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这哥们儿-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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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笔尖上的滴墨欲坠，东坡突然灵光闪现，当即令被告速取物证扇子二十把到庭，扇子小贩不明所以，只得依从法庭调查之要求，回家取来如数凉扇，交到了湖边的法庭。

主审法官苏东坡好似欲将判词书于扇面之上，二话没说拿起判笔在扇上狂书一气，不多时墨迹遍凉扇，随即吩咐被告收回证物，并嘱咐：“马上出庭变卖，每把索价不要低于一千钱，这些凉扇处理所得应该在两万上下，还了原告，本案就此结案。”

扇子商贩疑虑的接过被法官涂抹的扇子，举目一看：扇面上被画上了一些石头、枯树、竹子、兰花之类，心想：每把扇子价不过两文，怎会有傻冒出资千钱来购买现在已经用不着的凉扇？就算杭州人今天全都疯狂变傻瓜，二十把扇子每把就是卖上一百钱，也凑不上那两万钱巨资呀！

但是法官的话还是要听的，小贩怀着被无奈作弄的心情走出虚拟的法庭边界，谁知周围早就围观旁听了无数看热闹的闲人，对苏东坡的举止言语早就听罢兴奋，看过欲狂，一见小贩湖边出货，便一拥而上，开始了抢购飓风！

这是官方定价，不容打折或提价，所幸大家还知道规范自己的文明行为，自觉排起了长队，每人一把，不许多购，就这样也就前面的二十人才得幸运啊，据说排在二十一位的那位仁兄回家就上了吊，幸喜被120抢救脱险。

仅一会儿工夫，两万钱到了扇子小贩手里，不，到了原告绸缎商手里，这下原告被告皆大欢喜，被告当然更喜：凭空因祸添福，竟然发了笔大财！

这个事儿记载在宋代的史料笔记《春渚纪闻》里边，绝非杜撰，老孙只是叹息：这扇子小贩怎么也该给自己留上一把呀，此纪念品必将成为传家之宝，要流传到今天，无疑将成为国宝级别的一级文物了。

举此例子无非是说东坡判案当然首先要依据法律，欠债还钱的天理国法是不容违背的，但妙在东坡能理论联系实际，公正的使原被告都获得了尽可能公正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个对双方都能产生有益的结果，避免了官司常见的两败俱伤结局，这才是真正的立足民生，“以人为本”。

有人说：“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看来东坡法官是有赖于没带大盖帽，没穿庄严的法袍。

东坡的湖边法庭设立久了，一些西湖妓女也难免来法庭光顾，当然，也是来打官司，例如请求“脱籍”之类的业务，有些类似前些年的变更农业户口性质吧――在宋代，妓女们都是在了国家编制的，想改行，那需要申请法庭予与脱籍认定，不然你就只能依法卖到死。

东坡代理郡守的那几天，有个艺名“九尾野狐”的歌妓看准了时机：都知道苏东坡对妓女慈悲为怀，趁这时提出脱籍申请，成功的概率肯定大得多！

“九尾野狐”走上了东坡的湖边法庭，以自己已经年龄偏大，不再适应妓女工作为由提出脱籍诉讼，东坡体谅妓女的半生辛苦不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是？便慈悲打开了这难开的善门，赋诗判决：“五日京兆，判决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五日京兆便是代理郡守五日之意，但就是这五天的一把手，也要替妓女姊妹做点力所能及的好事。

但也要看对谁，你如果真的不符合妓女改行的硬条件，东坡也是不会废国法徇私情的，有时东坡也挺坚持原则。

九尾野狐脱籍成功，使另一名周姓歌妓看到了改行的希望，便也趁时机向法庭提出脱籍改行，但此妓非彼妓，这周妓女年龄正值芳龄，色艺冠杭州，被称为西湖花魁，东坡实在惋惜周妓的天赋被埋没，大好青春，岂能浪费？

提笔赋诗下判：

“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矜，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周妓女只得还操旧业，继续妓女的重要工作。

由此可见东坡性情的两面性，对妓女也并非一视同仁，有能力的女子，还是留在妓女岗位上更能发挥专长。

苏东坡判词都能诙谐调侃，有意判词成诗。但东坡此期间的诗词却并非全是风花雪月，大部分还是借景抒情，有些甚至影射政局，怜恤贫民、囚徒，这给他将来的仕途埋下了绝大的隐患，甚至威胁到了他自己的生命！

二十八、祸患常隐随意中

苏东坡于杭州通判任上过得其实是他这一生中最适意的日子，就是他日后重回杭州就任太守的几年，也没有这二把手的日子过得安逸。这期间东坡在文学上收获颇丰，诗词名篇留给后人多多。

不过这期间的作品大都是他率意为之，即景即情，随意出句，墨迹所留，遍及杭州名寺险山、歌妓衣带、故人书信、花船酒桌……；只是性情黑字留在白纸，却不是什么好事，诗句中一些对新政的不满、贫民的怜悯、甚至对囚徒处境不免实话实说，这其实是给自己挖下了将来的陷阱。

期间，一些文学同好自然也乐于前来杭州凑趣，苏东坡自然更乐意陪同游湖，诗酒会友。常来杭州盘桓的有官、有民、有僧、有道，不能一一列举，甚至连八十余老翁也成了苏东坡的至交好友。

据传，四川绵竹文人张子野张先，成诗词文名要早于东坡数代，世人谓之乐府体诗泰山北斗，自来杭州一见东坡，立时倾慕起这三十余岁的后生小辈，二人关系发展迅速，竟成为佳话当时的忘年交。

苏东坡用一首词纪录了自己与张先同游西湖的情形：《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舍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但据说苏东坡对这位前辈好友却难得尊敬，原因是那张先虽年逾八十五岁，却有一身令世间男人无限眼红的本事：依旧花心不退，色欲不减！那张老先生照样娶了一个十八岁的美貌少女为妾，并且带来杭州显摆给小兄弟苏东坡。

苏东坡见此老牛乐啃嫩草之事，心内颇不以为然，遂作诗赠张先嘲讽：“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梨花以素白著称，而海棠则以鲜红娇嫩闻世，东坡这里暗讽张先一个白发老头娶一少女为妻，有违伦理！

不过此事载于野史，尤其诗虽巧妙，但其中“压”字用得暧昧，作为持才孤傲的东坡应该不会如此低俗吧。

姑且算真有其事，但东坡将这种歪才用于赋诗填词，却不是屈才的问题了，尤其将对时政的心中不忿发泄于诗词之中，更是给正在瞄准自己的政敌提供了绝佳弹药。

当时王安石新法正在实施，新法规定全国实行盐类商品由国家专卖，这里不说此政策于国于民有甚大利之类的政治问题――其实这大利政权的“德政”至今仍在执行中，只说因此法令造出了众多的副产品：私盐贩子！

东坡通判杭州之时，仅杭州一地便在押贩私盐的囚犯一万七千余名。

有一首写天欲雪的词，东坡寄给好友的诗中这样起句：“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朋友的和诗寄回来了，苏东坡又答和诗寄回去，起句：“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

朋友再和，他又寄了第三首，起句：“东望海，西望湖，山平水运细欲无。……”

第四次的起句如下：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

该诗后来就给苏东坡惹出了大麻烦，第二首起句被指责为在描写监狱中被鞭打的囚犯，及囚犯的妻子儿女也被关入监狱的事；第三首起句明显是在嘲讽政府的商业政策使水运凋零；第四首起句干脆是在明说社会今不如昔了！

在苏东坡看来，人民现在是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一边写些令人心旷神逸的田园诗篇，一边用寥寥几个字夹带出“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之类的愤世之句！

从杭州到富阳的途中，他开始写天刚放晴时清新可喜的诗句：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

但转眼之间，他便在同样的田园诗中写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岂是闻韶解妄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以至后来被指责：“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这倒没有冤枉苏东坡，他诗中描写农民正在吃竹笋，说竹笋虽好吃，但是没有咸味，因为“尔来三月食无盐”，原因自明：是朝廷的专卖食盐扼杀了盐业。

在一首描写水车泻出的水流的诗中，他起的题目是“吴中田妇叹”，但全诗几乎就是一副农民的受难图：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耙头出菌镰生衣。

眼枯泪尽而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茹苦一月被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赤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牺。

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鬼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归。

此诗易懂，不用讲解，大家可以想象到：啥样的政府允许这样的作品出笼？不是朝廷倡导的“主旋律”，强行播放必然倒霉有日！

在苏东坡这段时间里写的数百首诗词里，不好确定哪种意境是东坡诗词的主要情调，但不管是启人灵思的山水诗中，还是荡气回肠的爱情诗里，都不少掺有诗人之戏谑讽刺的诗句。

东坡的诗词，轻松愉快时能惹人大笑，辛酸凄苦时能令人落泪。可是在表面的嬉笑欢乐之下，在筵席上的戏道打趣之下，却能感到诗人的不安、、隐忧、忧伤。

在他那朗朗笑声的歌里，能听到诗人的怒吼与叹息！东坡笔下：在鸳鸯的鸣声之外，能听见牢狱中的呻吟；在水车的摇动声中，能听到乡村老妪的悲叹；在湖面花船的喧哗里，能听到妓女绝望的幽怨。

就是给钱塘江潮的“弄潮儿”所写的快乐诗歌，字里行间也不无嘲讽时政；在日后引起是非的一首诗里，他挖苦了当政者，把他们比喻做了夜袅。

根据记载：东坡的一位朋友是岭南的太守，他路过杭州时告诉东坡：“我被夜袅逐回矣。”

苏东坡当时不解：“你说夜袅是什么意思？”

太守回答：“一只燕子和一只蝙蝠争吵起来。燕子认为日出是一天之始，而蝙蝠则认为日落是一天之始。两鸟相持不下，只有去请教凤凰。路上他俩遇见一只鸟，那个鸟儿向他们说：“近来我们没有看见凤凰。有的鸟说他请假不在，有的说他正在睡一大觉。现在夜袅正在代理凤凰的职务。你们去问他也没有用。”

东坡听罢，赋诗给朋友：

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

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

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

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

奈何效燕蝙，属欲争前瞑。

这类的挖苦嘲讽诗句多的难以尽数，不过都会被日后准备灭掉苏东坡的政敌们收集齐全的，中国的文字狱奠基甚早，此狱后来被后辈们更加发扬光大，关入囚犯数十万计，前面平反旧犯，后面又投新囚。

苏东坡的一位好友王洗好心办了坏事：把这些诗刊印了出来，一时传遍天下！而苏东坡当时是家喻户晓，名声远播，执政者对苏东坡的不安分当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表面上看还是置之不理。

这主要是顾不得地方上常见的不和谐，中央更重要：三年中，朝局已经发生了剧变：当权的已经不是相对宽厚的王安石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已经被罢免。

二十九、安石罢相观朝事

王安石的新政从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风风火火、磕磕绊绊、勉勉强强坚持了七八年。

人怨自不必说，朝中名臣宿老几乎没有不反对的――当然也被尽数赶出了京师，这些都不足以动摇王安石在朝中的地位，或者说王安石在皇帝眼中的地位更为准确。

要害在于：皇帝如果失去了耐心呢？这就是所有专制政权的最大的危害之处――国策民生系于一人好恶，一旦此人转念间兴奋，或大脑掺水，那时必然国不将国，民难为民！

前文说过，从苏东坡离京任职这件事上，已经初显皇帝与宰相王安石之间的不愉快，从那之后，国家、朝局的混乱愈加不可收拾。

最先被主动中止的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　所谓“保马法”无非就是把政府的马匹强制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的制度；“方田均税法”有点类似把农民组织起来向国家纳税的集体制度。

其实所有的集体制度对百姓无非多榨取些而已，人民不可能从中获得幸福，只能乖乖的交出自己最高贵的：自由！

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又一项新税法公布实施了，该法称为“全民财产申报法”好像更为名副其实，林语堂先生把它称作“所得税”法也有其道理，因为新法登记人民财产的目的还是为了从中敛钱增税。

这下全国终于鸡犬不宁了！据史载：此法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　至鸡豚亦遍抄之。　”

这也没什么，民穷国富也未尝不能暂时立国，最要害处：政府近似在强迫他的人民煞费心机去欺骗政府！

这是在诱导“举国撒谎”！老百姓谁有大公无私的政治觉悟？社会道德沦丧一旦成为必然现象，大宋便开始风雨飘摇了！

不过此法在苏东坡的治下没有得到实施。苏东坡称其不合法理，拒予推行，苏东坡尽其力所能及有限的保护了辖区内的百姓，给自己留下了祸患。

不过祸患提前临到了新法的制定者王安石头上。

不管王安石的新法对国家多么有利，但事实上不得民心是客观存在的，要想维持一个不得民心的制度，唯有加强特务统治，控制舆论工具，这些，宰相王安石一直在努力！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批甘心效忠的同党填塞在了御史台，皇帝的耳朵开始充斥着新法的颂歌。但皇帝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忽悠，也想知道天下人民是否真的爱戴自己及新法？于是便自己成立了工作组，派人去暗访真相。

但是，中央特派员无非是那些太监或把万岁喊的响亮的官员，这些人哪有不是观风高手的？当然知道皇帝内心赞成变法，当然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一到，人民欢呼，吾皇德被天地，功在千秋，是人民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也！

但文武大臣们还是前仆后继的上书反对新法，这里面就包括苏东坡弟兄，尤其是对“青苗法”，大家几乎怨声满朝堂，皇帝开始动摇了，有意中止青苗法。

王安石觉察到了皇帝欲敲退堂鼓，遂来了个以退为进，请病假休息――撂挑子了！这下不得了了！连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开始呼吁：“士夫沸腾，黎民骚动。”，怎么办？大臣们讨论此一情势，一致主张让宰相王安石销假再说。

宰相从劝回到了朝堂，看来动摇王安石的地位不那么容易。

宰相就那么牛？不然！有时一个意外的自然现象尤其是自然灾害就可能令宰相失势。（文*人－书－屋－Ｗ－Ｒ－Ｓ－Ｈ－Ｕ）

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南岳华山山崩。皇帝大为惊恐，依照宫廷惯例习俗，迁到另一宫殿住宿，以示敬畏神灵。并且下令以粗粮三餐上进御膳――现在皇帝还处于把祸端归于自己的阶段。

说来也怪，自此年夏季到次年春季，全国大部竟然一直干旱不雨，皇帝不知如何是好，甚为忧愁，无奈只好问计宰相王安石。

王安石回答极为爽快：

“旱涝乃是天灾，尧汤盛世也曾发生。吾人之所能为者，应是力行善政而已。”

皇帝终于把天灾联系到了人祸，忧心重重地说：“朕担心正是此事，现在所行之法是善政否？商税法的怨言甚多，宫内人人皆知，连皇后太后早听闻。”

另一大臣冯京在场，对皇帝见解表示附议：“臣也听说了。”

王安石冷笑：“为什么我没听人说过天下怨言？冯大人之所以能听到，大概是因为所有对朝廷不满的人都围在你身边了吧？”

这话太狠！冯大人恨不得割掉自己的舌头。

皇帝默然无语，像是同意了宰相的见解。

王安石根基就那么坚实？事情的发展令人恍然若梦：当朝宰相竟然栽到了一个宫廷门吏手里！一个小人物举手之间改变了一批大人物的命运。

这个小人物名叫郑侠，时任皇宫的门吏，郑侠不愧名字中一个侠字，为人确有侠胆，他亲眼看见大批百姓逃荒在京师，心中不忿，便画了几幅“流民图”辗转呈献给了皇上。

“流民图”上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在狂风暴雨中挣扎跋涉；还有半裸的男女正在吃着草根树皮；还有百姓项带铁链，扛着瓦砖薪柴去卖了缴税。

皇帝竟然被感动的掉下泪来！恰又出了两个不解的天象：惊人的警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皇帝追究源由，废止了多项新法。

导致王安石被罢相却是源自宫闱：皇太后发话了。

皇帝把郑侠的“流民图”带到了寝宫，被皇帝的祖母看到了，老太后开始干政：“听说百姓为了免役税和青苗贷款，苦不堪言，看来我们不应擅改祖制。”

皇帝辩解：“实行新法也是为民谋福，并无害民之意。”

太后教导孙子：“我知道王安石确有大才，但是在朝已然树敌甚众，为了他自己，还是暂时中止他的职务为好。”

＇3…U…W…W＇皇帝还是难舍安石：“但是在满朝大臣之中，唯有王安石愿意身当大任啊。”

＇炫＇皇帝的弟弟歧王此时正在一旁，顺口插言：“陛下应当听太后她老人家的话呀。”

＇书＇皇帝大怒：“好啊！朕不会治国！这皇位应该让给你坐？”

＇书＇歧王惶恐伏地：“臣弟万死不敢有这个意思。”

皇太后脸色铁青：“这些乱子都是王安石惹的，你看着办吧！”

第二天一早，圣旨颁下：王安石罢相出京，贬为江宁知府！商法、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土地登记等八种新法中止推行。

更出奇的事情出现了：天开始下雨了！

难道真是老天爷高兴了？

人怨是真，天怒未必！苍天从来无情，就像些地震、洪水、流星雨赶在一年之类，巧合罢了。

三十、起落更知世薄情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赖于他提拔的一些新人，但恰就是这些一步登天的新贵，使变法越来越像一场闹剧。

王安石执政期间，主持御史台的两个人是御史中丞李定及王安石的一个亲戚谢景温。李定为了能继续当官，隐瞒父丧不报，朝野皆鄙视其为人下流、无异禽兽；那谢景温则为求提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王安石的弟弟，也是弄得舆论大哗。

但两人却是新法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也得到了王安石的支持，而王安石却因此二人却不知失去了多少人支持。

王安石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曾布，在王安石在职时表现还是不错的，至少对王安石新政的支持从未动摇过，但从皇帝突然罢免王安石那天开始，两个人几乎同时变了嘴脸。

还有个重要人物叫邓绾，此公由于公开说过一句名言而名留青史：“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他这里的“好官”可不是通常意义的“优秀干部”，而是：只要能做上我想做的官就是“好官”，就算达到了目的，嗤笑算什么？谩骂算什么？都随你的便！

这么个要官不要脸的家伙也是新政的支持者，也得到了王安石的破格提拔，邓绾就是摸准了这样一点：只要对新法大唱颂歌，就绝对是正确的升官之道！

他上书神宗，夸赞皇帝有贤良辅佐，新法的颁行使“民莫不歌舞圣泽”；这种大好形势“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路：宋朝行政区划，相当于后来的省）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什么好听就说什么，哪怕信口胡诌。

邓绾通过对王安石　“贻以书颂，极其佞谀”，争取到了王安石的极力举荐，以至皇帝紧急“驿召对”，要他火速进京。这次召见原本只是准备给他官升一级，为宁州知州。

还要回地方去？邓绾特不高兴，干脆对宰相发牢骚：“急召我来，乃使还邪？”――原来他来的时候根本没打算再回去。

大家问他：“君今当作何官？”他厚脸回答：“不失为馆职。”――直接伸手要官了。

关键是第二天他居然真的升为“集贤院校理”了，邓绾的“乡人在都者”都替他难为情，骂他是无耻之徒，人家邓绾却毫不在乎，并说了这句“笑骂从汝”之千古名言来回敬同乡。

当官不要脸，神仙也难管！

吕惠卿和邓绾便都属此等神仙也难管之人。王安石去职后，俩人同去见皇帝，在皇帝面前哭的梨花带雨，悲从心出！两副极为动人的面孔终于感动了皇帝，吕惠卿得以官拜副相知政事。

吕惠卿与曾布一向相互不服，现在的宰相韩绛不过是个用于过渡的摆设，实际吕惠卿成了朝中第一人，二人的交恶顿时表面化，在一阵狗撕猫咬声中，曾布垮台下台。

邓绾何等人　？＇…＇当然主动投靠吕惠卿，两人结成了牢固的统一阵线，向王安石的残余势力开刀了：门吏郑侠扳倒了王安石，但郑侠献画的渠道却是非法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