情十分沉重。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还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这话使徐向前很受感动。

　　徐向前担心陈昌浩的安危，惦记着那些失散了的干部战士。他向毛泽东建议：“再派人去找一找陈昌浩同志和那些失散的人。”毛泽东说：“好，一定想办法营救他们。”告辞的时候，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你好好休息一下，熟悉一下延安，再抽空去看看许世友他们几个人。”

　　“许世友他们几个人”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徐向前走在东返的路上的时候，延安开展了清算“国焘路线”的斗争，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这是一场严肃的党内思想斗争，是至为必要的。但在个别单位波及的面宽了，使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学员产生了不满情绪。当时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都在学习，他们议论说：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这事不知被什么人告发了，添油加醋，说他们“要造反”，要“谋害毛主席”，被说成“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关了起来。徐向前到延安之前，已召开公审大会，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的罪名，将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詹才芳等判了徒刑，打人监牢。其实，这完全是个冤案。毛泽东大概已经察觉到这个案子有出入，准备平反，正好徐向前回来了，就叫他去看看他们，要他去做工作。

　　徐向前到了监狱。许世友等见到徐向前，惊喜万分，争相问西路军的情形，谈他们所受的冤屈。徐向前心里很难过，同他们一一握手，安慰他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随后不久，许世友等人被平反释放。

　　出席洛川会议

　　延安的夏天来得比较晚，进入7月，才逐渐热起来。但抗日的热潮却来得比较早。满街的宣传标语，到处都能听到有关抗日的议论。5月召开的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向下传达之后，这种气氛更炽热了。

　　徐向前将西路军的情况向毛泽东以及朱德、张闻天、刘少奇、李富春、张国焘等先后作了汇报之后，如释重负，精神上感到轻松多了。但身体还非常疲劳，骨瘦如柴，像大病初愈。他不管这些，要填补几个月来由于与外界隔绝而形成的脑子里的“空白”，整天忙于阅读报纸文件。他认真看了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篇报告，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他确认日本人不会满足《何梅协定》所得到的利益，也不会满足“华北政权特殊化”。他们的胃口比这更大。他和一些领导人交谈时说，我们得做好准备。百日丧失东三省、十天热河全境沦陷的教训不能忘记。他带病接受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女士（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人）的访问。他说：“红军是中国彻底拯救民族和社会的最忠诚的力量，它决心把这个使命坚持到底。”（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568页。）

　　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终于以7月7日卢沟桥事件为导火索而爆发了。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旧称卢沟河），建于金代，距今有800年历史。它以建筑艺术精湛而闻名中外，尤其是280根望柱上雕刻的485个石狮子，个个神态殊异，吸引着中外游客。桥头立有清朝乾隆皇帝题的“卢沟晓月”汉白玉碑，为燕京八景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它是京都西南的门户，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成吉思汗率军南下围攻中都（北京），在卢沟桥一带发生了激战；明末清军入关，卢沟桥再次成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又从这里揭开了序幕。他们借口所谓正在演习的　日军听到一声枪响，便发现一名士兵“失踪”，驻在丰台的日本军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上校，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内搜查，当其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遂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这同他们制造“九·一八”事件的理由很相似。那次，也是先说一个军事间谍中村大尉在东北失踪，接着又反诬南满铁路柳条沟段被中国军队炸毁，就开炮轰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看来，侵略者的逻辑就是这样。

　　徐向前为“七·七事变”的枪声所震动。国共两党为敌10年，他在沙场上与蒋介石的“剿匪”反共军对垒了10年。那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10年。然而，卢沟桥的枪声一响，民族仇恨超越了阶级对立，他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决定放下旧仇，共雪民族之大耻。他参加签署了给蒋介石的通电：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夺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疑夷，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中国革命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北平华北，收复失地！

　　“红军将士威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日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这是卢沟桥枪声传到延安之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7月8日联署给蒋介石的通电。同日，他们又致电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支持二十九军的抵抗行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发出了“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国各族各界“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7月13日，徐向前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抗日紧急动员大会。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及全体红军将士，沉着地做好一切抗战准备，以便随时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形势越来越严峻。7月中旬，由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赴庐山与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蒋介石迟迟不作答复。8月初，朱德、叶剑英等又去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再次就红军改编、国共合作、对日作战方针问题同国民党交涉。这时北平、天津已相继陷落，日军正集中兵力向南口、居庸关进犯；同时，向华东淞沪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企图速战速决，3个月内灭亡中国。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了“洛川会议”。徐向前出席了这次会议。

　　洛川，位于陕西省中部偏北，洛河中游，北魏时开始设县。这里北距延安90公里，是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管辖区交界的地方。会址选在这里，主要是为了便于军队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当时，红军部队大多驻在西安附近。洛川是延安与西安间比较适中的地方。会议地址选在洛川东北10多公里的冯家村。村北有一条小河，叫介子河，当时人们以它分界，介子河以北是“红区”，以南是“白区”。冯家村在河南岸。村上百来户人家，吃水要到一、二百米深的沟底去担。这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徐向前从西路军归来，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会议。他8月13日从延安出发，14日抵达洛川，住在城关一个教堂里。因为会期还没定，在城里住了8天。21日接到通知就到冯家村去了，住在一户农民家中。这家不富裕，但也不算差，院内整治得很干净，栽种的西红柿都红了。他住在这里，俨然成了这家的一个新成员，每天早晚要为房东担水。他身体不好，房东不让去，可他执意要锻炼锻炼。其他与会者也分散住在村子里。毛泽东的住处是位于村西南角上的一个村塾学堂，在大路边上，窑（房）后有一棵大槐树。这里有两孔窑，毛泽东住一间，另一间就是会场。

　　22日正式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博古、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张浩、林彪、聂荣臻、肖劲光、罗瑞卿、李富春、林伯渠、徐海东、周建屏。李富春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担任会议记录。22个人，把会场挤得满满的。室内只有六、七张桌子，有饭桌、有条桌，大小不一；凳子有长有方，高矮不齐。

　　张闻天主持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报告讲了军事问题，同国民党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