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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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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使玛尔塔·多德很是“兴奋”。她同意与元首会面，并“改变欧洲的历史”。在凯撒饭店的茶室里，希特勒吻了她的手，还狼狈地喃喃了几个字。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正与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面面相觑。“他好像很谦虚，中产阶级，相当不活泼，且很腼腆——但又有一种奇怪的温柔感和令人感兴趣的无可奈何感。”在晚餐时她描述了她对他的印象。父亲“对我之易受感动觉得非常好笑”，叫她勿冲洗被这位伟大人物吻过的手。
多德大使对希特勒没有多少印象，但他的英国同行们却认真对付起希特勒来了。关于元首之重新武装的要求，他们愿意作出相当的让步，并急于达成某种协议。这由1934年初，英国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勋爵访问柏林时透露了出来。艾登对希特勒的印象是，他绝不仅是政治煽动家。“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会晤的时间很长，随着会晤的进展，他表明，他完全掌握了会谈的主题。”关于国际保证，德国所要求的只是自我防卫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条约得以签订，希特勒答应保证解除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武装。次日，2月21日希特勒作出了一个不平常的姿态，即前往英国大使馆进午餐。这似乎要着重表明他和解的意图。这是元首首次步入一外国使馆。他对饭菜和饮料兴趣不浓，但是，一当谈到个人在大战中的经历时，他便“大大的不拘泥了”。艾登说，退伍军人是最不希望再发生一场战争的。希特勒”欣然同意”这一说法。
午餐后，希特勒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他要求得到他的邻居的机群总数的30％，并同意，德国的飞机数量永不超过法国飞机数量的60％。他欣然自动提出缩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数量，使艾登好生惊奇。他还说，“他的常识和政治本能永不会让他批准在国内建立第二支军队。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这是个作让步的季节——希特勒作出了另一个友好的姿态。这次是在3月14日向美国人作的。外交部氏冯·牛赖特电告驻纽约的总领事，让他向多德大使——多德大使乘“曼哈顿号”即将抵达纽约——转达下列口信：
帝国总理请多德先生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他的问候。他对总统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作的英勇努力表示祝贺。总统为消除经济危机进行了成功的斗争，全体德国人民正满怀兴趣和钦佩予以效尤。总理同意总统的见解，即责任感和纪律等诸美德，应是全民族的最高准绳。总统给每个公民提出的这个道德要求，正是德国哲学的精髓。我国的座右铭“公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正表明了这点。
这个口信远未达到其目的。它不仅措词刺耳，且时机不对。一周前，“美国犹太人协会”在马迪逊广场公园举行模拟审判，题为“文明对希特勒主义、希特勒政权之法律和行径之事迹展出”。由著名律师萨姆埃尔·西布里扮演“文明”的律师，证人包括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市长、阿尔·史密斯和雷蒙德·莫雷。人们众口一词地宣布，“文明”为胜方。
希特勒关于削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使法国安下心来，但他们的领导人却不相信希特勒之重新武装的计划只是为了防卫。“英国人急于求成”，弗朗斯瓦·本塞大使回忆道，“他们一份接一份给我们发来照会，敦促我们说明，需要什么保证才足以使我们同意让帝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武装。”然而，英国人在私下里却感到关切，特别是对德国迅速发展的空军，但对新帝国之处境仍公开表示同情，许多人嘲笑希特勒正在走向战争的说法。
弗朗斯瓦·本塞大使同意向德国作出让步的意见。“有限的、受控制的重新武装，比无限的、不受控制和压制的重新武装要好！”他觉得，有协议，哪怕是平平常常的协议，总比没有好。他于是便极力争取他的上司。4月初，他亲赴巴黎面呈他的看法。但在与总理杜美尔会晤时，“却不准说一个字”，几次三番想转入话题，都被总理打断。法国的决定是，在东部建立反纳粹集团，以遏制德国的野心。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将成为这一长链中的一环，统统由“法国母亲”卵翼。
那年春，苏法达成协议。希特勒害怕这是包围帝国的开端。为了与建议中的集团相抗衡，希特勒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最有可能成为这一盟友的是意大利，但它的领导人自1924年拒绝借给希特勒几百万里拉以来就一直对这一联盟没有多少兴趣。求人一事使希特勒很不痛快，但骄傲不得不向需要让步。他再次作出努力。希特勒压住怒火，致函墨索里尼道：“……本人既对阁下之具有历史意义的努力表示钦佩，又期望以真诚友好之精神与阁下合作。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紧紧相连，若适当地注意一致的利益，两国则为欧洲的稳定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他辩解说，由于德国已被解除武装，他有权要求其它国家裁减军备。接着，他便详尽地列举了他通常的论点。为了提高这封信的重要性，他便差戈林前往意大利送信。
数星期后，希特勒的国外新闻秘书和非正式的朝廷弄臣汉夫施坦格尔也往访墨索里尼，并建议他与元首会晤。“你们两人都是瓦格纳的崇拜者，这就给了你们共同的出发点”，汉夫施坦格尔记得曾说过，“想想看，如果您把他请到威尼斯瓦格纳逝世的地方文德拉明广场，那该有多大意义！从您的长期经历中，他能得到好处，得到迫切需要的从德国国外去观察欧洲问题的洞察力。”墨索里尼并不反对这个想法，发出了邀请。希特勒表面上推辞了一番后，接受了邀请。
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据意大利新闻社驻柏林代表菲力波·波加诺说，墨索里尼的动机主要是想见见这位全欧都在议论的政治家。“希特勒是个头脑糊涂的笨蛋”，他私下对波加诺说，“他脑子里塞满了政治和哲学的标签，且全是毫无条理的货色。我真不明白他为何要等这么久才把政权拿过来，为何要扮演丑角，搞什么竞选，搞什么合法掌权。真是荒唐！要不是向罗马进军，法西斯意大利就永远不会出现。我们是充满活力的，希特勒先生不外乎是个空谈家。”
由于这一轻蔑态度被传了出去，意大利报界倾巢而出，“看看这位畸形怪人希特勒。”6月14日，当他在里多机场步出“容克”座机时，身穿毛哔叽服，外披旧军大衣的希特勒，看上去像个在作绝望挣扎的推销员。到机场迎接他的墨索里尼则穿一件黑衬衣，一双高筒马靴，还系了闪闪发光的金穗带，身后还有身穿整齐制服的意大利士兵。墨索里尼把胳膊往外一甩，行了个罗马式的欢迎礼。这一甩，刚劲有力，记者H·R·尼克博卡想，“他把手都甩掉了。”
希特勒胆怯地侧身出来，将手轻轻一抬，像表示歉意，又像行纳粹抬手礼致谢。很明显，墨索里尼的这一表演着实令他狼狈不堪。在阳光照射下，他眨了眨眼睛，然后便笨拙地走下舷梯，与他的理想中人物握手。“他们离我不过3码远”，尼克博卡写道，“他们的脸部表情让我着了迷。在不得不客套一番的下边。我在墨索里尼的眼中看到的是取笑的神情，希特勒眼中的是愤怒。”当主人领他打那排军队前走过时，他的窘迫感并未减轻，他的举止就像小学生首次参加正式晚会一般。对那顶新软帽他简直不知如何处置。他先是脱帽向意大利国旗致敬，然后想戴上，却抓在右手中。与墨索里尼——此时他已开始交谈，讲的是怪腔怪调的德语——一起行进时，他把帽子来回倒手，好像它是个滚烫的马铃薯似的。
去威尼斯时还有一桩笑话。上游艇时，希特勒慌里慌张，谦让墨索里尼先上。但是，善于当主人的墨索里尼却拐到他身后去了，不断挥手让他过跳板，好像赶鸡入笼似的。在旅馆内，他从电梯里跳出来，低着头前行。“墨索里尼风度翩翩出来，他明白他是众目之的。他抬头挺胸，目光四射。他是意大利总理呀。”
一进房，希特勒便破口大骂他的几个顾问，为何竟让他穿便服来，说墨索里尼穿得如此出众。他心绪烦乱，首次与主人交谈时，又碰到一场灾难。墨索里尼主宰了会谈，内容是奥地利问题。他讲的是似通非通的德语，希特勒有时竟听不懂，而墨索里尼也误解了许多希特勒的奥地利德语。
次日，两人在圣马尔科广场检阅法西斯部队。两队士兵争论谁该从检阅台正前方走过。两队各不相让，同时前行。这时，乐队开始像猫叫春似的吹打起来。后来，他问他的新任副官弗里茨·魏德曼，这样的军队军事价值有多大。战时曾在希特勒所在兵团当过副官的魏德曼回答说，战斗力与游行毫无关系。“然而，这句话并未使希特勒产生什么印象。特别是就在那时，他往窗外瞧了瞧，发现有艘军舰，桅杆上挂的不是舰队的旗帜，而是水兵们的五花八门的衬衣和内裤之类，令他目瞪口呆。”
只有傻瓜或喜剧大师才会把独裁者之间的最后一次会谈，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安排在里多高尔夫球场。“我注意到”，被加诺回忆说，“希特勒不停地说话，且很激动。墨索里尼则在听着，一声不吭，脸有不悦之色。”在长达两小时的会谈中，波加诺很少看见墨索里尼开口。“希特勒之唾沫横飞令他生厌。当晚，在正式招待会中间，他匆匆起身而去，离开了小湖，宣称他任何人都不见。”
希特勒被刺痛了。他明白，他不但遭到了墨索里尼的冷落，而且在外交上也遭他暗算。元首同意承认奥地利（他将它看作是帝国的一部分）完全独立，但他得到的却是墨索里尼对裁军问题并未作肯定支持的保证。这样，当外交部长牛赖特向各外国使团散发一份通知时，各外交官员都怀着好笑的心情读这份通知：
“……帝国总理访问威尼斯时，受到了破格的热情接待，气氛和谐，公众对此印象尤深……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相处甚洽，私人间的同伴之情远甚于相互尊敬。
“会谈是详尽的，也是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谈到了由两种观念之亲密关系所产生的所有问题，达成了远期的协议。正式协议尚未草拟，因而尚未签订……”
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威茨萨克私下对一个瑞士外交官说，他“预见不到两人会更密切地合作”。
第十二章 二次革命
——“所有革命都吞噬自己的儿女”
1934．2—8
希特勒对削减冲锋队数量的保证是真心诚意的。多年来，冲锋队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使他伤透了脑筋。近几个月来，冲锋队的司令官罗姆上尉又一直要求将他的手下，改编为部队。自然，军方是反对此举的。
希特勒知道，他生存下去的最好办法，是支持军方领导人，因为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他是无法实现他的最终目标的。于是，他便宣布：“在我国，只有国防军才准许持有武器；冲锋队只负责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番话使400万褐衫党徒怒火复燃，使他们不禁想起了党内南北两派之间长期斗争的情形。一方面，他们仍忠于希特勒这位精神领袖，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觉得他背叛了“褐色革命”，正在卖身投靠右派。
他们将自己看作是党内激进主义的象征，对掌权一年来所作的改革不满。数月来，罗姆（“不悲观者才有理想”）一直在鼓吹“二次革命”，只有那样才能得到他们为此战斗过的社会利益和物质利益。“谁要是认为冲锋队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坦贝罗夫机场他对8000名褐衫党徒说，“他就得想想，我们还在这里，而且还想继续呆在这里，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虽然大部分党员都有反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情感，但最激进、最热切的还是冲锋队。罗姆反复鼓吹，他和他的手下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卫士（“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
希特勒虽然同情激进派，但他的头脑告诉他，除非德国从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重建起武装部队，否则，进一步革命是行不通的。这点，若没有工业界和军队的全力支持又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为了息事宁人，他让罗姆在内阁担任不管部长，还答应让他出任国防部长。于是，他便于1934年1月1日书面表扬了他。表扬信很出色，因为通聘用的都是第二人称单数的昵称“你”。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称赞他，另方面要婉转警告他，保卫国家的事情还是要留给军队去做，但罗姆未领会这点。他以为有希特勒撑腰，胆子便大了，竟向国防部发去一份照会，声称保卫国家的安全是冲锋队的特权。
这便使矛盾激化了。冯·勃洛姆堡将军于是便请求希特勒裁决。1934年2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懊丧地把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领导人请到国防部的用大理石作柱的训导厅里开会。在他的“动人的，揪心的”演讲中，希特勒劝双方妥协。他说，党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在8年后，经济又会衰退，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为过剩的人口创造生存空间。这可能会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东方采取短暂的、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然而，罗姆所建议的民兵“一点儿也不适于国防”。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人民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冲锋队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内部政治事务的范围内。
此时，希特勒强迫勃洛姆堡和罗姆当着他的面签署协议。冲锋队得到了两项半事事任务：沿国境线起警察的作用；18岁至21岁青年的军训由它承担，21岁至26岁未在部队服役的青年则进行“冲锋队体育”训练——这是有组织的军训的代号。
对罗姆，这是个打击，但会后他把大家请到他的家里，共进和解的午餐（他的住家先前是个百万富翁的大厦）。“希特勒没有参加”，冯·维希将军回忆说，“饭菜很好——气氛却冷若冰霜。反正，和平似乎已恢复了。人们当然相信，希特勒在党内的权力很大，他们的决定对冲锋队会有约束力。”
军人一走，罗姆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真实感情便爆发了：“那个荒唐透顶的下士说的话算个屁”，他对自己的追随者说，“我根本不想遵守这份协议。希特勒是个叛徒，最少也要去休假……要是有了他，目的便达不到，我们干脆就不要他。”至少有一个听者大吃一惊。在冲锋队大队长维克多·卢泽听来，这是出卖。于是，他便向赫斯告发。元首的副官举棋不定，不敢行动。准克多便亲身前往上萨尔茨堡，将冲锋队高层领导中的严重不满面告希特勒。元首再次无动于衷。“必须让事态发展”，元首不想再讨论下去，好像不愿承认他心爱的冲锋队有近乎暴乱的不满情绪似的。然而，几星期后，他却断然拒绝了罗姆的评论：“灰石（军队）必须被褐色洪水淹没。”他说“新的部队是灰色的，不是褐色的。”
罗姆进行了反击。4月，他在柏林召开记者招待会，出席的除外国记者外，还有各外交使团的官员。他身材又矮又胖，浑身是劲，威风凛凛，讲话的语气也咄咄逼人，好像非服从他不可似的。“冲锋队是德国革命的意志和思想的英勇化身”，他对外国人这样说，但下一段话却显然是说给希特勒听的。他说，党内反对冲锋队的人，都是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因循守旧分子。“只有冲锋队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在党卫军内，罗姆的秘密敌人业已在密谋将他粉碎。为首的是特工部的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而不是党卫军的首领。这乍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一些日子来，希姆莱之所以不愿意支持这一阴谋，也许是因为他怕与冲锋队公开爆发矛盾会导致党的分裂——但是，当得悉戈林也参与这一阴谋时，他便跃跃欲试了。戈林不仅是元首的心腹，而且还能给他一个他垂涎已久的职务——普鲁士州秘密警察局局长。
（秘密警察一词的德语文是Geheimes Staatspolizeiamt方便邮递，某邮局为这一新组织刻了印章，将之缩写为Gestapa，若按此音译为中文则是“盖世太巴”，但在口语中，它成了Gestapo，中文译为“盖世太保”——译注）希姆莱一与这个党魁勾结，他立刻便成了盖世太保的头子。接着，他便向党卫军所有单位暗示，一场与冲锋队的公开斗争已在咫尺。海德里希报告说，他已收集了不少材料，证明罗姆阴谋背叛。这样，这场斗争便势成定局。其实，罗姆根本无意发动起义。他只想用“一个金笼子”将元首与其心怀叵测的顾问们分开，强压希特勒给冲锋队在帝国内以适当的地位。他发动的是神经战，而不是出卖，但他的威胁性语言却是惊慌的根源。6月4日，希特勒把罗姆召至总理府，根据希特勒的说法，他们的谈话持续了5小时。“我哀求他自动反对这一疯狂行动——同时也让他使用自己的权力去阻止事态的发展。因为不管如何，此事只能以灾难而告终……参谋长向我保证，报告部分失实，部分被夸大其词，还有，他将在权限内尽一切努力，纠正事态。之后，他便走了。”
虽然有个目击者，即巴本的副官，发誓说，他听见他们“在大声争吵”，在希特勒的说法中却找不到争吵的迹象。罗姆可能是于深夜离去的，他所得的印象是，元首虽同情冲锋队，但在军方的压力下，不得不遏制冲锋队的活动。希特勒自认为已真正与罗姆握手言欢，这也有可能。因为特工部几乎就在同时报告说，元首已在几个问题上与冲锋队司令达成了协议。
双方同意，冲锋队原定全体休假一月的假期将如期开始。这消息是由德国新闻局于6月7日公布的。次日，德国新闻局公布了令人费解的“罗姆参谋长令”。命令说“几周来，本人身患痛苦的神经系统病，使健康受损。现决定遵医嘱进行治疗，以求康复。”
这两条消息使军方安心了。他们觉察出，这是罗姆陨落的信号。海德里希却大吃一惊——他只需3个星期便可完成其反对冲锋队的计划。这两条消息迫使希特勒采取果断行动。罗姆的弟媳，还有其他人，警告罗姆说，外边谣传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在合谋搞掉他。“他也察觉有些不对劲”，她回忆说“但仍不以为然。他对希特勒从未有过丝毫怀疑。”
（2）
在威尼斯会见墨索里尼受辱回国后数小时，一位完全不同的人士的不满便降临在希特勒身上。6月17日，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巴本准备在马堡大学发表讲演。人们对副总理的演讲多少有点兴趣，因为半年前他曾在不来梅俱乐部发表过有争议的演讲。平时，他曾警告，由于新政权践踏了法律原则，并对教会诸多限制，德国的局面越来越动荡不安。当他步入大礼堂时，——里面坐满了学生和教授，还有稀稀拉拉地坐着的身穿制服的纳粹党员——礼堂里充满了期望的气氛。一开始，他便单刀直入，向受控的报界发动进攻，特别是对戈培尔。
这些话出自政府之第二号人物之口，使学生们目瞪口呆。但这还仅仅是开端。在将纳粹盲从者和空谈家连同一党制一起攻击了一番后，他敦促希特勒与支持罗姆的二次革命的人们决裂。“我们搞反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实行马克思主义纲领吗？……一个国家的人民，若要名垂史册，它就承受不启发生在下边的永无休止的叛乱。在某个时候运动就得停止，坚实的社会结构才能出现。”
有几个党员在高声抗议，但他们的喊声却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淹没。只有《法兰克福报》在下午版中发表了这篇讲话的片断。戈培尔下令将报纸全部扣审，并禁止电台重播（原定要重播）这篇讲话。但是，讲话的全文却走漏了出去，并在国外发表，在国内外掀起一阵轩然大波。当副总理在汉堡跑马场上出现时，人们向他高喊：“欢呼马堡！”
头几天，希特勒没有吭声。摊牌的还是巴本本人。他威胁说，除非解除戈培尔不准重播其讲话的禁令，否则便辞职。希特勒劝副总理冷静。他承认，戈培尔犯了大错误。接着，他便厉声谴责冲锋队不服从命令，好像他批准了讲话的那部分内容似的。他保证将禁令解除，请求巴本暂勿递交辞呈，待两人同去诺伊德克面见兴登堡时再说。
巴本答应等待，但希特勒却自食其言。次日，6月21日，他只身匆匆前往诺伊德克，禁令也未解除。他公布的此行的目的是向兴登堡汇报新近与墨索里尼会见的情况。但更可能的是，他会见老头子时不想让巴本参加，免得碍手碍脚。他也许想看看兴登堡的健康状况，看看他还有多长时间可为当他的继任人作出安排。为此，他必须得到军方的支持。有意思的是，在兴登堡庄园的台阶上碰到的第一个人却是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天气虽然炎热，勃洛姆堡却身穿全套制服。
总统之会见元首是有其自己的理由的。他想听听巴本之演讲招来的混乱情形到底如何，但说话的却是勃洛姆堡（他板着脸孔，笔挺地端坐着）。他明确指出，应该首先考虑内部以和为贵。希特勒若不能解除眼前无法容忍的紧张局势，总统就要发布戒严令，并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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