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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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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СТАСИЯ21ГОДВСЕГДАБЫТЬМОЛОДОЙ！
（「注」俄语：娜斯塔霞，21岁，永远年轻）
展开以后，就是我的油画《ОГОНЕК》。背景是宁静的夜空，俄罗斯的广袤原野，映着月光的伏尔加河；油画的核心部分，是一轮金色的圆月，衬托着背着长枪和行装的红军战士和他恋人；他们互相拥抱着，倾诉着告别；远处，是故乡的村庄和东正教堂，姑娘居住的木屋窗户里，正透出温暖的灯光。绘画需要灵感，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一个失眠的夜晚。当时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耳朵边总是一遍一遍地响起这首《灯光》：
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亮着灯光
前线光荣的大家庭，迎接着青年到处都是同志，到处是朋友可他怎么也忘不掉，那熟悉的街道那儿有可爱的姑娘，和心爱的灯光……
就在这时，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这么一幅图景：夜空、繁星、明月、草原、村庄、战士、姑娘、灯光。这个图景由模糊变得清晰，逐渐组合起来，成为一幅完整生动的图画。当这幅图画组合完毕之后，我禁不住心情激动，立刻披衣而起，来到学生会办公室，就开始画了起来。一天两夜，连饭都没有吃，一气呵成。除了画面本身以外，画的上下又用红色刷成边框，这样这幅画看起来有广角镜头的感觉，然后又在上方的红色边框正中写了ЛДЯНАТАЩА（「注」俄语：献给娜塔莎）几个美术字，在下方红色边框右侧署了我的俄文名字：ЯКОВ。并且点缀了一个金星、镰刀和锤子标志。
娜塔莎的生日那天正好也是个星期六，我们约好先去跳舞。当时天气已经有些很冷了，我来到女生楼下面等她出来后说：“达瓦里士，请收下雅科夫同志的礼物，雅科夫同志不喜欢送花，但雅科夫同志敢打赌，这份礼物将强过一打鲜花。”接着，我把这份礼物交给她，看到这巨大的信封，娜塔莎眼睛瞪得很大。我说，现在不要打开看，等晚上回去再打开。
第二天晚上见面时我问，礼物看了吗？娜塔莎显得很激动。“你知道吗，我昨晚上一夜没睡。”她说，“我把你的画看了又看，我们寝室的女孩们个个羡慕得不得了，看着看着我哭了，那个短头发的姑娘就是我……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一份礼物。相信今后我再也不可能收到这样好的礼物了。”我说，你才二十一岁，怎么就说是一生？路还长着呢。我当时还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此后，我还创作了另外两幅画《Азориздесьтихие》（「注」俄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关塔那摩》，前者取材于我对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理解，约一开大小；后者则取材对拉丁歌曲《关塔那摩》的理解，二开大小。每幅画都无一例外画着红星、镰刀和锤子标志，并写着ЛДЯНАТАЩА。 在这两幅画作完成之后，我又着手准备画一组史诗画《祖国》，作为自己对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献礼，当时已经设计好了这一组多达十三幅画的全部构思。但只完成了其中的三幅，后来全部中断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二十、回乡偶见
一九九四年十月底，是我外公去世三周年忌日。本来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回去参加祭奠的。但是，我想念外公，于是自己买了张火车票赶回去。那天晚上我乘坐武昌开往西安的九十四次特快，在郑州下车再转乘汽车去滑县。
那时社会上已经被急功近利的氛围所笼罩，到处呈现出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的现象。到了郑州以后，我到汽车站坐上一辆郑州开往道口的中巴车。上车时，那个中巴车主对我赌咒发誓说马上就开车，于是我就相信了他买了票。结果那中巴竟然从中午十二点晃到下午两点半才开车，到了郑州郊区的一个批发市场时又说还要进去拉货。我在车上等得实在不耐烦了，要求退票下车。那个车主把钱攥到手里了，就不愿意退票。于是我就跟他大吵了一架，最后中巴车主少给了我五块钱让我下车了。
下车后，我又打了一辆面的回到长途车站，找了一个国营班车坐上，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国营班车守时间，准时发车了。等汽车走过黄河大桥，上来几个扛着大麻袋的人，麻袋里散发出动物尸体腐烂的气味，令人作呕。其中一个人还坐在了我的旁边，一身的腥臭味。我厌恶地看了他一眼，无奈出门在外最好少惹事，也不好说什么，只好把头伸到车窗外躲避那股臭味。
等汽车走到滑县境内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不认得路，就起身对售票员说：等到了小铺公社的时候请叫我一声。我说完这话坐下以后，那个坐在我身边的人推了推我，问：“你到小铺弄啥咧？”我没好气地回答道：“回家呗。”那人又问：“啊？我也是小铺的，你是哪个村的？”我一听是同乡，态度就稍微好转了一些，说是哪个哪个村。他听后盯着我看了半晌，然后试探着问：“你是不是明堂叔家的？”我一听他居然知道外公的名字，也觉得很惊讶，就说，是啊，你咋知道的。那人露出了惊喜的神色，叫我道：“哎呀，你是小亚吧，我是你多妞舅呀。”他这么一说，这我才想起来有这么个还没出五服的亲戚，小时侯还抱过我呢。三年前外公生病的时候，他也常来家里照料。农村亲戚多，我只记得名字，不记得长相。他本来记得我的长相，只是我这上大学的几年瘦得厉害，已经完全脱了相，所以他坐在我身边大半天，愣是没认出我来。
一认出我，多妞舅就热情起来，跟我讲了好多家乡的事情。他讲到现在种地不挣钱，负担又重。他自己的职业就是每天到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转悠收罗瘟鸡死鸡，然后再卖给道口那些做烧鸡的个体户，一只死鸡一两毛钱收，五毛钱卖。发生鸡瘟生意好的时候，他们一天可以收罗四、五百只死鸡，除去成本赚一百多块钱；生意不好时，他们就弄点毒鼠强拌在粮食里，趁黑夜撒在各个村的路上，等到白天鸡子吃了中毒死亡后，他们就骑着自行车去收购。有些时候，有些鸡子死了以后都被埋了好几天了，他们还挖出来卖。那个麻袋里散发出的腐臭味，就是他收罗的死鸡散发出来的。
多妞舅认出了我，就劝我说现在劫路的多，晚上我一个人回去不安全，最好跟他到道口把死鸡卖了再一块搭伴回去。我一听，也就同意了。等汽车到了道口，我随着他一起来到一个家做“道口烧鸡”的个体户家里。那家人院子很大，地上堆着一片一片的死鸡。借着灯光，我看到有些死鸡的肉已经呈现出黑色，有的还露出骨头，显然已经高度腐烂了。院子里支了一口烧沥青的大锅，里面是沸腾的卤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鸡的香味。多妞舅还告诉我，为了让烧鸡快点熟以增加产量，这些做烧鸡的还往锅里放火碱（「注」学名氢氧化钠，具有强烈腐蚀性）。先辈们千辛万苦、兢兢业业地打造出来的 “道口烧鸡”，几百年时间里一直名扬天下、有口皆碑；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是这样被这些为了钱而不择手段的不肖子孙们肆意妄为地糟蹋着。
多妞舅接过了个体户给的死鸡钱，数了两遍，就跟我说，咱们先去吃饭吧。于是我们二人来到外面一个下等餐馆，一人点了一大碗面条。吃饭时我问，那些商场超市里摆的“道口烧鸡”是不是也是这么做的？多妞舅一边呼噜呼噜地吃面条，一边回答我说，现在哪里不是这样，越是商场超市，越是拿包装骗人，这些包装在做烧鸡的人家里都有，以后自己不要买“道口烧鸡”吃就是了。我听了以后，顿时觉得一阵恶心反胃，因为就在前一年我和同学们到鸡公山旅游时，我还专门买了一只“道口烧鸡”尝尝家乡的风味。一想到这里，一口饭也吃不下去了。
从道口到老家有将近二十里路，多妞舅就骑个破自行车带着我。路上他又跟我讲了一些农村的事情。说到邻村有个国民党老兵，四九年离家到台湾，一走就是快五十年，到九四年上半年辗转找回了家。那个老兵父母已经在文革前后去世，还有两个兄弟健在。这两兄弟得知他回来的消息后，第一次见面就带着两大家子人去道口的县台办的宾馆里，每家都拎了一个大编织袋，是打算装钱用的。分别五十年的兄弟一见面，那个老兵是老泪纵横，可他的那两个兄弟和他们的家人却连一点久别重逢的感觉都没有，张嘴就问老兵带来的钱在哪？怎么个分法？是按人头分还是按一家一半分？把这个老兵问得莫名其妙。老兵在台湾混得还真比较成功，回来时本来是带了不少钱，但是一问明白后，就如同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呆若木鸡。后来老兵花钱给他的父母重新修葺了坟墓，立了个大碑，请了戏班子给父母唱了几天戏以后就走了，一分钱也没有给那两个拿着编织袋等着分钱的兄弟留下。临走那天，老兵趴在父母坟头痛哭了一场，说，叔，婶，你俩保重，儿以后再也不能回来看你们了。那两个兄弟和家人都不识趣，等老兵临上车时还屁股后面追着人家问，钱究竟在哪儿？
等到了舅舅家里，已经是晚上快十点了。舅舅一见我来，很是吃惊，说外公的三周年祭祀已经搞过了，我母亲和大姨都已经回去了。我一听，顿时觉得非常懊悔：因为我愚蠢地把外公三周年记成了阳历，却没有想到农村是按照阴历来过的，我自然是来晚了。于是我一个人来到了外公、外婆的坟头上，过三周年时那些纸钱、白幡都还在。当时，外公已经去世三年，外婆已经去世九年，但我来到他们坟前，抱着他们的墓碑，摸着墓碑上所刻的外公、外婆的名字，想起以前跟他们在一起的情景，眼泪依然止不住地刷刷往外流。舅舅在家等了我两个多钟头不见回来，怕天黑我一个人出事，就和他小儿子一起打着手电筒找我。到了坟地看见我还趴在外公外婆坟上痛哭，就连拉带劝地把我拽回家去了。临走，我擦干眼泪，恭恭敬敬地给二位善良慈祥的老人磕了四个头。
回家后一看表，发现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于是我洗了脸以后就睡下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就问了舅舅一些农村的情况。舅舅说，农村现在总的来说日子比以前强多了，都能吃饱；卫生条件也改善了不少，虱子已经绝迹了，但跳蚤还有；几乎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房子。但是也有问题，种地越来越不挣钱了，化肥、种子、农药价格都在涨，可农产品收购价不涨，一亩地辛苦一年，除掉成本挣个二百块钱就不错了。摊派也越来越多，前一段县里要修公路，自己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是个残废，也还要服一个月的徭役，连干粮都是自己带的。现在村子里能挣到钱的，不是在外面打工的，就是类似你多妞舅那样，收罗死鸡子搞歪门邪道的。
我又问了计划生育的情况。舅舅说农村计划生育搞的很猛，查到超生就抓人，媳妇逃走了就抓丈夫，丈夫逃走了就抓公婆，公婆逃走了就拆房扒屋夺东西。现在计划生育工作队的口号是“上吊不解绳，喝药不夺瓶”，意思是你想死就死，人家不管。搞计划生育的干部一来，就跟当年鬼子进村一样，村子里以敲锣为号，孕妇纷纷逃命。有些家里害怕扒房子，年轻人逃走，老年人留下。于是计划生育干部就把老年人抓到公社，关到仓库里，男男女女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臭气熏天。有一段时间，计划生育干部开着大卡车，上面就有手术台，见到孕妇也不管是不是头生，当场就引产。有些胎儿都八九个月了，也要引产，刚引产下来人都还是活的，不一会儿就死了。我又问，那计划生育的成果怎么样？舅舅回答说，没用，该生还是生，农村人没事就喜欢生孩子。现在村里有两个孩子的都算少的，一般都是三个，多的还有五六个的。
我还问了问村里教育的情况。舅舅说，我当年就读的村小学已经撤了，全部并到落庄学校去了；公社的高中也撤了，只剩下初中。现在一般的农村孩子都只上到初中毕业，而且教育质量很差，老师也不好好教，跟自己当年上初中相比水平差多了。我这个人一向最关心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来提高我国国民的文化和道德素质，此时听了舅舅的话，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至于村子里的社会风气，舅舅则说：村子里一直有不孝敬老人的坏传统，当年虐待老人的那些人现在也老了，轮到下一辈虐待他们，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恶性循环。村里的年轻人都学会享受了，抽烟喝酒都会，而且喜欢抽高级烟，喝高级酒。年轻人多半好逸恶劳，没钱了就结伴到外面劫道。至于文化娱乐，不是看香港的武打片，就是看黄色录象。
此外，舅舅还跟我讲，有一个文革时期整了我外公外婆的“亲自家”，曾经跑来找舅舅要求“分客”。什么是“分客”？我不明白，经舅舅解释我才知道，由于大姨和我们家都在城市，回乡时经常带一些礼物和钱给舅舅，那个人没有亲戚在城市，于是理直气壮地跟舅舅说要把我们家分给他，以后我们回乡要给那个人带礼物。听了舅舅的描述，我简直不能理解这是一个神智健全的人说出的话。只有一个解释：穷疯了。
跟舅舅谈了这么半天，再联想起返乡路上所见所闻，我心里一阵难受。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好的变化有目共睹，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却日益发生了这样可怕的异化，当官的鱼肉百姓，老百姓道德沦丧。舅舅讲完农村的这些事情以后，就对我说，农村也没啥好东西，我给你炒一点花生带回学校吃吧，说完起身到厢房里取出满满一塑料袋花生来。那些花生粒粒饱满，都是舅舅从收获的花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舅舅和我来到厨房，把柴火生着，往做饭的大铁锅里倒进沙土，再把花生搀进沙土里，用铁锹不断地翻，我则默默地坐在灶台前往炉火里添柴火。舅舅有一只眼睛因为工伤致盲，另外一只眼睛也只有0。1的视力。看着苍老的舅舅费力地翻着沙土为我炒花生，一种温暖的感觉在我心头涌动。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二十一、此情可待成追忆
我与娜塔莎的交谈多为思想上的交锋，对两个人的经历的话题触及得比较少。我这个人比较透明，对自己的过去谈的比较多；而她却对自己的经历深讳莫测。因此，至今我都没有弄清她为什么会总是显得那样忧郁，只能根据她的某些暗示来猜测。有一天的晚上，她轻轻地对我读了一首歌的歌词：为什么不早遇见你，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为什么不早离开你，趁一切都还来得及。我至今记得她读这首诗时的眼神，热妮亚一般的忧郁眼神。
梦想终归是梦想，现实终归是现实。当时已经是一九九四年的年底，“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们都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毕业分配，我们都没有把握分在一起，也不知道该如何把我们已有的情感转化为一般的恋爱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痛苦与犹豫之后，我们还是选择了分手。就这样，我与娜塔莎犹如两颗宇宙中划过的流星，在命运的安排下相遇、撞击，绽放出友谊的光亮之后，又沿着各自的轨道和踪迹前行。虽然在此之前我们的谈话中从未涉及过恋爱之类的话题，但分手后我依然感觉相当忧郁。我的史诗画《祖国》除了《22июня41…го》、《Огонек》和《Азориздесьтихие》三幅完稿以外，其余的都因此中断了。后来有好几次，我也曾经尝试拿起画笔，可是我始终画不出来。我终于悲哀地明白，那种激情已经永远地不复存在了。
转眼到了一九九五年七月。临毕业之前的一个晚上，娜塔莎又来找我。我们一起来到了学校附近的紫阳湖公园，在湖边凉亭中坐下。她说，她明天就要到深圳了，必须找我谈谈，否则一生不会安宁。当时我已经有了新的女友，因而我竭力地装作平淡的样子。娜塔莎掏出一枝烟，深吸了一口，轻声叹息道：“唉，雅科夫，你知道我非常幸运，认识了你，你给我的关心和激情让我一生都会怀念。那天我读了李商隐的《锦瑟》，我立即感觉到那首诗正说出了我想对你说的话，和我现在的感受一模一样……”接着，她又轻轻地、无限怅然地念道：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那声音如同烟雾在我耳边萦绕，又一次让我记起一年前我们初识的那个美丽夜晚。我抬起头来，注视着她那俊俏而忧郁的面庞，看到她的表情还是和热尼亚一般的忧伤，热尼亚一般的复杂，泪光闪烁在她的眼中。如今快十年过去了，我总是能回忆起这张美丽而复杂的面容，和那飘忽不定的声音。
那天我们谈得很晚很晚。和她分手之后，我彻夜未眠，我走遍了我和她去过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我心里流着泪，默默呼唤她的名字，追忆着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的花样年华，追忆着那曾经拥有的梦一样的青春岁月。
几年以后，在同学的帮助下我与娜塔莎又建立了联系。当我听到长途电话里传来的那熟悉而动听的声音时，我先是瞬间的激动，旋即转为平淡。我们用一种近乎调侃般的语言互致问候，询问对方的近况。放下电话，连我自己都很惊讶为什么期待以久的重逢竟会是这样平淡。二○○一年的年底，我出差路过深圳，想起了娜塔莎，于是就拨打了她的电话号码。我们约好在深圳图书大世界门口见面。当时，我在图书大世界买了几十本关于苏联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就坐在图书大世界门前的长椅上边看边等待娜塔莎。看着看着，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我的名字，我抬起头，看到了久违的她。之后我们一起吃了饭，来到一个沙龙。像当年一样，我滔滔不绝地向她讲述我的社会理想；而她，则和当年一样，用手托着下巴，专注地看着我，做我忠实的听众，间或加入一些评论。烛光映照着她复杂地微笑着的脸，她说，雅科夫，你就是你，一点都没有改变。
那一天晚上，我又梦到了娜塔莎。学生俱乐部里灯光摇曳，空气中似乎荡漾着一种润泽的气息。我们随着《多瑙河之波》的优美旋律飞快地旋转着，旋转着……人们都注视着我们，在我的视野中一闪而过。我凝视着娜塔莎那美丽而坚强的脸庞，内心充满了重逢的欢乐和久别的忧伤。她笑着，笑得那么甜美，那么动人，那么复杂。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二十二、灯火阑珊处
与娜塔莎的分手，使得我再一次陷入精神抑郁的状态。那时我仍旧天天晚上到艺术美学教室去学国标，在疯狂的舞蹈中发泄心中的郁闷。在那群学国标的学生中，我有两个地方显得比较突出：一是跳得最好；二是显得沉默寡言，从来不主动请别的女孩子一起跳，总是一个人对着镜子自己练。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女孩跑过来对我说，你跳得真好，教教我怎么样？我答应了，开始教她。就这样，这个女孩子进入了我的生活。
那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眼睛很大，白嫩的肌肤犹如在牛奶里面泡过一样，身材修长而匀称。她对我说，国标班上有个讨厌的男生总是在纠缠她，希望我总能和她在一起，好让那个男生死心。我笑着答应了。当时，我已经到大学四年级，面临毕业分配，又刚刚和娜塔莎分手，已经没有丝毫的兴趣再谈什么女朋友了。那女孩小我四岁，比我要低两个年级。在我眼里，她是个标标准准的傻女生，什么都不懂，傻得可爱。于是跟她认识了一个多月，我都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曾经告诉过我好几次，可都被我漫不经心地忘记了。
有一天，我在叫她时又忘记了她的名字，只好问她的一个同学。后来这事被她知道了，跑到我面前教训我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都一个月了还记不住人家的名字，也太没礼貌了。”这次，我才下决心记住她的名字：艳萍，鲜艳的苹果。她的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普通、使用频率太高了，以至于后来我到女生楼门口找她时，只要冲着楼上喊一嗓子“艳萍”，起码有五六个脑袋伸出来答应。
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我的不经意中，那女孩子竟然开始精心设计她的爱情小陷阱了。她开始以我带会了她跳舞为理由，请我到省图书馆投影厅看电影，那部电影的名字叫《夺宝奇兵》，里头有一些我看来并不算太惊险的镜头，但足以把她吓得直往我怀里钻。我对她并没有别的想法，只好惊恐地躲避，后来她说我当时的表现像一只受惊的小绵羊。接着她又让我回请她，就这么一来二往，两人居然互相熟悉了。
那女孩听别人说起过我和娜塔莎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图书馆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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