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记忆: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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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要爷爷交出所有的兰花。爷爷无可奈何，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兰花全部都被拿走了。

　　连爷爷种养兰花，也有人在中南海贴大字报上说，这是“资产阶级情调”。爷爷看到后，只是很平静地对奶奶说：“种兰草有这个事”。“种兰草一可以美化环境；二可以调剂老人的业余生活；三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这有什么错？！”　


　父母亲也遭绑架

　　

　
　　就在周恩来总理没有出面干预“批朱大会”的那段时间，“人大三红揪朱兵团”来到天津，闯进我母亲所在的医院，在医院里贴满了“打倒黑司令朱德、儿媳妇赵力平”的大字报。他们煽动群众，大肆诬蔑“朱德是黑司令，不会打仗，没打过仗，是个大军阀。”

　　那时我母亲的行政职务已被剥夺了，就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她被勒令每天晚上“交待问题”，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能回到家里。


　　当时，我母亲曾问斗她的人：“你们家有三个烈士吗？我们家为革命牺牲了三个人，你们懂不懂？你们去调查去吧，我们家没有问题。”

　　我母亲赵力平的老家在河北定县大定村。战争年代家中有五人参加革命队伍，三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我姥爷赵鸿儒和他的弟弟是那一带最早参加八路军的。受家庭的影响，我大舅赵士珍、二舅赵士斌都参加了革命。我大舅在左权部队当过副营长，1943年在战斗中牺牲了。我二舅在部队积劳成疾也死在了前线，我母亲的叔叔也是在部队牺牲的，当时组织上都给他们发了烈士证。因为这些烈士证是贺龙签发的，贺龙在“文革”中被打倒，烈士证被当成罪证抄走。直到“文革”结束，烈士证才又返还。

　　这些人听了我母亲的质问，还真的跑到我母亲的老家去了一趟，一看找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找歪理，他们说：“你们家不是贫农，你们家乡还有一个小毛驴，四条腿，你们家算有一条腿，你们家不能算贫农。”

　　原来，我母亲的老家人因为太穷，一家买不起一头驴，就四家合买了一头，各家轮流用。这在造反派的眼里，这就被看作是一家有一条驴腿的财产了。

　　我母亲听了这话，又好气又好笑，她说：“你们去看规定吧，你看看当时规定什么是富农，什么是贫农。”

　　一计不成，一计又生。“人大三红”密谋绑架了我母亲。

　　当时我母亲住在她们医院的宿舍里。那天夜里12点多，有人对看门的老师傅说，要找赵院长，要抢救病人，必须要她去，否则病人死了她要负全责。

　　这个老师傅赶忙找到我母亲说：“赵院长，你可别出来，我看这些人不善，不像是好人，你千万别出来！”

　　我母亲想：不去不行啊，真有病人不去抢救，这不是又给造反派一个口实吗？再说病人出了事怎么办？

　　那时候我妹妹还小，我姥爷、姥姥跟我母亲住在一块照看她。我母亲也没敢惊动他们，就急急忙忙出来，还没到门口，一帮人就“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把她拽上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带发动机的三轮板车里……

　　我母亲质问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力抓人，你们简直成了土匪了！”

　　他们也不吭声，开车就走。

　　机动三轮车在寒夜里颠簸，连个篷子都没有，寒风刺骨。我母亲被四个人夹在中间，不知被拉到哪里去。她直挺挺地坐着，一夜没有合眼。

　　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我母亲被拉到了中国人民大学，被带进一个昏暗的小屋。呆了一会儿，有人偷偷地对她说：“他们绑架你来是要开批斗会，是敦促你交待朱德的问题。”

　　后来知道，当时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其实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要我母亲揭发爷爷，不揭发就开她的批斗会；另一派则不同意，说人家是天津人，“人大”没有权力开人家批斗会。

　　在关押我母亲期间，他们反复威逼我母亲“交待问题”。

　　他们问：“你上过中南海多少次？对朱德的反革命罪行你掌握多少？”

　　我母亲说：“我去的次数多了，我们是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去？我不知道什么是反革命，每次去，爹爹都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们说：“我们不要你说这个。”

　　我母亲说：“你们要我说什么？”

　　“要你说，朱德是怎么搞反革命活动的。”

　　我母亲说：“没有就是没有，我不能瞎编乱造！”

　　就这样，我母亲被造反派关了半个多月。

　　就在我母亲被带走的第二天，传达室的那位老师傅告诉我妹妹：“昨天晚上你妈妈被一伙人给带走了。那一帮看起来不是好人。”

　　听了这个消息，我妹妹赶忙跑到我父亲的单位。到了那里才知道，我父亲也“失踪”了……

　　最后还是通过北京铁路局找到北京造反派的头头，才知道我的父亲母亲都被他们绑架到了北京。

　　知道了这个消息后，天津铁路局找他们谈判，说：“你们是北京造反派到外地去抓人批斗，这不合原则吧。”

　　又加上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人大三红”这才把我的父母放了回来。

　　母亲回到自己的医院，又来了“支左”的军人，还是逼我母亲交待爷爷的“反革命罪行”。

　　我母亲说：“我爹爹的情况我了解，但反革命罪行我不知道！”

　　那个“支左”的军人说：“老赵哇，我们这是对你的关心，你是老干部、老同志，你要明白地划清界限，中央已经下了通知，朱德是三反分子，他是反对毛主席的，是要被打倒的对象。”

　　我母亲说：“既然是中央的通知，你就去问中央好了。你要是问我，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家都是革命的！”

　　那个军人当时才有二十六岁，姓翟。我母亲又对他说：“老翟同志，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我母亲知道这些“支左”的年轻人不大了解历史，就继续问他：“你才二十多岁，你说总司令是反革命，他怎么反法？你说中央有文件，你拿给我看看！”


　　他说：“我们内部传达了。”

　　他们又问我母亲：“你说井冈山会师是谁吧？”

　　我母亲说：“井冈山会师时，我不在场。但是过去学历史，说的是朱总司令和毛主席井冈山会师。可现在你们说是林彪和毛主席会师，我也没有证据，我只能尊重历史！”

　　听着我母亲义正辞严的回答，这伙人也无可奈何。　


　奶奶在大卡车上挨批斗

　　

　　

　
　　“批朱大会”虽然没有开成，但在当时“揪斗”狂潮的推动下，造反派们的情绪被煽动得极端狂热，哪能就此善罢甘休。

　　有一次爷爷问奶奶：“你们妇联的情况怎么样啊？”

　　奶奶说：“两派斗争得很厉害，他们都把我当作靶子，批斗我。”


　　说到这里，奶奶的满脸都是委屈。是啊，奶奶当时在全国妇联不是主要负责人，又是苦出身，为什么造反派偏偏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她！？

　　奶奶满腹忧虑地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

　　听了奶奶的话，爷爷沉思良久。他心里十分清楚，造反派的所作所为，矛头主要是冲着他来的。

　　爷爷不紧不慢地安慰奶奶：“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走资派了，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然后，他又说：“你还记得我们度过的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吧！？”

　　奶奶听后，略微顿了一下，说：“记得，那怎么会忘记呢？”

　　爷爷说的“最艰难的日子”，是指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离后的那段岁月。

　　当时，毛泽东率右路军的一、三军团北上了，爷爷和刘伯承率红军总部随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行动，不得不跟随部队南下，以至于多走了一年的长征路。

　　张国焘十分狂妄霸道，自恃人多枪多，有八万之众，不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放在眼里。他拒绝北上，坚持南下，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党、分裂中央。

　　爷爷和刘伯承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这使张国焘气急败坏，他在大会、小会上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斗争爷爷和刘伯承。

　　张国焘撤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把他和爷爷分开，让他去当红军大学的校长；为了使爷爷屈服，在一段时间里，张国焘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刁难和排挤爷爷：不让他听消息，不让他看文件，不让他参加会议，不让他过问事务，甚至连行动都受到限制。一些受蒙蔽的战士还杀掉了爷爷的大青骡子，并且还到爷爷的住处无理取闹……

　　当时，奶奶看到这些，心中倍加忧虑，她担心张国焘会加害他们。当她向爷爷提出这种担忧时，爷爷总是报之一笑，劝她放宽心，不要害怕。

　　那时奶奶也受到了张国焘的监视，甚至提出要给她另行分配工作，想将她从爷爷身边调离。奶奶气愤不过，跟爷爷说，自己要北上去找党中央汇报。爷爷耐心地劝她说：“如果单独行动，正是张国焘所希望的，给他以口实，他就会借机陷害你。现在你和战士们在一起，他就不敢随便动手。我们必须跟大部队行动，不能把这八万红军丢给张国焘。事情总会有转机的，要忍耐。”

　　作为与爷爷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的妻子和战友，奶奶总能在风风雨雨中，特别是在艰难危厄的关头体会到爷爷那博大的胸怀、那坚忍的意志和深邃的见地。

　　奶奶后来对我说：“如果你爷爷当时不忍耐，采取与张国焘决裂的方式，一走了之，那就等不到转折的时机，就不会有两个方面军的甘孜会师，不会有三个方面军的西北大会师，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忍耐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此时此刻，奶奶十分清楚爷爷的心境。奶奶知道，面对复杂的形势，她能给予爷爷的最有力支持就是自己的忍耐、乐观和信心。

　　1967年2月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走到中南海门口时，看见迎面开来几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卡车，车上竟站着我的奶奶。她的头上顶着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还写着　“走资派”三个大字。

　　随着那卡车越来越近，我怕奶奶看到我更加难过，就把头埋在路旁围观的人群里，偷偷地流泪……

　　回到家里，我不敢把我所看到的一切告诉爷爷和其他工作人员，只是悄悄地和肖阿姨说了几句，并且嘱咐她不要说出去，不要让爷爷知道。

　　肖阿姨跟随我家很多年了，是一个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

　　我和肖阿姨正商量着等奶奶回来后怎么安慰她的时候，奶奶已经进了家门，进门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今天可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了！”

　　她说得那么坦然，就好像是从战场上归来那么豪迈。奶奶啊，她在家人面前，在爷爷面前，把在寒冷的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的屈辱全都放在了内心的深处藏了起来……

　　然后，她又跟爷爷和其他秘书讲述了游街的路线等情况。

　　奶奶对爷爷说：“妇联的造反派很多都是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刚从学校进机关的，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历史！”

　　爷爷安慰奶奶说：“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你要每天到机关去，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将来总有一天能搞清楚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奶奶曾多次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你爷爷说过，他这一生，有两段最艰难的日子，一段是长征时期跟张国焘斗争的那段日子，一段就是‘文革’我们挨批斗的日子。”　


　爷爷被“放逐”广东从化

　　

　　

　
　　1969年春，发生了苏联军队多次入侵我国东北边境珍宝岛引起武装冲突的事件。由于当时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过分的估计，所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备战。

　　1969年10月17日晚，爷爷应邀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富春等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表演结束后，老同志被通知来到休息室，周恩来宣布说：“根据当前形势，决定在京的一些老同志20日或稍后疏散到外地去，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主要是在京广　
铁路沿线。朱总（我爷爷）、董老（董必武）到广州，徐帅（徐向前）到石家庄……”

　　第二天，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了《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命令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大有战争马上就要打响之势。

　　打了一辈子仗的爷爷却觉察到这里有“鬼”。他对奶奶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在“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借口下，许多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被赶出了北京。

　　爷爷被指定到广东从化。

　　爷爷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怎么能一个人行动呢？！便提出要奶奶和他一起去。

　　奶奶为难地说：“我在妇联被监督劳动，怎么能去呢？”

　　“这是中央的决定嘛！”爷爷说。

　　“那也得请示妇联的军代表呀！没有他们的批准，我不能随便离开的。”奶奶说。

　　“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爷爷拿起电话拨通了周恩来办公室。

　　由于周恩来过问，奶奶这才得到妇联军代表的允准，收拾行装，准备同爷爷一起离开北京。

　　爷爷奶奶准备外出，家里人一点儿也不知道。出于无奈，他们又专门请示中央办公厅，让我父亲回了一趟中南海。

　　得知爷爷奶奶要离开北京，我的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当我赶到中南海的西门，一见到等在那里的奶奶，就急切地问：“你们到底是去哪里？具体是在什么地方？”

　　奶奶说：“我也不知道，等我们安顿好后，就给你们写信！”

　　可能是出于保密，奶奶并没有说他们这次是去广州的从化。

　　10月20日，爷爷和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分乘两架飞机离开北京，三个小时后飞抵广州白云机场。

　　后来，奶奶回忆说：“从化是一个风景优美的疗养地区，有温泉，有疗养设施。这次来可不像往次，可以自由行动，做些调查。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我和你爷爷实际上是被软禁了。”

　　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是林彪的追随者，他似乎负有监管爷爷的任务，他多次在军区会议上诬蔑爷爷“是一个老军阀”，“从井冈山起，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被他派到爷爷身边来的警卫人员也都以敌视的态度对待爷爷。

　　面对这种待遇，奶奶忍不住了，她对爷爷发牢骚说：“你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呢，他们怎能这样无法无天地对待你！”

　　爷爷笑了笑，缓缓地说：“平常我们工作忙，难得有机会休息一下。不进城，也是一样生活。这次休息好了，准备回去更好地工作。”

　　过了不久，爷爷奶奶发现一起来的其他同志每家都带了一个子女，所以也就有了把我也带到广东的想法。

　　接到了爷爷奶奶的来信后，我马上就去征求爸爸妈妈的意见。可他们说我已经有工作了，暂时还算稳定，最好能让我妹妹新华去。

　　爷爷奶奶考虑到当时的学校已经停课，新华在家里也无事可做，便同意让我妹妹到了他们的身边。

　　我妹妹朱新华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详细讲述了爷爷奶奶在那段日子里的境况，以及自己在爷爷奶奶身边所受到的教益：

　　……春节过后，我便离开了北京，乘上了南下的火车。临行前，爸爸和二哥和平到北京站送我，再三嘱咐我路上要注意安全，要听爷爷、奶奶的话，照顾好他们的身体。眼中还不断的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神情。毕竟那时我还不满16岁，又是一个人第一次出远门。

　　一路上，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又可以见到日思夜想的爷爷、奶奶了。担心的是爸爸、妈妈被造反派罢了官，工作还没有落实，姥爷、姥姥身体不好，身边也需要有人照顾。这种矛盾的心情，使我一路上两头牵挂，忐忑不安。

　　火车经过两天一夜的奔波，第三天早上到达了广州。列车缓缓的驶入站台，老远我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向着车厢内急切地张望。这就是我的奶奶康克清。一下车我们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此时此刻的拥抱，包容着千言万语，燃烧着无限激情。这一瞬间，永远在我的记忆中定格。在广州，我们只做了短暂的停留，于当晚赶回了从化。因为爷爷知道我今天要来，一直在那里等候。

　　在从化，我和奶奶同住一屋。奶奶告诉我，早上不可睡懒觉，起床后要帮助工作人员搞卫生，打开水，扫院子。第二天，我按照奶奶的吩咐做完了一切，便和爷爷、奶奶一起到院子里散步。

　　这里是从化温泉疗养院，是专供军区首长和省委领导休息和疗养的地方。又称松园，一座座别墅散落在绿树林阴之间，我家住的松园七号临近在河边。这条河是由山上的泉水汇集成的，叫流溪河。房子的北面是一座高山，树木茂盛，气候宜人，环境十分优雅。我被这美丽清秀的景色深深地吸引着。心想，这回住在这里可以游山玩水，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风光。可是一回到家，奶奶就非常严肃地告诉我：这里不能随便走动，讲话要小心，出门散步不能越过桥头的哨兵，我们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也不能随便到任何人的家里去。这时我才明白，爷爷、奶奶是被软禁在这里了。早上起来的好心情，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

　　和爷爷同机到达广州的还有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陈奇涵、滕代远等。他们都住在松园。松园一号是一座比较大的房子，原来是为毛泽东来南方疗养时准备的住所。爷爷考虑到董老年纪大，又是国家副主席，执意让董老住大房子。董老说：“你是总司令，还是你住吧。”他们一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一位是国家副主席，他们二人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日常交往甚密。其实两位老人当时都已年逾八旬，身处困境，还互相谦让，真是情长谊深，难能可贵。相互推来让去，谁也没有住进松园一号，最后　
分别住在了五号和七号。

　　在这里，由于活动受到了限制，虽然住得很近，但是不能随便来往。只能靠在路上散步时，碰到了相互打个招呼。简短的几句问候，却包含了深深的同志情、战友情。

　　对家属的限制相对宽松一些，所以奶奶经常约董老的夫人何莲芝奶奶一同散步，利用爬山，采蘑菇的机会来转达爷爷的问候和对国家局势的关心。

　　到了从化，虽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但是，为了不搞特殊化，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坚持让我每天和工作人员一起到食堂去吃饭。在从化，我总共和爷爷、奶奶吃过两顿饭。第一顿饭，是我到从化的第一天，为了欢迎我，奶奶还让厨师多做了两个菜。第二顿饭，是我要离开从化去当兵前的一天，这顿饭吃的时间比较长，爷爷说了很多话，教我独立做人的道理；告诫我，在部队要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虚心学习，好好做人。

　　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爷爷奶奶仍然乐观地生活着，他们心胸坦荡，坚信毛主席，坚信共产党，坚信人民群众，坚信历史一定会还他们一个公正。

　　在陪伴爷爷、奶奶的日子里，除了劳动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给爷爷读书，读报。当时令我极为惊奇的是，表面上爷爷虽然仍身居党内外要职，但实际上一切待遇变化很大，身边仅有的几个工作人员，实际上是接受了上级的任务来监控爷爷的行动的，日常应该看的文件都被无端的取消了，只能从公开的报刊中了解和判断国内外的事情。每天下午，是我给爷爷读书和读报纸的时间。参考消息是每天必读的报纸，由于没有“大字版”的，爷爷要看报纸只好由工作人员代读。我在他们身边的这段日子，读报的任务就有我来完成。……爷爷喜欢读书，他读得最多的书中包括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实践论》。《共产党宣言》我只读过两遍，当时并不太懂，爷爷边读边给我讲解。他说：“这本书道理非常深奥，共产党员都要读这本书，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深刻的理解。”爷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他的晚年仍在学习《共产党宣言》。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是我们终身学习的楷模。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们过得很充实，暂时忘掉了烦恼。在空暇的时间里，我们还在一起聊天。有几次我们谈到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

　　……到从化不久，我参军了，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