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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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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拒绝，冷遹又因江苏省议会即将开幕而不能去，“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人选发生变化，2月6日宣布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及沪江大学校长凌宪初、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侯德榜等六人组成。但李宗仁很快从北平方面获悉，中共对陈光甫不参加代表团“有点儿失望”。2月8日，李再次飞到上海，一是再次动员陈，同时讨论上海的经济问题。一到上海，李即在黄绍竑寓所召见了陈光甫、钱新之、张公权等上海资本家并一起吃午饭。陈光甫在日记中说：
我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代总统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说，他在北平的代表送来消息，由于我不去北平，共产党人有点儿失望。因此，代总统要求我根据这一情况重新考虑。我很为难，但是，我告诉李代总统，我真正看不出改变我的决定的理由。他是个好人，不想过分勉强我。＇24＇
当天下午，陈光甫到颜惠庆家参加会议，讨论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团可以做些什么。甘介侯希望他能够重新考虑不去北平的决定，他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甘问为什么，他说：赤色分子宣称，如果代表团希望参观北平，不准备讨论和平条件的话，他们愿意接待。他不喜欢共产党的这种广播。章士钊将他拉到另一房间，说自己收到北平的电报，共产党人渴望他参加代表团。他再次说明：上海财政形势如此严重，如果我参加代表团，共产党人无非希望从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经济成功运转的主意。事情到了这一步，眼前已没有解决的办法，我的意见是只有依靠美国的援助，说得更明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过去两年，我们大概得到15亿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国才得以存在。由于赤色分子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无非想象，我如何能与他们谈话，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在我与共产党人之间缺乏走到一起并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他还对章说，如果共产党人对我上述仅仅是纲要性的阐述有兴趣，可以给我一个电报，我将去北平。＇25＇
出于个人考虑也受朋友圈影响
2月13日，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四人组成的和平代表团终于成行。第二天，陈在日记里又一次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他说两个星期前，在得知组织代表团的提议时，他的反应是一半愿去，一半不愿去，甚至可以说略微倾向于去。最后之所以决定不去虽然主要出于个人考虑，但也受到朋友圈的影响。一位姓文的将军说：“和平难以实现，代表团的工作注定没有结果。如果随代表团前去，将可能遭到共产党人的攻击。”胡适也劝他不要去，除了颜惠庆可能是个例外，其他人都不是重要人物，和他们一起去不得，代表团将不会有任何收获。叶公超时为外交部次长，听到他拒绝去北平后很高兴，说不要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在中国，政治将长期混乱。他代表着两家成功的企业，不应该使自己卷入，从而损害这两家企业的发展。他说：我感谢这些和别的朋友们，他们关心我的幸福。在他们的劝告和鼓励下，当李代总统2月9日来到上海要求我重新考虑的时候，我才能作出明确的答复。
对于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来说，通常的意思是，在接受去北平的提议上，我太“滑头”了。是的，“滑头”，在上海方言中不是一个褒义词，它的意思是见风使舵，利用形势以达到自私的目的。我要在日记中澄清这一点，我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滑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们，我可能完全不了解形势的错综复杂和后果，接受去北平的提议。＇26＇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的想法。他称自己不是一个年轻人，退休计划早已酝酿。去年政府几次和他商量，要他担任公共职务，每次他都想拒绝。虽然这些努力并未完全成功，但却使他感到有可能过一种退休生活，实现自己的个人自由。比如拒绝不想担任的工作，不想说什么的时候可以保持沉默，希望走动的时候可以离开上海等。“一个人可以声称反对国民政府，但至少，在它的下面，我已经享受并且实现了这种或类似的个人自由。”对陌生的共产党他内心充满了恐惧，最大的担忧就是可能失去他说的这种“个人自由”。“正是这些思想，使我决定回避任何和共产党人见面的机会。如果我和代表团一起去北平，那末，我将使自己卷入，从而中断退休计划。”“愈来愈清楚，共产党人将来到并占领上海。与其说我不喜欢他们的革命，毋宁说是因为我的个人考虑。”从这一刻起，他实际上已作好了离开上海的打算。＇27＇无论是拒绝参加和平代表团，还是最后选择离开上海，对陈光甫来说，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香港默默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
1949年3月19日，虽然春寒未尽，但这是一个和畅的春日。前一晚，李宗仁到达上海，翁文灏又来电话约陈光甫去谈话。人心惶惶的上海已出现了钞荒，大小钱庄银行都无现钞，顾客有存款也取不到钱，原因是中央银行没有现钞，“中央银行办理不善，怪中央政府不知经济，多用钱，浪费财力，又欣赏统制。如中央银行是民间银行，不会到如此地步。千言万语政治万恶，凡事一涉到政治，便失去忠诚本位，中外皆是如此也。”
此时，共产党已据有长江以北的大半江山，核准上海储蓄银行为国内汇兑银行之一，他心中不无忧虑，认为——此事要小心，要遭人忌，国民党政府恶意误会，唯有少做，点缀而已。因果说法可怕，我既不要名，又不在乎利，且些许内汇生意并无利可图也。
此时人家看来，共党赞成我们，叫我们做内汇，人家不知亦想做，做不到内心醋意可怕，因醋成怨，一旦发泄吃不消，对付不了。＇28＇
上海解放之后，陈光甫在香港默默地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在上海营业，但情况已有所不同，其中职工会的权力膨胀令他意外。10月5日，在看了四份“本行上海职工会”编印的《上海职工》刊物后，他说：内容所述颇多涉及本行之管理业务方针事件，实已轶出职工会范围。职工会性能，在谋本身之福利，如待遇问题、时间问题等等，即按诸政府政策可以参加企业之管理，所谓参加者，亦只在于了解管理部门之措施或有所建议，殊不能主动干涉，甚至反居于主位，使主管人员增加办理之困难。此种思想，实有错误。
管理人员经营某一企业，必须具备丰富之技能、高深之学理与聚积之经验。职工会现在正在学习，其所学习内容，为毛泽东政治思想，而于银行业务，亦仅“银行实务”之粗浅技能，其不了解业务方针之深意，而欲多出主意，上主管人多所解说，分散精力以应付内部，甚至由此引起误解。
针对职工会提出的主张，如将本行所有外汇移至国内运用于生产，他在日记中逐一进行了辩正。他认为商业银行的功能主要是增加存款，促进国内城乡物资交流，如将外汇移用于生产，或办一工厂，范围也很渺小。“是放弃原有之田地而不垦植，另作开荒之图者，思想殊不准确。”关于办理农贷，他回顾了银行曾创办农贷的历史。“而本行如办理农贷，合作法尚未颁布，无所依据，农村工作人员亦未养成，如遇天灾歉收，放款不能收回，则于存款即失保障。何况商业银行尚无后门，可以融通周转资金，一遇银根紧急，则此项呆搁之农贷无法随时收回以为周转。本行今日贸然从事农贷，势必引起严重后果。”
他批评职工会一知半解。“不深切调查研究，自以为是，而犯主观错误。然此亦政变之初，难免出现各种不合理现象。”“是以本行职工会，一方面谋其本身之合理福利，一方面则应加强各个之思想学习与技能学习，殊不应干涉本行之政策及管理，以及业务方面，妨碍主管人之精力也。”＇29＇
“以所能换所需方可存在”
12月10日，左派的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孙师毅当面对陈光甫表示“素所钦敬”，并告诉他，上海解放初共产党方面曾“授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职工会发电请他回上海，否则职工会不会发电。＇30＇但年事已高的陈光甫疑虑重重，最终没有回到大陆。但作为金融巨子，他创业的成功，他的经营理念都将是本民族宝贵的遗产。1949年2月1日，他留下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日记，这一天他谈到了对私人企业的许多精辟见解，其中无疑包含了他的切身体会。
往昔私人企业之动机与目的 ，不外牟利与个人享受，而衡量一事业之成败，亦以其获利能力为主，其他不与焉。……开明之私人资本家近年来已有所觉悟与转变，而其最主要者即为标榜服务社会。换言之，即私人企业之目的已不仅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简化所称之理想，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民之生产能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
他认为这是西方开明资本家努力的方向，相比之下——
我国私人企业迄未能有此境地。由于政治之不清明，社会之封建，与乎民众知识之落伍，私人企业从始即无西方之基础，多数私人企业除牟利与享受之想望，更无所谓“理想”。其间虽有少数开明人物抱有远大之胸襟，但往往不能不与社会妥协，环境与局势使其 “理想”受折磨与阻挫，即便有所表现，亦属非其本来面目。
抗战发生以后，由于局势之浮动及物价之继涨，更使私人企业家无长远之打算，而一般则更看重于近利之获取，是以投机之风大起，推波助澜，危害社会，乃使一般人对商人发生前所未有之厌憎心理，而较大之事业机构，以其近水楼台，更充分表演“长袖善舞”之作风，亦即一般所指之“豪门大户”。
即使其中一些有服务社会之初衷的，处在这样的恶流中，也会不知不觉失去原来的目的，而转为一极其恶俗的盈利机构，“与社会日远，与恶势力愈近”。他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生存问题。私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生存，而在通货膨胀下如不能盈利，就无法生存，因而不得不致力于盈利。既树立了盈利的目标，那就不能不与社会上的恶势力有所妥协和平衡，也就不能完全避免投机者常用的方法了。
二是局势不定。在大局不定的情况下，如何可以展布远大的理想，安全感的因素，即使有盈余只以自保为主，既不肯分与股东，也不肯用之社会。
三是人员的变质，或投机取巧，或利用职权发财，正直者先灭亡的反淘汰现象。
因此，私人企业在中国遂变成为社会之累与蠹虫，失去其存在之价值。他们与社会日渐脱节，而与投机者打成一片。此种恶势力正与清末票号相类，因其获利与资力之来源，均已缩至极狭之范围中也。
然而，并非谓今后不需要私人企业，所指者乃受以上痛染愈深之事业，其将来必被淘汰。除非中国永远如是混沌，否则，私人企业必将接受其应有之责罚，不待言喻。
世界大势以及中国历史均证明，盲目牟利之机构将无永存之地步，必需将“理想”因素纳入私人企业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换所需”，“即尽一分力量，得一份报酬，而不取不应得之利益”。＇31＇
实际上，陈光甫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包括1927年创办的中国旅行社）就不是什么“盲目牟利之机构”、“恶俗的盈利机构”，而是蕴涵着创办人“服务社会”的真诚理想。与国民党政权，他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即使曾厕身国民党政府行列，他也没有同流合污，始终头脑清醒，双手干净。他在美国朝野赢得的声誉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滞留香港不愿北上？
陈光甫对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的失望，并没有使他认同陌生的共产党。对于打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他的心态也是极为复杂，特别是对回大陆更是顾虑重重，所以他才会一再拒绝了各种劝说、邀请。
1949年7月1日，章士钊提议和陈光甫、李国钦一起去北平，说毛泽东正在等着他们能否北上的电报，陈拒绝了，章问用什么理由回答毛，他解释说，理由很简单，“现在还有营业机构在尚未被共产党人‘解放’的地区。如果我赴平，将被蒋主席理解为一种敌对行动，他将可能对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广州和台湾等地的分支机构搞点动作。章听了我的解释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他将打电报告诉毛上述大意。我必须说，章的话听起来很像毛在香港的特别代表”。＇32＇也因此，他才会异想天开地向章士钊建议，共产党建立的政府如果名为联合政府，就应该包括像李国钦那样的人，以便打消西方国家的怀疑，李可以担任外交部长或驻美大使。他认为，比起他本人、李铭、侯德榜，“李是最适合和毛接触的人。我们在中国都有商业利益。不像李一样能够以中间派的身份说话。作为一个商人，他最能使毛认识到一项受到西方民主国家援助的工业化计划的重要，李可以告诉毛，如何实现这一计划。由于李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各种关系，如果共产党人希望和西方一起前进并且为得到他们的承认而进行谈判时，李最有资格成为新政权的代言人。”＇33＇
这些设想显示了陈光甫作为一位在商场上极为成功的金融家，在政治上的天真和可爱之处。7月4日，陈光甫接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转来的黄炎培的电报，转达了周恩来劝说他早日回大陆，“共为新中华努力”的意思，他回电表示因健康原因不能回去。
9月12日，在新政协即将召开前夕，李济深派李绍程带着亲笔信到香港面见陈光甫，信中希望与产业金融界的耆宿及有经验的企业经营专家合作。“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系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有利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均坚决保护，鼓励积极经营及扶助其发展。”＇34＇把自己毕生的心血献给了中国金融事业的陈光甫对此确实怦然心动，10月31日在给李济深的回信中说：“惟以在港养疴，因失眠症颇觉严重，且耳鸣头晕，其病源尚未查出，仍在继续就医中，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北上聆教。”＇35＇
10月25日，已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再次派李绍程到香港，邀请在港金融界的陈光甫和宋汉章、钱新之、周作民、李馥荪五人北上。陈日记中说：
据说当时在京为此事曾举行过一次会议，有人揣测金融界未曾前往，或有下列三种原因。（一）彼等握有外汇甚多，不能在解放区过严肃生活，故仍留国外消耗其外汇。（二）或者怀疑人民银行之业务过于巩固，故抱观望态度。（三）或者感觉人民银行之业务过于广泛，在在牵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故觉商业银行前途难于进展，因而徘徊不前。
李绍程当时曾替陈有所解说，说他生活向来严肃，至于第三点则不知所云，毛泽东拟亲自出面来信邀请，李济深说不如由他出面较为轻松，免得他们为难，觉得有非去不可的意思。陈光甫准备下星期一请李绍程午餐面述一切，并将这个意思告诉了宋汉章等人。
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还回顾自己投身金融业的心路。
余之经营银行宗旨，在于与恶劣环境奋斗，并且要想法帮助生产增加，改善生活水准。
数十年来，均照此做，所惜未曾遇到好政府，迭次遭受打击。现在人民政府在华北华中华东，已做到稳定物价、安定金融的好成绩，本人已深所钦佩。例如提高外汇，原为鼓励出口，但在过去即做不到，倘若汇价有动，则物价即涨，现在一面提高汇价，而一面国内物价能以下落，此种显著好现象，真真不容易做到。又如通货发现，在作战期内，自无法可以避免膨胀，惟所采各种征税方法，皆能压平膨胀速度，使得金融安定，工商能以逐渐复夜。凡此皆足以表示人民政府之成功。吾人自问，殊无更好方法可以出力。
针对揣测他滞留香港不回大陆的三点，他作了如下的回答：
（一）本行外汇资产皆洋机如数陈报人民银行在案，内中毫无公私不分情事。此在吾国环境中，如此清白，可谓难能。本人在港，纯为就医方便，毫无其他用意。
（二）人民政府奠定全部胜利基础，而且铲除数千年来无法根绝之贪污，政治修明而具实效，尤其抱学习态度，实事求是，彻底研究，有此精神，无事不成。此种刻苦耐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作风，吾人实出自衷心之佩服，无所用其怀疑。
（三）本行在天津和上海竭诚与人民银行合作，最早即在天津独家代理中国银行之在国外收付。内地停业各行均逐步复业，根据人民银行指示，帮助增加生产，参加各种银团。此种积极行动，在解放区皆有事实足以证明。本行总负责人总经理，始终未离上海，各地负责人亦各守岗位，主持业务。
他再三解释：“人民政府邀约北上，此在个人实为无比荣誉，奈余年近七旬，常患失眠，并时有头痛，在港就医，未能复原，此时不能作过度之劳动，故逗留此间，期复健康，倘身体转好，随即回去。本人对于本行董事长一职，经已向董事会辞职，实因身体不好之故。上述本行与人民政府合作情形。是本人之去与不去，原是无足轻重。再本行及中国旅行社尚有设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台湾各地者，办事人员均共事多年，各该地之政治恶劣，足以发生严重后果，甚至有性命关系，余亦不敢行动，致彼等发生困难，好在不久均可解放，将后顾虑能以减少。”＇36＇ 11月10日，章乃器出面邀请陈光甫、李铭等北上，第二天陈即复函：“4月间因疗养方便来港就医，头晕耳鸣之病源尚未查出，复有失眠，病态严重，是以逗留在港，未能即离。迭荷友好邀约，均无法应命，心中至为歉怅。”＇37＇
对于北上，他既没有打算很快动身，也未一口回绝。
一桩银行业务惊动几位重要人物
这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务中出了件事。9月15日该行经手的一笔950万港币款项，因港方查补第二密码，延迟一天，正碰上英镑贬值，上海的中国银行国外部要他们赔偿损失，对方甚至暗示有吊销执照或没收外汇的可能，要他们迅速解决，不要节外生枝。陈光甫认为问题“不在痛惜财款，而在是非应予剖白，如屈就则将后寸步难行”。11月15日，他约李济深派来的代表李绍程在家午餐时，他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书面给李，希望李能电告北京，转告主管部门公允解决。同时抄录两份，由张公权转交《文汇报》张稚琴，此人是李济深驻港代表。第二天，李绍程来，说看过书面材料，“认本行立场正确，毫无错误，不能负赔偿损失责任。可惜本行致中国银行函，措词尚嫌软弱，惟此函送出后，此事即告段落，不必再行理会”。他说可以得到公允解决，他可以先发一电给李济深的秘书，李可转告主管部门电沪。他并拟好了电文。当天陈光甫去张公权那里，知事有凑巧，正好张稚琴去张家，已将材料转交，他已看过，并答应到广州通过李章达设法解决。
陈光甫在日记中感叹，连日对此事接洽，都有巧合。“李任潮约余北上，经此事发生接触，恐余之将后行动，受此影响，或有促进的可能。”＇38＇
11月19日，对于汇款案一事，“此事现在要通天，讲一个道理。我想共党人士的作风，亦是如此，但沪行人员已存恐惧之心而软化”，只求“财去人安乐”，他表示：“余意不在痛惜财物，而在判明是非。”
11月21日，他从张公权那里得知，前一天有中共较具地位的告诉他，说此事他们颇有理由，可以致电陈毅公平处理。
11月22日，《文汇报》张稚琴从广州回来。李章达称“现政府政策在收复人心，此事即使政府吃亏，亦不能用高压手段”。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曾与张谈及陈光甫，说他“过去做人正派，在国际上极负声誉，希望出来参加”。＇39＇
这一天，陈光甫发现李绍程原来与李济深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与其秘书熟悉。11月25日，中共方面问张公权，汇款案以政治办法解决还是经济方式解决，陈不赞成用政治方法，恐今后“有此结痕，免事易于为难”，所以希望经济方式解决，即交由银行公会仲裁，虽然他知道当时外汇业务有经验技能的多已离开，留下来的或技术不专门，而且限于环境，有所畏忌。但他觉得出于第三者的评判，不是对方的压迫，则可以对本行有个交代。
12月21日，陈光甫认为主要是自己的银行在上海，把对方当作政府机构，先存恐惧心理，也没有详细调查其中真相，从侧面打听，“大概私营银行同业中，亦俱在恐惧气氛内，故咸认以忍痛赔款为合算，以免动摇本行经营之基础”。＇40＇
这件事对他最终下不了决心北行到底有多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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