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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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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回国后，先后在太原宏林学堂、公立中学堂担任庶务或斋务长，并以此为掩护，发展同盟会员，积极开展活动。阎锡山任八十六标标统时，他是为阎锡山主谋定计的智囊。辛亥革命后，山酉成立了“将校研究所”，他任所长。1917年阎锡山扩编部队，给赵戴文安排了第四混成旅旅长的职务。赵戴文既懂文又会武，是阎锡山的得力助手。他把学校管得很严，课程安排得很紧，晚自习时学生才能有点自由。徐向前在这里开始他的“半军事”生活。
徐向前要学的课程很多，有语文、数学、英语、心理学、教育学、地理、历史、军事，还有音乐、体育、美术等等。据说，是按北京一所大学的课程设置的。学校很强调学好心理学和教育学，尤其注重儿童心理学，可以说这是主课的主课。在非主课方面，还有武术课，教些各路拳术，太极拳是其中一种，后来成了徐向前一直沿用的健身方法之一。从那时开始到他的晚年，坚持了60多年。军事课，学习军事基本知识，进行军事训练。上军事课的教官都是阎锡山部队中的营以上军官。
师范开学时，有两年制普通科20个班，叫“速成班”。学生1206名，都是山西省各县选送、经过考试录取的，徐向前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二部师范4个班，291名学生，是从天津、保定录取的中学毕业生；年底又招中学毕业生73人，开高等教育专修科两个班。徐向前入学这一年，师范学校共开26个班次。阎锡山对学校教育管得很严，开学后一段时间里，他每周都要去听课，经常对学生训话。
在这里读书时，徐向前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他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鲜明旗帜和席卷全国的巨大声势，激动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逼着我想一些问题。闲暇时间，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于读小说了，而是注意看一些与政治形势有关的书刊。”（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5、16页）这个时期，对他来说，主要的不是革命行动，而是接受革命的思想。经历和客观条件决定了他必须走这一步。这也很自然，他刚从乡下来，突然出现了一个变革现实的革命，要有一个思考、认识的过程。
“五四”时期的青年，是善于思索和追求的一代。徐向前身上明显地体现着这一点。不愿盲目崇拜一个人，更不肯盲目去做一件事，搞清是什么、为什么，再决定做什么，这是他逐渐形成的性格，也是他恪守的规范之一。列强、皇帝、军阀、官僚买办、投机商人，辛亥革命、不平等条约和生活在苦海中的劳苦大众，近百年来发生在炎黄子孙摇篮里的一系列事件，像洪水一样，冲开了思维的闸门，在他脑海里翻腾着，逼着他探索、解释，作出答案。
“民众何以贫穷？”“国家何以危亡？”“中国的出路何在？”这是徐向前不断思考的一些题目。这些题目的答案，在课堂上是找不到的，要走另外一条路——自我探索的路，他渴望读到那些与政治形势联系直接的、紧密的书刊。正课之外，他要用一半以上的时间翻阅报纸，阅读一些政治理论书籍或刊物。
当时，介绍苏联社会主义、苏维埃劳农政府、十月革命以及有关马克思、列宁的书籍和刊物少得可怜。全世界反动统治阶级都在攻击十月革命，中国也不例外，报纸上登的多是歪曲、诽谤性的评介，不能使徐向前触及真谛。《新青年》那种有一定深度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刊物，很难看到，使得他对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了解甚少，在报刊上看到“苏维埃”、“劳农政府”这些新名词，也搞不清它们的真正含义。他最先看到对“列宁”的译名是“里宁”，后来才看到“列宁”，这也颇让他费了一番脑筋。后来经别人解释，才知道是翻译名词不统一的缘故，原来“里宁”、“列宁”是一个人，就是那位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导师。
一些社会名流到师范讲学，使徐向前和一些进步学生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徐向前记得有朝鲜流亡人士，知名的物理学家，还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胡适就给他们讲过哲学。阎锡山部队中的一些将领也经常去讲课，但多是宣传阎锡山的“主义”和“政治”，进步青年不愿意听。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主观愿望和事物发展得不到统一，有时还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阎锡山创办这所学校，是想利用这里毕业的学生，维护和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但结果却相反。“五四”运动以后，这里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一个中心。许多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其中有些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徐向前之后，薄一波、程子华、王世英、张友渔、郭洪涛、郑季翘、李逸三等都在这里学习过。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各系军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各霸一方，连年混战。随之便产生了各种政治流派的理论观点。除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些非驴非马的主张，充斥着报纸和刊物。徐向前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就在这光怪陆离的迷宫中，寻找着、追求着。
立志救国救民
1921年，徐向前在太原国民师范学习满两年，正式毕业了。这一年，当初招收的普通科20个班，有两个班的学生年龄小，改编为初级完全科，其余18个班，191人考试不及格，不准毕业，编入补习班继续学习。及格以上成绩者，都准毕业，分别派往山西各县高小或国民学校去工作。徐向前是首批毕业生，被分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当教员。学校在阳曲县城里，规模不大，校长是个满族人。徐向前教一年级，有30几个学生，每月有20块白洋的薪俸。
由学生到先生，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徐向前很珍视这个转折。这倒不是因为有了几块白洋的收入，而是意识到了他对社会的责任——启蒙者的责任。
第一次站到讲台上，面对30几张期望的小脸，他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他努力教好每一堂课，认真批改每个学生的作业，答题错误，他要纠正过来；错别字，他要在作业本的边上写出示范字。那些近愚近痴者，是他特别教授的对象，想方设法引导这些孩子走出愚昧的迷宫，踏上开化的征途。工作了一段，他体会到，当一个小学教师确实不容易。那些小孩子来自各家各户，男生女生都有，年龄大小不一，智力不齐，性格各异，把他们带好教好有许多困难。他认识到，孩子们像田间的禾苗一样，小苗是很弱的，经不起强风和暴雨；然而小苗又是有生命力的，它要在风雨中成长。这就需要教师精心培育，付出艰辛的劳动。在他们当中，说不定有未来的国家栋梁。他的心和孩子们的心是相通的。学生们起初对他敬而远之，渐渐地，距离缩小了，师生融洽起来。这些小苗，喜欢这位不辞劳苦的园丁！
正当启蒙之火在他胸中烧燃起来的时候，一盆冷水浇了下来。放寒假的时候，徐向前正在家里休假，校方给他寄来一封信，打开一看，是“辞退书”。他感到很突然。为什么被辞退？“辞退书”上用词婉转、简单，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徐向前把“辞退书”抓在手里，苦思苦索，从他第一次站在学生面前，一直想到放假离开学校，半年时间，自己没做错一件事，校长和同事都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为什么被辞退？他怎么也找不出答案。姐姐叫他到学校去问个明白，他没有去，说：“在这个世界里，还有什么明白不明白的，明白不明白都不会再叫你干了！”在《历史的回顾》中，他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感到很突然，不，应该说是打击。从谋生的角度来说，一个学徒工，考入师范，又做了教师，是不容易的；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理想和抱负。‘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我心里也逐渐萌发起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没想到，学校断了我的路。”（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18页）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阎锡山老家河边村川至中学的小学部缺教师，徐向前的父亲托人保荐通融，他又被录用了。一颗冷落的心重新复活起来，他高兴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学校得知徐向前是太原国民师范的毕业生，基础很好，就再没让教一年级，让他教六年级的课程。月薪还是20块白洋。
川至中学建于1917年，是阎锡山将五台、定襄两县县立中学撤销，集中了两校的经费、设备办起来的，人们说这是“阎氏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分中学、小学二部。小学又分高小、初小两部分，有4个班，5名教师任教。这里的条件比阳曲小学好得多，校舍二三百间，教室、宿舍、图书馆、仪器室、礼堂，应有尽有，教师力量也强（有的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制度很严，每周一次“自省会”，对学生进行劝导训话，学生若有不轨，即被斥责或记过，给予惩罚。
在这里当教师时，由父母作主，操办了他的婚姻大事。徐向前考入国民师范的第二年（1920年），父母考虑，他已经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门长女香蝉。徐家“纳彩”，朱家收下了，接着就行“问聘”之礼，徐朱两家交了“命单”，愿结通婚之好，婚事就算说定了。朱家这时的生活境况要比徐家略好些，但是个缺少文化的人家。香蝉的父亲不识字，是一个本分的庄稼人，据说是当地有名的菜园把式。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
他们都顺从了父母的安排。但两家在“送期”时间上发生争执。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主要考虑家里支付不起娶媳妇的一大笔开支。那时，嫁娶礼仪繁多，要操办3天，先“安鼓”，远亲近邻都来，晚上要有八音会吹奏。第二天娶亲，新郎带上红绿攀带和新娘用的首饰妆具，坐轿子去迎女入家，举行仪式，款宴宾朋。3天过后，还要行拜谢的礼节。这笔耗费，对徐家来说是很难支付的。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理由是闺女大了，再等几年20多岁，姑娘20不嫁有伤体面。没办法，徐家只好依了朱家。
婚后，香蝉是令家人满意的。她勤快、温雅，会体帖人。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向前不在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
次年，香蝉生一女，取名松枝。这个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多少有点讲究：世道越来越黑暗，家境越来越贫寒，她又是女孩子，希望能像苍松的幼枝一样耐寒霜。松枝确实是个苦命的孩子。生下来，母亲奶水很少，不够她吃。1岁多时，父亲又离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没多久，母亲又得了不治之症，当时谁也说不清楚是什么病。每天除吃一点用西葫芦熬的粥以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她很想念丈夫，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来。其实，公婆早就写了信。此时，徐向前已经考入黄埔军校，军校纪律严格，使他无法脱身，只好写信安慰妻子不要着急，安心养病，等有机会一定回去看她。可是，她没有等到他回来，即瞑目黄泉。松枝在爷爷、奶奶、姑姑们的照料下长大（松枝于1941年被聂荣臻接到八路军，后到延安，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医）。
冬去春来，徐向前在河边村工作了两年。两年中，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尽职尽责，赢得了孩子们的信任和爱戴。然而，他不满足这些，也不仅仅是为了这些，他的理想在教室之外，在太行山巅，在大江南北。他不停顿地追求、探索，思想在不断地飞跃、升华，逐渐地，心中点燃了一盏灯——打倒军阀，改造中国！
他不满足于个人明白这些道理，还要尽教师的责任，对孩子们进行更深化的启蒙，引导这些幼小的心灵，从书本里走出来，认识现实，认识中国。他经常找机会，有时就在“自省会”上，向学生讲述一些历史故事和当今事件，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南京条约、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人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等。尽管他讲的没有后来知道的具体、深刻，但也深深地吸引了孩子们。
这所学校的校长段保芳，是阎锡山直接委派的，治校偏于保守，不准新思想的传播。徐向前讲的这些，不知怎么传到了校长的耳朵里。校长很敏感，郑重其事地出面干涉。徐向前不服气，质问校长：“为什么不许讲这些？”校长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没多久徐向前就被辞退了。这位校长是忠实地贯彻阎锡山旨意的，对进步教师、学生从不手软。
从此以后，徐向前再没回到教师的岗位上。
读书，学徒，教书，占去徐向前青少年时期12年时间。风风雨雨的生活，道路曲折、坎坷而又艰难，但在这艰难和曲折中，使他增长了见识，受到了磨练，逐渐成熟起来，决心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路。
第三章 踏上革命的征程
投考黄埔军校
革命家，都有自己的起点。徐向前迈向革命征程的第一步，是投考黄埔军校。他常说：“革命初期我是个无名小卒”然而，历史正是这样写的：只有世袭的帝王，没有世袭的军事家。古今中外， 凡著名的军事将领，多是从普通一兵起步的。
1924年初。徐向前投考黄埔军校时，还不满23岁。这时，黑暗沉沉的中国，四分五裂，散沙一盘，军阀连年混战。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张作霖失败，退往山海关以外。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盘踞河北、河南和湖北等省，完全控制了北洋军阀政府。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刚刚诞生，在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改组了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到底会走向何处？年轻的徐向前这时想得并不多。家境贫困，他原来的愿望，是能当一名教员，生活能有个出路。可是，自3年前从国民师范毕业后，在山西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和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属小学先后教书两年半，因向学生讲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事件，遭到校长的干涉，教员的职务被辞退了。父母为他的前途焦急，要他托托人情，再找个教书的地方。求亲告友挣个教书匠，徐向前不做了。他气愤之下，跑到太原自谋生路。
太原，是阎锡山统治的地盘。这个在辛亥革命期间窃据山西都督职位的军阀，先是投靠袁世凯扩充军队，袁世凯死后，又依附段祺瑞，把山西变成了封建王国中的一个王国，闭关自守，经济、文化落后；机关、工厂和学校，被官吏、地方豪绅把持着，岂能容得徐向前这样一个贫民子弟！
寒冬里，大雪纷飞。徐向前身着一件长袍，每天徘徊在街头巷尾，真是谋生无路，报国无门。一天，在太原街头，遇到国民师范学校的一个同学，神秘地对他说：“你愿意去上海吗？”
徐向前问：“到那儿去做什么？”
他说：“听说广州国民政府军官学校在上海招生。”
当时，徐向前的哥哥在太原军队中工作，认识一个姓郭的军官，愿意保举徐向前去应考。
得此门路，徐向前甚为高兴。于是他又去找另外几个失业的同学串联。几天后，联络了10几个人。青年人的热情和谋生的愿望，使他们结合起来。虽然谁都说不出前途如何，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借此机会，到大上海走一趟也很不错。有人说：“今生今世，能到上海看看，死了也甘心！”2月间，他们自筹路费，买上火车票，离开了太原，奔向上海。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下，为建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创办起来的。它也是孙中山总结历史经验的硕果。孙中山搞了多年的革命，一次次失败，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他才悟出一个道理，要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应该走俄国人的路，建立可靠的革命武装。他对1917年的十月革命，十分钦佩。曾致电列宁，提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1年，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到中国，在桂林与孙中山举行了秘密谈判。这次谈判，促进了孙中山作出改组国民党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更坚定了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的信念。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张太雷等4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去考察党务和军事，并参观苏联的红军和一些军事学校。不久，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建立“陆军讲武堂”，并正式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任校长。苏联曾给了孙中山一些武器和钱。苏联官员对孙中山说，要搞一支革命的军队，靠旧军队是不行的。什么滇军、湘军、赣军、桂军、鄂军都靠不住。原定的“国民军军官学校”还没开办，孙中山又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并指定以广州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这时，适逢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加大会的国民党员和以个人身份参加大会的共产党代表，都受到委托，回到各地选拔优秀的进步青年去考陆军军官学校。看来，那位在太原阎锡山部队的姓郭的军官，所以保荐徐向前一行10几个人考黄埔，也是事出有因。
黄埔军校招生的具体简章，徐向前到上海以后才看到，应考的条件和手续，规定有许多条。如政治思想条件、学历条件、身体条件，要求都很严。什么“能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什么“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还要求什么“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疾、肺病、花柳病等疾害”。考试有笔试和口试。笔试要考作文、政治和数学，口试要“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等等。
招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各省都分配了名额。上海考区是一个比较集中的点。当时的上海，一方面是阔人、洋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横行霸道；一方面是苦力、贫民衣食无着，面黄肌瘦，当牛作马。给徐向前强烈的印象是：贫富十分悬殊，社会极不合理。应考前，他在美术学校一个姓赵的老乡家中复习功课。这家的两兄弟，帮助他做了些考试前的复习准备。后来听说这兄弟俩个都成了“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
3月中旬，在上海环龙路一号进行了初试。考试前，徐向前的心情比较紧张，政治方面，看了一些报纸和书，还比较有把握，作文也不怕，只有数理化怕不行。谁知，初试比较容易，考试后第三天，山西来应考的10几个人都接到了录取通知。接着，给每人发了10多块钱，要他们到广州参加复试。
徐向前在《回顾黄埔军校》一文中，是这样记述他们到广州参加复试的：“我是和十几个同学，从上海乘火轮船去广州的。大家在三等舱里，又高兴又担心，不知等待我们的前途是什么。有人说：听说广州‘卖猪仔’（即出国当劳力），我们要是复试不上，就借机会到海外去。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心中有一番抱负，有一股求知、救国的热情，思想都比较单纯。经过五天多的海上行船，我们来到了广州这个著名的大城市。在兴湖旅馆住下了。此时的五羊城，和北方、上海都大不一样，革命的气氛很好，《广州国民报》天天公开登载革命者活动的消息，孙中山大元帅的名声很大。一天，我们听说孙中山在一个学校演说，就自动跑去听。接连听过三次，因为是头一次看到这个伟大人物，只顾看人，他讲的话又多是广东官话，听不大懂，印象深的是讲民主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要‘以俄为师’。我们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听说过俄国革命，知道列宁和劳农政府，孙中山这时明确地提出这些主张，使我们对这位革命领袖很钦佩，更坚定了考黄埔的决心。
“复试是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进行的。政治试题不难，由于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记了些术语，考的结果不错，作文也还可以，数学、三角、代数，因为没基础，几乎交了白卷。复试下来，大家心里又凉了。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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