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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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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街作为繁华的商业区，人来人往的，所以小偷特别多，警察也多。小偷跟警察，实际上是互为依存的关系，往往还都是熟人。我们那个商店，就经常有值勤的警察来要水喝，或者坐一会儿抽支烟；也经常有得手的小偷来数钱。有一天外面有一个穿得不错得女人钱包被偷了，大概损失挺惨的，那女的就趴在雪地上打着滚号啕大哭，偷她钱包的小偷就躲在我们商店里看热闹。警察和小偷碰到了，还互相打招呼，问小偷：今天弄了多少啊？小偷总是很谦虚，说不多不多，刚够饭钱。至于小偷有没有向警察行贿，我倒没有看见过。
那个二老板孙大鹏，长得高高瘦瘦的，还算体面；但目露贼光，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分人。他总是有事没事地披着个皮衣来商店里晃一晃，有时赌输了急需要钱就来催租金或者借钱。马葵是他的老相识，不怕他，总是拖延着不交。孙大鹏急了，就说，呀呵，你的这身臭骨头还真难啃，都成了硬骨头六连了不是？马葵把脖子一梗，还是不交。孙大鹏无奈，就找我母亲借钱，张嘴就是五千。母亲也知道这钱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但为了生意又不敢不借，只好讨价还价借给他两千。孙大鹏这种人是谈不上什么信义的，钱一到手就一直赖着不还。后来我母亲在九八年到武汉前又去找他，他就把一个摩托罗拉的中文呼机抵债，母亲拿到后给了我，我挂了两年就买了手机，那个呼机也就扔在家里了。
孙大鹏这人虽然赌博输得家徒四壁，但还特别爱讲排场，身上穿的衣服和皮鞋都是名牌，抽烟也要好烟。当时太原市场上比较高档的香烟就是红塔山，硬盒的十三块一包，软盒的十块，孙大鹏就总是抽硬盒红塔山。有一天他来店里晃，看见我和我母亲坐在那里抽烟，恰巧他自己没烟了，就把我们的烟盒拿起来一看，是一块钱一包的“君子”牌。顿时用眼睛斜睨着我们母子，惊讶地说，当老板的也抽这种烟？我母亲笑道：我们是小买卖，抽不起好烟。说完让他一根，他不要，掏出十三块钱来对我说：去，到理发店旁边那家店里帮我买盒红塔山，要硬盒的。
也许是“鼎盛商店”这个名字起的好，在鼎盛商店卖灯的两年里，我们家卖花灯也卖得不错，每年都卖了四万多块钱。一九九四年开学比较早，元宵节那天我直接从太原回学校，母亲给我买了一只温州电烤鸡，母子俩坐在旅馆里美美地吃了一顿。到了一九九六年春节，由于我和姐姐都参加了工作，假期有限，就没法回去帮着母亲卖花灯了。父母二人没有足够的人手支摊子，就再没有租鼎盛商店，转而由别人代销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三、任忠生
在太原卖花灯那几年，我母亲总是要到太谷汽车站去雇一些跑客运的面包车拉货。在找来的那些司机里面，有一个小伙子叫任忠生。任忠生当时大约二十八、九岁年纪，个子高高的，眉清目秀。之所以要专门把任忠生这个人作为一节来写，就是因为他人如其名：仁义而忠厚。在那些来家里拉货的司机里面，就数任忠生两口子既和气，又勤快。母亲看着这个人可交，随后几年就只让任忠生拉货。
任忠生是太谷县城外的北沙河村人，他们两口子有一个孩子，当时四、五岁年纪。母亲以前拉货，都是临时到车站找司机。有很多司机来拉货时，为了赶时间多跑两趟赚钱，就一个劲地催“快点快点”；而且他们往往只是当司机，见我们手忙脚乱的装货，也不帮一下忙。其实，这么催也省不了多少时间，还让我们觉得挺讨厌的。任忠生夫妇每次到我们家来拉花灯时，都不急不燥的，还帮着我们往车上送灯笼。这么装了几回以后，我们都觉得任忠生两口子厚道，就对他们说，以后往太原送货的活都给你们干吧。任忠生两口子一听，都很高兴。母亲这人也厚道，当时凌晨来拉货，任忠生两口子来不及吃饭，母亲就给他们每人做一大碗羊肉烩面，吃得又饱又暖的才一起上路。母亲的饭做的好吃，任忠生两口子吃了母亲做的饭都挺高兴。任忠生也喜欢过年时在自家大门上挂灯笼，母亲每年都要挑出自己做的最好的一对花灯送给他们，两口子都很高兴地收下了，但也从不多要。每年过年，两口子都带着孩子给我父母拜年。母亲看见他们孩子挺喜欢的，给压岁钱，任忠生一看，后来就不带孩子来了。
我和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就没有寒假了，卖花灯人手不够。母亲经常要到太原去招呼生意，家里就剩父亲一个人看门。任忠生两口子见了，就对母亲说，以后就不必回来装货了，需要上货时，我们每天晚上出车回来就把灯笼装好回家去，第二天一早直接送来就成。当时，我们家和任忠生两口子已经建立了完全的信任关系，母亲一点也不担心他会偷东西，就同意了。那时任忠生和我们家里都已经装了电话，需要上货时母亲就打个电话给他，两口子就在晚上开着车过来装货。当时父亲已经年纪大了，手脚不是很利索，每次装灯笼的活大部分都是任忠生两口子干的，也不要加一分钱。花灯怕碰、怕挤，装货时任忠生两口子都是小心翼翼的，仿佛是自己家的东西一样。有一次任忠生的老婆不小心碰坏了一个灯，任忠生训了她一顿，当场掏出钱来要赔。母亲哪里会要，坚决地挡了回去。
一九九六年春节，母亲跟太原钟楼街的一个姓段的商场经理合作，由人家代销她的花灯。那一年花灯行情非常不好，姓段的卖不出去就要我母亲降价。母亲一看也没别的办法，就降到原料的成本价加每个灯十块钱的工钱给他，他再翻一倍的价钱卖出去。第二年花灯行情又好了起来，灯价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还多，母亲看着花灯如流水一般哗啦哗啦走，心里挺高兴。谁知姓段的这人特别黑，结帐时竟然按一九九六年降价后的价钱算，一个灯笼的全部利润他一人就要白白赚走十分之九，最后还要把零头去掉。我父母二人辛辛苦苦，没日没夜地忙活了一年，做的货比哪一年都多，最后只挣了七千块钱的工钱，平均下来一个人一个月连三百块钱都不到。一向坚强的母亲从姓段的那里出来，顿时觉得悲愤难忍，忍不住哭了起来。任忠生那天正好和母亲一起来拉剩下去的灯笼回去，见状也气愤不已，劝了母亲半天。货拉回去以后，任忠生说啥也不要车钱，跟母亲说：“张姨，你一年到头这么辛苦，挣这么一点血汗钱，我要是还要你的车费，我还算是个人吗？那姓段的不是人，我任忠生还要做人呢！”一席话，说得母亲又流起眼泪来。
后来有一次，任忠生在跑运输时被歹徒打劫了。歹徒不但抢走了他的钱，而且还打断了他的两条肋骨。出了这事以后，母亲去医院看他。任忠生躺在病床上对母亲说，自己不想干运输这个行当了。他老婆说，不干这个行当，咱们怎么过日子呀？任忠生当时挺生气的，就说了句气话：“我都被人家打成这样了，还要我跑车，早晚有一天我会死在这个车上的！”话虽这么说，等伤愈出院，任忠生还是又跑起了运输。
一九九八年，我的父母随我到武汉落户。到了过春节时，父母回到山西处理以前年度没有卖完的花灯存货。那天母亲给任忠生家里打了很多次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当时就有些不祥的预感。于是母亲骑自行车到汽车站找任忠生的车，也没有找到。一问其他跑客运的司机，司机说：你还不知道？任忠生都死了好长时间了。原来，一九九八年的一天，任忠生为了躲避一个突然从路边窜出的孩子，与一辆大卡车迎面相撞，当场就死了。
母亲听到这个噩耗，跟失去了自己的亲人那样伤心地大哭了一场，父亲也为此难过了好些日子。直到这么多年以后，父母只要一跟我提起任忠生，眼圈就总是红红的，都说任忠生是个好孩子，死的实在是太可惜了。在我写这篇文章时，父母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把任忠生写进去，为这个仁义忠厚的好孩子树个碑，立个传。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四、列车奇遇
上大学的几年，我每学期放假都要坐火车回家。由于我是铁路子弟，所以都是父亲单位开出铁路免票，乘火车不花钱，非常方便。因为路途比较远，火车上人又比较杂，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头两年我总是在坐火车时穿着父亲的铁路制服，带着大盖帽，一般人总以为我是铁路上的人，也就相对安全一些。
刚上大学那两年，武汉到太原没有直达列车，只是每年春运期间有一趟广州到太原的一三四次临时旅客列车。第一次放寒假，我搭乘这趟临时客车回家。那时，民工潮已经初露倪端，列车上坐满了从广州打工回家的民工，多半是河南人。别说坐的地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我上了火车以后，一见是这个景象，想着这么远的路，要是总这么挤着也挺恐怖的，就赶紧想办法找地方坐。于是，我挤到列车员休息室门前，装作问他事情，实际上是想跟列车员套套近乎，在列车员休息室坐一会儿。那个列车员是个比我大几岁的年轻人，长得有点像陈佩斯。他一看门外站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回答了我的问题，就开始跟我攀谈起来。谈着谈着，竟然发现我们是太谷老乡，他家是火车站的，于是顿时亲热起来，我也就坐进了列车员休息室，算是一路坐着到了太原。
不过，这个列车员虽然属于工人阶级，但对那些沿途上火车的农民兄弟却一点也没有“工农联盟”的情感。当火车走到汉口车站时，又有一大批民工扛着大包小包往火车上挤。当时我站在车门往外看，天哪，这个时候才感觉中国人可真多：站台上如同海洋一般，人群一波一波地往车门涌；车门口几个扛着大包的挤作一团，都想先上车，各不相让。这个时候开车铃响了，列车员要关门，而车门口那些还没上车的人抓住车门不肯下去。列车员高声厉喝着，一边抬起穿钉了掌的高筒皮靴的脚向那些手狠狠地踩下去，一边用力关上车门。等车门关上以后，我往车门上刚才列车员脚踩的部位看去，上面似乎有些暗红的血迹。看到这个景象，我的心中不知为什么涌起一阵悲哀。
等到寒假放完，我又乘坐这次临时客车返校。从太原开车时车厢里空荡荡的，一到河南安阳，呼啦啦地上来一大帮人，立刻全都满了。随着列车在河南境内南行，人越来越多。每一个车站，等待上车的民工都是人山人海；武警手里拿着皮带，抽打着不守秩序的人。河南民工多，而且不少人行为粗野、不讲礼貌，扛着大包小包在车厢里横冲直撞，碰了别人、踩了别人也不说一句“对不起”。后来，很多民工没有位置，就坐到行李架上，脚就神在下面坐着的旅客的头顶，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汗酸味、脚气味和劣质烟草味混合起来的臭气。等到了武昌车站，由于人太多，列车员连车门都不开。我只得翻窗户下车，结果下车时耳朵被车窗狠狠刮了一下，很疼了一些日子。
火车上人多，鱼龙混杂，各种各样的怪事都有。有一次我旁边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矮胖的农村小妞没有座位，就要我们挤一挤，在我所坐的三人座位边上坐了一角。当时我坐在靠窗户位置上，这算是三人座位中最好的一个了。我正在座位上看书，那个小妞突然拉了拉我的胳膊，然后对我说：“我有些晕车，你能不能跟我换个位子？”我一听是晕车嘛，那就方便别人好了，于是就跟她换了位子。三人座位坐四个人，我坐在最外边就只能坐上半个屁股。结果那个小妞坐到我的座位以后，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还直打鼾呢。过了一会醒过来，又往地上吐了几口痰，开始吃起零食来。这时我身边一位阿姨看不过去了，悄悄对我说：“这女的根本就不象是晕车的样子，晕车的人都恨不得把胆汁都吐出来，怎么还吃得下去东西？”我以前没见过晕车的人，就说：“可是我见她往地上吐呀。”那位阿姨说：“晕车的人都是大口吐，她这是在吐痰，肯定是装的。”我一想，妈的，老子一片善心竟被这个人给耍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就跟那小妞说要换过来。谁知那个女的反而倒打一耙，竟然教训起我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通情理呢，我不是说了我晕车吗？”我一听更是勃然大怒，也懒得跟她废话，眼一瞪说：“这是我的位子，我要你走开你就给我让开！”我一凶，她就软了，很不情愿地让了位子。
一九九三年，汉口到太原的二八六次直达旅客列车开通，我回家也终于方便一些了。在一次乘火车路过河南境内时，突然有几个穿着列车员制服的人抓了一个背着编织袋的人，打了他几下，然后“列车员”占到座位上，义正词严地说：“旅客同志们！我们今天抓获了一个私自贩卖香烟的违法犯罪分子，查获了一批高档香烟红塔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法》的有关规定，我们决定当场以每条三十元的价格把这批香烟处理给旅客，欢迎大家购买。”话音未落，就有一个人高喊：“我买五条！”我一看这个阵势，断定这帮人肯定是骗子，《铁道法》中哪有这种规定？玩这种骗术的人，都是和列车员串通好了的，不是列车员的亲朋好友，就是要给列车员回扣。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就吃铁路。当时的二八六次列车，有很多列车员、乘警从事卧铺铺位倒卖工作。到了大学三年级以后，铁路免票逐渐管严了，我就用学生证买半票回家。而且那时也不再喜欢挤硬座了，总是想弄个卧铺睡一觉。按照铁路规定，学生半票是硬座，想坐卧铺只有上车以后再去补卧铺票。然而由于乘务员倒卖卧铺，到列车长办公席通过正规渠道根本就弄不到票，只有找列车员或者乘警，这样钱就直接流进他们的腰包了。后来我逐渐了解了这其中的奥妙，就找到一个乘警，跟他说我想弄个卧铺。那个乘警姓李，约莫四十岁年纪，就让我在餐车门口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出来领我进了卧铺车厢，跟那个列车员交待我是他的人，也没有给我票。那个卧铺车厢还有很多空铺，我刚在自己的铺位上休息了一会儿，李乘警就叫我到车厢接口处一下。我知道这是来要钱了，就跟他出去按照“行规”给了他三十块钱。李乘警接过三张十元的钞票，数了数，冲我一笑，说：“我就喜欢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岗失业大潮席卷中国。一些铁路工人的家属，或者是下岗的铁路工人为了谋生，就批发一些水果或者零食到火车上卖。而列车上本身也设有售货车，这样双方经常因为抢生意而产生矛盾。到了后来，那些下岗工人和家属就不被允许上火车卖东西了。但是，他们要生存，要吃饭，就冒着风险装成旅客，把货物放在座位下面，看到车厢里没有乘务员，就赶紧偷着卖一点。列车员和乘警抓到这样的人，有的是打一顿，有的是连货带钱洗劫一空，还有的是抓住这些人干诸如扫厕所、扫垃圾之类的脏活。除了来自车乘人员的威胁，这些卖货的之间还互相划分地盘，谁要是越界就要招徕殴打。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曾多次在列车上遇见这类情况。看到同是生活在社会最下层之间人们也这样彼此不容，我真是感到难过。
一九九二年我父亲到商丘办理完退休手续，就坐火车从商丘经由郑州回山西。那时火车上人特别多，人挤人。好在父亲那时身体还健康，商丘到郑州也不算远，就一路站到郑州。到开封车站，车厢里上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扶着一个更老的妇人。他们上车以后没有座位，满车厢里坐着的年轻人见状都熟视无睹，竟然没有一个主动让座的。那个老妇人还是个小脚，站在车厢里颤颤巍巍的。那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走到一对坐着的年轻人面前，鞠了个躬，说道：“我是从台湾回来的老兵，这是俺娘，已经九十多岁了，拜托您行行好给俺娘让个座吧！”那几个年轻人眼睛直朝上翻，谁也不让座。老兵无奈，又扶着他老母亲走到前面一个座位，又给人家鞠了一个躬，又说了同样的话，依旧没有人让座。就这么着，老兵从车厢这头一路作揖到那头，竟然没有一个人让座。我父亲虽也是退休的老人，但还想帮帮他们。但无奈我父亲自己也没座位，就把自己的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来，让那个老太太坐下。老兵给父亲鞠了一个躬，哭了起来，说：“真没想到，几十年没回来，中国人咋都变成了这样？以后俺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父亲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只好安慰了他几句。
不过，坐火车也并非全是看到如此阴暗景象，也有美好的记忆。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到太原一下火车我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女站务员，就问她：阿姨，到太谷的车在哪个站台坐呀？当时我胸前还别着Z大学的校徽，那位阿姨见我是大学生，顿时很亲切地回答我说：“在三站台，孩子。”说完，还用手帮我把羽绒服上沾着的一根鸭绒给掸了下来，那情景就像母亲为儿子整理衣服一样，充满了慈爱与关切。我猜想，她一定有我这么大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
还有一次放暑假，我坐火车时带了一个大可口可乐瓶子，里面装了茶叶水路上喝。火车走了一会儿，我去了一趟卫生间，结果回来以后，发现原来只剩半瓶的水竟然变成满瓶的了。正在纳闷时，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农村小伙子冲我笑着说，我刚才口渴，又没带杯子，就喝了你的水，又帮你灌了一点。听了他的解释，我虽然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可爱，但那瓶子里的水却实在不想再喝了。
一九九二年“五·一”节我在石家庄转车，候车时身边坐着一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大概是中尉军衔。当时我闲着无聊，就拿出自己的集邮册欣赏刚买的一些苏联和东欧的邮票。恰好那个解放军也是个集邮爱好者，也把他的邮票拿出来。我们俩互相欣赏了对方的邮票，又交换了几张，彼此留下了通讯地址就各奔东西了。后来，我们还互相通了一阵子信，那个解放军还到我们学校找了我一次，送给我几张邮票；而我则送给他一本书，还请他吃了一顿牛肉面。如今，我和那个解放军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了，也不知他过得怎样。
我上大学那几年恰好是全国经济过热，各地都在不顾实际地盲目上马开发区。我乘火车路过山西省寿阳县境内的时候，也在一个荒凉的黄土梁子上看到一个很大的招牌：“高家坡经济技术开发区欢迎您来投资！”我当时就挺纳闷，谁会来这个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棵树都不长的荒郊野岭投资，真不知道当地的父母官们是怎么想的？后来几年每次来来往往，我都会看到这个孤零零日渐破败的招牌。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过春节又路过这里时，却发现招牌已经不在了。四周依旧是荒山野岭，连棵树也没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五、母子情深
苏联解体，外公去世，上大学以后诸事不顺，加上与初恋情人的关系结束，使得我心情格外抑郁。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因为英语没有在大学二年级通过四级考试，而被从国际金融专业分流到了非涉外专业。虽然过去以后看这没什么了不起，但当时对我自尊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一段时间，我抑郁寡欢，形如枯槁，面若死灰，体重也锐减了十多斤。
恰在这时，一九九三年十月俄罗斯发生了叶利钦炮打白宫事件，随后撤消了我心目中的圣地——列宁墓的“一号哨位”。作为一名精神上的苏维埃人，我对此极为悲愤，却又束手无策。那一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有一次梦到我来到红场的列宁墓前，跪在地上失声痛哭，直到在哭泣中醒来。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得我的精神濒于崩溃。一次，几个朋友看我心情不好，就请我一起到外面餐馆里吃饭。本来我是滴酒不沾的，但那时心情抑郁，就借酒消愁。喝着喝着，想起世界仿佛在专门与我作对，以前我所拥有的，亲人，爱情，事业，精神祖国，全都被一个个夺去了。想着想着，我禁不住趴在桌子上大哭了起来。那几个同学都是跟我比较要好的，一个姓唐，一个姓魏，一个姓姚，三个人轮番劝我，但别人的劝告又能如何呢？
终于，长期的抑郁导致我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连续昏厥了三次。先是觉得天旋地转，然后意识就不存在了，醒来时人已经倒在地上，这就是我对昏厥的体会。其中最后一次，我在一个夜晚昏倒后一头撞到墙角，在左眉梢撞出了一个二、三厘米长的口子，顿时血流如注。朋友们见状，赶紧骑自行车将我送到学校附近的省人民医院急诊，缝了好几针。当时医生见到这个情况，就怀疑我有癫痫，做了好多检查，但最后还是排除了。至今，我的左眉梢还有一条淡淡的竖着的疤痕。
一九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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