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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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鸷佑野�30英里宽地带将被划为非军事区。条约还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或军用飞机，军队数目仅限10万。这样，德国蒙受之耻辱便达到了顶点。
这支新的力量，即德国国防军，几乎立即开始行使比其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权力。为使部队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他们成立了一个局，专门在部队中调查以颠覆为目的的政治活动，还向工人组织渗透。在负责这个单位的卡尔·梅耳上尉所挑选的人员中就有希特勒其人。希特勒原是最适合干这一行当的，但梅耳之所以挑选他，是因为他在战时有过“模范”记录，也可能是出于怜悯。“我第一次碰见他时，他像是一条寻找主人的、疲倦的丧家犬。”梅耳所得之印象是，希特勒“随时将命运投入他人之手，只要此人对他表示友善”。他“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
实际上，由于革命这个传染病，希特勒正处在酝酿和混乱的状态中，他从未像现在那样对他所投奔的国家之命运表示关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传种族主义的小册子——或许是埃卡特编写的。这立刻使他想其他在维也纳读过的类似小册子。“这样，我不自觉地发现，我自己的发展又重新展现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头之所见所闻，使压抑在他心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活跃起来了。犹太人处处都在掌权：先是埃斯纳，继而是像托勒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末了是像莱维纳那样的俄国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罗莎·卢森堡；在布达佩斯是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怀疑是阴谋的，现正被变为现实。
在就职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细被送往慕尼黑大学受专门训练。政治教导员中有像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教授那样满肚子是激进右派学问的保守派。“对我”，希特勒写道，“这件事的价值就在于，我现在有机会见到思想与我相似的同志，可与他们详尽地讨论目前的形势。我们都多少坚信，犯下了11月罪恶的各党派，各中心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均无法将德国从未来的崩溃中拯救出来。而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尽管愿望良好，但也无法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弥补。”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曾对维斯登基尔希纳说过，在和平时期，他将成为画家或步入政界；他的同志问他喜欢加入哪个政党时，他回答说：“哪个都不。”受训者中他圈里人的结论也是，只有一种崭新的运动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决定将这个组织称为“社会革命党”，“因为这个新组织的社会观点确实要进行革命。”
冯·米勒教授的妹夫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讲师，为这一运动加油打气。弗德尔是为“打破利息奴役”而组织的“战斗联盟”的创始人，以工程师为职业，实则是个经济学家。他给训练班的学员讲述证券交易所和借贷资本的投机性和经济性质。对希特勒而言，这是具有刺激性的启示。“在听完弗德尔的第一课后，我便想，我已找到了建立一个新的政党的最主要的基础之一的方法。在弗德尔要求结束利息奴役的思想鼓舞下，他重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首次真正了解了卡尔·马克思这个犹太人终生为之努力的著作的内容。”他终于读懂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一次讲课后，冯·米勒教授发现一群人在进行生动活泼的讨论。“人们好像着魔似的。原来，有个人用深沉的喉音在高谈阔论，越讲越起劲。我有个奇怪的感觉，这些人的激动是他高谈阔论所致。我看到的是一副苍白的小脸。他头发蓬乱，不像军人，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蓝色的大眼中放着狂热的光芒。”
“你是否知道，你的学生中有个天生的演说家？”米勒教授指着那个脸色苍白的士兵问梅耳上尉。梅耳喊道：“希特勒，你过来。”希特勒“带着某种目中无人的窘态，笨拙地”走了过去。由于他有演说的天才，他终于被分配在慕尼黑的一个团里当上了训戒员。“我以最大的热情和爱开始工作，因为，猛然间我便得到了向大群听众讲演的机会，我历来纯粹凭感觉而不是凭知觉所假设的东西，现在证实了：我能‘讲’。”随着每一次讲演，希特勒变得越来越自信，那就是，他的声音已发达到如此的地步，以致营房内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听清他的演讲。
由于开始时他与之友好相处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个奸细，所以，他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如此成功。有个名叫荻埃尔的矮个子兵，公开蔑视先进者。希特勒紧跟不舍，一直追到街上，口中不断在阐述德国国家的真正任务。他的话猛然被打断了：“告诉我”，荻埃尔说，“是不是他们灌进你脑中，你忘了冲洗？”据一位目击者说，“这位长途演说家，大吃一惊，瞪了他一眼，一声不响地走了。”
希特勒甚至与同屋住的两名奸细无法相处。他们就他的“体格习惯”向梅耳上尉抱怨。另外，“他说梦话，还梦游，非常令人讨厌。”于是，他便搬进了二楼的一间小屋。这原是个小仓库，窗户全钉上了栓，但希特勒“似乎为有一间小屋而感到高兴”。
尽管在社交中希特勒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梅耳上尉对他的讲演才能仍很是看重，遂派他到慕尼黑城外去执行一次特别任务；——住在勒茨弗尔德战俘营的、被遣送回家的德国战俘，由于表现出有斯巴达克斯观点，于是便组织了一个“教化团”，以便将他们改造成为反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7月12日，宣传队从慕尼黑出发。5天后，希特勒本人得到了一次实际政治的教育。遣返的战俘满腹怒气，说话尖酸刻薄。他们的青春和希望都受到欺骗，被迫在战壕里像牲口一样生活，回来后之所见又是混乱和饥饿。希特勒雄辩地向他们讲述“凡尔赛耻辱”“十一月罪人”和“犹太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阴谋”，把他们的仇恨引向这些目标。在一系列的表彰报告中，希特勒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均有提及。“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希特勒先生”，一个观察家评论说，“是天生的人民演说家。他以他的狂热和对听众的魅力，使听众聚精会神，并相信他之所云。”
返回慕尼黑后，他还协助在兵营里从事演说。他的另一个任务是对新近在慕尼黑产生的约50个激进组织进行调查。这些人包括种族主义分子、共产分子、激烈民族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超级爱国主义者；其组织包括诸如“革命学生集团”“共产社会主义协会””奥斯塔拉同盟”“新祖国”等一系列政治派别。
那年秋初，希特勒参加了自称为“德国工人党”的一个小政治团体的一次会议。尽管在讨论时，据参加会议的24人中之一人说，他发了言，且“讲得很好”，但对那晚的会议印象淡薄，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未有提及。这个党是由慕尼黑铁路工厂的一个工匠，安东·德莱克斯勒于当年早些时候创建的。关于这点，希特勒是否曾屑于调查，这还是个疑问。该党的纲领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奇怪的结合，党的本身披着一件神秘的外衣，似乎只是由一小撮美其名曰“工人政治小组”组成——这是鲁道夫·弗莱赫尔·冯·塞波登道夫的主意。塞波登道夫本人就是个神秘人物，身材又矮又胖，双眼有点突出，“是个画家，而不是个卖弄学问者；更喜奢侈享乐，不是个柏拉图主义者”；“有点嗜好武器，却又不公开表现出来。”
与希特勒一样，他相信未来肯定会掀起日耳曼浪潮，于是便在建立“日耳曼秩序”之巴伐利亚分支机构方面费了不少精力。成员严格限于日耳曼人，且必须能证明三代人之“血统纯正”；每个成员均需保证积极参加“反对国际主义和犹太民族的斗争”。全国的革命浪潮迫使塞波登道夫给他的组织标上一个无辜的名字“图里会”，作为掩护。到此时，他已决定将其多年来的愿望付诸实施：把工人吸引到他的“人民”事业这方面来（Volkisch－词难于用一对等词翻译。从字面上讲，它是“人民的”，但它又有种族主义的味道。如将之译为“种族主义的”，其“人民民族主义”的含义又将失掉。因此，本书的始终均用VoClkisch）。他指示一个图里会员——彻头彻尾的体育专栏作家，要他建立“工人政治小组”。
此人将安东·德莱克斯勒（他已为“良好和平”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工人小组，叫做“自由劳动委员会”）找来，两者于是合并组建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德国工人党”的预备会议于那年1月初在一小饭店（“福尔斯坦弗尔德·霍夫”）内召开。参加会议的约二十四五人，大都系德莱克斯勒所在工厂的铁路工人。德莱克斯勒向与会者扼要地阐述了该党的双重目标：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人从马克思的国际主义中解放出来；让上层阶级明白他们对工人所负的责任。德莱克斯勒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接受德国人的统治”。德莱克斯勒建议将小组称作“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与一年前在波希米亚建立的、目标大致相同的党同名。顺便提一句，该党的党微是卍），但有人反对说，“社会主义”一词会被误解。
德莱克斯勒废寝忘食地草拟党纲。技术工人不得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而是中产阶级市民。中产阶级呢，必须以牺牲“大资本主义为代价”加以扩大和加强。纲领还小心谨慎地宣布反犹：“国家不应支持与德国之道德与伦理标准相违背的宗教信仰教育”，更不能在事实上容忍。两星期后，成立大会便在图里会的总部召开。没精打彩的体育专栏作家卡尔·哈尔雪被选为主席，德莱克斯勒则是他的副手。
这很难说是一个政党，因为除6人委员会外，它没有多少什么。“因为存在着赤色威胁，我们的会是秘密召开的”，德莱克斯勒（此时已是个严肃的、毫无名望的、疾病缠身的炫）回忆说：“除讨论和学习外，我们没有多少可为。我将我的想法写进了一本名叫《我的政治觉醒》的小册子中。是从一个工人的日记中挑选出来的。”他的梦想是能找到一个既精力充沛又有胆量的人，从其小册子中得到一些教益，“并为我们找到原动力。反正需要一位杰出的人物，一个具有强烈信念的人物，一个独眼龙，一个绝对无畏的人物，一个能为此采取行动的人物。”
9月12日，希埃尔少校令他前去参加小小的“工人党”的另一次会议。如果说有什么有强烈信念的“独眼龙”，希特勒就是一位。当晚黄昏，希特勒踏进了位于赫仑大街的一家小咖啡馆——斯特纳卡布劳咖啡馆。里边已有40名左右工人。
主讲人原定系诗人埃卡特。他因病缺席，主讲人换成了经济学家弗德尔，他的题目是”如何，并用何种手段才能消灭资本主义？”
因为在受训时期曾听过弗德尔的课，希特勒才能集中精神听下去。他的印象是不好不坏。很明显，这不外乎是另一个“从地下冒出来，很快便销声匿迹”的组织。再明显不过，他的创建人并不知如何才能将其俱乐部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党。当晚的会议令他厌烦；弗德尔一讲完，希特勒便松快了。一宣布自由讨论，希特勒便要离会，但某种东西“驱”他留座。几分钟后，希特勒便在痛斥一个教授——因他主张巴伐利亚从普鲁士支离出来。希特勒以干练的口才，精辟的论点讲了15分钟，使这个教授“……在我把话说完前，像一条落水狗，离开了大厅。”
希特勒的发言及其逻辑，使德莱克斯勒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秘书耳语说：“此人有种，可以利用！”他找到了希特勒，自我介绍了一番。但希特勒对这个戴着眼镜、其貌不扬的先生连尊姓大名都未记住。像一个宗教狂一样，他将自己的小册子，一本只有40页、封面为粉红色的小书，硬塞到希特勒的手中，口中唠叨着“你必须好好读一读，请你再来”之类的话。
希特勒回到兵营二楼的小房里后，与通常一样，又患了睡不着觉的毛病，便开始往地板上撒面包屑和吃剩的饭菜——喂老鼠。他已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即在天亮前，“观看这些小东西在美食周围转来转去。在生活中，我曾经历过许多贫困，我完全能想象出饥饿是什么滋味，因而也能体会这些小东西的快活。”
那天清晨5时左右，他仍双眼大睁。他躺在小床上，眼巴巴看着老鼠的滑稽动作，想起了德莱克斯勒硬塞给他的那本小册子。希特勒本人也觉得奇怪：第一页就把他吸引住了。”我不自觉地发现，自己的发展竟在眼前展开。”次日，书中的思想和语句不断闯进他的脑海。“国家社会主义”一词和“新的世界秩序”一词，以及它的预言，即新的政党不只必将把丢掉了幻想、遭受剥夺的工人，连公务员和中等阶级的下层也吸引过来，令他久久不能忘怀。
然而，他的兴趣很快便淡薄了。后来，他收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已被接纳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这使他很是惊奇。他被邀请参加将于下星期三召开的委员会。因为他想自己建党，无意参加任何现成的党派，便拟作出愤怒的拒绝。但，“出于好奇”，他又决定前往，再看看这个古怪的小组。
此次会议在赫仑大街的另一家低级咖啡馆（阿尔特斯·罗森巴德）内举行。通过灯光昏暗、空无一人的餐厅，希特勒来到后面，发现四人围桌而坐。内中一人就是那本小册子的作者。德莱克斯勒热情地欢迎了他，祝贺他成为“德国工人党”的党员（“现在，我们有一个长着大嘴的奥地利人了！”他曾对一名委员说过）。德莱克斯勒解释说，他们正在等候全国组织的主席哈尔雷先生。
体育作家终于来了。他生就一副螺圈腿，样子难看，穿着不整。会上，首先宣读了前次会议的记录；接着会计便报告说，现手头只有7马克50芬尼克。宣读了信件，还进行了冗长的讨论。这比希特勒想象的还糟。“可怕，可怕！这是俱乐部生活之最糟者！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讨论新党员问题时，希特勒从党组织的现实角度提出了许多问题。他发现，党没有纲领，没有传单，连一个橡皮图章也没有，有的只是良好的愿望。他飞快地扫了几个委员一眼。他们心中无数，思维模糊。
他之所见令他怏怏不快，但仍拿不定主意是否参加。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难题”。尔后两天内，他内心不断在打架。理性告诉他应该拒绝，但感情又令他接受。他曾立誓进入政界，而这个荒唐可笑的小组又有一个卓绝的优点——它还未“凝成‘一个组织’，使个人有机会施展个人活动”。由于它很小，他能按自己的需要左右它。
希特勒将发现的情况向梅耳上尉作了汇报。梅耳上尉又将情况转报给了一群高级军官和资本家，他们每周在“四季”饭店碰头一次，讨论重建德国军事力量的各种办法。他们的结论是，只有靠德国工人的支持，目标才能取得。可把小小的“德国工人党”作为一个开端。据梅耳上尉说，一天，鲁登道夫将军出现在梅耳的办公室，要求允许希特勒参加这个工人党，并协助它的建设。
新军的成员参加某一政党，这本来是非法的。但“为使鲁登道夫高兴（他的愿望在军队中仍受到尊重），我便下令让希特勒参加工人党并助它成长。为此，开始时他每周拿到了相当于现时贬值后的20金马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希特勒是被命令做自己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的。他成了“德国工人党”党员，并登了记，领到了一份党证。
希特勒在投身政治的同时，在思想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也是梅耳上尉一道命令的成果。教育部门有个学员来信询问，关于犹太威胁问题，是否有资料可提供；希特勒被命令对此作出回答。在斯特纳卡布劳会议后4天，希特勒拿出了一份冗长的答案。答案披露了希特勒在解决犹太问题上所取得的令人惊奇的进展。它通篇都是对犹太人的攻击之词——这是后来大家都很熟悉的：“它钻进民主，吸吮着群众的良知；它在人民尊严面前爬过，但只懂得金钱的尊严……它活动的结果，是人人染上种族的肺痨。”他的结论是，反犹的纲领必须以它是外国种族为由，从法律上剥夺犹太人的某些特权着手。“但是，毫无疑问，最终的目标是要坚定不移地将犹太人Ent eernung”（Ent eernung一词可译为“铲除”、意味着从德国驱逐出去，但更有可能是“斩断”，就是说，把犹太民族除掉）。
这是已知的希特勒的第一份政治文件，而他也第一次成功地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变为一部实实在在的政治纲领。
第四章 一个政党的诞生
1919922
“当我步入这一小群人的圈子里时，关于政党或运动，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那年秋天，工人党真正给予希特勒的却是宣传他的思想的讲台。就像在曼纳海姆的小书房里他曾首次发泄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希望一样，这一小撮心怀不满的人给了他所需要的动力。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把基本上是个辩论性质的社团变为一个政治机构。“代表全党的委员会实际只有7人。它不外乎是个小俱乐部的领导机构而已。”在报纸描述那些日子的故事连载中，希特勒风趣地回忆说：“1919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过。昏暗的灯光，垃圾成堆，骚动，穿着破旧的人们，穷困的士兵，总之，这是4年战争和革命丑闻恶果的图景。”
在罗森巴德后屋的会议室里，每逢开会，会议的用灯是一盏昏暗的煤气灯。“我们集会时……是个什么样子？可怕，军短裤，染过的外衣，戴得发亮的、五花八门的帽子，脚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作‘手仗’。”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显赫的象征，证明他属于人民。
“我们总是那么几个人……首先是兄弟般的问候；之后，大家便报告说，各地的‘种子’已经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们便问，我们是否也可作同一汇报。我们常常强调要以一个单位行动。活动费一般仅有5个马克，而一次活动竟达17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终说服了委员会用召开较大型会议的办法增加党员人数。在兵营里，他利用连队的打字机，亲自打出了邀请人们参加首次会议的请帖；他还用手写。在首次会议的当晚，7名委员在等候“预计前来赴会的群众”。一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来。“我们还是7人，原来的7人。”希特勒改变了战术。请帖是油印的；这次，来了几个人。慢慢地，赴会人数从11人增至13人，最后达到34人。
会议的捐款被用作广告费。他们在一家民间的反犹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于10月16日在霍夫布劳斯酒馆的地下室里召开群众大会。
如果到会人数如前，这次的费用恐怕已使工人党破产。哈尔雷很悲观，但希特勒坚持说，会有许多人来的；到下午7时，烟雾弥漫的室内已集合了77人。对当晚之主要演讲人是如何接待的，现已无案可查；但我们知道，几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台上的、粗糙的讲经台上时，听众如同“触电一般”。他原定发言20分钟，可一讲就是半个钟头，谴责、威胁和保证之辞，有如流水，从他口中喷射出来。他失去控制，大动感情；当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就坐时，已是满脸汗水了。他虽然精气力尽，却满心欢喜，“先前我只内心感觉到的、却又无法试验的东西，现在被证实了：我能演说！”
这不仅是他生涯中的转折点，也是“德国工人党”的转折点。热情的听众当场捐赠了300马克；现在，他们有钱刊登更多的广告和印刷标语口号了。11月13日，第二次群众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在埃伯尔布劳啤酒厅举行的，130多人（大部分是学生，小店主和军官）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人共有4人；入场券每张50个芬尼——这是当地政治活动中的一件新鲜事物。吸引众人的主要是希特勒。讲演至中途，一些乡巴佬开始高声怪叫，扰乱会场。幸好希特勒早与军队内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几分钟，扰乱分子“便抱着流血的脑袋，滚下楼去。”会议的中断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讲演结束时，他强令大家起来反抗。“德国的惨境必须用德国的钢铁打破。那样的时刻必然到来。”
希特勒再次令听众倾倒。他演讲时用的是原色声，感情又奔放，这就使他与专讲理论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个在场的警察，在蔑视希特勒是个商人后报告说，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将成为一个“职业的讲演宣传家”。他的呼吁是他的肺腑之言——爱祖国，憎恨带来1918年失败的犹太人。这种讲演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战壕语言，使老兵们认识到，他也曾分享过机关枪、铁丝网和肮脏的民主，能体现前线的、神圣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两星期，另一次热烈的群众大会又召开了，参加人数达到170。12月10日，他们使用了一个更大的酒馆——“德意志帝国”酒馆。尽管曾宣布大厅内有暖气，群众还是纷纷离场。这时，几位委员便说，会议开得太勤了。一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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