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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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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命令他的党投反对票。
我们从战后在纽伦堡监狱中对丰克的侦讯中知道，希特勒所结交的“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谁。艾米尔·“寇道夫是个痛恨工会的煤矿大王，负责掌管西德矿业界募集的一笔名叫“鲁尔金库”的政治贿赂基金，他是在1929年纳粹党代表大会上被希特勒拉拢过去的。钢铁托拉斯头子弗里茨·蒂森捐款还要早一些，他后来对他的错误后悔不止，终于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为希特勒出资》。他最初是在1923年在慕尼黑遇见这个纳粹党领袖的，初次见面就被后者口若悬河的辩才所征服了，于是通过鲁登道夫第一次向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的纳粹党捐了10万金马克（合2。5 万美元）。
继蒂森之后的是艾伯特。伏格勒，他也是联合钢铁公司的一个巨头。事实上，煤钢企业是工业界人士方面帮助希特勒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克服他取得政权的最后障碍的主要经费来源。
但是丰克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工业和企业，它们的董事不希望在希特勒一旦成功后受到冷淡。这些工业和企业的名单很长，但是远远谈不上完全，因为丰克到纽伦堡审讯时，记忆力已经很差了。这一名单包括伊·格·法本公司这家化学工业大卡特尔的主要董事之一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钾碱工业的奥古斯特·罗斯特格和奥古斯特·狄恩（丰克谈到了该工业的“对元首的积极态度”）、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古诺、中德的褐煤工业、康蒂橡胶工业、科隆大工业家奥托·沃尔夫、在扶植希特勒上台的最后活动中将起关键作用的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一些主要银行（其中有德意志银行、商业私营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德意志信贷公司）以及德意志的一家最大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
希特勒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威廉·凯普勒介绍了一些南德工业家，并且组织了一个奇特的企业家团体，来支持党卫队头子希姆莱。这个团体名叫“经济之友会”，后来一般都称为“党卫队长＇145＇ ［即希姆莱］之友会”，这个团体筹集了好几百万马克专供这个匪徒“研究”亚利安人起源之用。希特勒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之初就得到慕尼黑有钱的出版商雨果·勃鲁克曼和钢琴制造商卡尔·贝希施坦因在经济上——以及社会上——的帮助。这两个人的太太对这个初露头角的年轻纳粹党领袖都颇为垂青。希特勒就是在贝希施坦因的柏林宅邸中首次见到这许多企业界和军界的领袖人物的，也就是在那里，他们举行过一些有决定意义的秘密会议，终于导致希特勒当上了总理。
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企业家在纳粹党在1930年选举中获得胜利后就马上支持希特勒的。丰克提到，大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态度就很冷淡，军火大王克虏伯·冯·波伦一哈尔巴赫也是如此。弗里茨·蒂森在他的忏悔中说，克虏伯是希特勒的“激烈反对者”，到兴登堡任命他为总理之前，克虏伯还向老元帅提出紧急警告，叫他不要犯这种错误。但是，克虏伯不久就看出了苗头，很快就变成了——用忏悔的蒂森的话来说——“一个超级纳粹党人”。因此，事情很显然，希特勒在最后努力夺取政权的时候，已经得到相当大的一部分德国企业界的大量经济支援。在1933年1 月以前的最后3 年之中，银行家和企业家们到底向纳粹党捐助了多少款项，这一点从来没有弄清楚过。丰克说，可能不超过“一二百万马克”。蒂森估计1 年有200 万；他说他本人就给过100 万马克。但是从这些日子里党的手头总是不乏大笔款项来看（尽管戈培尔抱怨钱一直不够花），企业界的捐赠总数肯定要比上述这些估计多好几倍。这些捐赠对于这些政治上幼稚无知的企业家究竟有些什么好处，本书以后邵将谈到。这些人中间，当时最热心的一个，也就是后来感到幻灭最剧烈的一个，是沙赫特博士，他于1930年因为反对扬格计划而辞去了国家银行总裁一职，同年遇见了戈林，1931年会见了希特勒，此后两年就贡献了全部能力来使元首接近他的银行界和工业界伪朋友，更进一步靠近总理职位这个大目标。到1932年，这个对于第三帝国的建立和它的初期成就所起的作用后来证明是无限之大的经济奇才写信给希特勒说：“目前的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只会导致您担任总理，关于这一点，我毫无疑问？？您的运动有着一种非常有力的内在真理和必要性，因此您不久必将获得胜利？？不论我将来由于工作关系身在何处，即使有朝一日您可能发现我被囚炮台，但是您可以永远把我当作您的忠诚拥护者。”写着这些话的两封信中有一封结尾时用的是“向您高呼‘万岁’”。纳粹运动“非常有力的真理”之一，希特勒是从来不保守秘＇146＇ 密的：一旦党控制了德国，它将扼杀德国人的个人自由，包括沙赫特博士和他的企业界朋友的个人自由在内。这个态度温文尔雅的国家银行总裁（在希特勒上台后他再度出任此职）和他在工业界和金融界的朋友过了好｛炫&书&网｝久才觉悟到这一点。这部历史正如所有历史一样，自始至终充满了命运的意外播弄，因此过不了很长时候，沙赫特博士就以事实证明，他自己不仅是关于希特勒担任总理一事的先知，而且也是元首把他监禁起来一事的先知——不过不是在炮台中，而是在集中营中，这只有更糟糕；同时他也不是作为希特勒的“忠诚拥护者”（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说对），而是以相反的身份。
到1931年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在党内已经纠集了一批狂热的不择手段的人，他们将协助他最后取得政权而且（除了一个例外）将在第三帝国存在的期间在他身旁协助他维持政权，虽然其中另一个他最最亲近的，也许是最最能干和残忍的，并没有能活过纳粹政府的第二年。在这个时期里，有5 个人的地位超过其余徒众。这5 个人是施特拉塞、罗姆、戈林、戈培尔和弗立克。
戈林是在共产党协助右翼政党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政治大赦令后，在1927年年底回到德国的。自从1923年政变以来，他的大部分流亡生活是在瑞典度过的。他在瑞典的兰格勃罗疗养院戒掉了吸毒的恶习，病愈后在一家瑞典飞机制造公司供职，这个勇敢而英俊的世界大战英雄这时身体已经发胖，但是仍旧精力旺盛，生气勃勃。他在柏林巴登大街租了一套小而精致的单身汉么寓（他所眷爱的患有癫痫症的妻子这时又患上了肺结核，留在瑞典养病），一方面担任一些飞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顾问，一方面建立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范围很广，从前黑森王太子菲利普亲王（他娶了意大利国王的女儿玛法尔达公主为妻）到弗里茨·蒂森和其他企业界巨头为止，其中还包括一些陆军高级军官。
这些关系正是希特勒所缺少的和需要的关系，因此戈林不久就积极介绍纳粹党领袖同他的朋友相识。在上层阶级的圈子中法除一些褐衫党徒所发出的恶臭。1928年，希特勒选戈林为在国会内代表纳粹党的12名议员之一，在1932年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时，戈林也就成了国会议长。正是在国会议长官邸中，举行了许多次会谈，策划了许多次阴谋，最后终于导致纳粹党的最后胜利；也正是在这里——稍许说得远一些——策划了一个计划，使得希特勒在当了总理后能够长久坐稳江山，这个计划就是纵火焚毁国会。
恩斯特·罗姆在1925年与希特勒闹翻后不久就去参加玻利＇147＇ 维亚军队，当了一名中校。到1930年年底时，希特勒请他回来，重新担任冲锋队的领导工作，当时冲锋队已不大听话了。冲锋队员，甚至一些队长，显然相信纳粹党将用暴力来进行革命，因此越来越经常地在街头闹事，同政治敌人捣乱，甚至暗杀他们。每次选举，不论是全国选举，还是邦选举或市选举，没有不发生街头殴斗惨剧的。
这里必须顺便提起一桩这样的殴斗事件，因为它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最伟大的烈士。柏林冲锋队有一个名叫霍尔斯特·威塞尔的小队长，他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弃家逃学出走后，在贫民窟中同一个以前的妓女同居，一生为纳粹主义当打手。许多反纳粹分子总是认为这个青年是靠拉皮条为生的，虽然这种说法不免有点夸张。不过他肯定是同乌龟和妓女厮混的人。他在1930年2 月间被一些共产党人所暗害，要不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歌的曲子和歌词，他也会像街头殴斗中双方都有牺牲的好几百人一样，就此默默无闻。这首歌叫《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在他死后马上就成了纳粹党歌，后来成了第三帝国除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以外的第二国歌。霍尔斯特·威塞尔本人则由于戈培尔博士的巧妙宣传，成了纳粹运动的伟大神话英雄之一，被捧为一个为了事业献出生命的纯粹理想主义者。
在罗姆接管冲锋队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无疑是纳粹党内第二号人物。
他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一个办事能干的组织家，担任了党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政治组织的首脑，这个职务使他在邦和地方党的领袖中间有很大的势力，因为他们的工作都要受他的监督。他有着巴伐利亚人的随和的脾气，除了希特勒以外，他是党内最受爱戴的领袖，而与希特勒不同的是，他得到大多数政敌的个人信任，甚至喜爱。当时在党内外有不少人认为施特拉塞很可能代替这个奥地利来的脾气乖戾、性格捉摸不定的领袖。在国防军和总统府中，这种看法特别强烈。
至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这时已经失势了。他不幸当真相信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块招牌中“社会主义”和甚至“工人”这两个字眼，曾经支持社会党工会所主持的几次罢工，而且要求纳粹党公开主张工业国有化。在希特勒看来，这当然是异端邪说，他指责奥托·施特拉塞犯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大罪。
1930年5 月21日和22日，元首同他这个违抗命令的下级摊牌，要求他完全服从。奥托拒绝服从后，就被驱逐出党。他试图组织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名叫“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盟”，后来简称“黑色阵线”，但是在9 月选举中，它完全不能从希特勒手里夺过相当数目的选票来。
希特勒身边5 员大将中第四号大将戈培尔，自从1926年同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闹翻后一直是后者的敌人和对手。在闹翻两年后，施特拉塞升任政治组织首脑，戈培尔继他为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戈培尔仍兼任柏林党组织的区领袖。他的宣传才能和改组柏林党组织的成绩，希特勒颇为赏识。但是他那一张油滑而刻薄的嘴和灵敏的头脑却讨不到希特勒其他得力部下的欢心，他们都不信任他。不过，纳粹党领袖很愿意他的主要部下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哪怕仅仅是因为这是防止他们联合起来篡夺他的领导权的保障。他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施特拉塞，但是他对戈培尔的忠诚却是完全相信的、此外，这个瘸腿的狂热分子常常有些奇思异想，这对希特勒说来是颇有用处的。最后一点是，戈培尔作为流氓记者的办报才能——他现在有一张自己的报纸（柏林《进攻报》），可以用来发挥他的才能——和善于煽动群众的演讲本领，对党有着无法估计的价值。
这5 个人中最后一个威廉·弗立克是其中最无特色的一个。他是个典型的德国公务员。1923年以前，他在慕尼黑当青年警官，曾经给希特勒在警察局里做过坐探，因此元首一直很感激他。他常常担当吃力不讨好的使命。在希特勒的吩咐下，他是纳粹党人中担任地方公职——在图林吉亚——的第一个人，后来他成了纳粹党的国会党团主席。他忠诚不贰，办事很有效率，而且由于他外貌给人以与世无争、和蔼可亲的印象，在同共和国政府那些左右摇摆的官员打交道时特别有用。
在30年代早期党内比较次要的人中，有一些后来在第三帝国时代不仅出了名，而且有了吓人的个人权力。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很容易被人当作是个态度温文尔雅的平凡的小学教员的鸡农海因里希·希姆莱，得过慕尼黑技术学院的一个农艺学位，这时他正在逐步加强希特勒的卫队黑衫党卫队。但是他是在冲锋队司令兼党卫队司令罗姆下面工作的，在家乡巴伐利亚境外，即使在党内，他也很少为人所知。还有罗伯特·莱伊博士，是个酗酒成性的药剂师，当时他担任纳粹党组织科隆区领袖。汉斯·弗朗克是个很有能力的年轻律师，任纳粹党法律部的负责人。还有瓦尔特·达里，1895年生于阿根廷，他是个能干的农学家，经赫斯的劝说，信了国家社会主义，他写的《农民是北欧人种生命的源泉》（《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Ｒａｃｅ》）一书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就此担任党的农业部负责人。鲁道夫·赫斯本人并无野心，对元首忠贞不贰，所居职位仅仅是元首私人秘书。另一个私人秘书是一个名叫马丁·鲍曼的人，他像一只鼹鼠，喜欢挖掘党内生活的隐秘来进行阴谋活动，一度曾因参与政治谋杀而坐过一年监牢。德国青年团领袖是巴尔杜·冯·席腊赫，他是个有浪漫思想的青年人，组织工作的能手，他的母亲是个美国人，他的外曾祖父是个北方联邦军军官，曾在布尔·伦战役中失掉一条腿。他在纽伦堡对囚禁他的美国人说，他在17岁时读了亨利·福特写的《永恒的犹太人》（《Ｅｔｅｒｎａｌ Ｊｅｗ》）后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
最后还有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个波罗的海来的笨拙迟钝的冒牌哲学家，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希特勒早期的导师之一，自从1923年政变以后，写了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内容和文风极其混乱，其中最主要的一部是长达700 页的著作，书名是《20世纪的神话》（《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这是集其关于北欧人优越性的半瓶子醋思想之大成的荒谬绝伦之作，而他的这种半瓶子醋的思想却在纳粹党圈子里被当作是学识渊博的东西。希特勒常常在讲笑话时提到，这本书他自己也不忍卒读，而以作家自居的席腊赫有一次曾说，罗森堡“卖出的没有人读的书比任何其他作家都多”，因为这本书在1930年初版以后的10年中，销了50多万册。希特勒心中自始至终对于这个思想愚蠢迟钝的人很有温情，给他担任党内各种工作，诸如《人民观察家报》和其他党刊主编，并且指定他担任1930年国会纳粹党议员，他代表纳粹党参加了国会的外交委员会。
这就是聚集在国家社会党领袖周围的人物。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们使人看来无疑是一批乱七八糟的怪物。但是在共和国最后的混乱的日子里，他们在千百万迷惑混乱的德国人的心目中却逐渐成了救星。他们有两个有利条件胜过他们的对手：一是他们是由一个目标明确的人领导的；其次是他们为了帮助他实现他的目标，是完全愿意不择手段和投机取巧的。
在动乱不安的1931年，有500 万职工失业，中产阶级面临着破产的境地，农民们不能偿还抵押借款，议会处于瘫痪状态，政府危机迭出，84岁的总统日益年老昏愦，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的一些头目信心日益｛炫｝高｛书｝涨｛网｝，他们不必再等待很久了。正如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公开吹嘘的一样：“凡是有助于促成危机的？？对于我们和我们德国革命来说、都是好的，都是极好的。”
第六章 共和国的未日：1931—1933年
在动荡和混乱的德国政治生活中，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异乎寻常的人物，天意注定要由他，而不是别人，来挖掘共和国的坟墓。他将担任共和国最后一任为时不长的总理职务，而且，也可以说是他奇特的一生中最后一次意外的转折，在最后无可挽回的时刻，却拼命想法要拯救共和国。这个人就是库特·冯·施莱彻尔。他的姓在德文中的意思是“阴谋家”或“鬼鬼祟祟的人”。
1931年的时候，他是陆军中的一名中将。* 他生于1882年，18岁的时候加入军界，在兴登堡原来所属的第三步兵禁卫团里当尉官，成了这位元帅兼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的好友。他的第二个友人后来证明也有同样的宝贵价值。那就是格罗纳将军。后者对于施莱彻尔在军事学院中学习时的成绩甚为赏识，1918年在最高统帅部继任鲁登道夫的职位时就把这个年轻军官带来担任他的副官。施莱彻尔基本上是个“办公桌军官”——他只在俄国前线服役过一个很短时期——从此以后就一直留在陆军和魏玛共和国权力的中心附近，他的机警的头脑、殷勤的态度、政治的嗅觉颇引起将军们和政客们的注意。在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他协助组织非法的自由团和同样是非法的和高度秘密的“黑色国防军”，起过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并且是一个同莫斯科进行秘密谈判、安排在苏俄境内秘密训练德国坦克军官和空军军官并在那里建立由德国人管理的军火厂一事的关键人物。施莱彻尔是个天生的权术家，热中于阴谋诡计，擅长于暗地活动。在30年代初期以前，他的名字不大为世人所知，但是已开始在班德勒街和威廉街引起注意，前者是陆军部的所在地，后者是政府各部的所在地。
1928年1 月间他利用他对兴登堡总统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151＇ 是通过同臭斯卡的友谊而接近总统的），使他的老上司格罗纳将军担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是在共和国时期第一个军人担任这个职务。格罗纳把施莱彻尔当作部内最得力的助手，让他负责一个新设立的部门——部务司，处理陆军和海军的政治和新闻事务。格罗纳称他的助手为“我在政治方面的红衣主教”，把陆军同其他各部和政治领袖的关系问题交托给他。施莱彻尔处在这个地位不仅在军官团中是一个势力，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是一个势力。在陆军中，他能够任免高级军官，而且开始在实际上这么做，比如他在1930年施了一个诡计，赶走了陆军第二号人物冯·勃洛姆堡将军，而代之以第三步兵近卫团时代的老朋友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同年春天，我们前已谈到，他第一次尝试要由他来挑选总理，在陆军的支持下，终于说服兴登堡任命海因里希·勃鲁宁担任此职。
在政治上得到了这个胜利以后，施莱彻尔就实现了他要想改造共和国的宏伟计划中的第一步。这个念头在他的机灵的脑袋中已经转了很久了。他很清楚地看到——谁没有清楚地看到呢？——魏玛政体软弱无力的原因。政党数目过多（1930年拥有100 万张选票以上的政党有10个），这些政党相互倾轧，只顾它们所代表的那部分经济和社会利益，因此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在国会中形成一个持久的多数派来支持一个能够对付30年代开始时国家面临的重大危机的稳定政府。议会制政府成了一桩德国人称之为Ｋｕｈｈａｎｄｅｌ——贩牛交易* ——的事情，各政党为了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讨价还价，争取特殊利益，而国家利益却被丢在一旁。无怪乎当勃鲁宁在1930年3 月28日就任总理时，已经不可能在国会中拼凑多数议员来支持任何一项政策了，不论它是左翼的，中间的，还是右翼的。仅仅为了维持政府的日常事务的处理和设法解决经济困境，他也不得不援引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在紧急状态下，只要总统批准，他可以不需议会多数支持而仅凭总统紧急法令来行使职权。
施莱彻尔就是希望总理这样来行使职权。这样，在总统的有力控制下会出现一个有力的政府，毕竟（施莱彻尔这样认为）总统是经人民普选选出的，因此代表人民的意志，也得到陆军的支持。如果民主选出的国会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政府，那就必须要由民主选出的总统来提供。施莱彻尔相信，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152＇ 的，是一个能够毅然决然引导他们脱离绝望困境的政府。但是实际上，勃鲁宁在9 月间下令举行的选举表明，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的并不是这个。或者说，至少他们并不希望让一个施菜彻尔及其在陆军里和总统府中的友人所选择的那种政府来引导他们走出茫茫的绝境。
可以说，施莱彻尔犯了两个后患无穷的错误。由于选择勃鲁宁为总理，鼓励他靠总统紧急法令行使职权，他破坏了陆军在国家生活中的力量的基础——它的超然于政治的地位，放弃这种地位将导致它本身和德国的毁灭。其次，他对选民作了一个错误的估计。当1930年9 月14日有650 万选民投纳粹党的票时（两年前只有81万），这个热中于政治的将军觉得，他必须改弦易辙。到这一年年底，他已与刚从玻利维亚回来的罗姆以及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保持联系，这是纳粹党人与共和国中掌握政权的人之间的第一次重要的联系。在恰好两年之内，这种联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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