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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这二百九十年-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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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人士的关注，现在的不少佛学院里都有唯识这一专业。
同时，因为印度多年饱受战乱，变迁频繁，许多历史资料已无从找寻。而由玄奘与弟子辩机合作完成的《大唐西域记》，也就成为了现存的研究古印度和西域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第三十三章 西域攻略
西域在贞观初年还是一片小国林立的局面，和汉朝时相差无几，只是当年的匈奴被突厥所取代。而上文提到的高昌国，在这些小国中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
高昌，这个自公元460年便已存在的王国，世代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双方一直相安无事。
公元601年，麴伯雅成为了新一任高昌国王。他继承了祖辈们的传统，于隋炀帝杨广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入朝参拜，被炀帝拜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爵弁国公，后再封为高昌王。
除了在政治上对麴伯雅的地位予以确认外，隋政府还采用联姻的方式对双方的关系加以巩固：皇室亲戚宇文家的一位小姐被破格提拔，封为华容公主，嫁给麴伯雅为妻。此后，麴伯雅一直跟随在隋炀帝身边，并陪同领导一起前往辽东，共同视察了隋朝对高句丽的第一次战争。
公元612年，麴伯雅返回高昌。但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离开自己的位子四年之久，国内难免会出些乱子。很快，高昌国内便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
对于这次政变发生的真正原因，到现在学术界都没有能够取得一致。有人认为是麴伯雅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招致邻近国家和部落的敌视，于是他们便煽动高昌政界高层发动政变；有人认为是觊觎大权的野心家趁麴伯雅入隋之机大肆扩充势力，一举发动政变；还有的看法是与麴氏有矛盾的高昌其他贵族的所为。
不管真正的原因如何，结果是麴伯雅被赶下了台。
万幸的是麴伯雅逃得一命，他和几个忠于自己的手下带领着一部分军队投奔了西突厥。
公元619年，养精蓄锐7年之久的麴伯雅在友邦西突厥的大力支持下，以儿子麴文泰和大臣张雄等人为得力干将，漂亮地杀回了高昌，复辟成功。
此时正是唐朝建立的第二年——武德二年。
这七年间，麴伯雅吃了很多的苦，遭了很多的罪，但是这些他都挺过去了。令他所不能接受的是，为何号称天下之主的隋朝皇帝（包括后来的唐朝皇帝）不对他施以援手，让他一个人苦苦支撑，最后真正帮上忙的却是西突厥？一个关键时刻指望不上的老大，对自己又有多大意义？索性不如现实一点，和西突厥搞好关系是正经。
关于这个问题，作为儿子的麴文泰也抱有相似的想法。
复位成功的当年，麴伯雅去世，麴文泰登基为王。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但他还是依照惯例派遣使者向唐朝告哀。唐朝也派人前往吊唁，拉开了双方互动的序幕。
此后，双方不时地互有往来：高昌除了进贡物品外，还及时地向唐朝通报西域各国的最新动向，唐朝对于高昌的态度和行为也很满意，一切看起来都很美。
然而，国与国的关系核心在于利益。随着唐朝的日益强盛，麴文泰心里越来越不舒坦。当然他并不敢公然挑战唐朝，但找些出气包来踹上两脚的胆量还是有的。
于是，西域各国前往唐朝的使团或商队，在必经之路高昌国境内受到了雁过拔毛式的横征暴敛。无奈在别人的地盘上做不了主，只能低声下气，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最后实在受不了了，也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宁可穿过危机四伏的沙漠，也不愿穿过人烟稠密的高昌国。
但是在麴文泰看来，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我给你铺好了道路，设好了关卡，还招了这么多收费人员，你们不来，我从哪儿找钱养活他们？既然不听话，那就得教训到听话为止。
很不幸的，焉耆王国由于第一个向唐朝申请开放沙漠口岸，放弃通过高昌境内，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出头鸟，挨了一枪：高昌国军队侵入境内，大肆抢掠而去。
高昌的邻居伊吾国，原先臣服于西突厥，后来又改伺奉唐朝，西突厥一向记着这笔账。现在高昌有心效仿山姆大叔，打算当个西域国际警察。这一想法与西突厥不谋而合，于是，在西突厥的支持下，高昌又对伊吾下了毒手。
可怜伊吾连一个高昌都无法抵抗，更别说再加上一个巨无霸级的西突厥，只好向新认的老大唐朝求救。
当时西突厥的状况也颇有些特殊，这里需要交待一下。
东突厥灭亡后，前任可汗——始毕可汗的儿子阿史那欲谷逃到了亲戚西突厥那里。可是，他非但没有对西突厥可汗阿史那同俄的收留表示感激，反而在羽翼丰满后自立为乙毗咄陆可汗，并把亲戚兼恩人的阿史那同俄赶到了拔汗那（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
可怜阿史那同俄没有能够重演麴伯雅的复辟奇迹，而是死在了拔汗那。此后，部分部落拥护他的侄儿阿史那薄布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
于是西突厥便分化为两个并立的政权，一称南庭，一称北庭。
玄奘西行取经路上经过的是南庭，首领便是叶护可汗。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庭的乙毗咄陆可汗阿史那欲谷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统一西突厥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终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他率军成功消灭了叶护可汗，统一了西突厥。
历史再次印证了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至理名言。麴文泰很快便与阿史那欲谷打得火热。
唐朝接到了伊吾的求救，不由得大吃一惊。惊的不是西突厥出兵，而是一向老老实实臣服自己的高昌居然反水，投奔到了西突厥的阵营。看来对于这个麴文泰，可要好好注意一番了。
经过一番准备，李世民向高昌王麴文泰下了诏书。诏书内容一是痛斥麴文泰反复无常的行径，二是要求麴文泰把冠军大将军阿史那矩派遣到长安来，有事相商。
这位大将军的姓氏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出身——与可汗同出一系的突厥贵族。那么为何一个突厥贵族会去给高昌当什么冠军大将军，还会被唐朝皇帝指名道姓地要求派来长安呢？又有何事相商？
答案其实很简单。阿史那矩并不仅仅是高昌国的将军，他还是西突厥驻高昌的特派员，负责监督高昌的动向，防止唐政府势力的渗透。
所以，唐朝方面要求高昌派阿史那矩前来，是想把他作为人质，或者说作为一颗棋子。借助这颗棋子，继而控制高昌和西突厥的关系，便于从中取事。
至于要商量的事嘛，无非是什么讨论两国邦交关系之类，想来应该只是找个借口要阿史那矩进京罢了。
对于唐政府的意图，阿史那矩很清楚，麴文泰也不是傻子。所以最后前往长安的，是高昌长史麴庸。
麴庸对于李世民而言毫无意义，就像高昌随便从街上拉了个路人甲前来一样。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李世民清楚地意识到：高昌和西突厥已经看出了自己的意图，唐和高昌的关系，怕是很难靠忽悠来恢复了。
却说当年隋亡唐兴之际，中原天下大乱，不少汉人投奔东突厥。等到东突厥汗国灭亡，其中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不敢回国，又逃到了高昌。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威仪，挟灭亡东突厥之余威，命令麴文泰把这些人遣返回国。
出乎李世民意料的是，麴文泰由于已经抱住了西突厥的大腿，对于天可汗的诏书只是哼哼哈哈，敷衍塞责，总之是不肯服从命令，最后遣返回国的人数是零。
刚刚被各国奉为“天可汗”的李世民碰了个软钉子，自然是十分不满。
没多久，高昌又让他头疼了。这回是麴文泰伙同西突厥洗劫了焉耆王国的三座城，并把城中居民尽数掳掠回国。焉耆和伊吾一样，知道自己实力不济，只能在背后咬牙切齿，外带着向唐老大哭诉。
出了这种事情不能再不作表示了，否则大伙都会觉得跟着唐老大没出路。于是，虞部郎中（工部山林管理司司长）李道裕奉命前往西域，斥责高昌行为不端，并调和焉耆与高昌的关系。
此时的高昌还不敢公然撕破脸皮，所以对于李道裕的态度还是不错的。然而你说你的，他们却仗着自己远在沙漠，天高皇帝远，继续干着阳奉阴违的事情。
不过天虽然高，皇帝却并不远。先后击败了东突厥和吐谷浑的大唐，开始把主意力集中到了西域这块土地上。
此时的西域，高昌算是猴子中的大王，真正的老虎是西突厥。
李世民认为，自己才应该是老虎，而且一山不容二虎。西域的主人，只能是大唐！
但是西突厥实力颇为强大，不容易一举拿下。而且西域其他国家的臣服，也还需要进一步巩固。
好吧，既然一口吃不成个胖子，那就实施蚕食计划，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高昌，由于它在近阶段的糟糕表现以及地理位置的关系（靠东，比较接近唐朝疆域），被光荣地选中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
高昌那里，麴文泰却并没有很强的危机意识，考虑到自己与唐朝之间有大漠的天然屏障，加上本国已与西突厥签订盟约，发生紧急情况要互相支援，他理所当然地稳如泰山。
对于一辈子争强好胜的李世民而言，收服高昌是已经排上日程表的事。剩下的问题只是HOW和WHY。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高昌使者来唐朝拜。借着这个机会，李世民在朝堂上痛斥了高昌的不良行径，主要包括：
一、高昌这几年来朝贡一直时有时无，不守藩邦之礼，没有做臣子的样子。
二、高昌国内所设置的机构和官职名称，和大唐完全一样。作为一个俯首称臣之国，麴文泰此举简直是目无领导，岂有此理！
三、麴文泰曾公然对朕派去的使者宣称，大家各有各的活法，不是非要依附于他人。高昌世代接受中原册封，现在口出此言居心何在？
四、不光自己不遵守臣子的规矩，还煽动薛延陀，说什么既然你是可汗，就应当和唐朝皇帝平起平坐，不该再向唐朝磕头。自己当恶人，还要拉别人下水！
五、有了这些逆行，还要高筑城墙，广挖战壕，进行战争准备，进行实打实的叛逆活动。
最后，李世民下了结论：如果不惩罚这样的恶人，朕作为天可汗如何能够服众？怎么能够劝说别人一心向善？高昌使者你给朕听好了：明年，朕就发兵攻打你们。小心了！
这些话，除了斥责高昌使者，敲山震虎外，还是说给群臣听的——瞧，高昌如此大逆不道，公然挑战我大唐的权威，现在罪行确凿，大家认为该不该教训一顿？
于是，WHY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朝廷内部对讨伐高昌的阻力减小了。此外，李世民还收到了特别的惊喜：北方的薛延陀汗国得知天可汗雷霆之怒，怀着为洗刷自己、表明心迹和同时希望能发一小笔战争财的心态，派使者送上奏章，请求以自己为向导，和唐军一起攻打高昌。
这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送上枕头。李世民对此十分嘉许，随即派民部尚书唐俭和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没错，就是那位前东突厥大忽悠）出使薛延陀，讨论共同出兵之事。
战争的阴云，开始在高昌上空聚集。可叹的是，麴文泰没有能够及时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眼里看来，高昌的天，一直都是晴朗的。
第三十四章 高昌王国的覆灭
虽然战争机器已经开动，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战争艺术的最高境界。身经百战的李世民，自然也十分想做到这一步。所以在正式出兵之前，唐朝使者再次前往高昌，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使得麴文泰能够来长安朝见。
麴文泰拒绝了唐使提出的这一要求，理由是自己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麴文泰本该意识到唐政府已经打算动手了。他应该去估量一下自己能否承受战争带来的后果，以及如果不能承受的话，自己该怎么做。
唐朝方面的目的，是控制住高昌，使之成为自己在西域前进的桥头堡。倘若真的动武，长安方面不可能只针对高昌，势必要把背后的西突厥一并考虑在内，这样的话，讨伐军的数量应该会相当可观。那么战事一起，无论最后谁胜谁败，损失最大的都是作为战场的高昌。
唐政府希望麴文泰来朝见，这事对麴文泰而言无非两个结果，一是被当做发泄的对象杀掉，二是被扣做人质度日如年。这两个结果他都不想要，所以他始终不肯前往长安。
实际上我倒是给麴文泰想出了个主意。
麴文泰大可以在国内指定好接班人，安排如果自己一旦失去自由就立即由新王登基，再启程出发。这样，如果唐政府的目的是杀人泄愤，那对于高昌只是损失了一个普通人，即使说得严重点，也就是一个前领导人，但是国内政权会继续照常运转，没有大影响。而唐朝则会在各小国和部落间名声扫地：人家都已经按要求来了，也认错了（姑且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你还要杀人，实在让人心寒，也毫无领导各国的气度。这种情况对于一向自诩为天下之主、忠孝治天下的唐来说，无疑是一笔赔上老本的买卖。
如果是打算像当年秦国扣留楚怀王讹诈楚国那样，把麴文泰扣留为人质，作为和高昌乃至西突厥谈判的筹码。那么和前一种情况一样，麴文泰此时已不再是高昌王，价值会大幅缩水，除了感情方面的因素外，很难在大的问题上产生足够的影响。唐政府同样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再去为难麴文泰的意义不大。
这个主意虽说不上有多高明，但在历史上这种例子也并不少见。战国时期就有两个：楚怀王去会见秦昭襄王、赵惠文王去会见秦昭襄王都是先安排好后事再出发，秦国都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可是无论是麴文泰还是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很天真地认为，唐朝不会忽视路途的艰辛，不会忽视西突厥的武装干涉，这战争，是断然打不起来的。所以，唐朝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忽悠，那么我们不听忽悠，自己玩自己的，就可以继续好好地过小日子了。
得知了高昌的反应后，唐太宗李世民眉头紧锁：嗯，看来又要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最高级手段——战争了。
虽然此前薛延陀主动请缨，要求自为前部攻击高昌，但是此次出击意在整个西域，要考虑日后的政治利益。邀请外援固然可以省些力气，但战果却是要大家分享的，以后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所以李世民谢绝了薛延陀的提议，决定单独进军。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李世民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行军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彻为副总管，率领数万大军远征高昌。
即使在得知唐朝出兵的确凿消息之后，麴文泰仍然感觉高枕无忧。他哈哈大笑着告诉治下的百姓们：“长安离我国七千余里，其中沙漠戈壁就有二千里，那里地上没有水也没有草，冷起来风如刀割，热起来风似火烧，大军如何通得过？何况上次我去长安，亲眼见到关中和陇右一带荒凉萧条，压根比不上当年隋朝全盛时的繁荣。现在他们不管自己穷困潦倒，来对我们发动攻击，嘿嘿，如果来的多，则粮食运输不及；如果来的少，不到三万人，那么我们就能对付得了。中国的兵法所说的以逸待劳，正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只要我们坚守不出，他们攻城不下，只能干瞪眼。而能够携带的粮食最多也不过二十天的份量，只能撤兵。到时我们出兵攻击，一定大获全胜！大家不必担忧！”
好一篇领导讲话！好一份作战蓝图！
可惜，整个蓝图的前提都是不成立的。
当年玄奘从长安到高昌，也是走的同样的路线。一个单人匹马的和尚都走得的路线，为何唐朝大军走不得？
唐朝穷困潦倒，还是不知多少年前的景象。麴文泰同志明显缺乏与时俱进的思维，总是用老眼光、老办法来对待新问题。稍微想想也知道，一个内交外困的政权，如何能一举消灭东突厥？
至于唐军的战斗力和本国防守的能力，麴文泰也实在是过于轻视敌人，重视自己了。
实际的情况是，唐军很快顺利通过了那些不毛之地，到达沙漠边缘。而听到这个消息的麴文泰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也就是说，他被活活吓得病死了。
麴文泰解脱了，剩下的人发现被国王的话忽悠了，自然慌作一团。不过最要紧的事情还得先做好：麴文泰之子麴智盛继位为王。
这时的唐朝远征军抵达柳谷（新疆哈密市东），得知麴文泰已死，麴智盛继位的消息。不少将领都认为现在高昌国王新立，人心不稳，正是发动奇袭的好时机。突击首都高昌城，定能一举拿下，事半功倍。
当年出击吐谷浑时的部门领导人侯君集此时已是大军的最高指挥官，他所要考虑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纯军事的范围，还有更多的方面。
此次出击的兵力数以万计，不能算少，对付高昌根本用不了这许多人，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味。但是消灭高昌不是唯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在西域站稳脚跟，不断打开局面。那么光是攻城略地是远远不够的，人心向背才更为重要。现在，朝廷方面宣称是高昌国无礼在先，我们这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出兵。麴文泰虽然死了，但他祖辈在高昌为王，在民间颇有声望。如果死人还没下葬就在他的灵前大动干戈，倒显得我们理亏，不是吊民伐罪的王师之道，也无法获取当地人的信任和支持。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唐军没有发动突袭，而是一边宣传麴文泰的罪状，一边光明正大地擂动战鼓，高举旗帜，军容严整地继续向西挺进。
很快，唐军到达了高昌城的重要屏障——田城城下。
在吐谷浑之役大放异彩的少数民族将军契絆何力是此次远征军的先锋。他首先派人劝告田城守军不要作无谓抵抗，该及早出门投降。
可是他得到的是毫无余地的拒绝。
第二天一早，唐军向田城发动攻击。当天中午攻克。俘获七千余人。
当晚，唐军继续向高昌城进发。城中虽然大部分人比较悲观，但还是有人记住了麴文泰当时说的“以逸待劳”之计，于是派修整多日的军队开城出击，试图打远道而来的唐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次出击的结果是“逸”不胜“劳”，高昌军队大败而回，逃入城中。麴文泰当年还说过，唐军远来，粮食最多只够吃二十天，我等闭门不出，他们粮食耗尽自然要退兵。于是大家打算死守。
麴智盛还希望通过发动感情攻势来扭转局面，他写了一封信给侯君集，信中说：“得罪天子的是我老爸，不是区区在下。现在我老爸因为不听天子的话，遭到上天惩罚，已经去阎罗王那报道了。可我刚刚即位，没做过什么错事，应该没有什么罪过。还请将军能够体谅在下的痛苦，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年轻人，饶了我吧！”
侯君集看到这封信，不由得微微一笑，随即提笔写下回信。内容很简单：“如果你真心后悔，想改过自新，就应该绑住自己的双手，到我的军营大门来报到。”
这种条件，麴智盛自然不会答应。高昌城中认为，他们还有最后的希望——西突厥的援兵。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西突厥倒确实派了一位亲王进驻高昌北面的可汗浮图城（新疆吉木萨尔县），作为声援。但这也只是西突厥外强中干，虚张声势而已。
当唐军抵达高昌城下后，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欲谷大为恐惧（自东突厥逃亡而来的他还牢牢记得当年唐军的兵锋之利），顾不上按照盟约前来救援高昌，而是向西逃走千里之遥。这下，那位亲王可慌了手脚。于是他选择了主动献出城池，投降唐军。
如果说唐军随身携带的确实只有二十天的粮食，那么，这也已经非常充足了。
高昌城城墙上，高昌人惊恐地看着如同潮水般涌来的唐军。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城外的护城壕沟就被填平，各种攻城器械轮番冲击，抛石机把石块像雨点一样向这座被包围着的孤城倾泻，很难找到安全的躲避之所。
就在城中人狼狈不堪地躲避石块的时候，他们还清楚地听到了城外那些十丈高的巢车中，唐军的“弹着点观测员”们高声的通报：“击中x人！”，“往左些，发射的石头要大点！”，“他们躲起来了，往前面还有目标！”
观测员们的语气中，包含着兴奋、轻松和不屑。听得唐军将士开怀大笑，听得所有高昌人垂头丧气。
在得知西突厥已经指望不上后，走投无路的麴智盛终于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八日开城投降。立国一百八十一年的高昌王国就此灭亡。
占领了首都的侯君集继续派遣军队去接管各地的政权，共接收22座城，8046户，3万余人口。
看到这个数据，我真是有些难以想象，麴文泰全国不过数万人口，怎么口气就这么大，敢于和能够动员数十万部队的唐朝抗衡？有些人，真是很难理解。
捷报传来，朝廷上下喜笑颜开，身为皇帝的李世民最为积极，打算把高昌的土地设州立县，并入中央直管的版图。
这时，因身体欠佳而被改封为“特进”（文官正二品，非领导职务）的魏征又提出了不同意见。
魏征认为，麴文泰罪有应得，已经死了，但这种惩罚不该再延续到他的儿子身上。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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