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1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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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了联系，他已不能视事，因而戈林根据这道命令有明确的责任把权力接管过来。

但是戈林小心翼翼地给希特勒打了一个电报。他要把这一权力的委托肯定下来。

我的元首！

有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堡垒内，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1941年6　月29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在今晚10点钟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您知道在我一生这最严重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非语言所能表达。愿上帝保护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赫尔曼·戈林。

就在当天晚上，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伯爵正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波罗的海边卢伯克的瑞典领事馆内进行会谈。忠诚的海因里希——这是希特勒对希姆莱的呢称——并没有要求继承权力；他已经在行使这种权力了。

他告诉这位瑞典伯爵，“元首的伟大生命快要结束了”。他说，一两天之内，希特勒就会与世长辞。因此希姆莱催促伯纳多特马上告诉艾森豪威尔：德国愿意向西方投降。希姆莱又说，在东方，战争仍将继续打下去，直到西方国家来接替这一抗俄战线为止。现在这个自揽第三帝国独裁权力的党卫队头目竟是这样的天真，或者说竟是这样的愚蠢，或者说竟是这样的天真和愚蠢！当伯纳多特要求希姆莱将他的投降请求写下来的时候，他匆匆地在烛光下起草了一封信——因为那天夜里英国空军前来轰炸，卢伯克的电灯全灭了，他们两人是在地下室商议的。希姆莱在信上签了字。

戈林与希姆莱很快地发现，他们的行动都失之过早了。虽然希特勒与他的部队和政府部长们的联系，除了无线电之外，都被切断了（因为到23日夜间，俄国人差不多已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但是现在他仍要表明，只靠他的人格力量和威信仍能够控制德国，而且只要他通过悬在地下避弹室上空的气球里的叽叽作响的无线电发报机讲一句话，就能够敉平“叛国阴谋”，即使是他最重要的追随者所发起的“叛变”。

斯佩尔和另一位出色的妇女目击者（关于她在柏林最后一幕戏的动人表现，下文即将述及）曾详细地记述了希特勒收到戈林电报时的反应。斯佩尔是在4　月23日晚上坐了一架小飞机到被围的首都来的，飞机降落在离总理府只有一个街区的横贯动物园的东西轴心大街东头的勃兰登堡门附近。斯佩尔获悉希特勒决定留在即将被攻陷的柏林不走的消息之后，特地前来与元首告别并向他坦白承认，由于“对个人的忠诚与对国家的责任之间的矛盾”（这是他自己的话），他不能不违背元首的焦土政策。他完全估计他会以“叛国罪”被捕，而且可能被枪毙，毫无疑问，如果独裁者知道斯佩尔在两月以前曾试图要杀害他以及其他没有被施道芬堡炸死的人时，他一定会把他枪毙的。

原来这位杰出的建筑师出身的军火部长虽然常常以超政治自豪，但也同其他的德国人一样，终于觉悟了，虽然为时已迟。当他最后知道他的亲爱的元首决定要通过焦土政策毁灭德国民族时，他下定决心要刺杀他，他的计划是在柏林地下室召开全体军事会议时将毒气送进通风设备。因为不只是将领们，而且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等人一定会参加会议，他希望将第三帝国的全部纳粹领导和最高统帅部彻底消灭掉。他弄到了毒气，查看了空气调节系统之后发现花园里的空气进口管子上装上了一个12英尺高的烟筒，这是希特勒为了防止破坏亲自下命令安装的。他发觉将毒气注入烟筒而不被花园里的党卫队卫兵发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放弃了他的计划，希特勒又一次免遭暗算。

现在，在4　月23日那天的晚上，斯佩尔向希特勒全部坦白了他拒绝执行盲目破坏德国残余设备的经过。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希特勒竟未表示愤恨，也没有发脾气。也许希特勒为他的年轻朋友——斯佩尔刚过40岁——的坦率和勇气感动了吧。他对斯佩尔一向具有深厚感情，并且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同行”。根据凯特尔的记载，希特勒那天晚上显得异常镇静，他下定决心数天之内在这里死去这件事，好像给他带来了精神上和心情上的平静。但是这是前一天大风暴以后的平静，也是另一个大风暴前夕的平静。

因为戈林的电报这时已经送到总理府。鲍曼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先把它扣压起来，然后这个阴谋能手将它作为“最后通牒”和“窃取”领袖权力的一种叛逆企图递交给元首。

“希特勒怒不可遏，”斯佩尔写道。“他大骂戈林，他说他早已知道戈林已经完蛋了，他腐化，吸毒。”这句话使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大吃一惊”，他奇怪为什么希特勒会让这样一位人物身居高位如此之久呢？希特勒平静下来后又说：“让戈林去谈判投降罢，反正谁去谈判都没有关系。”这句话也使斯佩尔迷惑不解。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心情不过维持了一会儿功夫。

在讨论结束以前，希特勒在鲍曼的怂恿下口授了一道命令，用电报通知戈林，说他犯了“叛国罪”，理应处以死刑，姑念其长期效劳党国，如果马上辞去全部职务，可免一死。电报饬令戈林即刻回电是否辞职。这还未能使这个蛆虫一样的鲍曼得到满足。他私自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驻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党卫队总部，命令即将戈林及其部下和拉麦斯以“叛国罪”加以逮捕。

第二天黎明之前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纳粹头目中的最傲慢、最富有的角色，德国历史上的唯一的帝国元帅和空军总司令成了党卫队的阶下囚。

3　天以后，在4　月26日的晚上，希特勒谈起戈林时所讲的话，比在斯佩尔面前所讲的强烈得多。

到地下避弹室来的两位最后客人

又有两位有趣的客人这时来到元首地下避弹室的疯人院。他们是憎恨成性而且特别憎恨戈林的著名女试飞驾驶员汉娜·菜契和里特·冯·格莱姆将军。他们在4　月24日接到命令，要他们从慕尼黑动身回到柏林，听最高统帅面授机宜。但是他们的飞机在4　月26日晚上降落在动物园机场时，被俄国的高射炮的炮弹击伤，格莱姆的脚被炸坏了。希特勒走进手术室，医生正在给将军包扎伤口。

希特勒：你知道为什么我召你来？

格莱姆：不知道，元首。

希特勒：因为赫尔曼·戈林已经背叛了我和祖国。他背着我和敌人建立了联系。他的行为是懦弱的表现。他违抗我的命令逃到伯希特斯加登，从那里他给我打了一封可耻的电报。它是……

当时在场的汉娜·莱契说，元首的脸开始抽筋，呼吸急促得像要爆炸似希特勒：……一个最后通牒！一个愚蠢的最后通牒！现在什么都完了！我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人效忠，没有人看重荣誉，我什么失望都尝到过，我什么背叛都碰到过！现在又加上这个！一切全完啦！什么对不起我的事都对我干了！

我已立即下令把戈林作为帝国叛徒逮捕了，革掉他所有的职务，把他从所有机构中赶出去。这就是我召你来的原因。

希特勒就这样在地下室里任命躺在床上治伤的受宠若惊的将军为空军总司令，其实他完全可以通过无线电提升格莱姆，那样也可以不致使他成为瘸子，并且使他能够留在总部里，那是唯一能够指挥残余空军的地方。同莱契小姐一样，格莱姆原来打算并且十分愿意同元首一起死在地下避弹室里的。

但是3　天以后，希特勒命令格莱姆离开柏林去处理一件新的“叛国”案件，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犯“叛国”罪的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中已不止戈林一个人了。

在这三天中，汉娜·莱契有足够的机会目睹地下避弹室疯人院里的疯子生活，其实，她自己也参加了这种生活。由于她同希特勒一样容易感情冲动，她所留下来的记载是阴惨可怕，惊险多变的，但是大体上是真实可靠的（作者把这个记载与其他目睹者的报告核对过），因此它在这部历史书的最后一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4　月26日，她同冯·格莱姆将军到达的那天深夜里，俄国开始炮轰总理府，炮弹的轰隆声和墙壁的倒塌声增加了地下室的紧张气氛。希特勒把这位女飞行家叫到一旁。

“我的元首，为什么你要留在这儿？”她说，“为什么要使德国失掉你？

元首必须活下去，德国才能活下去。人民要求你活下去。”“不，汉娜，”她说元首这样回答她，“如果我死去，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这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自己的命令，保卫柏林到底。”

［他继续说］我的好姑娘，我原来并没有打算这样做。我曾经坚信在奥得河的岸边可以保卫住柏林……当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旧失败以后，我是比别人都感到惊慌。在柏林被围以后……我相信我的留守会使全国军队效法我的行动前来解救柏林之围……不过，我的汉娜，我仍抱有希望。温克将军的军队正从南面打过来。他必须而且一定会把俄国人击退，以便解救我们。那时我们将举行反攻并守住阵地。

这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所表现的一种情绪；他仍对温克将军的解围抱有希望。但是不到一会儿功夫，当俄国对总理府的炮轰达到十分猛烈的时候，他又陷入绝望中了。他给莱契一瓶毒药，另一瓶给格莱姆。

“汉娜，”他说，“你是那些准备与我同归于尽的人中的一个……我不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人被俄国人活捉，也不希望我们的尸体被他们发现……爱娃同我决心把我们的尸体烧掉。你们想自己的办法罢。”

汉娜将毒药交给格莱姆，他们两人决定在“最后时刻真正到来时”将毒药吞下去，而且为了万无一失，在服毒之后将紧绑在他们身上的重型手榴弹上的引线拉掉。

一天半以后的28日，希特勒的希望，至少是他的幻想，又复燃了。他在无线电话上对凯特尔说：“亟盼柏林解围。海因里希的军队在于什么？温克在什么地方？第九军团怎么样了？温克什么时候能与第九军团会师？”

莱契描写那天希特勒的情形时候说：他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手里晃摇着被手汗浸湿得快要破碎的公路地图，只要有人在场，他就同他策划温克战役。

但是温克“战役”，正如一周以前施但因纳的“反攻”一样，不过是元首的幻想而已。温克的军队和第九军团一样已被消灭了。在柏林北面的海因里希军队正仓皇向西撤退，为的是宁可当西方盟军的俘虏而不当俄军俘虏。

4　月28日，地下避弹室这些走投无路的人整天都在守候着这3　支军队、特别是温克的军队的反攻消息。俄国先头部队距总理府只有几条街，他们在从东面和北面以及从西面通过毗邻的柏林动物园逐步向总理府推进中。当援兵毫无消息时，希特勒听了鲍曼的谗言，又认为发生新的叛国阴谋了。晚上8　点钟，鲍曼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邓尼茨。

掌握军权的人不但不督促军队前来解围，反而保持沉默。叛变似乎已代替了忠诚。我们仍守在这里。总理府已成废墟了。

不久以后鲍曼又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舒埃纳尔、温克等人必须火速前来解围，以证明他们对元首的忠诚。

现在鲍曼是在为自己讲话。希特勒已经下了决心在一两天内死去，可是鲍曼却想活下去。他也许不能继承元首，但是不管谁做继承人，他都希望在幕后进行操纵。

那天夜间，伏斯海军少将终于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说一切与陆军的无线电联系都已断了。他迫切要求海军的无线电能够供给一些外界的消息。

不久消息果然来了一些，不是从海军部来的，而是从宣传部的收听站发来的。

这消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大惊失色。

原来地下避弹室中除了鲍曼之外，还有一个纳粹官员想活下去。这人就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代表赫尔曼·菲格莱因，一个在希特勒统治时代爬上高位的典型人物。他系马夫出身，做过赛马的骑师，识字不多，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克里斯蒂安·韦伯的部下，韦泊是希待勒最老的党徒之一，喜欢养马。

1933年以后，他靠营私舞弊发了一笔横财，养了很多赛跑的马。菲格莱因受到韦伯的帮助，在第三帝国内爬到很高的地位，成了党卫队所属部队的将军。

1944年，他被任命为希姆菜在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官后不久，同爱娃·勃劳恩的妹妹格利特结了婚，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大本营的地位。所有后来还活着的党卫队的头子们都一致认为，他同鲍曼联成一气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希特勒面前出卖他的党卫队主子希姆莱。菲格菜因虽然声名狼藉，愚昧无知，但似乎仍具有贪图活命的本能。当船快要下沉的时候，他是看得出来的。

4　月26日那天，他悄悄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第二天下午希特勒才发现他失踪了。这引起了多疑的元首的猜疑，他派了一支武装的党卫队搜查队去寻查。他们发现他身穿便服藏在俄国即将占领的夏洛登堡区他的家里。他被押回总理府被褫夺党卫队的大队长官衔，并且被拘留起来。菲格莱因的企图逃跑马上引起了希特勒对希姆莱的怀疑。这位党卫队首领有意离开了柏林，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在他的联络官菲格莱因擅离职守以后，他一直没有消息。现在消息来了。

我们已经知道，4　月28日是地下避弹室中十分难熬的一天。俄国人在日益逼近。温克的反攻或其他任何的反攻都音讯全无。被围的人们通过海军的无线电千方百计探询柏林以外的事态发展。

宣传部的无线电收听站收到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发生在柏林以外的事情的消息。这是路透社从斯德哥尔摩发出的新闻，它极其耸人听闻，难以置信，因此戈培尔的一位助手海因兹·洛仑兹在4　月28日深夜仓皇跑过遍地弹坑的广场，来到地下避弹室，将收抄下来的这一消息交给他的部长和元首。

莱契写道，这则消息“给全体在场的人一个致命的打击。群情哗然，男男女女都因震怒、恐惧和绝望而齐声嚎叫起来”。以希持勒为最厉害。女飞行家写道：“他像一个疯子似地大发雷霆。”

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忠诚的海因里希也遗弃了这条即将沉没的船。

路透社的电讯谈到他和伯纳多特伯爵的秘密谈判以及他打算使西线德军向艾森豪威尔投降。

希特勒对于希姆莱的绝对忠诚从不怀疑，这个打击实在不能再大了。莱契说：“他的面孔通红，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希特勒在一阵子狂怒之后失去了知觉，整个地下室一时鸦雀无声。”戈林至少还曾请求元首许可他接管。

但是这位“忠诚”的党卫队全国总队长连请求都不屑于提出；他一点招呼不打便叛了国，和敌人进行了联系。希特勒在稍稍清醒以后对他的部下说，他所遇到的所有叛国行为莫此为甚。

几分钟以后收到的消息说，俄军已经逼近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的波茨坦广场，可能在30小时以后，即4　月30日的早晨，就会攻打总理府。这个打击和这个消息标志着未日来临。这逼使希特勒马上作出他一生中最后的决定。他在黎明时同爱娃·勃劳恩结了婚，立下遗嘱，派遣格莱姆和汉娜·莱契去出动全部空军轰炸逼近总理府的俄国军队，并且命令他们将希姆莱作为卖国贼加以逮捕。

“一个卖国贼决不能继承我为元首！”汉娜说他当时对大家这样说：“你们必须出去做到使他绝不能继承我。”

希特勒已等不及对希姆莱进行报复了。不过这位党卫队首领的联络官菲格莱因现在却在他的掌握中。他从禁闭室里将马夫出身的党卫队将军提出来，严加审问关于希姆莱的“叛国”情况并指控他与希姆莱同谋。在元首的命令下，菲格莱因被拖到总理府花园里枪决了。他娶了爱娃·勃劳恩的妹妹做妻子这件事也帮不了他的忙。爱娃也没有出力去搭救他妹夫的性命。

“可怜的、可怜的阿道夫，”她对汉娜·莱契低声说，“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出卖了他。宁肯死一万个人，也不能让德国失掉他。”

德国虽然失掉了他，但爱娃在那最后的时刻里却赢得了他。4　月29日凌晨1　点到3　点之间，希待勒为了酬劳他的情妇的忠诚不贰，满足了她的愿望，正式同她结婚。他一直认为婚姻会阻碍他把全部精力献身于领导他的党获得政权，领导他的国家称霸世界。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他领导的了，而且他的生命也要结束了，他可以安全地同爱娃做几小时的夫妻。

戈培尔找来一位名叫瓦尔特·瓦格纳的市议员，他当时正在离总理府几排房子不到的一支人民冲锋队的队伍里作战。这位感到惊奇的议员在地下避弹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主持了结婚仪式。从现在仍保存着的结婚证件中可以看出元首的一位秘书称为“死婚”的部分情况。希特勒要求，“由于战事的发展，结婚预告只能口头宣布，其他一切拖延婚事的事情均需避免”。男女双方宣誓他们是“纯亚利安人种”，而且“没有使他们不能结婚的遗传病症”。

死到临头，这位独裁者仍坚持要遵守形式，只有在填写他父亲的名字（出生名为施克尔格鲁勃），母亲的名字和他们的婚期时他留下了空白。他的妻子签名时先用“爱娃·勃劳恩”，写到“勃”字，就划掉了重签上“爱娃·希特勒，原姓勃劳恩”。戈培尔和鲍曼作为征婚人也签了名。

在简短的仪式之后，元首的私室里摆下了阴森森的结婚早餐。席上有香摈酒。除了他的秘书们、留下来的将领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鲍曼和戈培尔夫妇外，他连素食厨师曼齐阿里小姐也请来参加婚礼宴会。有一阵子谈话集中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以及鼎盛时期中党的同志们。希特勒怀念地谈到他在戈培尔结婚时做傧相的情景。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这位新郎还免不了老习惯，要说个不停，回顾他这戏剧性的一生中的各个高潮时期。他说，现在全完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完了。死对于他倒是一种解脱，因为他的相交最久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出卖了他。结婚宴会上笼罩着阴郁的气氛，有些客人噙着眼泪溜掉了。希特勒最后也溜掉了。他在隔壁房间里，把一位名叫格特路德·荣格夫人的女秘书找来，开始口述他的遗嘱。

希特勒的遗嘱

他的遗嘱是两个文件。正如希特勒所希望的，遗嘱已被保存下来。它们同其他的文件一样，对于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它们证实了这个曾经以他的铁腕统治德国12年多、统治大部欧洲达4　年之久的人物没有从他的经验中学习到任何教训。即使是从多次挫败和毁灭性的最后失败中，他也没有能够吸取任何教训。不错，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回想起他年轻时在维也纳街头流浪的时代，曾回想起他早期在慕尼黑的喧闹的啤酒馆时代。他咒骂世界上一切的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不断吹嘘他那半瓶子醋的宇宙理论，叹息命运再度击败德国，使它不能得到胜利和征服的机会。他把他对德国民族和全世界的遗言看作是对历史的最后的呼吁。希特勒在这个遗言中，重弹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空洞的老调，又加上了些最后的谎话。作为一个已无可救药地被绝对权力完全腐化了的醉心权势的暴君的墓志铭，这个遗言再也恰当不过了。

希特勒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后代的呼吁，第二部分是他对未来的具体指示。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30多年了。

在这30名主中唯一指导着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作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容。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候也抹煞不了的，也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也从来没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会再有一次以英国或美国为敌的世界战争。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

接着，希特勒重复了他的谎言：他在对波兰发动进攻的前3　天，曾向英国政府提出合理解决波德问题的办法。

仅仅由于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这才遭到拒绝。他们之所以需要发动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其次，他不仅把千百万人死于战场和轰炸的“全部责任”，而且把他大肆屠杀犹太人的“全部责任”，都推到犹太人的身上。然后，他就谈起他所以决定留下来与柏林共存亡的理由。

这6　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