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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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十名，分为十五个班级，每班学员为十人，每个学员所学的特工技能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根据他们本身的特点分别予以“情报”、“行动”、“宣传”、“游击战”四个部分的训练，学制从三个月到十八个月不等。

傅索安不久就知晓了布特卡校长所说的学校所设上述四个部分的用意——情报，即重点培训以窃取中国政治、军事、科技、经济等各类情报为主技能的情报特工，这部分学员在毕业后将被派往中国潜伏或短期活动，以窃取情报为主要内容。

行动，即重点培训以暗杀、绑架、爆炸等技能为主的行动特工，这部分学员毕业后将被派往中国进行短期活动，从事破坏和制造恐怖。

宣传，即专门培训进行反华亲苏煽动活动的演讲、制作宣传品、散发张贴宣传品、设置反华广播电台等技能的特工，以便在需要时潜赴中国进行活动。在这方面，克格勃有过成功的记录，1962年的“伊塔事件”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他们特别重视。

游击战，这是为苏联发动对华侵略战争而作准备的。克格勃的专家们设想在发动这类战争时，应当派遣一批“游击战专家”去中国，在前线地区和后方就地招募特工，进行破坏道路、桥梁、机场沧库、通讯设备、小分队袭击、刺杀首要人物等特工活动，来配合苏联军队所进行的军事行动。“游击战”这个科目的开设，就是为了培训这种“专家”。

傅索安执教的“情报理论和情报实践”课，主要是为“情报”科目的特务学员讲授。但由于“行动”、“游击战”两个科目的特务学员在具体活动时也会遇到“情报学”问题，所以，她也给他们讲几堂课。半年多前，当安德烈大校让傅索安当教官时，她还极力推诿，来“契他伊斯卡雅”学校上了几堂课以后，她就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位置，这主要由于三个原因形成的：第一，不必担心被派遣去外国尤其是中国执行任务，因为谍报学校属于人事管理局管辖，和对外谍报局是两个部门，没有这个职能。第二，她从小学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高中一年级，都是班级、少先队、共青团的干部，头脑里已经形成一种“权力欲”，直到叛逃投苏后才被迫变为唯唯诺诺的猥琐小人，现在当上了特务学校的教官，这种“权力欲”又回复到她的身上，她可以对那些特务学员发号施令，这是一种满足；第三，教官的薪金比她在对外谍报局当特工高出一倍以上，她可以把这些钱积起来，留着以后过舒适的生活。

当然，“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说活动范围很狭。尽管学校很大，里面有俱乐部、温水游泳池、公园、湖泊（不在学校面积内）、电影院、咖啡馆、酒吧等等，但外面却被克格勃武装警卫部队严密地守卫着，特务学员不能越雷池一步，连教官出去也必须去校长室领通行证，而且限定外出时间。所以，傅索安是难得外出的，有空闲时间，她宁可去酒吧间喝酒、听音乐，或者一个人缩在教官单人宿舍里看书。

傅索安所教的班级，共有十名学员，都是中国人，六男四女，其中有四个是从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叛逃过来的知识青年，汉族人。

四个是少数民族，哈萨克、维吾尔族和回族，都是1962年“伊塔印件”时越境外逃的边民，当时都是少年，现在都二十多岁了。两个是克格勃从新加坡秘密招募来的华侨青年，那是一对恋人，但进校后两人表面上已经断绝了关系。当时的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都当过红卫兵，这使也是红卫兵出身的傅索安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她对那四个知识青年的态度明显地比对其他六个学员要好。

尤其是四个知识青年中推一的一个女知青，傅索安更是对她如妹妹一般。

这个女知青，名叫皮勇，当时是二十一岁，上海市人。皮勇这个名字，应当是给男孩子起的，不过给这个姑娘也不枉：她黑黑瘦瘦，一脸调皮相，整天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是个不折不扣的假小子，从小到大，不知打过多少次架，真是又“皮”又“勇”。皮勇出身于上海一个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是纺织工人。当初这对夫妻结合时还没有“计划生育”这个说法，所以两口子把生孩子当作人生一大乐趣，不厌其烦地生了一个又一个，一共生了八个，皮勇排行老六。孩子多的家庭，有两个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经济困难，缺衣少食。二是疏于管教，自我成型。皮勇兄弟姐妹八人，从记事起就整天价为争一点零食或是一件衣服之类闹得鸡飞狗斗。以皮勇的调皮相，在家里自然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儿，她人小争不过兄姐，就时常乘他们不留意的当儿悄然伸手捞取看得中的东西。“不告而取，是谓之窃”，兄姐发觉之后，自然要动手教训，皮勇就逃出家门，直到家里人见她昼夜不归着了急，全家出动找她回去才罢休。前科自然不算账了，但没几天她必有新行为弄出来，于是开始了又一轮逃一寻的闹剧。皮勇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游戏”中度过的。

皮家人当时自然不曾想到，他们的这种行为，竟是在为克格勃培训一位具有特殊技能的特工。皮勇逃离家庭，昼夜不归，住宿无从谈起，码头、车站可以栖身，但吃饭总是要解决的，她便开始偷窃，皮勇的偷窃，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拎窃包裹，二是扒窃钱包。别看她成绩单上连挂红灯，在偷窃方面的心眼却是玲珑剔透，她也没有拜师傅，也没有观察、偷学，就凭自己的那份感觉，竟然无师自通地成了一名盗窃熟手。她偷到了钱钞，先是自己上馆子、泡剧院、逛商店，胡乱花用；若还有剩余，就叫上几个要好同学去消费。有时也买些东西回家，大人问起来源，便说是拣的，大人也不追究，更没有进行“拾物交公”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皮勇从六七岁开始自学偷窃，竟然福星高照，连续十年没失过风，这在黑道上的职业高手中也是一个惊人的记录。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可能是因为社会治安恶化导致窃贼增多而使人们的防范意识增强的缘故，皮勇终于在一次扒窃作案时失风，被人当场逮住送往派出所。当时，神州大地大讲“阶级斗争”，派出所问案先要问家庭出身，民警一听这小姑娘父母双双皆是产业工人，先已生了从宽之心。再问下去，案情又轻，便来了个“教育释放”。皮勇有惊无险折腾了一回，反倒有了经验。以后又作了些案，因为担心销赃时暴露，所以干的都是扒窃，不再动拎包的脑筋。

这样到了1970年底，皮勇名义上算中学毕业，当时称之谓“70届”，要毕业分配了。皮勇的兄姐都已在上海工作，所以按政策她应当上山下乡，去外地插队落户，学校给了三个地方让挑选：江西、贵州、内蒙古，皮勇喜欢吃牛羊肉，便舍近求远挑了内蒙古。

1971年3月中旬，皮勇和一批上海70届学生离沪赴边疆，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海拉尔河畔距中苏边境不到百里的呼伦科尔夫屯插队落户。皮勇到那里一看，呼伦贝尔大草原，牛羊成群，骏马飞奔，不禁大感兴趣，打定主意要和牧民同吃同住，同甘共苦，扎根草原一辈子。她的假小子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没多久就学会了骑马，被牧民称为“好样的汉族姑娘”，准备把她作为典型加以培养。但皮勇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牧民在动培养她的脑筋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草原上虽然牛羊成群，但那是集体的财产，并不能随意宰杀，就像上海街头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上海人不能随意取用一样，知识青年的伙食都是以蔬菜为主，而且主食是粗粮。皮勇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但也过不惯这样的生活。更使她难以忍受的是艰苦的劳动，一天于下来，每每累得腰酸背痛，晚上难以入睡，早上爬不起来。皮勇受不了这等苦，便开始动起了开小差的脑筋。

照皮勇后来对傅索安的说法，她从来没想到过要叛逃苏联，她是想逃回上海，每月扒窃一二个皮夹子，日子就过得沾了蜜一样了。兴趣好的话，三月半年盯一个“肥户”，跟它个两天两夜，下手窃得，少说是四位数，存在银行里，将来出嫁时派用常但是，皮勇的动机在无意中向集体户的知青吐露了，结果被户长报告了大队部。大队部便把她找去训话，训完话又扬言要把她隔离，说要查一查她过去的盗窃问题。皮勇又气又恼，更是担心牧民瞎来来，来个大会登台，挂牌批斗，捆绑游屯什么的，于是在当天晚上偷了生产队一匹马，骑了就跑。黑暗中，皮勇也不辨东西南北，如瞎人骑马一般，只管策马乱问，结果闯到了国境线界河边。那匹马似有灵性，戛然驻步，然后返身便走。皮勇心急慌忙，动手便打。不料那匹马一撅屁股便把她掀了下来，拔腿飞奔而去。“笃笃”马蹄声惊动了附近正在巡逻的边防军，吆喝着往这边赶来。皮勇这才知道自己奔错了方向，但这时已无退路，这个误会只怕说不清楚，她心一横，便跳进了界河。这时是盛夏，河水不冻人，皮勇游泳技术又不错，就这样游过了界河，到了苏联。

苏联方面当时对中国叛逃者的政策已经作了调整，对于叛逃的知青，原则上都是进行特工训练后派往中国执行任务，所以克格勃不担心这些人中混入了“中国间谍”，这样，对叛逃者的审查远没有三年前傅索安叛逃过去时严密。皮勇逃到苏联后，马上被关进克格勃的看守所，讯问后她写《亲笔供词》，要从七岁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叛逃时的情况。皮勇不敢隐瞒什么，只得如实招供。没想到克格勃听说她是积年扒手，竟然大感兴趣，连称“有用的人才”。

当然，这种事日说无凭，必须眼见为实，因此克格勃特地安排了一次测试。

当时，皮勇被关在距中苏边境三百公里处的小城尼布楚的看守所里，克格勃在那里设置有一个分局机构。这种机构当然没有身怀扒窃绝技的情报专家。这样，最实际的测试就是让皮勇去市场当场下手扒窃。几个克格勃军官把皮勇从监房里提出来，对她说：“现在，我们要把你带到市场上去，你可以任意对你所认为适宜下手的对象行窃，不必有任何顾虑。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注意，你别想动逃跑的脑筋，我们始终盯着你，只要你敢试一试，就会开枪把你打死！”

皮勇吓了个激灵，连忙点头：“是！是！是！”

结果，皮勇的表现使克格勃军官大大吃惊：他们把皮勇从监区提审室往外面带，穿过院子，进入一条连接监区和看守所工作区的长长的过道，过道尽头是一道电动控制的铁门，出了铁门又穿过院子、过道，方才到门口警卫室。皮勇跟着那几个军官，走进警卫室，军官在办出门登记手续时，皮勇突然笑嘻嘻地说：“我想，我们不必出去了。”

军官不无惊奇地问：“为什么？”

皮勇从怀里掏出一个烟盒，对一名军官说：“这是您的吧？”

那军官瞪大了眼睛，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叫着“是的”，取回了烟盒。

正当那几位在惊叹皮勇的“特殊技能”时，皮勇又指着另一个军官：“您丢了什么东西吗？”

军官一检查，发现少了钢笔。皮勇笑着把钢笔还了他，这场测试就此结束。

不久，克格勃就派人找皮勇谈话，给她两个选择：一是遣送回中国；二是留下来当苏联国家安全部的特工。皮勇性格虽然有些大大咧咧，但她也知道遣送回国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于是答应当特工。这样，她就被送往已经初具规模的“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和先期被招募后抵达的那些特务学员一起，一面进行体能训练，一面接受“政治洗脑”——听克格勃专家作反华、反中共、反毛泽东的宣讲和看反华影视片。至1971年10月底，学校对他们进行了分班分科目，皮勇因为会扒窃，被分在“情报”科目，学期三个月，最主要是由克格勃的扒窃专家向她传授系统的扒窃技能，另外则学习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后者包括开锁、使用各类窃听器和制作微缩胶卷以及运送情报的方法。

皮勇受到傅索安的青睐，除了她是女知青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甚至超过前一点的是：她能喝酒。

皮勇还在两岁时就已经开始从每天必饮酒的码头工人父亲那里沾一两口酒了，当时当然是为了借此能得到几颗花生米、半块豆腐干之类。后来，她开始偷窃了，自己有了钱，便常常溜到饭店去喝酒，也有时则买了酒和卤菜去公园找个角落自得其乐，有几次曾醉卧草丛，通宵不归。如此实践，到她插队落户时，她的酒量已经超过男知青了。蒙古族牧民善饮，皮勇的酒量由此又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后，由于当地气候关系，学校允许学员喝适量的烈性酒，但以不醉为前提，谁喝醉谁就进禁闭室。皮勇对这种宽松很是满意，经常在餐厅或者酒吧间喝“茅台酒”、“西凤酒”、“竹叶青”、“五粮液”、“沪州老窖”之类的中国名酒。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所有的用具、食品等等全是中国产品，生活方式也全是照搬中国的，甚至使用的钱钞也是人民币，也用粮票、布票等当时中国国内使用的票证，但是不限量。

傅索安因为长期心绪不顺，经常以酒浇愁，自然也常常喝酒。

初到“契他伊斯卡雅”的特务学校，她喜欢一个人待在寝室里喝酒，弄一瓶酒、几个罐头就能混一个晚上。渐渐，她吃厌了罐头，只得去餐厅、酒吧喝酒。博索安第一次去酒吧喝酒时，皮勇也在那里，她看见教官进门，马上起立，行礼，恭恭敬敬道：“傅教官！”（“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内，任何人都必须说中国汉语）。

傅索安看看这个‘’黑里俏”学生，独占一桌，上置两碟小菜，一瓶“西凤酒”，小菜没动过，酒也刚开。皮勇指着上座：“傅教官，请这边坐！”

傅索安坐了下来，眼务员早已侍立一侧，皮勇没等傅索安开口，就吩咐道：“炒两个荤菜，来一瓶‘茅台’！我请傅教官。”

傅索安原以为皮勇是嫌“西凤酒”不够请她的档次而叫上茅台酒。不料酒上来后，皮勇仍喝她的西凤酒，不禁纳闷：“你可以喝多少酒？”

“这样的酒，一斤醉不倒我。”

傅索安暗暗吃惊，却不露声色，斟了酒和“黑里俏”学生暗暗比试。不到两小时，两人各把自己的一瓶酒喝光了，都没有醉。师生俩互相用惊奇的眼光望着对方，心中皆暗叹“想不到”。从此，傅索安和皮勇成了一对酒友。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发给特务学员的薪金在克格勃所有特务学校中是最低的，这说明被他们所招募的那些特务学员，在克格勃眼里并不受到重视，仅是赤裸裸的利用而已。皮勇在该校的薪金，是一百五十八元人民币，相当于苏联一个工程师的工资，放在中国上海，则是一个技师或者八级工匠的月工资。由于“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内的物价均按中国当时的市场物价计算，这份薪金中又不包括食宿衣着费用，所以按理说是很宽裕的。但对于皮勇来说，由于特别讲究吃喝，便难免捉襟见肘。从小养成的习惯，使她喜欢请客，和博索安结为酒友后，她便常常包下酒钱。傅索安也不是个小器之辈，收入且高于皮勇数倍，她计算皮勇的用法是入不敷出，于是便提出两人备付半个月，皮勇想了想也就答应了，这时是1971的12月上旬。这对师生酒徒喝到中旬，皮勇的薪金已经所剩无几，偏偏她还要硬撑着想先悄悄地把下半月的酒菜费用预先付了，于是便动起了在特务学校内部扒窃的脑筋。

克格勃专家后来对皮勇的扒窃技能作总结时认为：“从特工专业角度而言，这个学员的扒窃技能不是第一流的，但她的心理素质却始终能处于超常发挥的状态，因此属于超流的。这一点，从她在尼布楚看守所对克格勃军官和在特务学校内部大肆作案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承认，皮勇若是在特务学校待较长时间，她无疑会被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情报特工。但是，我们在这上面操之过急，过早使用了这棵好苗，结果造成了悲剧。”

关于皮勇的悲剧，将在本书下一章　中作专门叙述。这里，让我们了解一下皮勇是如何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中进行扒窃作案的——皮勇原本就是一个窃技不凡的扒手，进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后，经过克格勃专家的调教，扒窃技术迅速提高。如果按刑事作案的标准来说，她的技术可以称得上“出色”两字，因此，她在特务学校作扒窃案子可谓是得心应手，只要伸手，没有不得的。皮勇在1971年12月中旬到1972年元月上旬这半个多月里，共作案十一次，没有一次失风，她的作案对头都是经过预先选择的，专拣外国人下手，其理论是：外国人有钱。

头一个成为皮勇作案受害者的，是日本教官清田勇。清田勇是日本男子和白俄罗斯女人结合所生的混血儿，身材魁梧，是一位柔道高手，至于他是如何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担任格斗教官的，那就不得而知了。他很有钱，所穿的都是从日本带来的世界名牌，手表、戒指、项链什么的，都是首屈一指，因而被一些苏联教官背后称为“资产阶级分子”。皮勇选中他作为下手对象，是非常合适的。那天晚上，清田勇大摇大摆去俱乐部，在门口他碰到了皮勇。皮勇的受训科目中没有格斗课，因此清田勇不认识这个中国学员，但皮勇认识他，她当时看上去是急匆匆正要往门外出去的样子，见清田勇迎面走来，一个急刹车站住，垂头敬礼：“清田教官，您好！”

清四勇驻步，看看皮勇，点头微笑：“你好！”

就在这两个“你好”之间，清田勇衣袋里的一叠拾元人民币已经“好”到皮勇那里去了。请田勇直到深夜回到他的寝室，才发现丢了大约四百元至五百元左右的钱钞。这点数目对于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他连声张都没声张，一笑了之。

皮勇初次得手，自鸣得意，次日即在餐厅对一名苏联教官下手，对付他是手到捞来，就像从自己口袋中拿取一样。那苏联教官倒是不久就发现了，在餐厅及来餐厅的路上找了一遍，没有找到，也就算了。

之后，皮勇连连得手，不亦乐乎。直到1972年元月8日，她才开始受到怀疑。那天是星期六，特务学校俱乐部的电影院里全天放映中国当时被禁映的几部“文革”前的故事片。皮勇一早便去观看，看完一部《冰山上的来客》后，她和十几个中途离场的观众一起往外走，其中有一个是越南教官阮一鸣。皮勇挨近他，轻而易举便获得了成功。

阮一鸣是教“游击战”的，他没想到在这样一所学校里竟然有人对他进行“游击”。若论失窃的钱钞，他是十一名受害者中最少的，仅七十六元，但他却很当回事，当即决定去报告。

本书前面章节曾介绍过苏联克格勃招募特务学员的情况，可以认为所招募的都是一些苏联青年中被当局认可的优秀青年。这些人在特务学校受训期间，从未出现过偷鸡摸狗之事，所以，克格因考虑设置特务学校部门时，根本没想过搞一个“保卫科”之类。

阮一鸣便去向校长布特卡少将直接报告，他除了把自己失窃的情况报了案，还反映了他所耳闻的其他几个教官近日曾经失窃之事。

布特卡校长闻报极为震惊，马上判断是扒窃作案，并且认定必是接受扒窃技能训练的特务学员所为。布特卡让阮一鸣不要声张，以免阻碍调查。

布特卡校长亲自主持调查，他是一名老资格的谍报专家，对这类事情具有清晰的思路，略微考虑下来，便找出了专学扒窃技术的学员名单，一看一共才六人，于是马上打电话把教官找来。布特卡对扒窃教官说了案情，临末道。“这个扒手，现在你这六名学生中间，你看会是谁？”

那教官十几年前是莫斯科刑事侦察局里头牌挂名的扒手，人称“扒窃大王”，后来落网后被克格勃弄来当上了教官。他对扒手的特征真是太熟悉了，只略略想了想马上在名单上皮勇的名字下面划了条粗杠：“我认为是她！”

“为什么？”

“扒窃钱钞纯为使用，也即消费。这个皮勇每天晚上泡在餐厅、酒吧喝酒，薪金有限，自然要生窃心了。”

这样，皮勇被叫到了校长室。布特卡亲自讯问，皮勇也不抵赖，爽爽快快作了交代，并且说明了钱钞去向，另外还反复声明与傅索安无关，一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样子。

皮勇被关进了禁闭室。傅索安闻讯，马上去见布特卡校长，说明此事虽与她无直接关系，但和她们喝酒有关。她情愿代皮勇退赃，并且请求宽大处理皮勇。

布特卡想想皮勇的学期才三个月，满打满算到这个月底就要毕业离校了，寻思宽大就宽大吧，于是给了傅索安这个面子，让把皮勇放了出来。

傅索安从此不再和皮勇一起在餐厅、酒吧喝酒，她独自一人在寝室里喝，因为已和餐厅搭上了关系，让餐厅把菜炒了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