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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内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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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了之。以后我到军统当了总务处长，戴笠要我拿着他的信去求戴传贤写几个字，
我便有意无意提到他客厅花瓶丢失的事，想讨好他一下，说明我过去给他办过这一
案子。不料他听了以后，根本否认有这回事，并指着他会客室的花瓶说，每天都在，
从没有丢过。后来他把那个副官找来一问，副官支支吾吾的说有天早上不见过，但
中午又发现仍在原处。那时我才相信那两个老队员的确猜得不错，完全是那些豪门
的家奴在捣鬼。
当时侦缉大队每天总要抓到几个或十几个偷窃犯，可以搜出不少现金或物品。
军统特务们都懂得这一内幕，许多人经常找我要东西。他们往往先去赃物保管室看
上一看，对看上的东西，随便用一个假姓名写个申报表，说自己在什么地点什么时
候丢失了那件东西，日期写在破案的前几天。我将这张纸条交下去，由下面的人签
上〃本案已破获，原物追回，拟予发还〃几个字，我再批一个〃可〃，这件东西就
毫不费力地落到特务手中。万一原失主闻风追问起来，我们也可以顶得过去，因为
手续齐全，东西的确是〃原主〃领去。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便搞过这类昧良心
的事十多次，大都是军统局的一些科员股长，要去的都是些最好的东西。
侦缉队对缴获小偷扒手的大批赃物，除一部分被特务攫为己有外，经过半年左
右没有人来领取，就可作为队里的财物充作奖金或公积金，由队里自行处理，少数
的则随案送到警察局司法科。司法科处理的办法也和侦缉队差不多，总是想尽方法
来变成自己的。许忠五当大队长半年多，便把侦缉大队旧房屋拆掉，盖了一座二层
楼的房子，这笔钱便是从这些赃物中拿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背地里说：〃小偷
偷了东西要坐牢，侦缉大队用小偷偷来的钱盖房子却受到奖励。〃
我任大队长四个多月便调到稽查处当督察长，这次调职说来是很可笑的。因为
有一天唐毅在苍坪街的公馆失窃，偷去了鸭绒被和一些衣服，小偷居然偷到了警察
局长家里去了。这在当时是闹得满城风雨的大笑话。唐毅打电话找我去谈这件事时，
两人都感到很难为情。我便责成第一中队要尽全力破获此案，因为不能采用赔偿办
法，非得追回原物不可。我威吓几个分队长，三天不破案便扣押他们。
果然不到三天，原物一件不少追回来了，人也抓来两个。我亲自审讯。这两个
小偷都非常失悔，没有弄清楚是局长公馆，说以后再不敢去偷了。我便照新拟定的
办法，用一份印好的书面通知单要失主前来认领，办理具领手续。不料通知单送出
去后两三天都没有人来，我又补了一个催领通知书。当天下午，唐毅的一个过房儿
子气呼呼的跑到我办公室大吵大闹。他认为局长家里丢了东西，不赶紧派人好好送
去，还和对一般老百姓一样来一个通知，真太无礼貌，叫我一定要亲自送去才行。
我当时火气正旺，哪里受得了他那一套，自己仗着军统关系，便和他对吵起来。他
一看我不服气，便伸手到衣服里面去摸东西，我以为他要掏手枪，也赶紧准备和他
来一下，结果他摸出来是竟是一张唐毅的名片，要我看看这是什么人？他可能一贯
是用那这张名片吓惯了人的，却不料我会把它摔到地下还踏上一脚。他便将我办公
桌掀倒，我也毫不客气的给他几拳，并把他推出门去。他刚一离开，我马上叫人准
备办移交，自己立刻跑去见戴笠。戴听完以后，只轻轻责备我几句，当时就决定同
意我辞职，要我准备到稽查处去工作。我就这样离开了侦缉大队。可是当时重庆的
小报却说我是由于成绩很好被调升的，这真是天晓得！
一年以后，我调到军统局，但我还不忘怀于这个大队的工作。有次我向戴笠提
到，除了利用这个队搞政治活动外，还应当加强这个大队在肃清重庆盗窃案件上的
作用。他毫不感兴趣的回答我说：〃你以为我们要掌握这个机关是专门去替人家抓
小偷扒手的吗？〃由戴笠的这话来看，当时戴笠要这些公开单位是为了军统工作的
方便，而对于市民有好处的事他是不大肯去干的。
这个大队有正式人员一百七八十人，但运用的线索却有近千人之多。军统基本
特务在这里的则只有十多人，戴笠是尽力运用这些人替军统工作，却并不想吸收其
余的人参加军统组织。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经他许可，则调到军统举办的短期训练
班受训一两个月，使之变成他的学生，才让他们成为军统成员，办理参加组织的手
续。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则一直是由军统运用，替军统卖力。
军统局的重庆特区
直接领导军统局外勤特务在重庆活动的，是军统局的重庆特区（简称渝特区）。
这个区是由原来军统的重庆站扩充起来的，组织相当大，下面设有万县站、沪州站
等，领导川东几十个县的工作，从内江以西才归川康区（设成都）负责。这里我只
谈谈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
渝特区先后由姜绍漠、涂寿眉、朱啸谷、叶翔之等任区长（姜绍漠任过两次）。
区部设在重庆老街慈居。重庆解放前，这所房屋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办
公处。
渝特区有四五十个高级情报员，由区长直接领导，并设有一个联络员经常和这
些人保持联系。这些人除了一些是当时政府各部会的高级人员外，大多都是民主党
派成员，或与中共方面有关系的分子和叛徒。军统除利用他们做民主党派的情报外，
更希望通过他们做中共方面的情报。对中共方面的工作，是当时重点中的重点，可
是一直没有达到军统预期的目的。他们曾花过不少心思去搜罗叛徒和左翼人士，结
果总是失望。
渝特区在重庆地区直接领导的组有五六个，分为上城区、下城区、西郊、南岸、
江北等组。重点是西郊组，主要是针对红岩村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组部即
设在化龙桥。我记得甘励住当西郊区组长时，常常叫苦连天，认为任务太重，人太
少，工作做不出成绩，时常受到责备。
这个组共有组员十多人，原来是希望能逐步打入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内
部去，他们虽住在附近，可是总想不出办法。以后便采取〃拉出来〃的办法，但也
只是白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只有用监视盯梢那一套来找一点线索。他们每天派特务
去红岩村担任监视，又不敢太接近，因为知道中共办事处等单位都有戒备，并且谣
传办事处要秘密逮捕胆敢去到附近侦察的特务。
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有次渝特区事务股长刘廷根找我请领几支手枪，我
没答应。因为按照军统局的规定，外勤特务不准带枪，只有搞公开任务的特务才能
带枪。这是由于一般外勤特务要尽力设法不暴露身份，这样才能活动，带了手枪便
会暴露目标。刘当时说，是西郊组怕中共办事处的人员对付他们，才请求发几支手
枪存放组部以备自卫。我当时答复他：〃顶好让中共办事处的人来捉我们，或等他
们开枪打我们的人，只要他们这样做一下，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搜查他们的办事
处。而发几支枪完全没有必要，万一不当心走了火，反而会引起麻烦。〃
我当时虽然那样处理了这个问题，但事后还是有点不放心。有一天我顺便向戴
笠报告这件事，看他的意见怎样？他当时对渝特区很不满，认为这些人不能很好地
隐蔽自己的身份，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所以不容易打入各阶层去活动，
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他不但同意我不发枪给他们，还骂他们是些饭桶。
他说：如果他们自己暴露了目标，给人打死了，他没有脸去承认是军统人员。他要
我把这些话告诉渝特区区长，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我便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共办事处打死或打伤了我们的人，便可借口去搜查
一次。不料他听到后，非常生气地责备我说：〃你在胡闹！我们和共产党作斗争靠
这些办法能达到目的吗？打死了算是白打死，打伤了是活该！不准在这个上面去打
主意！〃他还继续唠叨了好｛炫&书&网｝久，认为我这种想法太幼稚，没有政治头脑。最后他说：
〃中共办事处的人根本不会采用这种办法。〃他认为如果特务冒冒失失不管一切冲
进去，会被他们扣留起来，向我们提出交涉，公开在报上宣扬，给他丢脸，这比打
死我们的人更不易对付。我一听问题竟是这么严重，便马上亲自去找当时的区长姜
绍漠说明这一情况，叮嘱他们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
据姜绍漠告诉我，渝特区的工作始终展不开，主要原因是缺少中共方面的线索，
所以不容易表现成绩。他是两次任区长，最初利用个别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还
能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有关中共方面的材料。以后这样的人渐渐少起来，而军统却更
进一步要求深入，所以办法越来越少。
渝特区在搞情报方面比其他单位要办法多一点。例如，当时去曾家岩会见过中
共领导人的许多回国华侨，他们往往不了解蒋介石只是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而实
际是反共反人民的，因此便把和中共领导人谈话的内容随便谈了出来。这比那些只
在门口看到每天进进出出的人，连姓名都弄不清楚要好得多。同时每个小组都有几
个特务能混进个别民主党派中去活动，也能比较容易地打入各种进步团体。所以当
时在重庆搞情报活动的单位，要算渝特区办法比较多一些。
特务总队
军统局的特务总队是由抗战前的特务队扩充改组起来的。特务队在抗战前都是
便衣，抗战开始才改为武装部队。这些部队是戴笠分别向他的好友胡宗南、汤恩伯、
唐生明等人要来的。一九三八年，唐生明任常德警备司令时，戴笠路过常德，一眼
看上了唐的特务连，便连人带枪要走，带到重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实。
特务总队先后还用过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
五团等名称，但军统内部却一直叫它作特务总队。先后担任过总队长、团长的人，
有张业、王兆槐、杨清植、张辅邦、王春辉、周文新等人。
国民党的部队和军事机关的特务团等，一般说来是以担任警卫为主，而军统的
这个特务团，却真正是搞特务活动的。它有三个武装大队和一个便衣中队。除一部
分担任军统机关和戴笠、宋子文等公馆的警卫外，大部分是担任看守所、监狱中的
看守，军统杀人也由这些人执行。囚禁在军统的一些中共人员如廖承志先生、叶挺
将军等的看守，也是这个队的特务担任。看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特务队，也
是它分派出去的。
这个总队内部的组织，除和其他的团队一样，有书记、副官、军需等室外，还
有一个行动组，是专门搞逮捕和用刑等工作的。当时军统局局本部虽有一千多人办
公，但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内勤人员，军统抓人便是叫行动组去执行。他们可以任意
公开搜捕人民群众，军统特务违犯纪律的，也交由他们扣押。当时军统特务背地里
叫这个组是〃锦衣卫〃。特务们一看到这个组的人来打他们，平日虽然在人民群众
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看到这些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找他们，也都要腿子发软的。
我亲眼看到戴笠派这些人去扣捕过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这个在重庆人民眼中的恶
魔陶一珊，一看到他们，脸孔马上变成惨白，连话都说不清楚。因为特务们比别人
更清楚，他们的光临所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抵御和不堪设想的。
这个总队的看守所，更是令人毛骨耸然，军统的一般人称它为〃小学〃（白公
馆称为〃中学〃，息烽集中营称为〃大学〃），因为它是人军统监狱的第一关。军
统的审讯首先在这里进行，所以各种刑具齐全。这个看守所是由行动组负责，组长
程永铭的办公室里，一进去就会使人发抖，满墙都挂着各种各样手镣脚铐，以及血
迹未干的皮鞭、藤条，真是应有尽有。他们平日最有兴趣的事是专心致志研究什么
样的人用什么刑具最适宜，哪些刑具是伤皮不伤骨，哪些是伤骨不伤皮。
我当时在军统许多训练班兼行动技术教官，这个组的组长和不少组员都是我的
学生，因此我常去他们那里，听取他们执行这些罪恶活动的实际经验，用以充实我
的教课材料。我当时和他们一样是失去了人性的人，许多新的刑具的〃发明〃，我
大都参加过一些意见。不要几天，这些东西的效果如何，马上会得出结论，因为几
乎每天有机会进行实验。
这个总队一直设在林森路望龙门两湖会馆内。当时重庆许多人一听到〃望龙门〃
三个字，马上联想到这个特务机关的残暴，莫不又恨又怕。这个总队的特务们，在
外横行不法时，别人问到他们是什么机关，他们总是以骄横的口吻回答一声〃望龙
门的！〃凭这四个字，看戏便可以不用买票，坐车坐船也不必花钱，一些公娼私娼
与鸦片烟馆，一听到是这里的，莫不暗中叫苦连天，而脸上还得装出笑脸来欢迎。
因为他们比一般公开特务机关更凶，是直属于军统局的单位，连许多特务人员都要
让他们几分，所以他们越来越凶狠，没有人敢惹他们。
开设在重庆演武厅的唯一电影院，经理周伯勋，以为有国民党中宣部电影制片
厂的后台，不大肯卖账，对什么〃望龙门的〃不大理会。结果，这个电影院连续被
他们打了几次，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特权。当时他们常常夸口，〃重庆的天下是
靠他们打出来的！〃我当时在军统局中经常任总值日官，许多反动机关常为这些人
在外面闹事告到军统局来。我总是叫他们到稽查处或警察局去处理，因为这些公开
特务单位都会包庇他们，往往是不了了之。
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决定把叶挺将军从桂林解到重庆，最初是囚禁在这个团的
团长住宅望龙门二十二号。以后由于天天空袭才解到白公馆，后来白公馆作为中美
所美特的宿舍，才移到中美所东南面洪炉厂。后来陈诚把叶挺将军接到湖北恩施六
战区司令长官部去劝降不成，又把他送回，还是囚禁在这里。这里离廖承志先生囚
禁的地方不远，一直都是由这个总队的特务看守着。
军委会特检处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在抗日战争期间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是很大的，
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这是由于它不像稽查处、侦缉大队等特务单位一样，整天对
人民直接去进行迫害，而是在暗地里捣鬼。
这个处设在重庆热闹地区夫子池附近的来龙巷庆德里。从它的外表上完全看不
出这是一个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因为这里从来不抓人，也没有看守所等设
备，只有一百来人在办公，和一般机关是一样的，而由它所领导的一些机构，却成
天在干着见不得人的罪恶活动。
这个处的处长，从一九四一年起到抗战胜利时止，由戴笠身边的红人、军统局
人事室主任李尚自担任。处内设有总务、邮电检查、防谍等科，分别由钟贡勋、周
景敦、杨秉X等人任科长。我因与李肖白私交很好，经常去那里看他，对这个处的情
况有些了解。
这个处在一九四二年前后，改名为军委会办公厅邮航检查处，连各地的航空检
查工作也并到了这个处。当时外间很不了解，甚至许多军统特务都不清楚。本来这
个处领导的工作已够繁忙，而像重庆等地的航空检查又一向归稽查处领导，如果要
统一的话，按理也只能并到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这个处是戴笠自兼处长，
只要由他下一手令，就可改为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处。但结果是并到了这样一个平
日不露面活动的单位，因此使许多人感到奇怪。
当时的航空检查所，是所有检查所中最上等的肥缺，只要一当上航检所的检查
员，最好的手表、金笔、西装等马上可以到手。因为这些人不但可以控制飞机票，
可以搞黑市，特别是整天与那些乘飞机做生意的大投机商人和专搞走私的飞行人员
打交道，所以最容易发财。他们接近的又是些大官或大官的太太、姨太太之流，不
少航检员经常由权贵向戴笠指名要求调用。升官发财捷径，莫过于此。
在航空检查所隶属问题没有决定之前，稽查处和水陆交通检查处都想据为己有。
我因在稽查处干过，也想配属在稽查处，这对自己介绍亲友坐飞机，或是到外国买
东西和各地土特产等更方便，曾找机会向戴笠建议，还是留给稽查处。结果碰了一
个钉子。他只说一句〃你懂得什么〃！我便不敢再提。这引起我的好奇心，有机会
便向各方面去打听。原来这是戴笠要安定搞邮电检查工作人员的情绪，给他们一个
调济生活的机会。因为当时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像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
稽查处、警察局等，莫不财源茂盛，各有特权，而邮电检查处则是〃清水衙门〃。
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从字纸里面挑骨头〃，因为再有成绩，找出来的东西也
不是肥肉，没有什么油水可得，所以对工作总是不安心。
当时重庆邮检所是最大的一个所，特等编制，约有二百人，经费也充足，但所
长刘之盘却一再请求调换，其他的人员就更可想而知。因为他们即使检查出一封最
有价值的信件，也得交给其他单位去办，自己不再过问，即使破获了什么案件，也
只能分得少数奖金。可是这项工作，军统特别重视，少了它不行。为了让搞这项工
作的人员也得到好处，所以将各地的航空检查所并到这个处里。当然，在对外对内
的关系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我所了解的主要而没有正式宣布的却是这样。
我去看过邮检所的工作情况，一进屋便看到堆成小丘一样的各种进步书刊和成
捆的《新华日报》。邮局将挂号信、快信交给特务检查时，是一封封点交清楚，查
后再如数交回，对保险信则叫特务当场拆看，因为有些贵重物品怕检查员偷去和调
换，增加邮局麻烦。特务发现可疑的信件便带回由审查员鉴定，并进行研究，大多
数是由书记室的司书们把信中可疑的部分或全部照抄下来，少数认为重要的才拍成
照片。而大量的平信则可由特务带回来检查，因此每每将原信没收。他们在检查平
信时，有些特务便悄悄的把别人寄的小物品，如手帕、风景照片、女人照片等留下
来。有的女检查员最爱偷看别人的情书，她们拿这个当作消遣。
邮检所拆信的办法很简单，一般是用牙骨小刀等轻轻挑开，或在蒸气上蒸一下，
便可揭开。据说用鸡蛋白封的信口不容易拆，可是他们也有办法。他们备有纸浆纤
维一类的化学品，用小刀割开信封后，将信取出，看过后用纸浆纤维补好割破的地
方，再用熨斗轻轻烫平，便看不出痕迹。
当时邮局每天进出的信件数以万计，特务们不可能每一封都拆看，因此只能作
重点检查。在必须检查的登记表上，他们将中共在重庆的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列为第
一位。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期间，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几乎天天都有，大都是对
周恩来或共产党、毛主席等表达敬意；有的是受了国民党的迫害，请求伸冤作主。
这一类信件，大都是被扣留下来，有姓名地点的便送到军统局去处理，写信人轻则
被监视，重则被逮捕；没有地点的往往投到字纸篓中，逐日烧毁，永远不会送到周
恩来副主席手中。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去重庆时，各方面写信给毛主席的更多，能
到达毛主席手中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一二，其余的也同样是被这些特务销毁了。
在他们的登记表上，第二位便是许多民主人士。各方面写信给郭沫若先生的信
很多，也大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另外是些大学和文化界人士的信件，也是要进行
检查的。除了这些经常要去注意的重点外，军统局随时还交下一些应当注意的革命
人士或嫌疑分子的名单，对这些人的来往信件和电报更是每件必查，随时把查得的
内容向军统局报告。
他们对一些进步报刊实行查扣。如《新华日报》，向外地寄发时，并不是每天
都全部扣下来，而是看当天报上刊登的文章和报道的新闻是否对国民党太不利；一
般还能过得去的，并不扣留，因为天天都扣留，报馆会向邮局提出抗议，邮局也不
好办。
对于一般的平信，或不挂号的书刊，每个检查员都可随意扣下来，他们喜看的
杂志、书报，每个人的书架上总是挤得满满的。他们除了自己看，还有不少可以赠
送亲友，我在重庆的几年中，一直有这些东西大批送给我。
一九四四年，戴笠要征集十万册线装书，邮检所便把一些邮寄的线装书也用
〃违禁书刊〃的〃帽子〃给扣下来献给军统。有不少人因久久收不到这些东西，便
向邮局询问，邮局答复是被查扣了，弄得许多人大骂，邮局人员也只有苦笑一下。
当时邮电局本身对这些蛮不讲理的特务也莫可奈何，彼此经常闹摩擦。因为检查耽
误了时间，也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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