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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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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手里没钱，跟老霍认识以后，就在老霍的戏装店门口租了一个一米见方的空地卖花灯，说好租金二百块，卖了钱再给。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太原市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由于建设时布局不合理，污染大户太原钢铁公司位于太原市正北面。山西这个地方到了冬天刮北风多，结果把太钢的污染全都刮到太原市区来了。再加上太原是个三面环山的盆地，污染又不容易散去，结果造成太原冬季的严重污染。那种污染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年到头看不到什么蓝天；冬天里的大晴天，抬头看看天空，就能看到烟灰那么大的煤灰扑簌扑簌地往下掉，我们称之为“黑雪”；刚换上的白衬衣，出门骑自行车转一小圈，回来领子就黑了；头发两天不洗，就结成毡子，根本梳不动；空气中漂浮着二百万公斤铅，平均每人一公斤。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做这种买卖，不懂得货卖堆山的道理，看着漫天的“黑雪”，心疼自己的灯，就用塑料袋把花灯罩起来，挂一个在外边。来来往往的顾客，看到这一个被塑料袋罩着的花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问都不问一下。偶尔有一两个来问的，一看就只一个品种，也就不愿意买了。我们母子俩每天冻得哆哆嗦嗦地守在那里，又冷、又累、又饿、又脏，但见就是不发市，不禁心急如焚。母亲的嘴上急出了满嘴的大泡，上嘴唇都快挨着鼻子了。赶紧想办法找人代销，一会到人家这个商店看看，一会到人家那个摊点问问，又找了一家代销的。
那一年我们做了三十多个六屏灯（「注」六屏灯是我们家花灯的最早的一个品种，以有六个屏风似的窗口得名），结果只卖出去三个，卖了三百块钱。老霍家的人真不错，一看我们受这个罪，又没挣到钱，连租金也不要了。后来剩下的花灯租了个小面包车拉回太谷，又花掉了六十块钱的运费。
第一年做生意就亏了大本，父亲看着满屋堆着的花灯，心里也是又急又气，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穷就穷一点，省着过就成了。可是母亲却不这么看，说孩子们马上就要毕业成家了，安排工作、结婚哪个不要钱？就凭你那么点工资，绝大部分还要供养老太太（「注」指我的祖母），不干这买卖，吃啥呢？咱们雇不起人，就自己干，能干多大就多大。于是在母亲的劝导下，我父亲就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跟着灯具厂的一个老工人史师傅学习焊灯技术。父亲这人脑子好使，一学就会，而且因为是给自己干的，比史师傅更用心，更精致。我的父母二人，一个焊灯，一个糊灯，没日没夜地干活，姐姐则每个星期天回家时刻花。母亲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训，开始琢磨起花样款式来，使得我们家的花灯品种在第二年增加到了十来个。就这样，我们家的花灯作坊开始慢慢地起步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七、外公去世
在太原卖完了灯，寒假也就结束了，我和姐姐都要返校。由于去武汉市必须在太原坐车，我就和姐姐一起到了太原，先到了姐姐就读的山西财经学院。在路上，姐姐突然对我说，小亚（「注」我的小名）告诉你一件事，你得先答应我别哭。我心头猛然一震，忙问是什么事。姐姐说，咱姥爷去世了，咱妈怕你太难受，一直没敢跟你说。我顿时目瞪口呆，愣了一下马上叫了起来：不可能！咱舅、咱妈写的信里，都说咱姥爷病好了，咱妈前几天还说过了年去接咱姥爷呢，要是姥爷真的去世了，咱妈还能这么说吗？我在放假在家这么多天，咱妈能不跟我说吗？姐你诳我干啥呢？姐姐沉默了一下，说，小亚，我没诳你，咱姥爷真没有了，去年十月二十八号去世的。
听了姐姐的话，我虽不完全相信，但也心神不宁。由于一回去就要补考，我也只得先返回学校。补考过关以后，我就立刻向辅导员请假七天要求回老家。辅导员一听要请七天假，就说请假时间太长了，要找系主任的曹老师批。当天夜里，武汉市正处于“倒春寒”的天气，刮着冷风，下着寒雨。我按着别人的指点，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位于校外首义小区的曹主任家。曹主任是这个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学问人，非常和善，一听这个情况，又看我浑身湿淋淋的，嗟叹不已，马上大笔一挥批了假，还跟我说要是情况需要，还可以多待几天，回来再补请就行了。
在去曹主任家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把自己的铁路免票带在身上。到了车站才发现，往北走的列车，只有凌晨两点路过武昌的二次特快（「注」二次特快是长沙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从北京开往长沙时称一次特快）可以上。本来我的铁路免票已经过期了，上车时我掏出来跟列车员一晃，也就混上去了。上车以后没有座位，我也有些困了，就找了几张报纸往地上一铺，钻到座位底下睡觉。第二天下午火车到了新乡，我又下了火车改乘汽车回到了滑县老家。当时天已经黑了，在从镇里下车往村子里走的路上，无数儿时的回忆涌上心头。小的时候，我就常沿着这条泥泞的机耕小路，跟着外公到公社看戏。外公个子高，走的快，我总是撵不上，外公就把我抱在怀里或者背在背上。到了戏园子里，外公不是给我买一块西瓜，就是买一把花生。
进了村，在往舅舅家走时，我心里还在不断地盘算，到底会出现什么结果。当时心里还存在一丝侥幸，或许是姐姐跟我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走着走着，到了舅舅门前，我看到了大门上贴着的白纸。顿时，我什么都明白了，急忙推门跑进屋，一进门就问外公葬在哪里？正在屋里干活的舅舅压根儿没想到我回来，愣了半晌，才一把抱住我失声痛哭。舅舅对我说，你姥爷是去年秋后没有的，俺们都知道你最亲你姥爷，怕你受不了，你妈就嘱咐谁也别跟你说。你姥爷临走前两天，还念叨你咧。当时话都说不清了，还想说，仔细听听，是叫“小亚”……
随后，舅舅陪着我来到了村子西头地里外公、外婆合葬的墓前。临去时，我在村子里的小卖部里买了几根蜡烛和一些纸钱。看着外公外婆的坟头，我忍不住泪眼朦胧。我强忍着泪水，转身对舅舅说，舅，你先回去吧，我跟姥姥、姥爷说会儿话。舅舅也理解我的感情，就对我说，小亚，人死了不能复生，你也别太难过。说完，舅舅就扭头走了，走了两步，觉得不放心，又回来说，小亚，说一会儿就回去吧，你还没吃饭咧。等目送舅舅走远，我转过身来，勉强哽咽着说了一句：姥姥，姥爷，小亚来看你们了……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一头扎在坟头上，泪水就如同决堤的海洋倾盆而下。我之所以那样难过，是因为我自责，我后悔，我觉得自己愧对了两位老人。如果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我在接到父亲的电报后不马上回太谷而是坚守在这里，将外公送到郑州的大医院去治疗，也许结果就不是这个样子，也许还有希望。如果尝试了没有成功，我也许不会这样后悔，可是我竟然没有尝试，当时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昏暗的烛光在寒风中摇曳，我嘶哑的哭声在夜幕里飘荡。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八、市场经济
在无尽的忧郁中，一九九二年的春天来到了。那一年，报纸上开始刊登邓小平南巡的消息。据说邓小平路过武汉时，发现武汉破破烂烂的，就说了一句“武汉还是老样子”，连火车都没有下。虽然我一向关注政治，但刚刚失去了亲人和精神祖国，我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也就没有关心邓小平南巡。现在想一想，我还是觉得邓小平这个人很可敬，都已经快九十岁了，还那样关注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不辞辛苦地为改革鼓气。虽然我对他做过的某些事情不满意，但是我仍然认为他不失为一位可敬的人。
一九九二年的中国，正是“走市场经济道路，还是走计划经济道路”的转折关头。上半年还在激烈地争论，到了下半年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当时，我担任了系学生会和分团委的宣传部长，因此也为十四大画了不少宣传画。中国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加以批判，主张市场经济的人往往横遭厄运，多年来人们对“市场经济”这四个字噤若寒蝉，不敢多提，对“什么是市场经济”都不熟悉。因此，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早期，必然会出现种种看似荒唐的现象。
到了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受市场经济风潮的影响，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经商热潮。Z大学本来就是一个铜臭气十足的地方，顿时如鱼得水。那一段，老师们纷纷下海，学生们纷纷经商。大学校园里，也办起了“星期天市场”，一到星期天主校内唯一的一条干道两边都是来自校内外摆摊的。就连一向清静的图书馆里，也贴着诸如“买汽水到五楼找刘老师，买袜子请到地下室找王老师”之类的广告。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肇始。
作为对什么都好奇的年轻人，我也不能免俗。于是我跑到汉口的武圣路文化市场，批发了一些画到各个寝室去卖。可是当时我太主观了，批发的画都是自己喜欢的风景画，那些球星歌星美人图一张也没进。结果货不对路，剩下好多没有卖出去。幸亏后来家里做起了走马灯，才把那些风景画当走马灯的灯转给用上了。以前太谷灯具厂做走马灯的灯转，都是人工画在纸上的，皱巴巴地很不好看，不透光，也特别怕下雨。我在批发画时，看到有那种双面封塑的风景画，心想这个东西用来做走马灯转肯定不错，于是写信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听说以后，就来到武汉，买了不少那种画回去，果然非常适合。
除了卖画，我还打起招牌走上街头联系家教。以前我也做过几天家教，是别人联系好以后我去，成功了就给人家十块钱。现在，我自己也要当一回中介了。我这个人，比较在意门面工夫，又会画画。别的联系家教的人都是一张白纸上写俩字：家教，到闹市街头放在地上就行了。我则不同，专门找了一块三合板，用一根木棍一钉做成招牌，再用学生会宣传用的红色电光纸一蒙，上面用黄色广告色写几个美术字：Z大学，家教。我举着这个招牌走在闹市街头，非常醒目，生意自然非常的好。最多的一次，一个星期天就做成了十笔业务，二百块钱的营业额（「注」当时的规矩是：介绍成功以后，学生、家长每人各出十块钱给中介）。不过那天确实辛苦，冒着“秋老虎”的炽热的阳光，过了江以后从江汉路沿着中山大道走到武圣路，又从武圣路走到武汉商场，又从武汉商场走回江汉路，全靠两条腿，回到宿舍时脚脖子都肿了。当然也曾经有过不快：有一次在我中山公园门口摆摊时，来了一个“城管”，二话不说就要抢我的牌子。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当时围了不少人看热闹，纷纷指责那个“城管”，说老大不小的人了，跟人家穷学生过不去，结果那家伙灰溜溜地走了。我心里也有气，把摊子一收，从此不干了。
我们班的其他同学，也各有各的买卖。其中一个同学批发了整整一大箱子瓷器，在“星期天市场”摆了几次摊，没卖掉几件。“星期天市场”取消了以后，这位同学的瓷器就一直在床底下放着，后来送了一些给人，还剩下的都扔到楼下听响了。那时也有些空虚，他一个接一个往下扔瓷器时我们都围着看，听到下面“嘭”的一声，个个都很开心。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九、梦醒时分
考上大学以后，随着我在学校里诸事不顺，整日心情抑郁，我的脾气越来越坏。当时，我把这些统统归咎于女朋友身上。认为就是因为她在一九九一年我报志愿的时候，让我填了武汉这个破破烂烂的城市，这个根本就看不上眼的学校和这个根本就不喜欢的专业，才使得我在学校里这么不顺。再想想以前她对我的冷漠和伤害，心里更是有气。现在回想起来，我有些负疚：其实人多半是为自己考虑的，女友愿意跟我在一起，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何况女友要求我填报Z大学时也并没有强迫我，也说了如果你一定要填北京的学校也可以的话。是我自己愿意牺牲的，做出决定就不应当后悔。可我当时就是那么狭隘，敢做不敢当。
所以，我对女友也是越来越冷漠。一九九二年高考前夕，女友来信询问我她报什么学校好。我一看来信就两眼冒火，忍不住骂道：他妈的，去年为了迁就你，害得我考了这么一所破学校，今年轮到你报考了，却来问我报什么学校？这不分明是“问客杀鸡”吗？气愤中，我回了一封信，冷冷地说：你自由选择。其实女友不是不想来Z大学，而是连续两年高考落榜的她实在是输怕了。恰好我上大学那一年，Z大学在山西的录取分数线奇高，比本科录取线高出三十分。女友一看，高处不胜寒，心里害怕。虽然我也清楚这些，但我觉得她的犹豫实在太自私了。心想我可以无私地为你牺牲，你为什么不可以为我牺牲一次？
女友接到我的冷冰冰的复信以后，也还是没有主意，又跑到我们家问我母亲。我母亲这个人通情达理，跟她说，孩子，无论如何，你今年都要考上；你觉得哪里有把握，你就报哪里，不要因为小亚害了自己。小亚那里，我自然会去说。我的母亲在我女友补习的那一年，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母亲饭做的好吃，经常在干完活以后，在中午、晚上做些好饭好菜送到学校里给她补充营养。有了母亲这一席话，女友就填报了把握相对比较大的山西财经学院，并且考上了。
那年我又背了一门工业会计不及格放暑假回来，女友也觉得有些对不住我，天天到我们家来解释，哭着说她已经输怕了，实在不敢再想太远。我心里有气，根本就不理她。后来我提出要分手，也被她哭着拒绝了。其实那时女友对我还是挺好的，每天都来找我，几乎是百依百顺，但我就是不能原谅她。开学返校以后，女友几乎每三天一封信，而我却总是不愿意回信。到了学校以后，看见在学校里出双入对的鸳鸯们，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就这样在不快和冷淡中我度过了大学二年级上半学期。到了大学二年级放寒假时，我腰上的伤复发那次更加加深了我对女友的恶感。当时我只是蹲下去擦皮鞋，结果一站起来旧伤就痛了，疼得我半个多月不能站起来。那时我躺在床上，心里对女友不住的骂：正是因为你，我才会去辍学、打工、受伤。此时我已经完全被新仇旧恨所控制，见到她时已经全然没有了温情，只有指责、抱怨、愤怒和不满，女友总是逆来顺受。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我们迟早是要分手的。
正在这时，女友又做错了一件事：一天家里来看我时，跟我闲谈中提起我大学毕业分配的事，她说，毕业分配最好是回到山西省，这样两人可以分在一起。女友当时还挺想跟我在一块，但她所就读山西财经学院不甚有名，分配的选择余地不大，只好让我弃高就低了。其实，要是两个人感情真的很好，这事也就没什么不正常。但我已经被愤怒所控制，因此这句话听着特别刺耳。当时我正因为腰痛躺在床上，一听到这话就忍着腰痛站了起来，痛骂了她一顿，反问她：你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脸面要求我做到这些？接着我又历数了她的种种不是，狠狠羞辱了她一番。女友听了我的话，委屈地哭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劝她，随她去哭，后来赶她走。女友走时，我母亲出来送，结果女友突然在大门前给我母亲跪下，哭着恳求我母亲劝劝我原谅她以前的错误。我站在一边，不仅丝毫未受到感动，反而觉得可笑。
到了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女友仍然不断给我来信，起初频率大约是一个星期一封，每一封少的要写六、七张纸，多的写十三、四页。我看到她的信，心里稍稍解了点气，但依旧懒得回信。期间我还在“五·一”前后回了一次山西，到山西财经学院找了她一次。
一九九三年暑假我放假回家，因为要路过太原市转车，就想到山西财经学院去看看女友，顺便跟她一起回家。到了山西财经学院她宿舍一看，没找到人，心想可能回家了，于是在学校大门口等公共汽车到火车站。正在等车时，我看到对面一辆公共汽车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女友，另一个是个男学生，他们手拉着手。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两人似乎沉浸在幸福之中，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我做了一次克格勃，不动声色地尾随他们进了女友的宿舍。当我推开门时，看到那男生躺在女友床上，女友正坐在床边。见到我来了，女友先是错愕，平静下来后介绍说：这是我的大学同学，这是我的高中同学。一分钟以后，女友就让那个男学生走了。那个男生走了以后，女友又对我说，那人只是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没有什么。我也不是傻子，当然看得出来这是在撒谎，但当时我冷笑着，也并没有戳穿她。
我先于女友回了家，女友也仍和从前一样来找我，好象没有被我发现一样。只是这一次放假，两人之间的感觉更加疏远了。有一次，女友也对我历数了我好多不是，还对我说：小亚，你快点长大吧，别总象个孩子；我需要你坚实的肩膀，你不能总是让我心里没底。我听了这话，心里有些反感，但那时我已经逐渐适应学校的生活了，心情开朗了一些，所以控制住了情绪，在暑假期间也始终没和她摊牌。我开学走时女友又来送我，在火车站临上车时，我给她丢下冷冰冰的一句话：“我等你的悔过书。”等火车开动时，我看见女友又跟着火车跑了一段跟我挥手，眼神似乎跟往常不同。当时也没有多想，后来才领悟到这是在跟我们之间的情感永别。
回到学校以后，我等了两个礼拜后不耐烦了，就决定不再等下去。于是，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写了一封大约四十多页的绝交信，回顾了我们长达五年零六个月的感情史，告诉她已经没有交往下去的可能。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一边写一边哭。那封信写得十分尖刻，充满了嘲讽和指责。我觉得那样的信，是没人能够回得了的。果然，她没有回信。
后来我们还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一九九四年春节。见面时那女孩哭着说，她把一生最纯洁的感情给了我，是我误解了她，问我有没有和好的可能。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几乎动了心。第二次见面则是在一九九五年的春节，已经都相当平静了。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收到过她的一封来信，信中表达了她对自己的分配前景的忧虑，我没有回信。就这样，我们失去了联系。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们也各自有了家庭，也很少想起这些事情了。现在再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些错误。女友的错误，在于缺乏为爱情而牺牲的勇气。而我的错误，则在于为爱情作出一些牺牲之后，把这种牺牲当作资本苛求她。我那时心胸狭隘，确实不够一个男子汉，总是陷在以前痛苦的回忆里，又因为大学里成绩不好而心情烦躁，不能原谅她以前年幼而给我造成的那些伤害；总是以一种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她，斥责她，折磨她，给她的心灵造成了创伤。为了这些，我现在反而感到有些愧疚。
唉，不说了，毕竟那时我们都很年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惨淡经营
一九九二年春节卖花灯生意的失败，没有让我的母亲退缩与气馁。她从第一次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到处请教老师傅，把花色品种增加到了十个。为了增加产量、节约成本，父母二人没有雇佣别人，自己每天劳作十五、六个小时，也从不休星期天。糊花灯时，经常满手粘的都是胶水，也没时间做饭，二人就天天弄点青菜，下点挂面或者方便面吃。当时，父亲已经五十七岁了，每天趴在电焊机上这么长时间，导致肩周活动不便，我放假回家时，看到父亲在院子里那棵白杨树上钉了一个螺丝刀，肩膀疼的时候，就在上面蹭一蹭。后来，我参加工作的头一年回家，就给父亲买了一个按摩棒，父亲后来说那个按摩棒挺好用的。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开始走进半死不活的困境。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百万大裁军，十几个铁道兵师转业为铁路工程局。这些工程局大都是由年富力强的转业兵组成，技术过硬，战斗力强，离退休人员少。此时我国已转向市场经济，企业要参与竞争自己找活干，铁Z局和人家一比，哪样也不占优势，在竞争中渐渐败下阵来。
除此之外，由于铁Z局建局时间长，很多老职工退休以后，都是其子弟“接班”参加工作。铁Z局是大单位，“铁老大”，在计划经济年代中享有比一般国有企业高得多的地位，故有不少工人子弟从小就养成一种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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