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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One day(中文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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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未来。外面还有众多新的脸庞等着你。
然而他刚下定决心，她却咧开了嘴，舒展地微笑着，闭着眼睛说道：“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德克斯？”
“想什么，爱姆？”
“我和你。你以为，算不算相爱？”她发出低沉的笑声，双唇依然紧闭。
“睡觉吧，好么？”
“那你也别盯着我的鼻子了。”她睁开了眼睛，蓝绿色的眸子，明亮而机敏。“明儿星期几？”她嘟囔着说。
“你是说今天？”
“对，今天。崭新而光明的一天正迎接着我们。”
“今儿是星期六。好一个星期六啊。其实，今天还是圣史威逊节。”
“什么日子？”
“传统节日。据说如果今天下雨，接下来的四十天就都会下雨，或者整整一个夏季都下，大概就是这样。”
她皱起了眉。“一点道理也没有。”
“本来就没道理，是个迷信的说法。”
“哪里下呢？世上总有些地方正下着雨吧。”
“在圣史威逊的墓地。他葬在温彻斯特大教堂外面。”
“你从哪儿听来的？”
“我在那里上过学。”
“哦，啦嘀嗒。”她头埋进枕头，嘟嘟囔囔地说。
“圣史威逊要是不把雨来下，难保事情有变化，稀里又哗啦。”
“是首好诗。”
“我瞎编的。”
她又笑了出来，随后睡意迷蒙地抬起头。“可是，德克斯？”
“怎么，爱姆？”
“如果今天不下雨呢？”
“嘿。”
“你一会儿要做什么？”
告诉她你会很忙。
“没什么事做。”他说道。
“那咱们要不要做些什么？我是说，我和你。”
等她睡着了就溜吧。
“哦，好好，”他说道，“咱们做点什么吧。”
她的脑袋再次砸进了枕头。“崭新的一天。”她喃喃道。
“崭新的一天。”
第一部分 1989年7月15日（1）
星期六
伍尔弗汉普顿和罗马
回归现实
伍尔弗汉普顿
斯托克花园综合中学
女更衣室
1989年7月15日
你好，美人儿。
近来如何？罗马怎么样？永恒之城当然错不了，而我已经身在伍尔弗汉普顿，虽只过去两天，却好似一段漫长的岁月（好在发现此地的必胜客非常美味，真的）。
上次和你见面后，我便决定接受长锤联合剧团的那份工作（我跟你提过）。过去的四个月我们一直在为新剧《惨烈的货物》作策划、排练，以及巡演。这是一项大制作，由艺术委员会赞助，它通过故事、民歌和震撼人心的哑剧表演展现当年的奴隶贸易。我在信里附了一张未经修饰的剧照，你看它有多精彩。
《惨烈的货物》是一出“寓教戏”（边看戏边接受教育的意思），观众群为十一到十三岁的孩子。它义愤填膺地向孩子们灌输奴隶制度是“坏东西”的思想。我饰演的角色叫莉迪娅，嗯，是的，的确算是“领衔主演”。她是邪恶的奥巴蒂亚·格里姆先生的女儿，一个娇生惯养的虚荣女孩。听她爸的名字就不像是个好人吧？全剧最震撼的时刻是，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漂亮物件、衣裙（伸手指裙子）和珠宝（相似的动作）原来都是用人的血汗换来的（抽泣），我感到自己肮脏（盯着双手，好似看到了淋淋鲜血），来自灵—魂的肮脏。非常有气势的一段，可惜昨晚几个孩子往我脑袋上砸了麦提莎巧克力，把这么好的戏给毁了。
不过说正经的，其实它不至于像我形容的那么糟，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这么冷嘲热讽的，多半是自我保护意识作祟。其实小观众们的反应良好—那些没扔东西的孩子都觉得不错。我们还在学校里开设了相关的讨论课，这一活动实在是相当令人振奋。孩子们对文化传统的了解之少让人惊愕。即便是西印度群岛人的后裔，对自己的根也知之甚少。写这些事情我是乐在其中的，它们让我得以认识不少其他戏剧和事物。所以，纵使你以为我做这些是在浪费时间，我还是觉得值得。德克斯，我由衷地认为我们真的可以有所作为，有所革新。我是说，德国三十年代建立了众多激进剧场，瞧瞧现在它们的斐然成绩。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西米德兰区消除肤色歧视，哪怕一次只能影响一个孩子。
本剧有四个角色。夸梅饰演高尚的奴隶，剧中我们是小姐和仆人，但在剧外相处得还不错（只是有一次我让他帮我从咖啡店带一包薯条时，他看我的眼神好像受到我压迫）。他工作态度端正、认真，只不过排练时也哭得很投入，我以为这就有点过了。他是个泪人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在剧里，我们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性吸引，不过此处生活和艺术又完全是两码事。
希德扮演我邪恶的爸爸奥巴蒂亚。我可以想见你整个童年都泡在美得要死的甘菊花大草坪上玩法式板球，从来也不会接触任何有失地位的事，比如看电视之类的。可你知道吗，希德曾经因出演警匪剧《都市巡警》而颇有名气，所以对于自己沦落到这个剧组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他断然拒绝表演哑剧，似乎那样一来就会遭到某样子虚乌有的东西从下面窥视他。而且他开口闭口“当初我拍电视剧的时候”，实则是在说“当初我过开心日子的时候”。他还会在脸盆里撒尿。另外，他穿的涤纶裤子也很恐怖—免洗，“抹一把”就干净。他常吃的则是加油站里卖的牛肉饼。我和夸梅都觉得他私下其实就是个种族主义者，撇开这些，他便是个可爱的男人，真的很可爱。
第一部分 1989年7月15日（2）
另一位是糖糖，啊，糖糖。你会喜欢这个人如其名的糖糖。她扮演无耻的女仆，还要反串一位农场主和威廉·威伯福斯爵士。她脱俗而美丽，而且绝对是个贱人，尽管我对这个词很不以为然。她会反复地问我的实际年龄，说我面色憔悴，又或者告诉我一副隐形眼镜会让我变得多漂亮，这倒是叫我神往的。她的言行急切地表明她当前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换得一张专业演员的资格卡，同时等待某位好莱坞制片人的垂青。这伯乐想必是专程来达德利区发掘“寓教戏”天才的。唉，演戏真不是什么正经事，对吗？我们创办“长联团”（长锤联合剧团）的出发点，的确是打造一个积极进步的演出团体，而且要杜绝“自恋、邀名、追求上镜、再自恋、炫耀”的歪风邪气，专心地推出优秀、振奋、融入政治理念的原创作品。你大概会觉得这些都无聊愚蠢，然而这的确是我们想做的。一个民主、平等的集体也免不了出问题：忍受希德和糖糖的闲言闲语。他们若能演好戏我倒也可以不去计较，但糖糖的北英格兰口音真是没救了，听起来就跟她中了风似的。她还喜欢穿着内衣做瑜伽热身活动。这一定吊起你的胃口了，对吧？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到穿着吊带丝袜和紧身胸衣膜拜太阳的。一定哪儿有问题，是不是？这个时候可怜的希德会正吃咖喱牛肉片，见此光景必定忘了动嘴。终于要上台，糖糖穿戴好登台，大多会引来台下某个孩子吹口哨起哄。演出过后上了小型巴士，她又会为此装出一副备受侮辱的女权主义者的姿态。“我讨厌他们以貌取人，从小到大我精致的脸蛋、紧实的身材就一直被人盯着看。”她边说边调整吊袜带，好像说的是什么重大政治议题，倒像我们应该在街头剧场上演政治教育片，展示受大乳房困扰的妇女的境遇。我是不是有点粗俗？听完你有没有爱上她？等你回来也许我会介绍你们认识。我这会儿都能想象出你的样子，紧收着下巴打量着她，一边撮弄着嘴唇询问她的事—业。也许我到底不会这么做……
瘦削的加里·纳特金匆匆走进来，爱玛·莫利立刻翻过信纸。又到了这位长锤联合剧团导演兼联合创始人发表演出前动员讲话的时候了。化妆室男女合用，其实不过是内城区一所综合中学的女更衣室，即使是周末，这里依旧弥漫着熟悉的校园气味：荷尔蒙、粉红液体皂、发霉的毛巾。
加里·纳特金在门口清了清嗓子。他面色苍白，脸上还有剃刀的刮伤，黑色衬衫的领扣紧紧地扣着。此人的个人风格、面貌像极了乔治·奥威尔。“今晚来的人不少啊！五成上座率，很不错了，尤其是考虑到……”然而他没有往下说，也许是被糖糖分散了注意力。身穿印着圆点连身衣的她正在练习髋部转动。“咱们就给他们演一场好戏，伙计们。让他们喜欢死！”
“我也想让他们喜欢死，”希德抱怨，“可惜都是些脑子不开窍的小畜生。”
“保持积极状态，希德，拜托你了，好吗？”糖糖长吐一口气，压抑着恳求道。
加里接着说：“记住，保持新鲜感，要入戏，要生动，台词永远要像是第一次念。最重要的是，千万别怕观众，也别受他们的刺激。互动能产生精彩，恶性的报复刚好相反。别被他们惹恼了，别让他们觉得自己得逞了。还有十五分钟，各就各位！”加里说罢像个狱卒般带上化妆间的门离去。
第一部分 1989年7月15日（3）
而希德开始做起了晚间热身活动，诵经似的念叨“我—恨—这份—工—作”。夸梅坐在他身后，打着赤膊，穿着条褴褛的裤子，手交叉夹在腋下，头颈后仰，似乎在冥想，又像是努力克制着不要哭出来。爱玛的左侧，糖糖轻声用女高音唱着《悲惨世界》里的歌，一边修剪着脚趾—已在十八年的芭蕾舞生涯中塑成了锤头形状。爱玛转过身，背对着破镜中的影子，将连衣裙的蓬松袖子打理得鼓起来，然后摘下眼镜，发出一声简·奥斯丁式的叹息。
过去的一年错误连连，净是糟糕的选择、搁浅的计划。先是在一个女子乐队做贝司手，乐队的称谓从“咽喉”，到“六人屠宰团”，再到“劣质饼干”—名称尚且不定，音乐风格就更别提了。然后在一家门可罗雀的另类夜总会干了一阵。然后是写小说，第一部搁置了，第二部也一样。又做了几份暑期工作，向观光客推销羊绒衫和苏格兰格子呢。在最低谷时，选修了一门杂技课，又是半途而废。空中飞人的技艺不是她的出口。
连无孔不入的单曲《第二个爱之夏》听起来也满是忧郁和失落，曾钟爱的爱丁堡也开始让她厌烦而压抑。她仍住在大学城里，感觉就像一场派对后曲终人散，留她独守。于是十月，她撇下兰基勒街的公寓，搬回家同父母度过了一个漫长、忧愁、潮湿的冬季。那期间，顶撞、负气摔门、午后的电视节目令整幢房子似乎无比狭小。“你不是有优等双学位嘛！派什么用的？”母亲每天都这样问她，似乎这学位是项超能力，而她却偏偏顽固地拒绝利用。她的妹妹玛丽安是位护士，婚姻美满，刚生下宝宝。晚上她时常过来，为的不过是在爸妈的宠儿面前幸灾乐祸一番。
德克斯特·梅休会不时地在心头浮现。毕业以后的那个夏季，暑气犹存的最后几天，她待在他家—牛津郡的一幢华美的房子。在她眼里，那简直是豪宅。气势宏伟，一九二○年代的风格，配之以年代久远的褪色地毯和抽象派油画，以及加了冰块的饮料。他们曾在药草飘香的后院度过漫长而倦怠的一天，相伴左右的是游泳池和网球场：以往所见，都是由当地政府建造，而那一天，她开了眼界。坐在藤椅上喝着金汤尼欣赏眼前景物，她想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她当然是把事情搞砸了。过分紧张又在晚餐上多喝了几杯，吼了德克斯特的父亲，一位通情达理的儒雅男子，就为了尼加拉瓜。而其间德克斯特一直用温情而失望的眼神凝视着她，就像望着一只在地毯上便溺的小狗。她真的坐在他家的餐桌前，却称他的父亲是个法西斯？当晚她躺在客房里，神思恍惚，心存懊悔，盼着敲门声响起，结果当然没有如愿：浪漫的欢会成了泡影，就因为她支持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而谁又会因此感激她？
四月在伦敦，他们在共同的朋友卡勒姆的二十三岁生日派对上又见了一面。次日一整天，他们俩在肯辛顿花园共同度过，对着瓶口大口喝酒，谈天说地。她显然已经得到了原谅，然而他们的关系也就此定于亲密而又恼人的友谊，至少让她颇为恼怒。当时他们躺在春天的草地上，两人的手几乎相触，他却谈起了洛拉，一位在比利牛斯山滑雪时相识的西班牙佳丽。
此后他再度远游，继续开阔胸怀和眼界。中国不合他的胃口，意识形态的差异太大，他便转而作了一趟为期一年的休闲之旅，都是些被导游书籍称作“派对城镇”的地方。于是他们俩如今成了笔友，爱玛一封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幽默连篇，笑谑之辞还加以下划线，字里行间是难以掩饰的渴望，每一封航空信都是一次两千字的表白。书信犹如剪辑过的磁带，承载着未曾言明的情愫，而她显然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德克斯特的回应则是欠资明信片，写着“阿姆斯特丹疯了”，“巴塞罗那癫狂了”，“都柏林直摇摆”，“今天上午恶心得像条狗”。作为一名旅行作家，他可没法同布鲁斯·查特文比，然而她还是会把明信片塞进厚外套的口袋里，满怀深情地漫步在伊尔克利旷野上，一边琢磨“威尼斯彻底泛滥！！”的意思。
第一部分 1989年7月15日（4）
“这个德克斯特是谁？”她母亲窥看着明信片的背面问道，“男朋友吗？”然后一脸关切地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去天然气公司上班？”爱玛在当地小酒馆干了一阵子递送酒水的工作，觉得智商变低，似乎总有什么东西落在冰箱背面一样。
后来，她接到了加里·纳特金的电话。早在一九八六年，她便参演了由这位瘦削的托派分子执导的一出刻板而强硬的戏剧：布莱希特的《第三帝国的恐惧和苦难》，演出结束那晚的派对上，他刻板而强硬地吻了她三小时。此后不久，他带她去看彼得·格林纳威的连场电影，一共在里面待了四小时，他一直伸手放在她的左胸上，把它当车头灯旋钮一样搓弄着。当晚，在泛着霉味的单人床上、一张《阿尔及尔之战》的海报下方，他们以布莱希特的风格做爱了。当时加里努力控制着不对她动感情。接着便没了下文，直到某个五月的深夜，电话里传来犹疑温柔的声音：“你愿不愿意加入我的联合剧团？”
爱玛无心成为一名演员，对戏剧事业也不存热爱，只觉得它是传达话语和思想的媒介。而“长锤”是个新型的进步团体，有共享的意图、热情，有成文的宣言，以及用艺术改写青春的承诺。也许还会有爱情故事，爱玛想，或者起码有性爱。她收拾好帆布背包，告别满腹狐疑的父母，坐上迷你巴士，好像是去投奔什么了不起的主义，比如西班牙内战什么的，只不过是由艺术委员会资助的剧场版。
然而三个月之后，热情、友情、社会价值感、不失乐趣的高度理想主义呢？他们本想成为一个团体。这些都是写在货车车厢上的宗旨，是她亲手喷刷上去的。“我—恨—这份—工—作”，希德依旧念叨着。爱玛双手按住耳朵，暗暗问自己。
我为什么在这里？
我真的在作什么改变？
她为什么不能穿上件衣服？
这是什么气味？
此刻我想去什么地方？
她想要在罗马，与德克斯特·梅休在一起。在床上。
“查夫特斯拜瑞大街。”
“不对，查拜瑞。三个音节的。”
“莱彻斯特广场。”
“莱瑟广场，两个音节。”
“为什么不念莱彻斯特？”
“不知道。”
“可你算是老师，你应该知道。”
“对不起。”德克斯特耸耸肩。
“我觉得这种语言真是愚蠢。”托芙·埃格斯特朗边说边捶他的肩膀。
“没错，我完全赞同。但用不着打我啊。”
“我道歉。”托芙说罢吻了他的肩膀，随后是颈项、嘴唇。教学的回报再次让德克斯特心头震荡。
他们躺在他狭小房间的瓷砖地上，身下是一堆乱糟的靠垫—单人床满足不了需求。在珀西雪莱国际英语学校的宣传册里，教师宿舍被描述成“颇为舒适并配有诸多缓解疲劳的设施”，这的确名副其实。这间位于中央斯托克的房间阴暗而单调，好在有个阳台、一英尺宽的窗台，望出去是如画的古罗马建筑风格的广场，又可以用作停车场。每天早上他都会在阵风般的声音中惊醒，那是上班族正把车倒入泊位。
然而在这个七月的潮湿午后，传来的唯有楼下游客的旅行箱滑轮在鹅卵石上的滚动声。他们俩躺在地上慵懒地接着吻，一任窗户开着。她厚厚的深色头发贴在颊上，散发出好似丹麦洗发水的气味，那是人工松香和香烟混合物的味道。她伸手越过他的胸，摸到地上的烟盒，点了两支，一支递给他。他头靠在枕上，烟松松地叼在嘴边，有点贝尔蒙多或者费里尼电影中人物的派头。这两个人的电影他从未看过，不过对相关的明信片倒是很熟悉，时髦、黑白的调子。德克斯特并不乐意承认自己是个虚荣的人，不过偶尔的确希望能有人随时为他照相。
第一部分 1989年7月15日（5）
他们又接吻了。此时他隐约地想，眼下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或伦理标准？当然，如今才思考和学生上床的行为该抑或不该恐怕为时已晚，那是校园派对结束后就该去想的问题，当时托芙摇摇欲坠地歇在他的床沿解齐膝长靴的拉链，而他正受葡萄酒和欲望的驱使，但还是不觉地想起了爱玛·莫利，她对此作何表态？直到托芙用舌头搔弄他的耳朵，他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她十九岁了，成年了，我也算不上真正的教师。再说了，爱玛远在天边，搭乘迷你公共汽车行驶在乡间公路上，在改造世界。这里的一切同她又有什么关系？托芙的长靴耷拉着脑袋立在房间的一角。这里是学校宿舍，严禁留宿外人。
他挪到了一片凉快些的瓷砖地上，凝视着窗口，依据那方小小的蓝天估算时间。托芙的呼吸在入睡后改变了节奏，而他还有个重要的约会要赴。他把两英寸长的烟丢进了葡萄酒杯，在一本书（普里莫·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人》）上摸到了腕表。
“托芙，我得走了。”
她嘟囔着表示抗议。
“我要去见父母，现在就得走。”
“我能一道去吗？”
他笑了。“怕是不行，托芙。再说你星期一还有个语法测验呢，回去复习吧。”
“你考我。现在就考我。”
“好吧，动词。现在进行时。”
她伸出一条腿缠住他，借力靠近，贴着他的脑袋：“我正在吻，你正在吻，他正在吻，他们正在吻……”
他双肘撑起身子，“说正经的，托芙……”
“再待十分钟。”她耳语道。他再次躺下。有何不可，他想，无论怎样，我身在罗马，今日晴好。我二十四岁，经济宽裕，身体健康。我有痛苦有渴望，正在做不该做的事，我非常走运。
有朝一日，沉湎于感官、欢悦和自我的生活多半会变得枯槁、消逝，然而在这之前还有充裕的行乐时间。
在罗马的日子怎么样？LaDolceVita①（自己查字典去）过得如何？我想象着你坐在咖啡馆，喝着那种我们久闻其名的“卡布其诺”，对一切都感到惊艳，大惊小怪地吹起口哨。读我这封信的时候你多半还戴着太阳镜吧。摘了吧，你这副德性太可笑了。我寄给你的书收到了吗？普里莫·莱维是意大利杰出的作家。他的书会提醒你生活不止意大利冰糕和帆布登山鞋。生活不可能都像《巴黎野玫瑰》的开场。你的教学工作怎么样？请答应我不和学生上床。这种行为可就太……让人失望了。
马上得走了。快写到页末了，外间的观众在嚷嚷了，听着心里都打颤，还有人在拿着椅子互砸。谢天谢地，还有两周这项工作就算结束了，导演加里·纳特金想让我策划一出面向幼儿园小朋友的戏，主题是种族隔离，还是木偶剧，真要命。我得把图图大主教的牵线木偶搁在大腿上，在M6公路上来回跑六个月。将来我也许会很怀念这一段。另外，我还创作了一出关于弗吉尼亚·伍尔芙和艾米丽·狄金森的女性双人剧，取名为“两条生命”（又叫“一对抑郁的同性恋者”）。也许它的演绎应该安排在一家酒馆的舞台上。我向糖糖阐述了弗吉尼亚·伍尔芙其人，她当即表示自己真的很想扮演这个角色，只不过要是能在戏里把上衣扒了便更好。于是角色分配定了：我演艾米丽·狄金森—不用剥上衣。我会给你留票的。
与此同时，我必须作一个签约协定，是利兹还是伦敦。选择，选择。我一直对伦敦有抵触情绪，搬去那儿一切就会变得俗套。不过我的老舍友蒂莉·基利克（记得她吗？大号红框眼镜，目光尖锐，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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