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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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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杜月笙说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马上起来反对，张元济也说杜月笙的名声不佳，而且门徒众多，“有所信赖，于地方上不免受扰”。陈毅表示，如要让杜回上海，宜慎重处置。
周善培谈到读经，进士出身的张元济认为不能向大众普及，“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一科，听人研究”，并说到现在有人主张用罗马字母改革汉字，他觉得此事甚为不妥。“我国的疆域如此辽阔，种族如此复杂，所以能至今团结成一大国者，全恃文字统一。若改用罗马字母改切汉文，则各省以字母、以自有之方言切成自有之文字，东西南北必不相同。语言既不相同，文字又复殊别，将来必致渐渐分离，甚为可虑。欧洲至今分为若干国，不能融合者，即由语言文字之区别。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
那天的晚饭非常简单，“前后不过十味，烹调并不精，且盆碗亦甚小。各人均自盛饭，此亦一特点也”。＇55＇但有机会当面向毛泽东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看法，张元济内心是愉快的，所以他才会把谈话的内容一一记在当天的日记中。
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
政协会议期间张元济不仅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10月10日朱德也曾登门看他，张元济在谈话中说此后不会有内战，即外国却也将绝迹，但朱德没有这么乐观，认为“我军备未充，尚恐难免。宜并力于钢铁，广储军备，可免窥伺”。张说东北的钢铁产量不少，朱德告诉他明年大约可出四十万吨。＇56＇周恩来和他见面的次数就更多了，9月11日周到饭店看望他，“谈半小时而去”。＇57＇9月13日，周请张元济等政协代表吃饭，共六席，推他“居首座”。＇58＇9月26日，他接到通知周恩来请吃午饭，因事先与陈叔通、马寅初等有约只好辞谢了。
结果是周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会，他们约定的人基本上都被邀，会后入席，仍是他“居首座”。＇59＇10月17日，张元济离北京前夕致信周恩来告别，其中仍耿耿以国力民生为念。“今广州已下，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国力民生，两有裨益，必早在荩谋之中，正无俟饶舌也。”＇60＇王云五的《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最初发表时曾转引“民国三十九年十二月《自由中国》半月刊登载同年有人带到香港付邮的一项上海通讯”说：“他（张元济）返沪后，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更觉高兴。不料迭接海盐的家乡来信，谓族众多遭清算，甚至他族里的祠堂和祭田也受到强夺之威胁；于是他在祠堂张贴布告，说明面奉‘毛主席’示，下级党政人员不得扰民，一面又向本族招告，谓当汇齐代向有司申诉。稍后他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陈说，饶当即劝其勿管闲事，因为他这些亲友都是土豪劣绅之流，是应该清算的。他听到这些话，很是冒火，正想直接写信给在北平的毛泽东。”＇61＇此事因为缺乏其他更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以张元济的性格，向毛泽东写信未尝不可能，在祠堂张贴布告似乎与他一向低调的为人不太吻合。
为私事耗用公款，断不能从命
参与政协会议的各界代表，文化教育界的名流们对张元济几乎都一致保持了敬意，除了那些与商务有渊源的，来六国饭店看望他的人一天也没有断过，仅9月10日这一天至少就有五拨人来看他（有些未遇），竺可桢、茅以升、蔡邦华、谢家荣一拨，梅兰芳等一拨，梁思成夫妇等一拨，沈钧儒、陶孟和等一拨，钱端升、马叙伦等一拨。＇62＇期间马寅初、严景耀、雷洁琼、汤用彤、金克木、张东荪、徐悲鸿、郭沫若、潘光旦等也都曾先后来看他。10月8日，郭沫若和于立群来访，说看到《新建设》发表的《戊戌政变的追忆》，其中提到于晦若就是他夫人的祖上，所以想请他题词。这固然是因为张元济是出版巨子，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对近代中国的文化事业贡献至大，更重要的还是他漫长一生中所表现出的人格风范，深受知识界的景仰。
抗战前夕出身于进士、翰林的张元济竟然发奋用白话文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他在书中指出：“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国人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脑后，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去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便以为“只要抢得富贵，免得贫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长此下去，将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地将此书送人，仅日记中所记得到此书的就有张治中、邵力子、高汾、张难先、吴玉章等多人。“中华民族的人格”在张元济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9年，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之时，张元济依然恪守着那些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小事上也绝不含糊，绝不苟且。
9月14日，张元济曾托政协会议招待处给商务发过一份电报。事后他多次向招待处主任邓子平询问费用，邓都不肯说。无奈他只好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134个字，共28140元，按照招待优待，私人电报半价计算，应付14070元。9月17日，张元济当面把电报费交给邓子平，邓还是再三推却，并说账已付出，不便收回。他恳切表示：“公款不可滥使，照章应缴半价，如收账过于琐屑，即收作招待处公用。”他再三要求，邓才答应留下。＇63＇
９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等20多家单位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政协会议的著名人士。竺可桢说，那天出席宴会的有五百多人。“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相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64＇明显他对这样的浪费有看法。与竺可桢相比，张元济则干脆“辞谢不往”。＇65＇
当时张元济已83岁高龄，生活起居都需要有人照顾，所以有关方面允许他的儿子张树年到会陪伴，9月17日，招待处给张树年送了零用钱，张元济表示“不能领受”，“退回未收”。第二天（9月18日），他和政协代表中负责照顾的小组联络人李明灏谈起零用钱和电报费的事。李说这是“规定供给，不必过谦”。但他认为“公家何等艰难，余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并郑重表示以后送来，也“断不能从命”。＇66＇
一个月后（10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招待处送零用费一万六千元。于原单上注明‘不敢领受’。”＇67＇第二天，他离京之时，招待处的邓子平还要给他一大沓钞票，说是车上无人伴送，“以此备杂用”，他坚决谢绝，“言之再四”，邓才肯收回。＇68＇
9月19日，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之时，有六七个人拿着照相机，随处为为他们拍照，有数十次。事后他给陈毅写信索要照片，并询问价钱，表示要照付不误。陈毅怎样回答不知道，10月4日，陈毅派人送来天坛的照片。10月7日，他写信给陈表示感谢。照片的钱有没有付，他日记中没有记录。不过按照他的脾气，他是一定要自己掏钱才能心安的。
10月7日，连《新建设》杂志送给他的稿费一万四千元，“及问，则来人已去”。第二天他就写信托人送还。＇69＇大概他认为自己只是口述，不应该收稿费。老人在这些小事上的认真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只有9月25日，招待处带裁缝来给张元济量身材，要给他做棉衣，他“却之再三，坚不允，因许之”。＇70＇
“及身已见太平来”，这是张元济自挽联中的一句话。1949年秋天，当他北上出席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地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送人，是不是意味着他认为“太平”时代同样需要呼唤民族的人格呢？一个巨人的人格固然由他一生的事业书写，更是由点点滴滴的小事构成的。电报费、零用钱、相片钱虽然是些小事，却展现了张元济的人格风范。这样的人格取向在过去的知识分子中不是孤立的。这样的人今天还有吗？我禁不住提出这样的疑问。
＇1＇＇2＇＇8＇＇9＇＇10＇＇11＇＇12＇＇16＇＇17＇＇20＇＇21＇＇22＇＇24＇＇29＇＇48＇＇52＇ ＇60＇《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691、989、1278、754—755、857、857、857、691、529、173、174、175、175、176、269、417—418、799页。
＇3＇＇64＇《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61、1287页。
＇4＇＇5＇＇6＇＇7＇＇14＇＇15＇＇23＇＇26＇＇27＇＇28＇＇30＇＇31＇＇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9＇＇50＇＇51＇＇53＇＇55＇＇56＇＇57＇＇58＇＇59＇＇62＇＇63＇＇65＇＇66＇＇67＇＇68＇＇69＇＇70＇《张元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231、1229、1236、1243、1215、1215、1215—1216、1223、1229、1250—1251、1218、1260、1218、1244、1249、1251、1252、1253—1254、1259、1261、1217、1220、1225、1256、1258、1231、1246、1254、1225、1258、1255、1252、1219、1221、1236—1238、1218、1226、1228—1229、1228、1260、1261、1249、1236页。
＇13＇＇19＇＇25＇＇33＇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546、552—553、545、546页。
＇18＇＇54＇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60、134页。
＇32＇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228—229页。
＇61＇原载王云五《谈往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215页。转引自张国功《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东方文化》2003年第2期。
著名报人、作家：包天笑
包天笑（1876—1973），名公毅，字朗孙，天笑是他的笔名。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曾任上海《时报》编辑、主笔14年，1935年，接编上海《立报》的《花果山》副刊。先后编辑《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培养了许多小说家，著有《上海春秋》等数量众多的通俗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者和领袖人物，也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抗战胜利后去台湾，1949年后定居香港，完成了《钏影楼回忆录》等。 1936年，他曾先后在上海新闻界《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同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
相思如炽炭，寸寸尽成灰
台湾有一种相思树，两树隔溪而种，枝叶也会纠结相连，当地人以此树烧炭，最耐火。1949年6月13日，年逾古稀的包天笑写了两首小诗，其中之一就是《相思炭》：难期槁木作春回，炉火深红映玉腮。
莫道相思如炽炭，相思寸寸尽成灰。＇1＇这一年大陆正经历着辛亥革命、北伐以来的又一次巨变，包天笑在台湾岛上度过，虽远离大陆的炮火喧嚣和改天换地的喜庆，但他仍无时不在关心着古老大陆上发生的一切变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大地的“相思”，他如同热恋中的人一般炽热，无奈“相思寸寸尽成灰”。当年11月21日，他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绝好的文字：有一事，偶然想起来，可以记一笔：在江南春夏之交，有一种新蚕豆上市，那是最美味的食品。到了老熟了为用亦广，甚么发芽豆、五香豆种种，而且可以代替黄豆做酱。到了台湾来，我们想起此物，谁知台湾农家不种此品，全菜场亦绝踪。询问他们，说是台湾的土壤不适宜种此。我即有所不信，我觉台湾土壤很肥厚，别的蔬菜颇多茁壮，何以不能种蚕豆。拟为试种，而觅不到豆种。会有一位念佛老太太，她从大陆带来一袋蚕豆，这是她念经时计数的（蚕豆一名佛豆，不知何据）。我们向她索取约五六十粒试于隙地种之。向来江南的农家，于农历十二月下种，一直要到明年春末夏初养蚕的时候，新蚕豆方成熟。我们性急，在十一月即种了，到农历新年，即开花结实，采取后煮成一大碗，味甚鲜美。因思有大好蔬菜，各地方都不知种植，实为一缺憾也。＇2＇两天后（11月23日），他就种蚕豆一事又写了一首打油诗：开轩何处面桑麻？狼藉阶前闲草花。
回忆江南蚕事好，我从煮豆总思家。
蚕豆的所以得名，因为其形似蚕，而每在蚕忙时候，生长成熟也。在江南每逢新蚕豆上市，我必连餐四五日。 ＇3＇在孤岛种蚕豆才会使老人情不自禁地忆起江南，忆起旧时的岁月。透过这些诗和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古稀老人对故土无比深情的眷恋，这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即便时空也阻隔不断这样的回忆与相思，哪怕最终一切成灰、成尘。遥望江南，战火未熄，他在寂寞的孤岛想起上海年轻时代上海热闹的文学生活、报业生涯，想起故乡、朋友和早已故世的母亲父亲，有一天他决定写一部回忆录， 这年5月《钏影楼回忆录》就开始落笔了。随着台湾形势的日渐紧张，他在写了几万字之后也就搁下了。
值得说明的是他1946年就去了台湾，不是1949年随国民党残余政权逃亡到孤岛上的，他之所以去台湾，是因为他留学德国的儿子包可永在那里从事电气工程，女儿包可珍也在台湾，把他接到台北去奉养。他对国民党向无好感，也无瓜葛，他是一位与现实政治始终保持距离的老人，年轻时正处近代转型时期，他在上海参与了文化变革，曾经在《时报》执笔，在报业史上、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他的印痕。他与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亲身打过交道，其中有严复、章太炎、史量才、邵飘萍、张元济、陈独秀、蔡元培、黄炎培、马相伯、林白水、苏曼殊、李叔同、沈恩孚、马君武、章士钊、狄平子、陈景韩、雷奋、于右任、汪精卫等等，他的回忆录就是一部生动的个人化的近代史。同样，他在台湾留下的这本1949年日记（3月22日到12月18日）也是1949年中国巨变的活的见证之一，虽然他自称“断烂日记”，“在此大时代的近代史上，或亦沧海之一粟”。自青年时代起，他曾目睹了五色旗的升起，如今又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落地，他6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所组织的人民政府，改用镰刀与斧的红旗。有人以此讨论，按自辛亥革命以后，本为五色国旗，国民政府成立时，亦废止五色旗而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自民国成立以来，至此国旗已三易矣。 ＇4＇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香港庆祝双十节国庆，还是大部份＇分＇悬挂青天白日旗，小部则已悬中共的新旗。新加坡则颇多悬共方旗帜者。”＇5＇10月10日是双十节，由于笼罩在一种沮丧、逃生的氛围中，岛上“虽有庆祝，却都无兴趣”。＇6＇相比之下，10月25日，“本日为台湾光复纪念日第四周年，各学校商店均放假，市民相当欢愉热闹”。＇7＇岛上的人更在意的是这个从日本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光复之日。
在孤岛遥望生养他的大陆，包天笑的心是热的也是痛的，血是温的也是流动的，他以国共之外的第三只眼睛看到了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对一个自清末以来阅过无数兴亡的老人来说，这次更迭也只是在漫长的历史记录中添了一笔，他的记录是出奇地平静，字里行间几乎没有流露出自己任何内心的轨迹。但他每天都在关心着大陆的每一点滴的变化，除了听广播，阅读当地的报纸，他还订阅了上海《大公报》台湾版，在上海战事起来之前，报纸当天下午即可送到，迟也不过一两日。
“回首前尘，几同一梦”，他最后没有回到熟悉的江南，而是归宿在香港，以97岁高龄告别了这个世界。
翻天覆地，风雨飘摇
1949年3月22日 ，当这位古稀老人“忽然兴起，又写起日记来”时，南京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前一天何应钦组阁后发表的内阁名单，政务委员尚有两个名额空缺，“留给民、青两党”，可见国民党直到此时仍要以民主社会党、青年党这些政治花瓶来装饰其一党政治的本质。第二天，他日记中说：“民、青两党，决定不参加行政院。”＇8＇其间，国民党方面派和谈代表一事成为包天笑关注最多的事之一，从他的日记中也不难看出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下野了，实际上仍在溪口乡间操纵一切，从军事到和谈，莫不如此，而且是尽人皆知，远在孤岛的老人仅仅从收音机、报纸、人际来往中就了解得很清楚。比如，3月31日，主要和谈代表张治中“昨天下午飞溪口，往访问老蒋”。＇9＇4月2日，“张治中登机前，接过两次电话。一是吴忠信从溪口打来的，他答道：‘喂！我知道了，我们研究过了。’一是李宗仁打来的，他答道：‘代总统吗？我们要走了，是！是！再见！’ ”＇10＇4月19日，“吴忠信、吴铁城、居正等，均往溪口请示”。＇11＇翻天覆地之际，他对青年学生的举动尤其关心，记得很详细。4月19日，“南京学生昨游行，要求学生全面公费，与改善学校员工待遇，游行者有五千人。上午，治安当局奉命未予阻止，并予维持秩序。下午，与国防部军官收容总队第三大队官佐发生冲突，双方互殴，各有受伤，但学生有受重伤的”。＇12＇4月3日，“南京学生冲突事件，那位中大学生程履绎因受重伤死去了。他是中大物理系四年级生”。
政府对于处置的办法如下：（一）令由教育部及首都卫戍总司令，共同查明责任，以便作严正的处理。（二）令将现居城内之军官收容总队队员，悉数于五日内，迁至城外安置。（三）令内政部长、教育部长，亲往各医院，慰问受伤人员，费用由政府完全负担。（四）教育部即转令各校学生，际此非常时期，不可再有聚众游行行为，以致破坏戒严法令。＇13＇对共产党方面的反应，他4月4日日记说：“北平新华社，闻有一社论，题目：‘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它说：‘现在南京的杀人犯集团，已经用南京的血案，来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挑战。’又说：‘南京反动卖国政府，已经用此案为严重地破坏了和平谈判的道路。’”＇14＇4月6日，“上海交通大学，闻有集会，各大学参加，出席三十一校，共有千余人，为响应南京‘四一’血案事。他们的名称曰‘四一血案致哀会’。” ＇15＇4月14日，南京发生立法委员许闻天、金绍先被捕事件，金当天释放，许被加铐押送上海，立法委员大哗，因为宪法规定，立法院开会时不准抓立委，汤恩伯只得自请处分。但同时上海方面发表逮捕原因：“许闻天在重庆时，即以国民党革新派活跃，联络许多部队、地方团体，图谋不轨，在上海、南京奔走拉拢反动分子。”＇16＇到5月11日，受此案牵连就枪决了5人。这支鲜为人知的小插曲表明国民党当时何等虚弱，对于自身体制内的异端也决不放过。可惜即使如此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这也算是历史的逻辑，靠暴力维护一个政权，终将在暴力中倾塌。
9月7日，“昆明学生表示反对政府，在学校中大扭秧歌。因为政府曾严禁扭秧歌，以为学生扭秧歌，即是‘投共’。其实共产党是共产党，秧歌是秧歌，未有共产党时，即有秧歌。中共在陕北时，以乡村间未有其他娱乐，仅有秧歌，乃提倡了它。到了北京、上海等处，即不闻扭秧歌，早已放弃了。而今政府与学生，为了扭秧歌，大为别扭，真未免太幼稚了”。＇17＇其时，被“二二八”血洗之后的台湾岛上也并不宁静，到处是冲突，是危机，是矛盾。3月24日，他所在的台北街头，“学生与警察冲突，因为警察打学生而起。昨日警察亦罢岗，后闻调停和平了事。此种事，都不是好兆”。＇18＇3月28日他又记着：“前两日，台湾邮电职工为了归班问题曾开会，贴标语，今已如了他们的愿，不考试归班。台湾人每闹一次，官场即屈服，不然，又将高呼‘打阿山’了。”＇19＇4月6日，“今日台北市戒严，闻将拘捕学生二十余人，已发表者，为台湾大学学生十四人，师范学院学生六人。……有几处热闹区域，均断绝交通……学生中有台湾人，有大陆人，并有女生四人”。＇20＇4月30日夜里，台湾全省总检查。“开始时放警炮为号，街上行人即断绝。居民只能终夜敞开大门，预备好国民身份证，等候他们来检查。我家于午夜三点半钟来检查，那时天方雨也。”＇21＇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将台湾看作了最后的一块救命的飞地。5月1日，“总检查至中午十二点钟，始行解除。在十二点钟以前，路上无行人，在路头巷口，军警站岗，禁止通行。上午，小菜场无市，均在前夜买好小菜的。店铺上午关门，下午亦不开门了，竟休假一日。家有下女的，都回到自己乡下去，因为她们的户籍都在乡下也。但有两种人不检查，一是军警的兵士，一是监狱中的囚犯”。＇22＇
巨变之际民生维艰
当然，包天笑最关心的还是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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