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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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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龙亭附近有一大一小两个湖，小的水比较浑浊，叫潘家湖；大的水比较清澈，叫杨家湖。当地老百姓说这两个湖的湖底，分别就是当年潘仁美和杨继业的府邸。开封光复后的那个元宵节，在潘、杨两湖举行了放河灯活动，附近几十里内的人都赶来观看，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由于人多，经常还有站在湖边的人被后面涌来的人挤到湖里的情形。当时天气还颇冷，掉到水里的人爬上来就狼狈不堪地往家里赶，边上的人就哈哈地笑。当时的场面正是：普天同庆，其乐融融。
此时父亲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当时班上有穷有富，年龄差别也很悬殊，从十来岁到十八、九岁的人都有。开封城内自古居住着一部分犹太人，被当地老百姓也叫做“回民”，不过是“蓝回”，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白回”相区别。当时父亲班上就有一个犹太姑娘，大约十五、六岁，棕色头发，黄眼珠，人高马大，父亲他们这帮小孩非常怕她。改革开放后，有一些开封犹太人移民到了以色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又回来了，因为无论从语言、习惯、心理和文化上，开封犹太人已经跟以色列人太不一样了。
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小学里，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童子军。所谓童子军，跟今天的少先队有些类似。童子军的军服需要购买，家里有钱的就买；买不起的就自己家用土布缝制，再到染坊染成童子军服颜色。自己染的衣服无论怎么下功夫，也跟买来的制服有些色差。当时有些老师也挺可恶，称买得起童子军服的学生叫“正规军”，买不起制服为“杂牌队”，一点都不照顾学生的自尊心。在学生列队出操时，总是有人喊：“‘正规军’站到前面，‘杂牌队’站到后面！”男孩子都比较皮实，无所谓；而那些穿着“杂牌队”衣服的穷人家的女孩子就总是低着头，表情非常尴尬。我父亲有同情弱者的天性，就跟这几个老师作对，总是自觉地也站到“杂牌队”里去。那几个势利的老师惹不起当官的子女，也无可奈何。
当时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叫刘茂恩，我父亲曾经多次见到过他。每年到四月四日儿童节时（「注」民国时期的儿童节不是六月一日，而是四月四日），刘茂恩都身着便装在华北运动场检阅童子军。当时童子军们排成一个个方阵，每人肩上扛一个童子军棍，从检阅台前面走过，接受刘茂恩的检阅。
父亲有一个表姐夫，叫李老五，脑子很活，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李老五当时是刘茂恩的生活秘书，负责安排刘茂恩的饮食起居。在伺候刘茂恩期间，他见过不少国民党的大人物。解放后，李老五先是在开封街头卖了一阵子菜，后来回到了封丘老家。六十年代，我父亲见他在封丘黄羊口收破烂。那次李老五见到我父亲以后，搂住我父亲的肩膀，诡秘地说：“兄弟，昨天我收了一个电机，八块钱；今天我卖了，知道卖多少？二十八！就这么一转手，二十块钱到手了兄弟！”这时，父亲的表姐走过来训他：“就你能！人家藏都来不及呢，你还在这儿谝！”李老五就嘿嘿一笑，说：“这不是俺兄弟吗，怕啥咧。”
大概从那时起，学校、机关就有了每星期升国旗、唱国歌的习惯，那国歌（「注」国民党时期的国歌也即国民党党歌）的歌词是文言文的，对童子军们来说不好理解，老师也从来没解释过。不过唱得多了，到现在父亲还记得歌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由于多年战乱造成的严重破坏，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为此，当时美国救济总署给了中国不少援助，特别是对学生。父亲上小学时，学生们几乎每半个月都能领到美国救济总署发来的食品：大铁筒装的奶粉、大块的巧克力、肉罐头等等；此外还有衣物，质量都非常好。其实我们家是不需要救济的，但由于学生人人有份，也就领了。有时还发来一些美军士兵战时的口粮：几块饼干面包，一小罐果酱，一罐肉罐头，一罐蔬菜罐头，一块巧克力，一块奶油，一块口香糖，五枝“骆驼”牌香烟，几张餐巾纸。当时河南老百姓吃完饭以后都是用袖子擦嘴，没有用餐巾纸的习惯，见到这些餐巾纸以为是擦屁股用的，于是就说：“瞧人家美国人，连擦屁股纸都准备好了。”
美国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在四十年代向中国提供了不少的援助，这些食品和衣物对于当时很多穷人家的孩子的成长是有益处的。解放后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和狭隘观念，要么对这一段历史闭口不谈，要么硬要给美国的慈善援助戴上一顶“侵略”帽子，这实在不够公正。
不过，美国救济总署援助的物资，到了腐败的国民党手里，有不少都被贪污掉了。当时，只要开封救济总署有什么发，市场上就有什么卖。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旧时的开封城内有一家山西商人开的“晋阳豫”糕点铺，专门经营各种高档干鲜货品和糕点。每到逢年过节，“晋阳豫”就派出一个伙计到我们家来订货。这种上门订货的伙计并非一般跑腿的，而必须是口齿伶俐、相貌堂堂的人；穿的也好：身着长衫，足登礼服呢面的牛皮底布鞋。这个伙计拿着鱼翅、海参、木耳等货物样品到家里来，给祖父、祖母或者厨师过目。如果选中，就拿个笔记下品种数量，不一会儿就把货物送来，决无假冒伪劣和缺斤短两现象；如果当时没有决定，伙计就把样品留下，约好哪天再来听消息。
除了“晋阳豫”，还有一家“包耀记”也是一个大字号。“包耀记”和“晋阳豫”都位于书店街，二者之间相隔只有几个店铺，经营的范围也大致相同。现在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充满了不正当竞争；但“包耀记”和“晋阳豫”却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做自己的买卖，二者之间从不互相贬低。
解放前的晋商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主要原因是他们做生意讲究诚信，童叟无欺；货物品质特别好，价格却又十分公道，薄利多销。例如我们家后来居住的太谷县城，除了开钱庄以外，还以做药材生意闻名全国。太谷本身并不出产药材，但勤勉的太谷商人们对各类药材都非常懂行，从全国各地搜罗药材，只加以微薄的利润就出手。而那些需要购买药材的外地客商们，一是担心在别处买药材被骗，二是由于别处品种也不全，故都来太谷买药材，既放心、又不贵，品种还全。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山西人做生意的那股厚道、勤勉、仁义的老传统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彻底挖断了根子，一切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以后，山西人又开始做生意，但已经完全是另一码事儿了。九十年代，我和我母亲在太原卖花灯时都跟当代的某些山西商人打过交道，发现他们和如今遍布中国的奸商毫无二致：急功近利、贪而无信、阴险狡诈。跟以前以厚道出名的“晋商”老祖宗比起来，这帮不肖子孙简直是有些辱没门庭。
开封光复后，国民政府重新开始行使治安大权，有一些刑事犯人要枪毙。当时警备司令部也在省政府大街上，离我们家并不远，因此父亲经常看到枪毙犯人的情景。国民政府时期，要枪毙一个犯人，一般不召开公审大会，更不割喉咙、穿铁丝、取肾脏，场面往往是相当隆重的：一般都是前面八个号兵吹号，号兵后面是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士兵后面是五花大绑、插着亡命旗的犯人，专门有个黄包车拉着他；街道两边到刑场的路上，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犯人在路上如果看到街道两边有卖吃的喝的，只要想吃想喝，就吩咐车夫停下，于是押送的士兵就跑腿到那家店铺，掌柜的必然要把最好的食物和最好的酒拿来给犯人吃喝。只要犯人吃得下、喝得下，押送的士兵是绝对不会催促的。当时也没有“划清界限”的概念，允许犯人的家属在路边祭奠。有一次枪毙一个犯人时，我父亲看见犯人的亲朋好友路祭，就在路边摆了一张八仙桌，桌上放满酒菜，还烧着香。犯人从面前走过，跟那些亲朋好友道了别，交代了身后的事情以后，才从容坐上黄包车离去。这时犯人的亲朋就对着犯人跪拜，哭声震天。我父亲看见下跪的人里居然还有须发皆白的老者，应为犯人长辈，就觉得好奇，于是问人家为何给晚辈下跪，人家回答道：“黄泉路上之人为大。”
还有一次，碰到一个枪毙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那汉子戴着一顶瓜皮帽坐在黄包车上，看到路边有一个点心铺，就要点心吃。前面开路的号兵见他要吃东西，就停了下来等着；押送的士兵则赶紧跑到点心铺里，不一会儿就端出满满一大盘点心，各式各样的都有。那个年代点心还是相当珍贵的，但是到了那个时候，犯人们一般都没有什么心思吃喝了，一般只是吃上两口，意思一下罢了。那个犯人就吃了两口点心，旋即又“呸呸”地吐了出来。又往前走了几步，看见一个卖烟的铺子，于是犯人要烟抽。押送的士兵又赶紧跑进铺子，拿了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支，给犯人点上。那时侯“大前门”是仅次于“白炮台”的高档烟，一般的老百姓是抽不起的。犯人嘴里叼着烟继续坐着黄包车前行，又看到一家卖酒的，就把烟一吐，又要喝酒。也是那些押送的士兵，给他抱出一个酒坛子，一口气喝了三碗。再往前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犯人的老婆在路边祭奠，见到他更是哭得死去活来，直在地上打滚。犯人大概想跟老婆交代点事情，就吩咐士兵把她叫来。士兵连忙去叫他老婆，但那女人正伤心欲绝，任凭当兵的怎么劝，只是在地上哭着打滚。犯人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就上了黄包车，说：“走！走！”这一下，他老婆惊慌起来，也不哭了，爬起来跟在后边撵。犯人见状，又吩咐车夫停下，跟他老婆交代了一些事情以后，又继续前往刑场。刑场附近已经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还有几个骑着高头大马、戴着白手套的监刑军官。犯人因为（炫）畏（书）惧（网）死亡已经不能行走，就由两个士兵一左一右从黄包车上搀扶下来，后面还跟着一个执行死刑的士兵。走到行刑地点附近，两个搀扶犯人的士兵和执行死刑的士兵交换了一下眼色，二人同时一松手并把犯人往前一推，行刑兵枪声就响起了。只见那犯人的瓜皮帽往天上飞了一丈多高，几乎和人同时落地。围着看热闹的人群中有一些专看杀人取乐的游手好闲之辈，此时就鼓起掌来，大声叫好。
执行死刑的犯人，绝大部分都是（炫）畏（书）惧（网）死亡的，到刑场后多半需要人搀扶着走。也有个别充英雄好汉的，嘴里就呜里哇啦地喊点什么。但是，他们实质上也怕死，因而都是面如土色，连舌头往往也不听使唤了。即使在离他们几步之谣的地方站着，也听不清他们嘴里喊的究竟是什么豪言壮语。
当然，这种相对比较宽厚的处决方式只是用在平时，而到了战时就没有这种宽待了，特别是到了临近灭亡前夕，国民党镇压异己也更加疯狂。第一次开封战役前不久的一天早晨，我父亲在警备司令部对面的一个小店里买酱油，恰好遇到一个国民党士官出来买烟。那个士官双眼通红，一看就知道是很长时间没休息好。这时小店老板和他开玩笑：“蔡班长，昨晚上又到哪里赌钱去了，怎么眼圈熬得通红啊？”蔡班长连忙辩解道：“哪里的事！”看看左右只有父亲一个小孩子，于是压低声音对掌柜的说道：“最近天天夜里活埋学生，昨天忙了大半夜，好几十个哪！有些女学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也感叹道。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十三、祖父病逝
我的祖父在年轻时感染了肺结核病，当时只知是“肺病”、“痨病”，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随着年龄的增大，特别是八年抗战时期四处颠簸，他的肺病越来越严重［…wＷw。。cc］，经常咯血。到了一九四六年，祖父的病情愈发沉重，基本上在家休养。此时的他已难以再掌管民政的职责了，于是上面给他安排了一个“视察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其实祖父担任“视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以后也没下去视察过什么，只是下边的人拿来文件，他卧在床上圈阅。祖父这个人敬业，即便是重病卧床，也依旧每天办公到深夜。经常是边看文件，边剧烈咳嗽。病重时，祖父的浑身都在发抖，但父亲看见祖父拿笔的手只要一挨着纸，就不再颤抖了。
当时给祖父治病的主要有开封同济医院的院长，姓孔；还有一个是日本医生，姓柳川，不知什么原因跑到开封谋生，自己在开封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柳川医院”。这二位医生经常来家治疗，医术也算高明，但对于当时的绝症肺结核还是束手无策。一九四七年初祖父去世后，孔院长还不知情，办丧事那天还拎着个医药箱来了，一进门看到灵棚，一句话没说就转身走了。当时大人们都忙着张罗丧事，谁也没注意到他，父亲看见了。后来祖父丧事办完后，孔院长和他的夫人还一起登门来慰问，顺便提了提结清医疗费的事情。
祖父的丧事办得算是很隆重的。灵堂就设在家中，省府要员来吊唁的络绎不绝，还请了不少出家人来超度。其实咱们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杂的，来超度的出家人既有和尚，也有道士。吃饭时和尚在一边吃斋，道士在另一边喝酒吃肉。家里的亲戚也来了不少，还有许多平时不怎么认识的人也来凑热闹，边假装哭边偷东西。丧事办完之后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亲小时最爱玩的德国造的望远镜，甚至还有一缸金鱼。
可是人死如灯灭，那些平时张口“学生”、闭口“老师”的人也在瞬间树倒猢狲散，渐渐地门前冷落了。当然，也有一些祖父栽培过的、有些良心的人偶尔过来看看。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没有“抚恤金”这一概念的，人死了就死了，就再跟政府没什么关系了。习惯于奢华生活的祖母就开始卖家产度日，由于她根本不懂得经营之道，被人连蒙带坑，再加上战乱，家道迅速败落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十四、内战爆发
百姓所盼望的和平如同昙花一现，没能持续多久。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占着美式装备和美国的支持，在正面战场上一开始占了上风。谈起国共内战爆发的责任，我认为以往的历史书把责任完全推到某一方面的描述不够客观。其实，国共双方均无和平诚意，都在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从抗战结束到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双方因抢地盘发生的冲突延绵不绝。因此，公正地讲，参战双方对内战的爆发都有责任。
然而实话实说，国民党的部队秉承了军阀作风，实在太黑暗、太腐败了。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义务兵制，征兵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民一般不愿意当炮灰，国民党也不做什么宣传鼓动、思想政治工作，只好采取“抓阄”方式决定谁家的儿子去当兵。穷人儿子一抽上，立刻就用麻绳套着，生拉硬拽地拖走。万一有钱人家儿子抽中了，则可以通过行贿让穷人家孩子顶替。此外，有些地方干脆连这个程序都省掉了，直接抓人当兵。有很多外出赶集、甚至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碰上抓壮丁的，连给家人报信的机会都没有。一九四七年，我的外公就曾经险些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幸亏外公跑得快才得以脱身。解放后我父亲参军，所在的师参谋长就是被国民党拉夫拉出来的。红军长征时期，他在湖北老河口当脚夫，碰上国民党拉夫运辎重。后来他所在部队调到川西草地附近跟红军打仗，部队被打散。红军优待俘虏，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留下的留下。他看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个人走也活不了，干脆参加了红军，最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干部。他算运气好的，过个十几年还能衣锦还乡；而运气不好的就死在外面了，也没人通知家里人一声。
此外，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吏有很多贪污军饷，“吃空额”。所谓吃空额，就是假造花名册领空饷中饱私囊，有饷无兵。到了上级来抽查时，就临时找街上的地痞流氓假充士兵，每个人记住自己所扮演的假张三、假李四的名字，上级点名时答一声“有”就行了。还有狗急跳墙的，干脆自己人策反自己人。一九四八年，我父亲就亲眼在开封火车站看见这种情况。我父亲当时正在火车站内玩耍，看到从别处驶来一列装满士兵的闷罐子车停在月台上。此时，一个国民党军官跑到车厢前策反，离父亲大概只有二三米远的距离，因此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大意是我的部队待遇好，你们来我们这里好了。正在说时，军列上的随行军官下来了，二话不说，拔出手枪就照那家伙头上打了一枪托，把他打倒在地，连帽子也掉了。那个搞策反的军官捡起帽子，兔子一样撒腿就跑。
国民党普通士兵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他们大多是穷苦人出身，抓到军队里不但受军痞的奴役和欺侮，而且往往吃不饱，饥寒交迫。其实每人都有军饷军粮军装，但多被长官贪污掉了。国民党的军官多数很坏，动不动就体罚士兵，在开封大街上，父亲也多次亲眼看见士兵被打得哭爹喊娘。在豫东战役不久之后的淮海战役当中，据说国民党军逃窜时，遇到有河流阻挡道路，就把伤兵、死尸向里填，硬是填出一条堤坝，汽车和坦克就从上面驶过。解放军赶到现场组织了挖掘搜救，里面居然还有不少活人。如此的黑暗与压迫，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
到了一九四八年，开封城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于是陆陆续续地开进很多军队。当时国民党军队扰民甚重，特别是征用民房。经常是一个小军官领几个当兵的，见到谁家房子好就用粉笔画个圈，然后让老百姓马上腾房子，也不管老百姓住到哪里。有一天，几个号房子的国民党兵来到我们家里，看上了我们家的几间房子，于是画了个圈，对祖母说：“三天之内腾出来”就走了。当时虽然祖父已经去世，家里没了靠山，但祖母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根本就不理他们。三天以后一个小军官带着几个当兵的来了，一看房子没有腾出来，顿时勃然大怒，就骂骂咧咧地要进屋扔东西。祖母一见，也发怒了，指着那个小军官破口大骂道：“你们瞎了狗眼，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家，敢在这里撒泼，还想不想要脑袋了？今天你要住进这间房子，除非我死在你们面前！”几个国民党士兵一听，又看看这家房子的气派，也顿时犹豫起来。祖母一见他们犹豫，继续吓唬道：“你信不信，你今天敢扔我的东西，明天刘主席就会让你们几个脑袋搬家！”（「注」刘主席指河南省主席刘茂恩）闻听此言，几个国民党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进屋。那小官一看，也软了下来，灰溜溜地说：“好，好，你厉害，我们先走。”
第二天，家里又来了一个军官，还带着老婆抱着个孩子，跟着一个勤务兵拎着行李。那军官名字叫孙少汉，领子上有个“×”，是个中校。孙中校找到祖母，说话比那几个小兵客气多了，大意是昨天来的那几个不会办事，我狠狠训了他们一顿；我们来打仗，还带着老婆孩子，也没地方住，挺不容易的，您就通融通融，给两间房子行个方便吧。祖母只爱听顺气话，经他这么一说，也就同意他们住下了。渐渐地混熟了，也觉得那家人并不坏。
孙少汉的那个勤务兵姓张，也是个河南人。当时要打仗了，国民党为了促使当兵的卖命，就把美国援助的给养拿出来给前线阵地上当兵的用，轮不到这个勤务兵。勤务兵吃不到美国罐头，每天心里都挺烦躁，长官不在时就常发牢骚，抱怨伺候人的活太累。当时我叔叔也才五六岁，挺淘气，有一天，那个勤务兵正在院子里烧地锅做饭，我叔叔就弄了一个鞭炮在他背后放。“啪”的一声，把勤务兵吓了一跳。勤务兵转过脸来，一脸的不快：“弄啥呢这是？一边去！”
当时父亲上学的学校在相国寺附近，在开封算是比较繁华的地段。有一天突然来了一队伤兵，偏偏要征用学校的房子。学校不愿意，找教育厅去顶。可当时要打仗了，当兵的厉害起来教育厅也顶不住，于是学校就被伤兵占了。学生没地方上课，学校就在龙亭后面靠近开封城西北角的城墙根下面找到一处院子，在那里上课。其实那里挺幽静，正适合伤兵养伤，但那帮伤兵偏偏要在闹市住，为的就是上街白吃白喝方便。临时的校舍离家太远，每天学校老师就在老学校集合学生，再排着队到临时校舍去。每天上学下学都要走很远的路，中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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