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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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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李克农说：“我在芜湖搞地下活动，后来被发觉，国民党通缉我，才到了南京，谁知到处都有抓我的通缉令，如今困在下关难以出去，幸亏遇见你。”
为人豪爽的王振武得知李克农的处境后，决定帮老朋友一把。他随后“任命”李克农为他的“政治部中校秘书”，并让勤务兵拿了一套军服，把李克农从上到下“武装”起来。
1月23日，王振武带着自己的“中校秘书”李克农回到了霍邱县城。王振武的家离国民党县党部不远，李克农就被安顿在王振武的家中。有王主任这把遮阳伞，李克农安全地度过了三个多月。不久，风声走漏，王振武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个晴朗的早晨，两乘小轿从王振武家静静地抬出来，前面坐的是王振武，后面坐的是李克农。王振武放出话说：今天天气不错，要带家属出城游玩。
两乘小轿刚走到城东门，就被守城的士兵拦了下来。“站住！检查！”
轿夫正要停下，王振武把轿帘一掀，喝道：“混蛋！连我都不认得了？”
王振武？在霍邱，王振武的大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原来是王主任。对不起，对不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请！”
两乘小轿顺顺当当地过了城门。
一路上，岗哨林立，有王振武开道，他们顺利地出了霍邱县境。接着，二人出霍邱，抵蚌埠，搭上东去的列车，安抵上海。王振武亲手把李克农交给春野书店中共地下党联络点，让李克农接上党组织关系，他才返回故里。
为这，王振武被人在背后“奏”了“一本”。从上海回来后不久，他在国民党内、军内的官职被一抹干净。淡泊名利的王振武微微一笑说：“我毕生视功名富贵如过眼烟云，而视友情如泰山。”对王振武的这次义举，李克农始终铭记在心。建国后，两位老友再次相逢，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还亲切地称“王振武老先生是我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从事文化宣传活动
上海外滩上，耸立着层层叠叠的高楼；马路上，大大小小的汽车在往来穿梭；黄埔江中，横竖排列着各国的军舰，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在江风中飘扬；码头上，汗流浃背的搬运工背负重包，在工头的皮鞭下，奔忙于轮船与码头之间。这，是一座“冒险家的乐园”！
1928年春，已近而立之年的李克农踏上了这块土地，看着这座既繁华而又黑暗、既喧闹而又险恶的城市，李克农内心涌现出一个念头：用共产党人的意志去征服它！
李克农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被安排在太阳社支部过党的生活。太阳社是1927年冬在上海成立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李克农的好友阿英和蒋光慈、洪灵菲等都是创办人，它的成员也全是共产党员。
正在太阳社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的阿英，见到久别重逢的李克农，真是大喜过望。两人又像在家乡时一样，经常白天走上街头举行飞行集会，深夜又一起提着浆糊桶，走上大马路张贴革命标语。
这段时间，李克农担任了中共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潘汉年等人一起进行文化宣传活动。李克农本人也曾在党的领导下，创办过《铁甲车》和《老百姓》两张报纸，都因言辞激烈，被国民党当局戴上了红帽子，两张报纸的寿命都不过三个月左右。
李克农刚来上海的时候，同他的好友宫乔岩一起住在景林堂寄宿社的一间小房子里，宫乔岩此时也被编入春野支部。不久，李克农过去在民生中学的学生、共产党员宋季仁，因为在芜湖从事革命活动受通缉，由仔共党组织安排转往上海春野支部，也搬来和李克农他们住在了一起。由于房子太小，宋季仁只得搭上一个临时的小铺，早拆晚铺，伙食也两份分作三份吃，过起了“共产”生活。
后来，宫乔岩从小房间搬了出去，同弟弟住在了一起。此后，宋季仁就开始为李克农跑交通、送情报。
由于经济拮据，李克农和宋季仁每天只能买上几只大饼充饥，好在他们都是乐天派，以茶代酒，倒也兴味十足。
为填饱肚子，李克农开始典当起自己的生活用品来，宋季仁看不过去，很想为他分担一些生活的担子。有一次，宋季仁上街，看到乍浦路桥上有几个“瘪三”帮着推人力车上桥，可以弄到一点施舍，也上前试着推了几趟。不料这几个‘瘪三’竟上前将宋季仁团团围住，一顿猛打，直打得宋季墒鼻青脸肿，口袋里刚刚挣来的几个铜板也被一抢而光。值班的巡捕不闻不问，宋季仁只好自认倒霉，回到住所。
李克农看见宋季仁这副模样，大吃一惊，一个劲地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宋季仁就是不说，李克农最后终于动怒了，说：“小宋，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这里我们不能再住下去了，必须迅速离开。”事情到了这一步，宋季仁只好将实情和盘托出。李克农听毕，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他动情地说：“上海这地方，是洋人、阔人的天堂，是穷人的地狱。推车的瘪三要给巡捕交‘拔头’，推车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的世界，总有一天我们要叫它底朝天！”不久，经中共党组织安排，宋季仁进入中共地下党开办的新华印刷所当排字工，生活算是有了保障，不过晚上的时间仍然给李克农跑交通。
李克农初到上海的这段时间，正是党的秘密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迁到上海。
1928年早春的一天，上海云南路与四马路交叉的447号一处二层小楼房里，一家“福兴字号”的商行开张了。这幢楼的楼下，是沿街面的私人诊所，“福兴字号”则租用了楼上的三间大房。“老板”熊瑾玎是位经营湖南土布的行家。半年后，“老板娘”朱端绶也被从汉口接来。在上海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里，“夫妻”二人苦心经营着自家的买卖。
这里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秘密处所。熊瑾玎的真实身份是中央机关的会计，朱端绶则在机关里担任显影、抄写、传送中央文件和处理机关里的事务等工作。熊、朱二人实际上是一对假夫妻。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周恩来差不多天天来此办公，邓小平、邓颖超、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时、邓中夏、彭湃、陈赓、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也都经常在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
离此不远的浙江中路112号二楼，是中共中央军委的联络点。戈登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1141弄的一个地点，则是中共中央领导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遭受重大损失和严重破坏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终于重新建立和恢复了起来。中共中央的心脏在上海跳动起来。这里是远东第一大都市，地广人杂，便于隐蔽；帝国主义列强在此设立了庞杂的租界，不查户口，易于找住房，对设立党的中央机关、开展秘密活动十分有利。这，是一个任苍龙遨游的大世界。
成为“红色特工”
然而，上海毕竟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国民党政府驻有许多军、警、宪、特机关，黑社会势力也相当猖獗。这，又是一个险恶之地。中共中央要在敌人的虎口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保卫工作。
蒋介石也把目光盯向了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的蓬勃发展，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他一面组织大军对中央苏区这一“心腹之患 ”反复进行“围剿”，一面积极筹建他的秘密特务组织，企图利用各种特务手段，搜索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欲将其一网打尽。蒋介石的阴谋是毒辣的，绝不能让其得逞！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组成的特别任务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保卫和秘密工作。这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特科”。中央特科先后设有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四个科，其中，情报科由陈赓负责，其任务是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心脏，掌握敌人动向，保卫中央安全。行动科初由顾顺章负责，下设红队（也称“打狗队”），专门负责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不久，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派遣一至二名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情报工作。
李克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身于党的秘密战线，成为一名“红色特工”。
不过，李克农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还得从钱壮飞说起。钱壮飞，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后在京绥铁路附属医院工作，并在美术学校兼课。钱壮飞睿智多才，除精通医术外，还擅长书法、绘画，并能写剧本和当演员。
1925年，钱壮飞与好友胡底经过他同学的弟弟、安徽桐城人张暹仲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从北京流亡到上海。
在上海，钱壮飞几经周折，终于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属的法租界支部，他的一位朋友、安徽舒城人胡底也在这个支部，此时在上海的一家电影公司任职。
钱壮飞初到上海时，没有找到工作，一家老少六七口人，生活难以维持。到了1928年下半年，钱壮飞在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找到了一个职业，从事画广告画和招揽生意等业务。
这个无线电管理处，原是国民党建设委员会官办的一个对外营业机构，专门替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收发国际来往电报。1928年冬，时任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CC派头子陈立夫，为了扩充势力，培植党羽，很快将手伸向这里。他将原来的头头排挤走，把自己的同乡、表亲又是留美同学的徐恩曾安插进去。徐恩曾，号可均，浙江省吴县双林镇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徐恩曾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系，后到美国西屋（Westing House）工厂实习，后又进康奈杰大学（Co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读工厂管理。1922年回国，初在上海南市自来水厂任总工程师，1927年转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翌年主持建立了首座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同时受国民党政府建设委员会委托，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座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
以徐恩曾所学，本来是可以成为中国一位出色的电机工程师的，但他却倚仗和陈立夫、陈果夫的表亲关系，一头钻进了国民党特务机构中。
徐恩曾中等个头，方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平时喜欢穿中山装或西服，外表斯文，一口普通话夹杂着浓重的上海方言，英语说得很流利，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印象。他城府很深，善于钻营，对上司能投其所好，特别是在手握实权的二陈面前，更是态度谦恭，小心翼翼，张口闭口“立兄”、“果兄”。二陈乘车，他亲自开门，二陈交办的事情，他办得滴水不漏，二陈对他非常信任和赏识。
手下人不敢直呼其名，都尊称他为“徐先生”。
正是这位文质彬彬、道貌岸然的“徐先生”，曾把持中统这个国民党庞大的特务组织达14年之久。
“徐先生”儒雅风度，颇能欺人于一时，从中学到大学，和他同班同学的邹韬奋先生，在其《抗战以来》这本书里写道：徐先生的仪表和他担任的职务，似乎完全不配合，他的表面上看来是一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他无论穿西装或中装，都漂亮整洁，在学校时，他的房间布置得最整洁讲究……
“龙潭三杰”的首次相聚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当面亲热地称邹韬奋为“老同学”、“老朋友”的“徐先生”，为了弄清邹韬奋的政治面目，曾派特务跟了老同学七年之久。
一次，徐恩曾甚至当面直接警告邹韬奋：不当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
邹韬奋面对徐恩曾的威胁，大义凛然地说：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按照法律我有这个自由！说完，愤然拂袖而去。徐恩曾的特务嘴脸可见一斑。
钱壮飞和他同乡，都是吴兴人。国民党的官场似乎更注重同乡之谊。因有这一天然的关系，钱壮飞一到无线电管理处，便受到徐恩曾的另眼相看；而钱壮飞又是如此精明能干，这就无怪徐恩曾对他器重无比，信任有加。
不久，徐恩曾发布命令：任命钱壮飞为他的私人秘书。
这关键的一步棋，自认为聪明的徐恩曾走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1929年11月的一天，钱壮飞到一家电影公司去找老友胡底。在一间摄影棚里，认识李克农的胡底，介绍钱壮飞和李克农见了面。胡底，原名胡百昌，又名胡北风、胡马，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胡底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后经同学介绍结识了钱壮飞，两人来往密切，交谊日深。1925年，胡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胡底大学毕业后，与钱壮飞等人合办了“光华电影公司”，利用演员职业作掩护，开展中共地下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胡底在北京遭到通缉，被迫转住上海。
1928年7月左右，周恩来指示胡底、钱壮飞参加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为扎根大上海，胡底潜入上海演艺界，他拍过一些武侠片，因演技不凡，舆论界誉之为“东方范明克”（范明克是当时美国武打片明星）。
在胡底的引荐下，钱壮飞与李克农认识了。
三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中共情报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的首次相聚，在此后的一年零五个月中，这三位足智多谋的“红色特工”，深入敌营，同舟共济，遥相呼应，为中共的秘密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钱壮飞见到李克农后，很是兴奋。他谈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李克农，国民党CC特务组织正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扩大其特务组织，建议李克农想办法到无线电管理局来工作。
李克农预感到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可做，立即将情况书面报告了中共中央。周恩来批准了钱壮飞的建议，并指示李克农、胡底利用这一机会，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里，精心准备，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化名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在这次考试中，李克农名列第一。
胡底也于1929年底打入徐恩曾在南京的特务掩护机关“民智通讯社”任编辑。
李克农的精明、干练引起了徐恩曾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自以为是的明察暗访，徐恩曾终于庆幸自己觅到了一员大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为特务股股长，掌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官不大，权却不小。
李克农俨然成了徐恩曾的亲信。
1929年12月下旬，陈立夫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徐恩曾随即任命钱壮飞为他的机要秘书。
徐恩曾神秘地向钱壮飞透出口风：立夫先生有一个计划，准备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扩建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活动的特务机构，其任务是对共产党的动摇分子实行软化，利用叛徒做其耳目，潜伏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秘密活动。钱壮飞很快将此消息传给周恩来，这位31岁的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坚决而又果断地向李克农和钱壮飞发出指示：“你们一定要把它拿过来！”
1930年初，徐恩曾在南京走马上任。
此刻的徐恩曾春风得意，野心勃勃地想在创建国民党特务系统这桩反革命事业上大干一番。徐记“总务科”设在南京中山东路中央饭店隔壁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里，对外打的是“正元实业社”的招牌。
特务头子徐恩曾，老奸巨滑、心狠手辣；而朝中大员徐恩曾，则是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无所不为。
徐恩曾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又受过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美国留过学，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经历，使他在生活中成了一个涂满多种颜色的变色龙。他的训话中，常常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鼓吹“四维”、“八德”，仿佛自已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时而举行私人舞会，时而邀少数亲信到野外“Picnic”（野宴），过着洋化的生活，一变而为美国人眼中的高等华人。
窃取情报
事实上，徐恩曾的私生活极其糜烂，他的姘头无数，被玩弄的女性更多。仅正式夫人就有三位。
元配梅子琴，浙江吴兴人。起初两人感情还可以，自从徐恩曾爬上了高位，在外花天酒地，两人关系有了变化。徐恩曾后来和她断绝了来往，梅氏一直在徐家陪伴婆母生活。
第二位夫人名叫王书青，辽宁人，燕京大学肄业。本来，徐恩曾看中的是王书青在南京的妹妹王书元，他和王书元姘居后，为表示对王书元的喜爱和对蒋介石的效忠，将他的办公地点特地定名为“正元实业社”。一次，王书青来看望妹妹，被徐恩曾看中，钉住不放，将王书青弄到了手。而此时的王书青已经结婚，丈夫在美国留学，徐恩曾凭借权势，强迫其写下字据，将王书青拱手让给了自己。
第三位夫人是费侠，此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叛变。徐恩曾见过费侠一面，即对她的风流姿色动了心，于是弃王书青与费侠姘居。1938年春，两人正式结婚。由于人们对徐恩曾喜新厌旧、视女人为玩物的做法很反感，徐、费二人结婚时，前来祝贺的人寥寥无几。
一些国民党内的官员，甚至是二陈CC系的某些上层人物，也痛骂徐恩曾不学无术，男盗女娼，败坏党国形象，是个鸡鸣狗盗之徒。自然，中统特务机构内的很多具体事情都落到了机要秘书钱壮飞头上。
钱壮飞为总务科配备了少量的机要人员，有的负责管理电台，有的担任秘书、会计，有的则成了他和李克农进行联系的秘密交通，他的女婿刘杞夫就充任了这样一个角色。
徐恩曾是国民党官场里一个典型的官僚，凡是各地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情报，都先送给钱壮飞审阅，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再交给徐恩曾签字了事。
因此，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所谓“绝密”文件，在中共中央的办公桌上，也同时有了一本副本。为了维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搜集有关共产党的各种情报以及国民党内部反蒋反陈派系的情报，徐恩曾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的名义，在南京组织秘密指挥机关，在全国各地建立基层机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根据中共中央特科的指示，“帮助”他们在天津、北平、武汉和南京等地建立了一套以“通迅社”名义为掩护的半公开的情报机构。南京，建立了“长江通讯社”和“民智通讯社”，这是情报机构的心脏，两社社长均由钱壮飞兼任。
天津，建立了“长城通讯社”，社长由胡底担任。
上海，李克农升任了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成了这一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宋季仁成了李克农身边当差的伙计，每天中午，他给李克农送来午饭，而李克农呢，则经常摆出主人的架势，动不动就大骂宋季仁饭烧硬了，菜做咸了，好像从来就没有满意的时候。每当这时，宋季仁就装出一副唯唯诺诺的可怜相。而国民党秘密情报则在这样的气氛下被装进饭盒，顺利地由宋季仁带回转交中共中央。当李克农和宋季仁晚上回到宿舍时，常常掩上门为白天的精彩表演捧腹大笑。
一次，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会议，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消息，准备破坏。李克农迅即将情报交给宋季仁，由宋季仁向党中央报告，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徐恩曾经常夸耀钱壮飞、胡底和李克农为他的三员得力干将，岂不知，有了他们，中共中央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成立了一个直属中央负责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单线联系的三人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党小组长，往返于京沪之间指导工作。李克农、胡底每次来到南京，都住在离总务科不远的中央饭店，三人在此碰头，商谈重大问题，党小组讨论决定后，再分头执行。
伴随着中共情报网络的逐步建立与健全，国民党大量的军政情报源源而来。中共中央得以及时洞察和掌握国民党的最新动向，掩护暴露身份的同志提前转移，制定正确的对敌政策。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二次军事“围剿”时，钱壮飞将得到的情报迅速传递给李克农，经李克农转交陈赓，由中央送往苏区，使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徐恩曾对情报的需求同样很迫切。李克农等人也给这位顶头上司提供了许多“情报”，不过，这些“情报”大多是一些经过整理的“材料”而已。
1930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序幕。一时间，中原大地上狼烟滚滚，各方互相争杀。这样，屯兵关外的张学良，就显得举足轻重；谁能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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