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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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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冯玉祥作为一介武夫，尽管有爱国之心，但执政措施却有不少不妥之处。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冯玉祥在河南大力推广时渐渐变了味道，例如：下命令禁止过春节，只能过元旦。可是老百姓过了几千年的春节却不是一纸文件所能禁止的，因此大家都偷着过。于是乎，冯玉祥派出大兵到处站岗监视，看到谁家贴对联就撕、看到谁家包饺子就踹，就连蒸馒头多了也要端走，弄得老百姓鸡犬不宁。可是小孩子不管这些，总是在没大兵的地方偷偷放炮。鞭炮一响，冯玉祥的大兵就端着枪急急忙忙地追过去，等一到地方，人早就没影了。每当过年，开封城里的零星鞭炮声就此起彼伏，满街跑的都是大兵。此外，冯玉祥信基督教，对佛教道教很讨厌，在开封时驱赶僧人，砸毁佛像，还把开封的大相国寺改作游乐场，也惹的老百姓怨声载道。
冯玉祥在开封期间，祖父主管开封治安。祖父这个人比较敬业，做过一些好事。在祖父执掌警察权力期间，开封的治安状况是比较好的，这一点从一些民国史料中可以反映出来。为此，祖父从主管警察事务的职位上获得擢升后，当地一些民众曾经赠送给他几把“万民伞” （「注」“万民伞”是旧时百姓对有政绩的官员的一种表彰，其状类似雨伞，但比雨伞大，一般是若干百姓集资购买订制，再赠予即将离任的官员），以示感激。此外，受冯玉祥的影响，祖父一向比较亲近进步人士，从不主动予以迫害，即使冯玉祥下野以后也是这样。
虽然祖父官位颇高，但他对人却很随和，特别是对老百姓没有一点架子。曾经有一次，祖父带着随从从一家门口走过，恰好那家主妇出来泼洗菜水，人在门里，脏水泼了祖父一身。那妇女吓坏了，祖父的随从也立即掏出家伙，却被祖父按下了。祖父自己掸了掸身上的菜叶子，一边嘟囔了一句：“也不看看……”
祖父在省政府任职以后，由于薪水较高（「注」祖父刚在冯玉祥手下做事时俸禄为每月三百块大洋，几个月以后升为三百五十块大洋；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时收入也为每月三百块大洋），很快就在开封城内买了一处小四合院；随着职务的升迁，后来又在省政府对门购置了一处比较大的院落。这个院落有前后有两个四合院，正房是老式的楼房。同时，用积攒来的俸禄，陆陆续续地在确山老家购置了不少田地，总计大约有六百多亩，以备将来告老还乡时养老。但是，家里靠祖父的薪水就足够开销了，因此也没有把那些地当成回事，全给老家的族人们照看着，自始至终没有从那些地里收到过一两租子。
担任河南省视察委员会主任职务后，作为主管全省官吏政绩考核、监察的官员，祖父自然有不少门生。其实不少人都是跑官、要官来的，到家里来的时候都自称“学生”，称呼祖父为“老师”，家中总是门庭若市。既是跑官要官，那就免不了送礼收礼，父亲记忆中祖父有一件全部用狐狸腋下毛皮拼成的裘皮大衣（「注」成语“集腋成裘”就是这个意思），还有高达二、三尺的珊瑚。
祖父履行职责，主要是在抗战胜利以前；光复后由于身体原因，主要在家养病；到了国共两党决裂之后，就基本不问政事了。因此，祖父并未被牵扯进国共两党的恩怨中去，解放后也没有被清算。［…wＷw。。cc］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五、杨靖宇和徐子荣
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是和祖父故乡不远的确山县李湾村人。马尚德与祖父有亲戚关系，二人以叔侄相称。马尚德生得浓眉大眼，人品非常正直，祖父也很喜欢他。民国十六年（「注」即一九二七年），马尚德领导了著名的豫南农民暴动，一度攻占了确山县城。在暴动被镇压下去之后，马尚德化名张贯一，躲到了河南信阳地区。在信阳待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不安全，于是北上到了开封，住进了我的祖父家里。祖父是国民政府官员，因此住在那里是比较安全的。当时，马尚德和他的战友徐子荣（「注」徐子荣在解放后任公安部副部长，一九六八年因遭到残酷迫害，被逼自杀）以河南大学学生身份为掩护，以祖父家为据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然，祖父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一点。
后来，马尚德和徐子荣可能是接到了上级指示，准备转移。临别那天，马尚德想跟祖父告别，凑巧那天省政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祖父迟迟没有回来。马尚德等了很久，始终不见祖父回来，于是对祖母说：“表婶，俺表叔看来一时回不来了，可我还得走，有件事想您帮忙办一下，能不能借我一点钱？”祖母问，要借多少？马尚德回答说要借二百块现大洋。虽说二百块现大洋不是一个小数目，但祖母一直都很相信马尚德的为人，知道他开口借钱必有急用，二话没说就按要求把钱给了马尚德。临走，马尚德跟祖母说：“表婶，我给表叔留了一张条子在烛台下，回来交给他。”之后，他和徐子荣的身影就消失在夜幕中。
晚上祖父很晚才回来，祖母将马尚德辞行的事情跟祖父讲了一遍。祖父看了条子后一言不发就把条子烧毁了。吃饭时，不识字的祖母问祖父：“马尚德的条子上写了啥？”祖父示意左右佣人出去后，叹了口气，说：“尚德这孩子，参加了共产党……”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马尚德在这次辞行后就舀无音信。解放后人们才得知，当年马尚德奔赴满洲参加地下党活动，不久又领导东北抗联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坚苦卓绝的斗争，并化名为杨靖宇。祖父与马尚德的这一次分手，成了生离死别。一九四○年二月，杨靖宇将军血洒白山黑水，在黑龙江朦江县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由于音信不通，虽然大家都知道有个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杨靖宇，但谁也没想到他就是马尚德。马尚德还有一个弟弟叫马令德，大约在土改前后去世，办丧事的时候我的父亲还回去了的。
谈到杨靖宇的家庭出身，现在多数材料都泛泛说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这是不准确的。马尚德家庭是个有着几十亩地的小地主，他的儿子马从云在土改初期也被划做“地主分子”。幸运的是，随后不久确认了杨靖宇就是马尚德，因此其地主出身也就没人提起了。文革期间，我的父亲曾经看过一本描写杨靖宇的连环画，里面说：杨靖宇出身“贫苦农民”，小时候他父亲为了少交租子让他给地主老财送点心，小杨靖宇心想：凭什么给地主老财送？于是他把点心分给了村子里的贫苦孩子。当时父亲就明白，写这本连环画的人要么完全不了解杨靖宇，要么就是蓄意胡说八道。
一九四八年底开封解放后，曾和杨靖宇一同住在祖父家的徐子荣曾经又回来找我们家。当时祖父已经去世，祖母带着几个孩子躲避战祸回到了确山老家，因此徐子荣没有找到我们家的人。等后来从确山老家回去时，邻居告诉祖母：有一个骑着马的八路军大官带着几个警卫员来找过你们。祖母想了想，楞是没想起是谁来，因为毕竟隔了二十多年没通音讯，那时杨靖宇和徐子荣他们还都是小伙子。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徐子荣平反时，才得知当年正是他。解放后，人民政府重新召开杨靖宇将军追悼会，由于祖父已经过世，祖母就作为杨靖宇亲属之一参加。我小的时候祖母曾经跟我谈起过杨靖宇，并告诉我说：“杨靖宇的头一直让小日本用药水喂着，就跟睡着了一样。”只可惜那时我的年纪尚小，还不知道多向祖母打听一些杨靖宇的情况。祖母去世后，很多关于杨靖宇将军的历史细节，就这么被祖母带进了坟墓。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六、捕杀韩复渠
实际上，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的这十年是我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发展比较稳定的十年，国民党称这十年为“黄金的十年”。是不是“黄金”姑且不论，但当时中国确实出现了比较好的势头，表现在：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中原大战结束和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而且在中央政府不断“削藩”的政策下，统一日益巩固；在西方大萧条的情况下经济仍然取得了很大发展，工、农业产值均在一九三六年达到最高峰；钱塘江大桥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相继竣工；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渐渐地革除了一些封建陋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等等。
然而，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装备低劣、指挥不力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日寇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一九三七年底，冯玉祥旧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为了保存实力，竟然拒绝执行军事命令，在日寇进攻下不战而退，把山东拱手让给了日本人，从而使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腹地完全暴露于日寇炮口下，也使河南境内的几十万国民政府军队陷入被日寇合围的困境。
蒋介石对韩复渠的表现本来就甚为震怒，此时，又得到军统密报的两个足以置韩于死地的消息，一是说韩与日寇秘密谈判，企图“独立”，出任汉奸政权主席；二是韩与另一军阀（「注」这个军阀的名字父亲回忆不起来了，我查找了相关资料以后，推测这个军阀应当是石友三）密谋，打算拥兵反蒋。于是，蒋决心解决韩复渠的“汉奸”问题。一九三八年初，蒋介石抵达开封，在河南省政府内召开军事会议，会前做了精密布置，诱捕了韩复渠，不久又将其拉到郑州碧沙岗处决。祖父与韩复渠虽同属冯玉祥旧部，但对韩这种只顾保存实力、不顾民族大义的做法也甚为不齿。
不过，捕杀韩复渠的打算也不是祖父这一级的官员事先所能知晓的。据祖母回忆，那阵子祖父经常彻夜不归，逮捕韩复渠当晚，祖父回到家来小声对祖母说：“韩复渠被老蒋抓起来啦，看样子要被毙掉……”在捕杀韩复渠的过程中，当时主管治安的祖父也深深卷入了整个事件的谋划与准备工作。他的任务主要是：第一，负责蒋的安全，当时时局混乱，当地保不准有日本特务，万一出了差错，那就脑袋不保；第二，配合蒋介石的卫队解决韩复渠的私人精锐卫队——手枪旅。当时韩复渠手枪旅是一支训练有素、身手不凡的队伍，韩来开封开会时，带了整整两个车厢的手枪旅队伍。但火车一进开封车站，就有军官上车来宣布，见蒋总司令有令，各将领的卫队一律留驻城外。韩没有料到他与日本人秘密勾结的消息已被蒋获悉，一时疏忽大意，在蒋介石的军官们的劝告下单枪匹马进城，结果自投罗网。韩复渠走后不久，群龙无首的手枪旅就被缴械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七、花园口决堤
山东陷落后，开封已不保，河南省政府随即西迁，经郑州迁往洛阳。在此前后，国民政府在徐州一带与日本军队进行了一次会战，虽然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但整体来说，国民政府军队处于来自江苏、山东两个方向的日军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国民政府军队与日军激战数月，早已筋疲力尽，只有放弃徐州，退回到豫东、皖北休整。特别是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一部从黄河北岸偷渡黄河成功，之后沿陇海铁路迅速西进，于六月初攻陷开封，接着跟踪西进，抵达距离郑州不足百里的地方。郑州是陇海、平汉铁路的交汇处，北扼黄河天险，郑州一失，不但阻断各个战区间的铁路交通，而且将会导致西安、武汉无险可守的严重局面。而此时在河南境内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多为徐州战场撤下的疲兵，尚未得到休整，已无力再战。为了阻止日军侵犯中原，国民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
单从军事层面来讲，决开黄河大堤是具有一定作用的：首先，它形成了新的黄河河道，形成了新的天险，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第二，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略物资运输；第三，以水代兵，直接消灭了日军精锐部队万余。然而，从政治角度出发，当时战局混乱，国民政府为了取得“洪水滔天”的奇效，对老百姓严格封锁消息。等到洪水来临，百姓躲之不及，造成了八十九万人死亡的惨祸，这无疑是抗战史上非常沉痛的一笔。
然而，我并不同意以往我国解放后一些历史书所言决开花园口大堤是“蒋介石为了逃命”、“丧心病狂”等提法。因为，人们选择的时候并不总是能够在“好”与“坏”之间选择，而是往往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是中原沦陷、既而导致整个大后方沦陷、中国被亡国，还是炸开花园口保住中原两个糟糕的选择之间，只有“两害取其轻”。其时，中原附近的国民政府军队均已无力再战，其他战场上的国民政府军队驰援已力不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相当弱小，不足以抵抗整个日寇的进攻。因此，在这种局面下，“以水代兵”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至于说蒋介石“逃命”，则更是站不住脚的，不用炸花园口，蒋介石什么时候都可以“逃命”，大不了在英美成立个流亡政府。如果说花园口决堤这个责任要由谁来负，那就应该由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侵略者来负，没有他们发动的十恶不赦的侵略战争，什么都不会发生。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八、中原大饥荒
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九三五年，抗战初期尚不记事。父亲记得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中原大饥荒。一九四二年，处于抗日前线的河南在不断遭到战祸的同时，还遭到接连几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先是几个月滴雨未下，再就是漫天的蝗虫。那时的蝗虫个头非常大，如同大人的中指那么粗。蝗虫飞来时，老远就听到“嗡嗡”的声音，接着就是遮天蔽日，落在树上把树枝都压弯了。等蝗虫飞走，树叶被蚕食殆尽，光秃秃的如同死树。旱灾和蝗虫使得河南中部、南部一带赤地千里，大部分庄稼绝收。根据后来的资料，大约有三百万人被饿死，占当时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
我的父亲那一年七岁，已经记事了。那一段时间，每天只要一出家门，他总是能看到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个很多饿死的人。每天都有人推着独轮车，把这些皮包骨头的死者扛上车，跟落柴火一样码起来，再拉到城外什么地方去。满街都是乞丐和掠食者，今天还是个活人，明天就可能成为饿殍，被人扛上独轮车埋了。饥荒虽重，但街上该卖什么还卖什么，照样繁华景象。一天，我父亲看见一个老太婆刚买了一个烧饼，正准备吃时，一个十四五岁、蓬头垢面的男孩突然从后面跑去抢走了老太婆手中的烧饼，一边跑，一边大口大口吃，还往烧饼上吐唾沫。老太婆见自己的烧饼被抢走，跟在后面撵了几步，无奈小脚跑不快，追不上了，于是号啕大哭起来。
饥荒往往是人为造成的。当时，河南驻扎的是国民政府军汤恩伯部，党务、政务、军务、民生大权均集于汤恩伯之手，河南省政府有名无实。汤恩伯这个人，原本也算抗日名将，无奈他刚愎自用、贪婪冷酷。中原大饥荒时适逢汤部大搞扩军，除了抓丁拉夫，还通过吸收土匪、地主武装、杂牌部队、反正伪军等扩充势力。在此基础上，汤恩伯部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三十万官兵，基本上靠河南一个省支持。当时河南一半以上的地盘和人口已经沦陷，剩下的残山剩水却要供养三十万大军，老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然而，汤部这个“胖子”却是虚胖，部队素质良莠不齐。特别是杂牌部队和反正伪军，原本就擅长扰民，此时更打起“中央军”的大旗，抗日不力、搜刮有方。汤恩伯为了维持军饷，在大灾之年仍不顾百姓死活，大事征收所谓的“汤粮”，弄得百姓流离失所、人尽相食。当时有民谣一则：“河南四荒，水旱蝗汤”，其中的“汤”就是指汤恩伯。
此外，一九四二年河南灾情虽重，但排除战乱原因，假如当时国民政府高效廉洁、努力赈灾，那么饿死的人肯定会少很多。然而，虽然河南省政府多次向重庆方面汇报灾情，但上面无论如何就是不信。因为当时上上下下的吏治都非常腐败，下面的官僚经常谎报灾情骗取赈灾款项和物资中饱私囊。谎报得多了，上面也就把灾情汇报当成“狼来了”，不予理睬。不但不信，还不允许国内报刊予以报导。直到一九四三年河南饥荒的惨状被媒体披露后，救灾的物资、款项才陆续抵达。在此之前，军饷、捐税都没有任何减免。
在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斯大林格勒、阿拉曼和中途岛这些著名地名的背景下，中原大饥荒能够被世界知晓，全靠一个叫白修德美国人。白修德是美国《时代》杂志记者，他于一九四三年二月来到河南实地采访，饥荒地区人相食、卖儿女、饿殍满地的惨像让他感到万分震惊和心痛。白修德在披露上述消息的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见到蒋介石向他面呈河南灾情。蒋介石这才下达了赈灾的命令，但还是迁怒于那些为白修德发电报的洛阳电报局官员，把他们给枪毙了。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的行政体系早已是糜烂不堪。即使蒋介石下令救灾，各级官员仍旧借救灾之名敛聚钱财，效率也十分低下。救活人命最需要的物资就是粮食，但发放得又少又慢；而同时，却又运来大批不能吃、不能穿的纸币。即便是这批纸币，在发放时还要扣除所欠捐税，最后落到灾民手中的所剩无几。
河南省饥荒从一九四二年持续到一九四三年年底。到了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为了收买人心，日军大量散发军粮，救活了不少老百姓。而国民党汤恩伯的部队，则兵败如山倒，老百姓甚至有不少人甘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引路的。还有一些胆大的，甚至聚集起来解除国民党小股军队武装。后来有资料表明：当时河南有六分之一的中国军队是被中国老百姓自己消灭的，足见老百姓对“遭殃军”的极端痛恨。此后，国民党政权在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消灭，正是应了“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古训。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九、颠沛流离
一九四四年，在太平洋战场上已陷入山穷水尽的日军为了便于向南洋运送战略物资，也为了鼓舞士气，在豫、湘、桂战场发动了“大陆交通线”战役。是役，国民政府军惨败，大好河山被日军蹂躏，创下了在反法西斯同盟节节胜利之时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奇迹。在河南，日军仅仅动用了六万军队，就把三十万国民党大军撵的东奔西窜。
抗战开始后，随着开封的沦陷，全家人先从开封撤到郑州（「注」当时旧称郑县），又从郑州撤到洛阳。当时河南省政府、战区司令部先设在洛阳，洛阳沦陷后迁往洛阳南边的鲁山县，鲁山城小，放不下如此多的人。因此，省政府官员的不少家眷都住在南阳、漯河等地。
祖母等人在南阳住时，祖父还随省政府在鲁山。当时恰好祖母的钱花完了，就让一直跟随着自己的表弟去鲁山找祖父要钱。祖母的这位表弟黑瘦矮小，但是头脑却很聪明。当时局势混乱，土匪老抬（「注」“老抬”是河南方言，指搞绑票的土匪）猖獗。祖母的表弟从鲁山祖父那里取了钱以后，想到路上不太平，于是开始乔装打扮一番：先是弄了辆独轮车，买了一车红薯；再把银元塞进红薯里面，一个红薯塞一颗；又弄了一身破衣服一穿，加上他本身其貌不扬，一看就不象体面人。就这样他推着一车红薯，路上不断遇见杂牌队、土匪老抬，都没有什么人对这车红薯感兴趣，最终平安到达南阳家里。祖母见表弟回来，连忙问钱带回来没有？他此时还故意卖了个关子，说没有带来钱，只带来一车红薯。祖母一听没带来钱就埋怨道：“家里急等着钱用，你带红薯干什么？”表弟笑嘻嘻地回答道：“鲁山红薯好吃，买来尝尝。”看到祖母着急的神色，他就拿过一个红薯掰开，只听“当啷啷”一声，一块银元滚落到地上。这样把一车红薯挨个掰开，地上便有了一堆银元。祖母见状大喜，直夸表弟聪明。
祖母这个人虽是穷人出身，但来到富家以后竟比一般的富家人还要奢侈。此时她见到几百块大洋够一阵子花了，就吩咐表弟说：“那就把红薯扔了吧。”表弟一听，连忙说：“使不得，使不得，这么好的一车红薯扔了，要是给老抬知道了，那不是往家里招贼吗？”祖母一听，也觉得有理，就把那一车红薯留了下来，于是家里吃了好长一段时间红薯。
后来南阳一度吃紧，祖母又带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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