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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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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奉命担任了中共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负责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保卫中央机关和领导人在长征中的安全。
1935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红军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后，忽然宣布拒绝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并要挟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甚至图谋危害中央。李克农面临抉择。
他没有犹豫，断然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命令。他协助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李克农和林伯渠、杨尚昆、肖向荣等一起参加了叶剑英秘密主持召开的军委纵队干部会议，支持叶剑英提出的以“外出打粮”为名、跟随中央北上的方针。
1935年10月，李克农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调至先遣工作团工作。该团任务完成后，他又负责组织突击队驻道左铺，担任向洛川方面进行侦察游击的任务。
红军历尽艰辛，终于到达陕北。这里将是李克农人生新的起点。黄土高原在阳光的照射下，一片金黄，信天游委婉动听的旋律萦绕在耳边，李克农站在高坡之上，俯看苍茫大地。
这是一幅多美的景色，他，将在这张大纸上，尽情挥洒他的人生！“红色特工”三人小组中的其他二人———胡底，于长征途中在松岗地区被张国焘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秘密杀害，时年仅30岁；钱壮飞，1935年3月21日红军长征渡过乌江后掉队失踪，下落不明。1985年，中共贵州息烽县委正式确认：钱壮飞已于1935年4月2日在当地遭地主武装袭击后殉难。他的遗孤后被中共党组织设法送到延安，曾得到李克农的照料。
既无畏暗箭，又何惧刀光，这，才是“红色特工”的英雄本色！“三杰”中仅存的李克农又将踏上漫漫征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
1935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呼声，神州大地上抗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1935年夏，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起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为中华民族神圣的救亡事业而奋斗。是年底，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会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的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李克农就在此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由于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联络局也就自然地格外受到重视。
中央机关设在保安县（今志丹县），城里最好的一个大院交给了李克农，用作联络局办公和接待用。
说是“最好”，其实除了几个空窑洞和一个空荡荡的院子外，要啥没啥。当时大家的处境都比较艰难，李克农二话没说，和大家一起打扫院子，准备粮草，借来家具，把院子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联络局对外有个响亮的名字———“外交部”。但，这个“外”，是相对根据地来说的，所有进入根据地的重要人物和中共中央的外派干部，联络局都要管。
女作家丁玲、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洋医生马海德等等，都曾是联络局的座上客。
陕西地下党负责人孙作宾、高克林也受到了李克农的热情接待。经李克农的安排，他们分别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中共陕西省委同杨虎城建立秘密联系的情况。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很早就和中共进行秘密接触。孙作宾等人向中央汇报了与杨虎城秘晤的情况后，中共中央委托李克农给杨虎城的手下大将和亲信———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对杨、孙二人“抗日情殷，愿赋同仇”，深表钦佩，提出“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毛泽东在信上签了名。
为加强和十七路军的联络，李克农还安排人员在十七路军内建立了秘密电台，保持和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系。
这时的李克农又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不停息地工作着。埃德加·斯诺———这位经验丰富的美国记者，用他那独有的敏锐眼光，为这个时期的李克农留下了一张宝贵的“速写”：
“李克农有些易于激动，说话很快，富有幽默感而又善于模仿别人。”
在他那本旨在向世人揭开红军———这群战斗在西北高原上不屈的革命者的神秘面纱的名著《西行漫记》中，还记载了这么一段有关李克农的小插曲。在斯诺前往根据地保安采访的途中，一天，他被安排在百家坪过夜，由于开水很烫，口渴的斯诺就招呼一位从身边走过的小红军：
“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那位小红军却不愿搭理这位外国客人。
几分钟后，着急的斯诺先生又去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一样。出什么事了？斯诺心中纳闷。
这时，李克农走了过来。他戴着厚厚的玻璃近视眼镜，斯诺称他“瞎子”。李克农笑话他说：“斯诺先生，你可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你可以叫他们‘小鬼’，要不你就叫‘同志’，你不能叫他们‘喂’。这些孩子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都是小革命，他们是自愿来帮忙的。只有地主家的佣人，才被称‘喂’，他们个个可都是未来的红军战士啊！”
斯诺听罢，恍然大悟。他按照李克农的吩咐去做，果然如愿以偿。这些大多是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此外，配合中共中央部署，联络局还有一项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任务，那就是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央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协助工作。李克农走马上任后，首先在瓦窖堡举办了训练班。其中一个班是由红军在对东北军几次作战中俘虏的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共120人，称为“解放军官学习班”。
开班第一天，这120名军官抬头四看，见四周贴满了标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回老家去”……突然又响起了熟悉的歌声，只听围坐在学习班周围的的几十名红军小战士，放声高歌《打回老家去》，歌声震天动地，这些东北军军官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是李克农给他们上的第一课。接着，李克农又请来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人来给大家讲课。毛泽东也来了，他说：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
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东北军的军官们感动了，醒悟了，他们自发地成立了抗日同盟会。许多人还找到李克农，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要求回到东北军去做工作。
李克农也在其中精心物色人员，他要在东北军中打开一个缺口，同共产党联合抗日。
而张学良，这位东北军的最高统帅，此时，也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 。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是国民党的一支地方实力派。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听命于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将东北千里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不战而退，撤至关内，成为受人嘲讽的“不抵抗将军”和“流浪将军”，国内遣责之声四起。
1935年10月，蒋介石为了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司令，将东北军调往西北充当进攻红军的炮灰。
然而，在战场上鹿死谁手，这可是要靠枪杆子说话的。形势令这位34岁的少帅很不乐观：
1935年9月，劳山战役，东北军110师被红军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
同年10月，榆林桥战役，619团被全歼，团长高福源被俘；同年11月，直罗镇战役，109师全军覆没，师长牛元峰毙命；紧接着，黑水寺战役，106团的骑兵部队又在吴起镇遭到重创；……战场上这接踵而至的惨败，将少帅颇为自信的头脑击得眩晕不堪。才短短的三个月不到，损失已是如此惨重，赫赫有名的东北军被红军报销了近三个师，张学良痛苦万分，他长叹一声：“学良真是心中痛苦倍增！这许多优良将才没有牺牲在抗日前线，却埋身于内战的战场，真是可惜可叹！看来，共军的战斗力，决不可小视啊！”
这时，连战连败的东北军中下层官兵，对这场看不见任何取胜希望的“剿共”战争也越来越不满。劳山战役后，成千名在这场“剿共”战争中被歼被俘官兵的家属，到张学良的“西北剿总”门前哭诉。张学良一向以体贴下属著称，此时此刻，他看见黑压压的人群拥向他身边，心中也不由得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张学良这时真正意识到：中共和红军是“剿”不完的，剿共”战争再不能打，也打不下去了！
而国民党政府对东北军这类“杂牌”葬身红军之手，却是幸灾乐祸。1935年10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往日车水马龙的门前，忽然变得来客寥寥。对于张学良依照惯例提出的重建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损失的部队和给予补给的要求，蒋介石不仅不批准，连110、109两师的番号也给取消；甚至连张学良要求对“忠勇殉国”的何立中、牛元峰的家属特恤各十万元，也被驳回。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张学良痛苦、彷徨。
败军之将，焉敢言勇。一个念头———同共产党讲和的念头，在张学良的胸中腾然升起。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可共产党在哪里？
张学良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同共产党接上关系，颇费了一番周折。1935年11月，张学良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托故来到上海，他要在这里会见老友杜重远。杜重远是张学良的同乡，“九一八”前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秘书，两人私交笃深。“九一八”后，杜重远来到上海，一面兴办企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与章乃器、邹韬奋等一起编辑《生活周刊》，后又充任《新生周刊》的总编辑。1935年6月至7月间，由于《新生周刊》登载了《闲话皇帝》一文，被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以“侮辱天皇，妨碍邦交”的“罪名”判刑一年零两个月。
张学良到达上海的时候，杜重远正在服刑，被保释移住在虹桥疗养院，由法警监守。张学良秘密约会了杜重远，想听一听他在政治上有些什么高明的意见。
老朋友之间，开诚布公，肝胆相照。杜重远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张学良过去几年“剿共”的做法是错误的，并向他提出了在西北搞大联合、共同抗日的建议。针对张学良对共产党的种种怀疑和顾虑，杜重远强调说：只要你汉卿老弟下决心走抗日这条道，共产党一定会跟你联合的，这一点不用怀疑。杜重远言辞恳切，张学良听了频频点头。
同共产党联合，需要一位穿针引线的人物，张学良看中了刚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
李杜，辽宁义县人，1908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此后，他在东北军中几经升迁，官至吉林自卫军总司令和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1932年，他率部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失利后退往苏联并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定的联系。
这次到上海，张学良也特地拜访了李杜，同时当面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替自己寻找同共产党联系的途径，然后再设法通知他。1935年底，张学良返抵西安后，一面静候李杜的消息，一面又积极寻找新的线索。
他忽然想到：不久前发生在北平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就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而以他自己为校长的东北大学中的许多学生都参加了这次运动，或许从中可以找到同中共联系的合适人选。他命令东北大学学生会派代表来见他。
通过老部下沟通与红军的联系
果不其然，以中共地下党党员宋黎为首的三名学生代表前来西安见张校长。当宋黎向张学良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一二·九”运动的详细经过以及要求打回东北老家的心愿时，聪明的张学良几乎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位能言善道的小伙子必是共产党无疑。不过，宋黎毕竟年纪太轻，张学良不放心寄以心腹，于是他将宋黎留在了身边当秘书，打算日后再作计议。
张学良还想到了另外一个线索———即通过东北军的前线部队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他 将这一主意告知心腹大将王以哲，这位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自然心领神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共产党联系的这根线，最后还是由他的老部下、被红军俘虏的619团团长———高福源给牵上了。
1935年榆林桥一役，高福源所辖团悉数被歼，高福源本人被红军生擒。
高福源40岁出头，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一眼望去，一副标准的军人形象。和东北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禀性爽直，浑身透出一股东北大汉的血性。在被俘的两三个月生活中，他参加过李克农主持的“解放军官学习班”，亲眼看到了红军的互助友爱、生气勃勃，体会到红军对他的宽大政策和热情照顾。和这样一支军队交战、被俘，使这位强烈要求抗日的军人痛悔不已。终于有一天，高福源忍不住了，他突然提出要见红军的负责人，说有要事相商。
李克农来了，他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身份来见高福源的。两人坐定后，话匣子就打开了。高福源不把李克农当外人，将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变化，一古脑儿全向李克农抖了出来。
这次谈话令李克农欣慰，一方面，说明“解放军官学习班”是有成效的；另一方面，李克农确信高的立场转变是深刻而真实的。临别时，高福源拉住李克农的手，非常诚恳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我相信，这些做法主张，不但我完全同意和佩服，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贵方合作。我现在抗日热情很高，愿意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李克农当即表示：你的这个建议，符合我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待我请示中央后，可以放你回去。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本人倒很为你回去后的生命安全担心哩！
高福源很自信，他拍拍胸脯说：“没问题，再说，即使杀头我也不怕。”
李克农很快把这一情况上报了中央，中央十分重视，迅即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议。
临别之际，李克农反复叮嘱高福源，让他回去后，先用自己的身份试探一下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真有和平诚意，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和他谈判。
1936年1月初，获释的高福源踏上了返回东北军的归途。他先到洛川去见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王以哲随即给张学良发去一封密电：“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接电后，次日就亲驾他的波音专机飞抵洛川，去见这位突如其来的红军使者、过去的老部下———高福源。
高福源见到自己的最高统帅后，“啪”地一个立正：“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这次，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随后，这位七尺汉子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中国要是继续内战下去，不只是东北军有灭顶之灾，东北失地没有收复的日子，就是整个中国也危在旦夕。……我们应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合起来与全国人民携手抗战，洗去背在身上的历史罪名。副司令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啊！”
话说完了，高福源双膝落地，长跪不起。他知道，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性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了。他在等待少帅的裁定。高福源哪里知道，他的担忧与恐惧是多余的。一席话，把张学良和王以哲说得双双落泪。张学良走上前去，一把扶起高福源，恳切地说：“你回来很好！你谈的很对！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今后可放心做这一工作，如果你遇有不测，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1月16日，心情振奋的高福源奉命回到陕北苏区，把详细情况一一向李克农作了汇报。李克农很高兴，领着他去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中央领导十分赞赏高福源这一举动，毛泽东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李克农出发前，高福源又被派往洛川，同王以哲约定与红军电台通讯的呼号和电码。2月中旬，双方电台正式叫通。2月19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和红军彭德怀司令员的名义，将李克农等中共代表的出发日期由电台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
洛川会议
2月21日，漫天大雪，黄土高原上原驰蜡象，一片银妆素裹。在从瓦窑堡到洛川的羊肠小道上，传来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李克农率领四名随从人员，在高福源的陪同下，前往洛川秘晤张学良和王以哲。李克农身穿中山装，四方脸上架着一付圆形厚玻璃眼镜，显得气宇轩昂、严肃庄重。秘书钱之光也身穿中山装，紧随其后。译电员戴镜元，个子不高，只有17岁，穿着学生装，像是要出远门的学生娃。警卫员和马夫，头上扎着白汗巾，身穿对襟白布衫，腰上扎根布腰带，一副陕北汉子的打扮，做向导的高福源也是一身便装。
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绝对保密。
25日下午，李克农一行踏着盈尺深的积雪，终于来到离洛川不远的县。早就奉命准备的东北军67军某团团长亲自出城迎接。李克农一行在此稍事休息后，又向洛川方向前去。
深夜时分，李克农等安抵洛川。这里已是寒气袭人、滴水成冰的世界了。
洛川是东北军67军的驻防地。军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蕃希望和红军合作的愿望非常迫切，他们热情迎接了李克农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
为防消息泄露，李克农一行被安排住进一个紧靠军部的三进四合院里，高福源的同学、参谋处长佟道和一名副官陪住，院外哨兵把守，戒备森严，形同“软禁”。当然，招待没话说。
王以哲、赵镇蕃将李克农一行安排妥当后，即密电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本答应亲自参加会谈，但因临时去南京有事，不能前来，电示王、赵二人妥为招待，先谈具体问题，重要事项待他回来相商。
2月26日，会谈正式开始。根据张学良的意见，李克农和王、赵二人主要就67军与红军局部合作问题进行了谈判，经过开诚协商，双方达成口头协定：
1。确立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包括67军在甘边区及关中区的防地）；
2。红军同意恢复67军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3。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延安、甘泉两地67军所需粮食、木柴等物，一是67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二是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售，以便利东北军；4。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对办货人员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应着便装；5。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达半年之久的67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
6。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以全面停战促全面合作，是这次会谈的最重要的成果。
会后，李克农即电告中央。中央批准了这一协定，双方约定自3月5日起秘密下达执行。
而王以哲在会后，除了掩护红军采购人员到西安购买两批物资外，还收集了一批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各一份赠送给红军。他知道，处于西北一隅的红军很需要这些东西。可见，王以哲对与红军合作，态度是真诚的。
张学良也不例外。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飞返西安。4日，他顾不上鞍马劳顿，亲驾飞机抵达洛川，赶往李克农的住地。对这位西北“剿匪”副司令，李克农在上海就曾有过一番“研究”，只是素未谋面。只见眼前站着的这位30来岁、英俊洒脱的年轻人，身穿一件做工精致的长衫，手里拿着根司的克（英文stick，指“手杖”），不像是统领千军的统帅，倒很像是一位商人。张学良一步上前，紧握着李克农的手，半开玩笑地说：“你和老王、老赵搞的那几条，我都知道了，完全同意。不过，这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
李克农打趣地说：“张将军，莫非你解甲从商了不成？”李克农心里清楚，张学良想打一张大牌，他要同红军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会上激烈争锋
下午3点，会谈开始。
张学良首先发言：“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不要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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