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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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的”产生了普遍的厌恶、憎恨情绪。这就是一九八八年的社会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已经为一场社会动荡积累了足够的能量。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五、秋后算帐

一九八九年的枪声，使得我在不知不觉中从最初的毛派愤青急剧转变为一个自由派愤青。毛泽东以往在我心目中类似神一样的地位，仿佛在瞬间就不存在了。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奇怪，从小被灌输的、原本看上去根深蒂固的理念，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烟消云散。

尽管电视上、广播里成天被采访的“群众”纷纷支持“平息反革命暴乱”，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公开场合，人们只是被镇压的利斧吓得不敢说真话罢了。在私下场合里，我所碰到的每一位工人、农民和学生，没有一个对镇压说好的。有一些工人则编出一些顺口溜来嘲笑官方：“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还比如：“初级阶段是个筐，出了问题往里装。”这些顺口溜都是来家里串门的工人师傅说给我们的。工人们对邓小平的称呼，则变成了带有明显贬义的“邓小个子”（「注」东北人喜欢用人长相的一些缺点来作为外号，表示对该人的贬义，如吴大舌头、王大嘴等）。工人们对赵紫阳被免职也甚为不满，都说邓小平不是东西，“刚把胡耀邦免下去了，又把赵紫阳免下去了，弄了个江泽民，谁知道这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新学期开学以后，太谷中学开始秋后算帐，清查参加过游行的学生。本来在一九八九年以前，随着党政分开的贯彻，学校和企业的政工人员已经开始不怎么吃香了，此时来了机会，马上就显得非常积极。学校领导召开学生大会，动员参加过运动、写过反标的学生出来自首，同时搞无记名投票互相揭发。在会上，当时的学校某某书记说，在一些饭菜票上发现了“打倒李鹏”之类的反动标语，并且威胁学生们这事情已经来了公安要破案。如果自首了，可以从宽处理，如果不自首被侦破了，就要判刑。虽然心里的确为贴在山西农业大学的那几张漫画感到有点怕，但我没有在饭菜票上写反标，在学校里也只是议论一下罢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想到这里我就没有自首，也没有被人揭发。实际上，那一次动员是完全徒劳的，全校既没有一个人自首，也没有一个人被揭发出来。老师们在组织学生们互相揭发时，完全是例行公事的态度。

某某书记在当时的表现，至今想起来我都很反感。那次大会上，他声色俱厉，仿佛底下的学生人人有罪。本来太谷中学没有发生群体性的示威事件，但这人偏偏要小题大做，自称太谷中学是“动乱的重灾区”。他面对的是一群十六七岁、还很不成熟的孩子，碰到这种风浪应当去保护他们，结果他反而鼓动自首和互相揭发，弄得人人自危。人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真是难以理解。

后来，某某书记又打算培养我们对“党”的感情，搞起了“爱党、爱社会主义”教育，全校十八个班完全停课政治学习一个月，连高三毕业班的学生都不能幸免。在政治学习时，某某书记亲自上马，大谈美国民主的虚伪。他说道：“你们知道美国总统一年的收入是多少吗？四十万美元！当总统一年能赚这么多！再贪污上一点，那就是百万富翁……你们看毛主席，一个月才五百多块工资……”这就是这位书记的政治水平。

在政治学习结束以后，又搞歌咏比赛。全校十八个班只准唱三首歌：《国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轮流唱，反复唱十八次，还竟然要评名次。我当时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地唱着，真觉得无比荒唐可笑。一边唱，一边诅咒：“唱吧，唱吧，看你还能蹦达几天。”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六、城市户口

一九八五年，我的母亲从太谷线材厂调到太谷灯具厂工作。太谷灯具厂的产品主要是台灯、吸顶灯、壁灯等，再有就是过年挂的那种灯笼。太谷灯具厂作为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集体企业，当时产品质量不是太过关。我上高中时家里用的台灯就是母亲从厂门市部买回来的，经常出现因为接触不良而不亮的情况。在我用手去修理时，因为灯具漏电，我被电击过好几次。其中一次我手里还拿着把螺丝刀，过电流时全身发麻，螺丝刀被甩出去好远，现在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

我母亲到灯具厂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以后，觉得一个月几十块的工资实在是不够家里用，于是开始搞清理废铁丝的副业，一直干到一九八六年底，赚了三万元钱。当时母亲就想，三万元够了，将来孩子们成家时给儿子一万，给女儿一万，他们自己留一万养老。我的父母一辈子没有机会学习知识，痛感没有知识的苦恼，因此他们对我和姐姐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们总是说，自己一辈子没办法学文化，将来子孙们一定要摆脱无知的、被人愚弄的命运。姐姐和我前后考上了高中之后，母亲单位也不景气，经常发不出工资。母亲也就不怎么想上班了，办了个停薪留职，全心全意留在家里供我和姐姐读书。

我的姐姐心理素质不太好，平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总是考试时发挥失常。一九八九年的高考，姐姐落榜了。母亲在犹豫了两个月以后，还是决定尊重我姐姐的意见，没有让姐姐接我父亲的班，而是让她复读，等第二年再考。

由于我姐姐出生时母亲还是农村户口，所以我姐姐也成了农村户口。后来我和我母亲分别以不同方式转成城市户口以后，全家只剩下我姐姐一个人是农村户口了。那时“户口”还是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姐姐的心理负担很重。我母亲担心她的户口问题解决不了，一是会影响她第二年的高考成绩，二是万一考不上大学想接我父亲的班到铁Z局的话，没有城市户口也是不行的。因此，我母亲决心为姐姐解决户口问题。

当时我的叔叔恰好在内蒙古呼盟任农业局长，也算是地方上有点面子的领导干部，因此我母亲就请他帮忙解决姐姐户口问题。当然，迁户口、转户口这么大的问题，也不是叔叔动动嘴皮子就能办成的。必须先到河南农村把姐姐的户口转到呼盟，再在呼盟办理农转非手续，再从呼盟迁移到太谷县。中间关节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多。但母亲为了姐姐，也顾不了辛苦。跑了一个多月，终于把姐姐的户口迁移到了太谷。为了让姐姐也成为城里人，母亲前前后后花掉了将近一万元，相当于那时她十年的工资。

母亲办理姐姐户口时恰好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那天母亲在北京站转车时车站突然戒严了，地上还铺了红地毯。母亲当时心想，肯定是哪国的贵宾来了。后来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那是朝鲜的金日成看到东欧发生天翻地覆的剧变，坐不住了，跑到中国来寻找对策的。

家里的三万元钱经过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和办理姐姐户口以后，所剩已经不多了，于是母亲就琢磨着再干点小买卖挣点钱。当时，湖南有一个生产塑料走马灯的工厂，曾经与太谷灯具厂有过业务往来，我母亲就到人家厂里批发一些塑料走马灯，到太原市场上去卖，赚个辛苦钱。这种走马灯人们一般只是过年时候才买，因此那时侯每到过年，母亲都要跑到太原去到各个商场送货。自己也没有货车，经常扛着几个大箱子挤公汽，有时候扛着箱子一走就是好几公里，挨个商店送货。冬天太原市的温度一般都在零下十度左右，下雪后地上总是结了很厚的冰，碰到这种天气母亲就拿绳子把箱子一拴，在地上拉着走省点劲。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七、向右转，向左转

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政治的反动让我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让我从一个狂热的毛派愤青变成了一个狂热的自由派愤青。那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要听“美国之音”和“BBC”的新闻广播。当时官方用强大的无线电信号干扰这些电台，多数时候几乎完全不能听清楚里面究竟说什么。于是，我转而收听苏联电台的广播。当时苏联跟中国刚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不大播放不利于中共的消息。但是苏联当时进行着民主改革，因此他们的广播内容倒也十分有趣。我每天都注意着苏联的政治进程，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充满了希望，认为苏联改革要是成功了，那么就会对中国产生很有力的影响。

当时正在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太谷县是一个小县城，特别是学校里报刊种类非常少，因此我经常到太谷县图书馆去浏览报纸。一天，我看到一份报纸上刊载着一篇名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文章。此文是一种典型的大批判、大字报口吻，本身并无什么阅读价值。然而，在文章的黑字标题的“刘晓波”三个字上，却被人用碳素墨水写了四个字：真的勇士。当时我一看到这四个字，顿时觉得非常亲切，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一点也不假。

一九八九年秋冬，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东欧。从波兰、匈牙利开始，接下来是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再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我每天收听《美国之音》，熟悉了这些名字：内梅特、瓦文萨、哈维尔、克伦茨、热烈夫、伊里艾斯库……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当时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一时间，党改名、国变色，柏林墙倒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瓦解了，日夫科夫被软禁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了，布拉格之春平反了。我从中欢欣鼓舞，亲手绘制了一幅东欧地图，每天在地图上标出风暴的进展，把已经明显出现转折的国家用彩笔涂成蓝色。看着那一片越来越大的蓝色地带，当时我心里就想：只剩下一个罗马尼亚了。

罗马尼亚在这场风暴中似乎显得岿然不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其他东欧国家实现民主化的时候，罗马尼亚召开了罗共十四大。那一次大会上，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现非常强硬，而且会议代表起立欢呼四十多次，仿佛整个罗马尼亚共产党坚若磐石。那一段时间，我国电视节目里也大放罗马尼亚电影，例如什么《沸腾的生活》等等。然而仅仅几天之内，罗马尼亚形势的发展就表现出比一般的东欧国家更加激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旬，罗马尼亚小城蒂米什瓦拉出现了示威，接着波及到布加勒斯特，又席卷全国。

对罗马尼亚出现的这些事件，是中国电视、广播、报纸起初是只字不提。当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被明白无误地宣称为“喉舌”，要当仁不让地掌握“舆论导向”的时候，这种新闻媒体就没有了任何可信度。可是，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快，纸里已经包不住火了，所以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电视台才不得不报导了一个有关罗马尼亚的新闻，那个新闻的主要内容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号召人民团结一致，挫败国内外少数敌人的颠覆阴谋。”当时电视还播放了群众对齐奥塞斯库讲话“欢呼”的场面，看上去还挺热闹。不过，后来才知道，那些“群众”是在喝倒彩，喊“打倒齐奥塞斯库”，当场就遭到军警镇压。中央电视台欺负中国老百姓不懂罗马尼亚语，就拿这玩意来糊弄人。

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齐奥塞斯库被枪决了。事已至此，那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才不得不报导这么一则新闻：“罗总统齐奥塞斯库被罗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已执行。”没有图象，没有详细介绍，只有播音员呆板的表情。这则新闻对我而言不啻于晴天霹雳，使我既兴奋、又震惊。而当我的父亲看完这则新闻，却并没有显得兴奋，而是坐在那里半天不动，后来才缓缓说了一句：“咋说枪毙就枪毙呢？齐奥塞斯库对中国挺好，对罗马尼亚也是有功劳的呀……”

按照当时我的思想状态，枪决齐奥塞斯库应当让我非常高兴才对。然而，我只是在当时兴奋了一下子，很快就转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虽然当时连我自己都还没有觉察到这种“静悄悄的”思想变化，但很多年以后我终于明白过来，齐奥塞斯库之死，正是我政治倾向的转折点，开始“向左转”了。从那时起，我虽然还继续听美国之音，继续为东欧的政治变动喝彩，继续反感当局，但已经跟原先的心情不太一样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八章　躁动关头（1988～1991）　八、辍学的半年

本来我在文科班的成绩算个中等，无奈我有两个致命缺点：一是沉迷于初恋，情绪波动剧烈；二是过分关注政治。人们常说：男人有两个最爱，一是女人，二是政治，这句话在我身上体现得一点也不错。由于这两个“最爱”，我没有什么心思读书，成绩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就排到班上四十多名了。这个名次也不算最靠后，如果再努一把力也许还能有点起色，但当时自己心里已经失去了信心。这时我已经不想上大学了，而是想和家属院的其他孩子们一样，接父辈的班，当个铁路工人。

我父母对我的表现忧心冲冲。他们自己一辈子受苦受罪，为的就是孩子们将来有点出息。此时见我如此厌学，心里十分难过。特别是我的母亲，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为了孩子们的成长什么都可以舍弃，此时见我如此不成器，更是伤心欲绝。有一天母亲劝我上学时，我还是倔强地反对，母亲就给我讲道理，而我当时已经走火入魔了，根本听不进去。讲着讲着，母亲突然大哭起来，还自己扇自己的耳光，哭喊道：“我怎么养了个这么没出息的儿子啊！”我一看，吓坏了，也连忙哭着劝母亲，可依旧不愿意去上学。

一个人到了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又不甚理解的时候。这时候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叛逆情绪，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实际上，这种对父母的叛逆既幼稚，又错误。普天之下，没有什么人对自己会好过自己的父母，这是一条真理。可惜，我当时就没有领悟到。

见我已经是这样了，母亲也觉得此时硬逼着我上学也没有用。于是，母亲同意了我的要求，让我在家里辍学半年。

当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每月九十多块的工资，光寄给祖母的生活费就要六十块。坐吃山空，家里的存款一天比一天少，母亲不禁心里又着急起来，琢磨着想办法挣点钱。但是那时已不比八十年代，做小买卖的人已经遍地都是，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到了一九九○年，有从商丘回来的工友带了一些外国香烟回来卖，赚了点钱，母亲看着心有点动，就带着我一起到商丘去贩香烟试一试。

中国的烟草业是实行专卖制度的。由于香烟需求量大，国家就垄断了香烟的流通和价格，从中收取高额税收，而民间私贩香烟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工人阶级不管这一套，心想凭什么许你当官的贪污受贿，就不许我老百姓偷税漏税？于是，铁Z局很多工人家庭都在从事这一买卖。当时香烟买卖的主要品牌是“良友”牌，在商丘拿货的价格是一盒两块八，在山西脱手价格是一盒三块，每盒挣两毛钱。这么点利润，如果带货带得少，买火车票肯定赚不了钱；如果带得多，那一旦查出来损失惨重。但铁Z局工人有一项福利：凭单位开出的铁路免票，一定时间内坐火车不花钱。（「注」铁路免票是铁道部系统内部对职工出差、通勤实行的一项便利政策，如有职工出差，单位就在一张铁道部印制的铁路免票上注明起止地点和起始日期，在此期间和区间内，可以乘坐除特快列车以外的所有列车）很多工人及家属就凭借这张免票，往返于山西和商丘之间，每次带十条二十条“良友”牌香烟，一个来回挣个十块二十块的辛苦钱。

我和母亲到了商丘，受到了父亲当年工友们的热烈欢迎，还有一些工人来教母亲该如何躲避缉私警，以及在山西有那些销货渠道。母亲在那里转了几天，心里总是觉得这种买卖风险大，不塌实，只买了二十条“良友”烟，做一次试试。

“良友”烟在太谷县是没有渠道的，只能到太原市的渠道去卖。四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母亲带了十条烟，想坐火车到太原卖。我们那时也太没经验了，弄了个书包装烟，一看书包的形状外人就知道那里边装着香烟。到太谷火车站时，母亲看到站前有个小卖部，就问了问人家要不要“良友”烟，回答说不要我们就离开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商店本身就是铁路缉私警的一个侦察点，这一问等于是自投罗网。

铁路缉私警管不了地面上的事，因此只是穿了便衣悄悄跟着我们。等我和母亲上了火车，就到了人家的地盘。刚开车十分钟就找到我们母子亮明了身份，不但要没收货物，还要我们跟他到铁路派出所去。母亲见状，就自己拖住那个缉私警，悄悄对我说，等到火车一停你就带着自己手上的烟翻窗户跑，有什么事情我扛着。等火车到了东阳火车站（「注」东阳是太谷县到榆次市之间的一个小镇，行政隶属榆次市）时，我母亲给我使了一个眼色，我就拿着装香烟的袋子跳窗逃跑了。当时火车上的乘客都还很不错，我跳窗子时好几个人站起来围成了一堵人墙，挡住了缉私警的视线。

我虽然脱险，但母亲还在缉私警手上。我六神无主地回到家时，父亲已经下班回来了。我进门第一句话就是：“爸，不好了，我妈遇见匪了！”父亲一听，也着急起来，可是当时也没有电话手机，只好心急火燎地在家里等消息。打算要是万一当天回不来被拘押了，第二天再上太原营救。

谁知当天晚上，我母亲就平安无事地回来了，货物也还在手上。原来，母亲跟那个缉私警在去太原的路上讲了家里只有一个人上班，负担重，孩子还要读书的情况，竟然感动了那个年轻的缉私警。两人越谈越投机，最后那缉私警称我母亲“大姐”，并且保证：以后尽管做这个买卖，他来保驾护航。但是，缉私警上车前已经跟太原方面打了电话，那边警察等着呢，他还要去交差，于是就在快到太原的北营车站（「注」北营当时是太原市郊区，现已并入太原城区）放我母亲下车，自己去太原交差。母亲在北营下车后天色已晚，没有回太谷的公共汽车了。恰好有一辆汽车团的解放军军车路过，母亲就搭了个便车回家。

出了这件事以后，虽然有缉私警愿意帮忙，但母亲再也不愿意去干违法买卖、贩香烟了。那二十条良友香烟，以原价卖给了家属院其他贩烟的人。

多多少少受父亲的影响，那时我非常渴望拥有一架手风琴。在上高中时，父母答应我考上大学以后给我买。但后来我辍学了，父母就同意让我用自己打工挣的钱去买。当时我母亲在太谷县电业局有个熟人，姓张，主管电业局的基建项目。母亲就让他帮忙在给电业局盖房子的农村建筑队里找了个活干。张伯伯当时还不明就里，就说那里干活又累，钱也不多，还是到局里当个临时工，钱多又轻松。可母亲的目的，是通过磨练让我坚强和警醒，故坚持让我到农建队当小工。

农建队里面干活的，全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这些人并不因为我细皮嫩肉而安排我轻活干，而是故意把他们的一些苦活、累活给我。这是被户口歧视着的农民工们，对“城里人”的报复。那时侯我每天要全靠人力搅拌几十吨的混凝土，握铁锹的手掌都被磨破了。碰到下雨天农民工们自己就躲在房子里抹灰，让我到雨地里用车装石灰。那天中午我父亲接我回家吃饭，看到就我一个人浑身上下被水浇透了还在雨地里干活，心疼坏了，说咱们不干了。可是母亲坚持让我干，我自己也想买手风琴，也就咬着牙坚持干下去。

后来有一次，我在装石灰时手上被石灰灼了一个大泡，把我烧得呲牙咧嘴。回家后，母亲给我包扎了一下就让我又上班去了。后来才知道，等我走了以后，母亲在家心疼地大哭了一场。我自己手上的包给我造成的疼痛，远远比不上母亲心灵的疼痛。

以前我们家曾经承包过的那个北方旅社，后来被别人承包以后没多久就干不下去了。办事处没办法，就把房子租给了县工商联的老张开贸易公司。老张是个好人，但不是干生意的材料，开张后用县里老干部集资的股本买了很多水泥防冻剂，结果一笔生意也没做成。眼见着夏天来了，这些防冻剂堆在院子里变质，老张心里着急起来，就找我父亲说愿意出六十块钱将这二十来吨水泥防冻剂搬到后院的库房里去。当时一起干活的民工里有一个叫文柱的年轻人，长得墩墩实实的，对我比较好，父亲就让我叫着文柱一起干这活，挣的钱二一添作五。当时我在建筑工地打小工一天的工钱才五块，文柱的工钱才十块，因此一听半天能挣三十块钱我们俩都很高兴。文柱是个实在人，抢着干活，我估计那二十吨、四百袋水泥防冻剂中，至少有二百五十袋是文柱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