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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花凋落-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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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提枪走上去，只见地下躺着八具尸体，每人至少挨了五六枪，头部、身体各部都是弹孔，公路上一片片都淌着鲜血，空气中散发着火药味和血腥味。傅索安一看，心里“格登”一声，寻思打的怎么是真人？！其他学员一定也有这个疑间，站在那里互相交换着内涵复杂的眼神。
这时，小老头教官开腔了：“大家不必紧张，这些目标都是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刑事犯。我们的这次行动是经过苏联最高法院批准的，大家起到的是法院行刑队的作用。现在，大家上车返校。刚才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已经被录像，明天，我们将根据录像分析每个人的情况。顺便通知大家，今天晚上的行动，是暗杀课程的开始。我们四位，是暗杀课程的教员，我是组长巴维列夫。大家辛苦了，上车返校吧！”
原来，这是特维尔谍报学校在进行暗杀课教授前的一次必须进行的行动。克格勃的特工专家认为，学暗杀技术的特工如果没有真正经历过杀人实践，他就不能真正学好暗杀技术。所以，每个特工都必须有杀人实践。为了消除一些学员可能会出现的心理障碍，这次实践被巧妙地安排在射击课考试的后面，使学员认为这是射击加试内容，等到真相大白时，实践也已经结束了。
回到学校，傅索安洗过澡上床时，已经是凌晨2点钟。尽管她很疲倦，但却难以入睡，眼前老是晃动着杀人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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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全裸照也是克格勃招募特工的
一道必行手续，她在履行这道手续后，
又羞又恨又悔，伏案痛哭不已。
特维尔谍报学校的暗杀课程一向被克格勃列为特工学员的主要课程之一，因此，授课内容、时间都较其他一些课程不同。为让学员易于理解接受内容，学校运用了多种形式，除放映教学观摩影片外，还放映了一些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相关故事片，并请来克格勃对外谍报局行动执行部的暗杀专家来讲解、分析他们亲手所干的谋杀行动。行动执行部原被称为“F排第十三部”，1969年初刚改了名称。该部专门负责政治谋杀、绑架和破坏，其活动充满血腥，往往是鲜血飞溅的，所以在内部被称为是干“湿活”的。另外，傅索安等学员还在教官指导下做了许多实验。等到暗杀课程学完，已经是1969年6月下旬了。
这时，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动荡、变化，苏联需要更多数量的待工。克格勃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突击改革了特务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推出了“谋报人员速成班”。这种“速成班”简化、删除了原先的部分内容，将完成学业的时间定为十二个月。为便于教学，“速成班”采取集体教学方式，所以招募学员也是一次性进行的。特维尔谍报学校被克格勃总部定为“谍报人员速成班”的试点单位，于1969年6月29日招募了三十名学员，将他们编成了一个班。
这个班的三十名学员中，二十名是苏联人，十四男六女；十名是外国人，五男五女，其中有一名女的是中国人，也是知识青年。
这个女知青名叫钟秀翔，1949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唐县，其父母当时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一年后，钟秀翔因父母奉调去北京而随之赴京。从此，钟秀翔定居北京，在北京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958年，钟秀翔的父母转业地方，父亲担任一家工厂的党委书记，母亲在教育部门任科长。两年后，钟秀翔的父亲患病医治无效，撒手西归。不久，钟秀翔的母亲再婚，继父是医生。由于继父带来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子女，钟秀翔觉得打破了她家原先的宁静，从此一直郁郁寡欢。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后，钟秀翔干脆离家出走，走南闯北，遍游全国，“革命大串连”一直进行到1968年春节前方才结束，返回北京家中。
钟秀翔回到北京后才知道，在她“革命大串连”的这段时间里，家中发生了重大变故：继父被造反派查出30年代曾当过国民党部队的军医，并涉嫌迫害多名红军被俘伤病员，于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给逮进了公安局；母亲早已被所在单位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靠边劳动，接受监督，丈夫一抓进去，她又被扣上“反革命家属”的帽子，成了双料货、重点批斗对象，七批八斗，成了精神病人，跳进了永定河。家庭变故对钟秀翔造成了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双重不利。幸亏她本来就是个有主见的姑娘，在外闯荡了一年多，更加变得成熟了，面对不利情势显得很是冷静，经过一番考虑，头脑里很快就形成了主意：从此不再参与政治运动，不参加学校两派造反组织的任何一派，当一名“逍遥派”。经济上先把家里稍稍值钱的东西（值钱的都已被抄家抄去了）送往旧货店，换取钱钞维持生活。
钟秀翔有个从小学一年级就同班一直同到初中三年级的同学，那是个男生，名叫盛炜富，和钟秀翔同年。这盛炜富的父亲是资本家，早年在北京城里开着三家店铺，在资本家里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角色。1956年，国家推行了公私合营对资本家的产业进行“赎买”的政策，盛老爷子把三家店铺交给国家，每月能拿下一笔优厚定息，一家数日照样过着富裕的日子。盛炜富人模样长得帅，身架子高大健壮，穿戴又光鲜，学习成绩又好，所以在班级里很惹女问学的注意。初二、初三时，颇有几个情窦初开的女孩子偷偷给他递过情书。惟独钟秀翔对这个资本家子弟嗤之以鼻，正眼儿都不瞧一下。当时钟秀翔是“革命干部”成分，眼珠儿长在额头上，从来不把“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放在眼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盛炜富因先天缺陷，底气不足，颇有自知之明，早早当起了“逍遥派”。学校里那两帮于因忙着打派仗，也顾不上对付“逍遥派”。盛炜富闲着无事，常去近郊钓鱼、逮鸟、放风筝。钟秀翔在回北京二三个月后，一则闲得发慌，二则经济上捉襟见肘，连吃菜都发生困难，便常去郊外挖野菜。一次，钟秀翔在挖野菜时，和正在钓鱼的盛伟富意外相遇，双方一怔之后，打了招呼，开始叙谈近况。盛炜富在知晓钟秀翔的情况后，并没有因钟秀翔以前歧视他而幸灾乐祸，相反倒表示出深深的同情心。他把钓到的鱼全都送给了钟秀翔，并将身上带的钱也全掏出来赠送了。
以钟秀翔当时的情况，她的家庭出身比盛伟富还低了三等，她见盛炜富如此对待自己，禁不住感动得热泪盈眶。也许，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她心里产生了对盛炜富的爱。
钟秀翔的家离盛伟富家不远，步行七八分钟就到。从此，盛炜富天天邀请钟秀翔去他家坐坐。和他那几个同样是“逍遥派”的弟妹一起下棋、打牌、玩乐器。盛家老爷子当年是北平商界小有名气的“老狐狸”，ｗｗｗ。③ü ｗｗ。сōｍ处世行事心眼玲珑剔透，“文化大革命”刚吹响号角，他已嗅出味道不对，立刻把金银钱钞、贵重细软藏匿转移，结果，抄家的一拨拨来，却只搬走了几件家具、餐具。不久，造反派打起了派仗，老爷子遂把藏匿的钱物一点点拿出来贴补家用。所以，盛家仍过着比较好的物质生活。这种家庭，根本不在乎多一张嘴吃饭，盛伟富便经常留钟秀翔在他家吃饭，好让她节省一份开支。有时，在家里闷得慌了，盛炜富、钟秀翔便去公园、郊外钓鱼、挖野菜。如此几个月接触下来，两人很快就产生了感情，双方之间只隔着一张薄纸，一捅就破。
这时已进入1968年的秋天，中国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文件，提出1966年、1967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的第一个去向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的口号是“屯垦戍边”，据说具有双重战略意图：如果苏修发动战争，入侵中国，大批知青便是兵源，随时可以就地入伍，拿起武器，投身反侵略战争。如果不发生战争，知青则是一支生产力量，可以参加建设边疆。盛伟富得到消息，想想自己已经步入成年，老是待在家里也没意思，不如去黑龙江算了。于是去找钟秀翔商量，其实是想拉她一起去的意思。钟秀翔的处境、心绪比盛炜富差得多，正急着寻找出路，听说有这样一个机会，自是愿意。
于是，两人双双去学校报了名。
当时，黑龙江省边境地区称为“反修第一线”，而去那里的知识青年又是作为“反侵略战争预备力量”而安排的，所以，在选择时有一定的条件，明确规定“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子女是不能去的。盛炜富、钟秀翔报名后，一政审，盛炜富的父亲虽是“老狐狸”，却属于“守法资本家”，盛炜富本人也从无劣迹，于是得以通过。而钟秀翔却不行了，她的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关在专政机关，母亲又是“畏罪自杀”的，这种角色显然不适宜去“反修第一线”扎根。盛炜富、钟秀翔得到消息，焦虑万分，鉴于当时的政策，却又无计可施。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钟秀翔的继父、那个当过国军军医的老头经审查认定只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而被释放了，仍回原单位行医。这样，钟秀翔母亲的问题性质也起了变化，双料货还原为单料货，仅是一个科级“走资派”。这对于钟秀翔来说，无疑是一个转机。她当即去学校和区有关部门申述理由，共有三条：
一、她的生父系货真价实的革命干部，早在1938年就参加八路军了，为革命立过战功，解放后长期担任局级领导，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
二、她的继父已经专政机关审查认定不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而只是“一般历史问题”。
三、她的母亲“畏罪自杀”的一条“罪行”即“反革命家属’七团继父问题性质的改变而消除。
当时主持该项工作的领导小组当然不会预料到钟秀翔去黑龙江后会叛逃去苏联，成为一名克格勃特工（平心而论，就是钟秀翔本人也还没这么一个打算）。他们认真听取了钟秀翔的申诉，对她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最后决定网开一面，批准她去黑龙江。对钟秀翔审查的放宽，当时是有据可依的：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去黑龙江的这批知青有可能将在那里待一辈子，至少也得待一二十年。这样，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婚姻问题。为了今后使绝大多数人能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组织这批人员时，内部规定要求男女比例尽可能达到或接近一比一。而当时这两届毕业生中，男女生的比例本来就不到一比一，男生偏多。在报名的人中，又是男生人数明显多于女性。所以，在审批时，政策往往向女生倾斜。钟秀翔的情况，就是属于这一类。
钟秀翔、盛炜富被双双批准去黑龙江，两人欣喜不已。在做准备工作的那几天里，两人天天待在一起，简直寸步不离，常常要到午夜过后方才依依不舍而别。离开北京的前夜，他们受情欲驱动，终于越过了那条界线。
次日，盛炜富、钟秀翔和一千六百名知识青年一起，离开北京。
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旅行，他们终于抵达了距中苏界河黑龙江仅几十里地的目的地。这天，是1968年10月14日。
盛炜富、钟秀翔被分配在同一个连队，盛炜富去农业排参加开垦荒地。钟秀翔在连队伙房当上了一名炊事员，这在那里算是一个好差使，因此，给连队几个观察细致、想象力丰富而又喜欢乱嚼舌头的女知青留下了一个话题。
这个连队有三百余名知青，主要由三个城市的66届、67届初高中毕业生组成：上海、北京、哈尔滨。哈尔滨的最先抵达，上海次之，北京最晚。每批知识青年抵达后，总是要办一期学习班，一是提高思想认识，二是适应北疆生活，三是让领导有时间观察每个知青，以量才录用安排合适的工作。学习班期间，团部、营部为表示对知青的重视，会派干部下连队看看，讲几句话。有时，团、营的主要领导兴致所致，也会下来转上一圈。钟秀翔一行到连队后，也是办一期学习班，先是每人填写一份“兵团战士登记表”，然后进行政治学习。政治学习通常进行半个月，中间有农场的情况介绍，还组织大家去黑龙江边待一待，亲身领略“反修第一线”的况味。
钟秀翔在参加政治学习时，一天，团政治部主任到她那个连队来检查工作，顺便看望一下新到的这批知青。在和大家见面前，主任在连部小坐，顺手翻阅了桌上那叠《兵团战士登记表》，其中钟秀翔的那份引起他的注意。原来，钟秀翔吃到了国军军医给她带来的苦头，在填“家庭成员”栏时，写明系继父，而在备注栏里填了生父的情况，注明何时逝世。巧的是，钟秀翔的生父转业前所待的部队，正好是这位政治部主任所待的部队。那时，主任还是一名副连氏，听过任副师长的钟父的报告。这样，主任当然要和钟秀翔见一见，谈几句。
政治部主任在和办学习班的知青见过面后，转脸扫视全场，问道：“谁叫钟秀翔？”
钟秀翔连忙站了起来。主任朝她打量了一会，点点头，说：“你跟我来！”便走出去了。
钟秀翔不知是怎么回事，跟着主任到了连部。坐下后，主任问了问她父亲的情况，又问了她本人和家庭的情况，然后说了几句勉励话，就打发她走了。当时营长、连指导员都在场，可能政治部主任在钟秀翔走后说过什么话，也可能根本没说什么但他们意识到了这层关系，在学习班结束分配工种时，钟秀翔被安排去了伙房，这在以农业劳动为主的连队里，是一个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岗位。
因此，最先抵达的哈尔滨知青中，有几个姑娘便胡乱猜测，怀疑钟秀翔被政治部主任“干过了”。这和钟秀翔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可能也有关系。
这种猜疑在传了几次后，被演绎成有头有尾的桃色故事，先是在哈尔滨知青中传播，渐渐传到了上海知青中，最后传到了北京知青中，并且很快被盛炜富获知。哪个男人都不想戴绿帽子，盛炜富一跳三丈，马上去找钟秀翔。钟秀翔感到大受委屈，把当时的实情说了一下，盛炜富不放心，又找指导员转弯抹角打听确实了，这才相信。本来此事算是结束了，即便想搞一搞也不必自己行动，策略一点只要向连部、营部报告一声就是了，组织上为维持团领导的威信，会对有关制造谣言的人进行教育的。但盛炜富、钟秀翔采取的却是另外一种方式，两人商议下来觉得忍不下这口窝囊气，决定要秘密调查，查出“造谣人”予以报复。
盛炜富在部分智力方面受其资本家父亲“老狐狸”风格的影响，考虑问题比较精细。他知道若由他和钟秀翔出面调查，恐怕永远查不到结果，所以，他请几个比较要好的北京知青帮助调查。那几位很乐意充任业余侦探，但因是外行，又兼新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结果一直查了将近两个月才查清：此事是由哈尔滨女知青刘某、乔某最先说起的。
盛炜富把调查结果告诉钟秀翔，问如何处置为妥。钟秀翔恨透了刘、乔两人，便咬牙切齿道：“揍她们！”盛炜富想想也是惟独如此方才解恨，便决定实施。
这天，盛炜富来到刘、乔所住的寝室门口，隔着门大叫：“有人吗？”
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女知青探出头来：“找谁？”
盛炜富说：“连长让我捎话，叫刘××、乔××马上去一趟连部。”说完，转身就走。
一会儿，刘某、乔某两人出来了，刚拐过屋角，被盛炜富蹿出来当道拦住，：二话不说，冲刘某劈脸就是两个耳光。刘某冷不防被打懵了，捂着脸望着盛炜富：“你……你……你……干么打人？”
盛炜富用凶狠的眼神瞅着两人：“叫你们造谣生事！”
乔某一听“你们”两字，猛然醒悟，正待转身逃离，早被盛伟富一把揪住头发，打了一记耳光，又把脑袋往墙上用力撞了几下。两个女知青情急之下，哭喊“救命”，盛炜富这才松开手，扬长而去。
乔某、刘某挨了打，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她们也是红卫兵出身，信奉的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战斗哲学，因此不去向连部报告，要求解决，而是去向一起来农场的哈尔滨男知青哭诉、求助。
住在8号寝室的几个男知青答应替乔、刘两人报仇。他们找了一个机会，把盛炜富神不知鬼不觉地绑架到8号寝室里，绑住手脚，堵住嘴巴，罚跪、打耳光、揪头发、浇冷水、拳打脚踢，整整折腾了三个钟头，把盛炜富弄得死去活来，这才释放。
盛炜富这次真是吃足了苦头，在床上躺了三四天方才下地。
他和钟秀翔商议如何报仇，两人对8号寝室的那些知青恨得牙根发痒，竟失去了理智，决定将对方置于死地。钟秀翔说：“这事由我来负责搞，你啥事都别管等着听消息就是了！”
这时已是1968年底，连队决定在12月31日晚改善伙食，让大家吃饺子。连部考虑到伙房小，难以承担三百多人吃的饺子，便采劝分而食之”的办法，即以寝室为单位，把面粉和馅儿领回去，自己制作。钟秀翔事先已经知道这个情况，心里已有主张：在8号寝室的那份面粉和馅儿里放上耗子药，把他们统统毒死。
1968年12月31日，这是一个风雪弥漫的日子。连队放假，以排为单位组织联欢文娱活动，欢庆来边疆后的第一个元旦。盛伟富会写美术字，被连领导召去参加布置连部会议室，因为次日团部将来人开座谈会。钟秀翔在伙房忙碌，她送给炊事班长——一位五十来岁的农场老职工——两条肥皂，弄到了分面粉和馅儿的差使。她按各寝室人数把东西称好，一份份放在那里。8号寝室的那份里，已经放进了伙房里留着专门用来药老鼠的六包耗子药。
按照说明书所标明的，这个剂量笃定能毒死8号寝室的八个哈尔滨男知青。
下午4点钟，开始发放面粉和馅儿，各寝室派代表去伙房，从钟秀翔手里领取了自己的份儿。当8号寝室的代表领取时，钟秀翔心里很是得意，寻思你们这几个活不了几个小时了！
发放完面粉、馅儿，天色已暗下来了。钟秀翔把自己和从盛炜富寝室扣下的那份合在一起，包了饺子，煮熟后端往会议室，和盛炜富一起吃了。这时，各个寝室的饺子还没下锅，＇炫。cc书＇宿舍区一片热闹。钟秀翔去了那里，走进几间男寝室，以伙房名义征求对这次分发饺子生料的意见。她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察看8号寝室的动静。8号寝室的那几位，根本没料到钟秀翔会来这么一手，刚包完饺子，正准备烧水下锅。见钟秀翔，便留她吃饺子，钟秀翔坐是坐了，当然不会吃饺子。她和他们聊了几句，看着他们煮熟了饺子，捞进盒里开始吃了，这才离开。
钟秀翔把盛炜富从连部会议室叫出来，说事情已办妥了。这时，两人才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钟秀翔的意思是不管他，反正人家又没看到她下毒，到时候不承认就是的。这显然是过分幼稚，盛伟富坚决不同意。这样，他们就想到了出走。去哪里？仓促之间，两人感到走投无路，最后决定往黑龙江对岸苏联人那里逃。
说走就走，盛炜富、钟秀翔什么东西也不带，马上开路。通往江边的路上，兵团设有岗哨，但盛、钟两人是兵团的人，熟悉位置，都避开了，据钟秀翔说，她和盛伟富走到江边时，听见风雪中有马嘶声，知道是边防军的流动巡逻哨，便伏在一处土丘下，待巡逻哨过去后，两人便从结了厚冰的江面上偷越出境了。
盛炜富、钟秀翔爬上黑龙江彼岸后，眼前一团漆黑，视野内不见一点灯光。两人辨认方向，一直往苏联境内纵深处走。走了好一会，遇到一辆苏联边防军巡逻车，他们便站在公路上，双手高举作投降状。巡逻车在十几米外停了下来，跳下三个苏联军人，持枪逼过来，猛地以敏捷的捕俘动作将两人摔翻、按住，先搜身，然后用手铐铐住双腕，推上巡逻车，驶往营房。
却说兵团连队8号寝室那几位，吃过饺子，弄了两副扑克牌玩了起来，一直玩到下半夜2点钟睡觉，并没有哪个觉得肚子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不适。事后分析，有两种可能：一是那耗子药已被伙房里那几个农场职工因家里需要而悄悄以高粱面什么的偷换掉了。
一是因搁置时间长了，又受了潮，已经失效。总之，那八个哈尔滨男知青始终安然无恙，以至于钟秀翔被克格勃派遣来华搞破坏活动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后交代出这一情形，公安机关发函向这边调查时，他们竟不能提供任何证据。
因为8号寝室无事，所以连队当天晚上竟未发现少了两个人。
盛炜富寝室的知青以为盛炜富在连部搞突击布置而干通宵，钟秀翔寝室的知青则以为钟秀翔在伙房值班，直到元旦上午，炊事班长见不到钟秀翔而叫一个女职工去叫时，才发现钟秀翔不见了。接着，又发现盛伟富也不见了。两人的恋爱关系在连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连长、指导员想当然地认为是双双开小差回北京探亲去了。连部当即召开全连大会，指导员在会上严厉批评了这种擅自离场的无组织行为，重申了知青们刚来时就宣布过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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