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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内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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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
戴笠企图把重庆布置得同天罗地网一样的严密，但他的那些徒子徒孙却远不能
实现他的理想，因此架床叠屋的机构不断增加。尽管如此，而在工作上还是漏洞百
出，时常感到顾此失彼，经常遭受蒋介石的责骂，人民对此更是怨恨冲天。
当时每一个从外地进入重庆的人，不论是从天空、水上、陆路去的，首先便会
碰到那些检查人员讨厌的脸孔来麻烦你一番。你从重庆寄出的信件或收到外地寄给
你的函电，也都得先经过特务们偷看一下。一个被认为要注意监听的电话号码，你
只要一接上，便会有人插人听筒在窃听你的谈话。住在旅馆中，更是一批又一批的
检查人员会打搅得使你睡不安宁，盘问到你讨厌极了。当你走到中心地区会仙桥一
家最大的中西餐馆皇后饭店，准会看到那个饭店的一个老板在贼眉贼眼地打量着你，
这便是军统大特务许忠五。他不但开了饭馆，还在打铜街口开了一家园园舞厅。在
那里服务员和舞女都得向他反映情况，为他搜集客人的材料。邹容路有名的四川餐
馆新味腴和民生路的味腴餐厅，老板当中便有一个是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沈夕峰。新
味腴隔壁另一家有名的川菜馆凯歌归，虽为黄埔一期毕业的李岳阳集股开设，是国
民党高级军官常去的地方，但已和军统打成一片，成为当时特务活动的一个地区。
其他餐馆的老板们与特务大都勾勾搭搭，互通声气。庆余堂老板郑鸿福在林森路开
设的鸿运楼，和在都邮街附近开设的麦利西餐馆，更是和特务们自己开的一样方便。
连当时重庆最大的一家胜利大厦的一些服务员当中，也有特务们的〃二排〃经常活
动。通远门外两间茅屋凑成的一家牛肉馆，因为许多文化界名人常去光顾，也成为
特务注意的地方。
如果一个稍有社会地位的人到了重庆，而为一群新闻记者包围的时候，其中总
会有不少伪装的记者混在其中向你问长问短，想从你身上找到一点材料。你有病想
去找找医生，一定有人说石灰市的南京名医张简斋是中医中首屈一指的。而他的周
围不仅整天有特务往来活动，到他吸鸦片烟的时候也有人陪他聊天，打听情况。比
张差一点的陈逊斋，看病的虽不如张那里拥挤，但他同样是稽查处的顾问和义务情
报员。以中医兼西医著名的张XX，也接受了稽查处的延聘，成为该处的医务顾问。
在当时的许多医生当中，要算住在忠烈祠街的南京眼科医生魏光财最为突出了。
他不仅充当特务们的义务情报员，还自掏腰包请特务代购了一支手枪，成天挂在腰
间。每遇特务们去搞搜查逮捕时，他总希望能亲自去参加。只要有人叫他去，他会
把诊所中的病人丢下不管，而说一声有急病出诊，便兴高采烈地跟着走的。特务们
认为他是外行，往往只派他担任一些把守前后门或看守人犯的工作，他也很乐于接
受。执行任务回来，他还掏腰包请特务们上馆子去吃上一顿。
军统为了搜集搭乘飞机的旅客照片，特地在市区珊瑚坝飞机场马路边开设一家
飞虹照相馆，这是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带着他的助手侯飞鹏主持的。以后扩大业务，
在重庆举办市民身份证时，便以〃当日可取，价格低廉〃等大肆号召，往往以不赚
钱来和其他照相馆抢生意。这种廉价照片拍了以后，在特务机关的档案中便会增多
一些资料。
抗战时期重庆盛极一时的拍卖行，军统也乘机去控制。军统直接领导的重庆经
济情报组副组长方圆，便在保安路川盐一里隔壁开设了一家安利拍卖行，作为他工
作的掩护和与同行联系的公开职业。其他公开特务机关如稽查处侦缉大队等也都插
手到各拍卖行。他们表面上以防范盗窃物品混人拍卖行，实际上是着重注意寄卖人
的姓名身份和住址，遇到必需调查的人，便可利用这个关系去接近。据我所知，民
生路的均益拍卖行，邹容路大陆拍卖行等几家规模大点的都与特务们有往来，否则
特务们会随便借一个机会弄得这些老板们倾家破产，还下不得台。
当时一些稳健点的人，无事连朋友都不敢去多看，因为每个机关都有军统调训
过的防谍人员在监督着机关的同事，如不小心，不但自己会遭到一场无妄之灾，而
且往往祸及亲友。因为这些被调训过的〃外围分子〃，没有一点工作表现便会遭到
停职处分，所以昧良心是常有的事，一年半载总得找一点事来维持自己的饭碗。当
你走进学校去找人时，一批批的职业特务学生会想方设法来了解你和亲友们的谈话
内容。
当时一个被特务所注意的嫌疑人物，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有人对他另眼相看。
有些人发觉出门时老有人在暗中跟随，而想要摆脱这些魔影时，总以为能找到机会
抢先几步跨上一辆刚要开动的公共汽车，将尾随的特务甩在后边，便很安全了，谁
也没有料到那些整天在公共汽车上担任查票或售票的人员会和特务是同道的。当你
高兴地在车快开动时敏捷地跳下汽车时，这些查票员或售票员会将你又指示给在车
站附近的另一些特务，继续来对你进行〃盯梢〃。总之，在当时的重庆，只要你的
言行稍有点进步，那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上这些瘟神来找你的麻烦。
照理来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陪都有这么严密的防范，总应当很少能让汉奸混
入，而且也应经常听到破获汉奸的案件。可是事实上从上海、南京、武汉等沦陷区
来到重庆的大小汉奸，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没有一个真正的汉奸落过网。而经常
闹人满之患的军统监狱中，却囚禁了成千上万的真正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
士，这便是当年军统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更加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最具体的
铁证。
我在重庆有六年多，先后担任过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重庆卫戍总司
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和副处长，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处长。下面我只简单的把军统在
重庆的一些单位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谈一谈，便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军统在陪都究竟干
了些什么罪恶活动。
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
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在重庆所控制的一个最宠大的公开特
务机关。它的组织遍布卫戍区十三个县，编制上的人数虽只有五百多人，而每一外
勤人员所运用的助手，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它的特权超过了卫戍总司令，
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罪恶活动，大都是通过它去执行的。
这个处在一九三九年成立，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迁到重庆后扩充起来的，
名义上是卫戍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实际上完全受军统控制，全部人事安排都由军
统人事处统一办理，卫戍总司令根本不能过问。先后担任总司令的刘峙和王缵绪，
也非常识相，对这个处的一切都不去管它。因为蒋介石曾亲自告诉过他们，要把这
个处全部交与戴笠。
刘峙在河南时本来有一个他自己的特务班底，稽查处成立时很想把他这一百多
人安插进去，而受到戴笠的拒绝。他自己倒没有什么，可是他老婆却大不服气，因
为这些人替她在河南弄到过不少的钱。刘峙没有办法，便在总司令部内另外成立一
个侦缉队来安置这批人。军统立刻向他提出意见，不容许另搞同样组织。他只好把
这些人缩编到参谋处，成立一个调查组。但是，稽查处并不放过，要刘峙取消这个
调查组，还公开宣布要逮捕这些人，不准他们在外活动，逼得刘峙不得不另行设法
去安置这批人。刘的老婆跑到总司令办公室指着刘峙大吵大骂，说他太不中用，当
了总司令连这一点事自己都不能作主。刘峙再三说明，军统这个机关是惹不起的，
别人也从旁再三说明利害，她才知道蒋介石身边还有一批这样凶恶的人，她在河南
那一套作风也才稍有收敛。
一九四二年前后，郭寄乔当了卫戍副总司令，他是以骄横跋扈著名的，一开始
便想大权独揽。刘峙很不痛快，便有意让他碰碰钉子，没有把稽查处的情况告诉他。
果然郭寄乔准备过问这个处的工作。有次他听到稽查处在通远门附近逮捕了几个人，
却一直没有向总司令部报告，便找当时的处长陶一珊去责问。陶很有礼貌地告诉他
这是奉军统局的命令办理的。郭仍要了解情况，陶便请他去问军统。他气得跳起来，
正要向陶发一顿脾气，陶一语不发拿起帽子便走了。在那以后他遇到类似的问题还
打过几次电话到稽查处，我接到他的电话后，便不客气地告诉他，军统局交办的事，
照规定可以不通过总司令和副司令，是得到委员长批准的。虽然他还是打几句官腔，
但也没可奈何。以后别人告诉他不要自讨没趣，他才不再过问这个处的事了。
这个处一成立便不和卫戍总部在一起，而是单独在石灰市重庆职业学校内办公。
这个穷凶极恶的特务机关，整天抓人打人，每日押进押出，从这里经过的人，无不
侧目相看，有些人甚至宁可绕道而不愿从这里经过。
这个处除了担任军统局在重庆的大部分外勤工作外，也是戴笠用来考核干部能
力与储备和锻炼特务骨干分子的地方。他每次选派的副处长总是准备继任处长的人
选。例如，赵世瑞免职后由副处长陶一珊接任，陶去职由副处长廖公邵继任。廖去
职后，我因调军统局总务处长，遗缺还是找了陶任内另一副处长何龙庆来接充。这
一方面是怕新处长不熟习业务容易出毛病，必须先经过副处长阶段，同时也是戴笠
的一贯用人手法，故意使正副处长不和睦，互存猜忌，便于控制，而不会勾结一气
去欺骗他。另外，戴笠对当时在外面出了点问题的军统特务骨干分子，在可法办与
可不法办之间，凭他的喜爱来处理时，往往是派到这个处来考察一个时期；对那些
一时无法安置的人，也派到这里来见习一下。我任督察长时，便有三个副督察长是
在外面当过稽查处长的，都出了点小事而被调回〃考察〃。例如汉中警备司令部稽
查处长左明，因为听到戴笠谈过胡宗南准备向蒋介石保荐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当陕
西省主席，左明想讨好祝而透露出这一消息，被人检举出来。戴笠原来准备以泄漏
机密罪名处分左明，因祝绍周向他说情，便调重庆察看。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长黄加持，因与司令霍葵彰相处很好，霍为陈诚的人，戴一向不满意陈，怕黄跟霍
走陈的路线，也调到重庆察看。玩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郭宗尧，因有贪污嫌疑而
证据不足，也调到重庆。戴笠把这三个人都派到稽查处去当副督察长，叫我注意考
察他们的言行。我暗中向他们透露了戴的这一作法，他们便都非常认真卖力工作。
不久，黄加持调升为贵州省缉私处长，左明调出去当警察局长，郭宗尧调到军统当
秘书。这样一来，许多被调到稽查处工作的人，都希望通过一段时期能得到戴笠更
进一步的重用，莫不异常卖力。所以稽查处的工作总是那么紧张，都愿找事来做，
以求讨好戴笠。每遇一件重大点的工作，处长、副处长、督察长、副督察长等都是
抢着亲自去指挥部署。因为只要有一点成绩表现，马上会传到戴笠和军统其他大特
务的耳中。我当时也很懂得这一窍门，在当督察长时便曾跑遍十三个县去视察所有
的稽查所哨的工作，一方面是了解情况便于掌握，同时也想走冷门，发现问题可以
自行处理，免得在重庆市和别人去争着做。我任副处长后，便成天守在处里，不去
参加无谓的应酬。因为每每在下班后最易出事，不但部下可以随时找到我，而且戴
笠每次在下班后打电话查询什么问题，多半是由我去接听。戴笠问起的事情，我都
能立刻在电话中向他详细报告，不用去查阅档案或等一会再回复他。戴笠这个急性
人，对这一点很满意，所以我在二十多岁便调到他身边去当总务处长，主要便是靠
这一套。
稽查处设有四个科。
第一科主管总务，下设事务、人事、文书三股。科长先后由季先训、王秋肪等
担任，副科长为非军统分子王树声。
第二科是业务科，主管情报、行动、侦防、航检等工作，是重点单位。这个科
先后由王希圣、宋廷均等任过科长；王一心。张尚钰、揭梦鱼任过副科长。
第三科是电讯监察科，先后由肖茂如、查绥之任科长。这个科是由军统电讯处
直接领导，全科的工作人员如黄勤、毛洪明。蓝天佑、杨宣武、赵中令第四十多人
都是电讯处人事考核股所调派，与其他单位的人事由军统人事处调派又不同。这个
科的工作是分内勤外勤两部门：内勤的一项工作是管理全卫戍区无线电通讯器材的
运销，任何单位要购买这类器材都得先来申请，经过审查认为准许购买，才能持准
购证向商店去购用；商店不论从何处购进这类货物都得先通过这个单位，否则便被
扣上〃资敌〃的罪名坐牢。内勤的另一项工作是主管侦测。稽查处三楼便设有几部
小型侦测电台，专门用来侦听重庆所有公私电台的通报情况。当时一切设在重庆的
无线电台，都得先将电台类型、呼号、波长以及经常与哪些地方电台通报等等逐项
登记。不仅如此，这个科还整天侦听这些电台通报时是否和登记的情况相符，稍有
可疑之处，便认为有问题，除公开由外勤去查对外，还得进行空中监听。不过，他
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抄收中共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的来往电报，送到军
统电讯处技术研究室去研译。尽管他们日以继夜地在工作，而且表面上总是说防止
日伪在重庆设立电台，但六七年间却从没有破获或侦测出一个日伪电台来。因为当
时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日伪联系的电台，是不在这些人监督之内的，而是由军
统局电讯总台担任这一工作，那又从什么地方来破获呢！这个科的外勤工作是专门
去检查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当时要装一部收音机听听广播，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
除了一些达官贵人和有特权的可以自由收听外，一般人的收音机是不准有短波的。
市民的收音机都得先向这里登记，请得了许可证后，还得将收音机抱去送请检查，
有短波的要将短波部分剪断或给予封闭。如果经剪封后私自接上，不管是否听了延
安或上海。南京的广播，都得被扣上〃偷听敌人宣传〃的罪名抓进去坐牢。当时军
统虽没有电台专门干扰延安的广播，但还是有些人偷偷收听。这个科的特务便常常
突然闯人，拆开人家的收音机来检查，只要发现剪封部分有点可疑，立刻就将人带
走。有时他们存心敲诈，故意在送去剪封时留下一手，过些时便找上门来找麻烦。
有的出点钱还可了事，有的出了钱还得冤枉坐牢。
第四科是司法科，先后由徐钟奇、胡藻担任科长。这个科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直
接领导，人事安排也是司法处与人事处商量派遣，有关案件的处理都得听命于司法
处，稽查处长也不能过问。特别是徐钟奇当科长时，因为他是戴笠的小同乡，根本
不听处长的话，遇事总是直接跑到军统局去请示，回来高兴才向处长说一声，否则
连关在稽查处的人送走了处长也不知道。因为稽查处的看守所是归这个科主管，科
长可提人关人，他只要有军统局司法处的指示便可以不问处长同不同意了。当稽查
处长的遇到这种情形，往往只有苦笑一下。
稽查处内还设有三个组，主要的是党政侦察组，先后由曹万道、易啸夫、萧志
坚、雷和春任组长，有组员三十余人。这个组设在太阳沟菜场附近，因为这些化装
混人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的特务进出稽查处不方便，所以在外面办公。它的任务是专
做党政情报、监视进步人士，以及担任军统需要复查的情报。这个组与军统党政情
报处也有直接联系，等于军统党政情报处的外勤单位。当时蒋介石命令要予以监视
的单位或个人有好几百，军统奉命后便分派给在重庆的单位执行。对于中共办事处、
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都要派专人去监视。对宋庆龄、史良、沈钧儒。。。。。。
等则交稽查处监视。当时这个组全部只有三十多人，要经常监视几个单位和数以百
计的人，怎样也分不过身来，唯一的办法是依靠眼线和收买内线，以及运用各人的
亲友帮同进行。
他们监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便是利用开设在附近的一家小茶馆的老板，这个
人当时是那个地区的甲长还是保长我已记不顶清楚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派
人去找这个人了解一下当天情况；遇到延安方面有新的人来，或者是什么纪念日，
以及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就得逐日加派几个人去。他们有时则化装成为小贩之类
守在附近，对进出的人特别注意。当时特务们最苦恼的是弄不清进去的人究竟是会
什么人。当时规定，凡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送出的客人可以不盯，周恩来副主席等
的秘书送出的人可盯可不盯，而对自己推门进去，出来随手把门带关的人才盯。因
为这可以说明是内部的人。由于进出的人都是匆匆忙忙，只能从他们进出的时间写
写汇报，内容是很空洞的。
他们对化龙桥红岩村的监视就更加困难，因为那里来往的人多，究竟谁重要谁
不重要又弄不清，一些人大都不知道姓名。这个稽查处在这一地区是采用双层配备
的办法，除了党政组外，小龙坎稽查所特别在化龙桥设有一个稽查哨，专有几个人
住在附近担任这一工作。这个稽查哨的哨长段楚田曾在《新华日报》里面找到一个
工人，当时便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内线，结果不久这个人被停止了工作，以后就再没
有找到里面的关系了。
他们对郭沫若、田汉、曹禹等的监视，便常利用通远门外一家小牛肉馆。我还
特地到这家牛肉馆去看过一次。史良当时住在枣子岚垭犹庄，这里面住了几个军统
大特务，由他们的男女佣人，借着和史家佣人们接近的机会去了解一些情况。
这个党政侦察组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因为他们本身在社会上没
有什么地位，交结的朋友都是不三不四之流。他们在当时的一些民主党派中，也只
能找到像青年党、民社党中一般中下层分子，对他们的要求不严，因为军统搞上层
活动并不靠他们。除了戴笠自己直接掌握有一批人外，军统还运用了一些设计委员
之类的人来进行工作。渝特区也有几十个直属通讯员搞民主党派工作。我在下面再
另行写述。军统只希望党政组能做好监视和复查的工作，因为有许多是戴笠或军统
以及渝特区方面从一些上一层的民主人士或其他方面得到的情报，而这些人又不能
很具体地把问题弄清。有些似是而非的含糊问题，军统当面不便去追问这些人，怕
引起反感，只得叫稽查处党政组的特务去进行一次复查，以便查明这些情报的真实
程度，所以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几件甚至几十件这样复查的东西要查明答复。有的还
限定时间，这大多是准备报告蒋介石，或是侍从室第六组批下来的东西。凡接到这
类限日查复的急件，有些重要的还得加派督察室的督察去督导进行。
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之前，有几个国民党的参政员和共产党的参政员经常
往来接触，而这几个人事前事后又没有向蒋介石报告。蒋便立刻要军统查明。军统
限稽查处两日内查复。两天期限未到，又连续催复，稽查处便连副督察长也派了出
去，一连闹了三四天，才把这一问题弄清楚。原来写报告的人把有几个蒋介石指定
和中共代表往来的人的姓名弄错，张冠李戴，连蒋介石也着了慌。
党政组的工作当时虽有一定范围，但每个特务对反共反苏却见缝即钻，总是会
受到上级鼓励和嘉奖的。当时稽查处有专搞外国人情报的外事侦察组，而党政组的
萧志坚在任副组长期间，有一个同乡在苏联商务代表团办事处工作，他不肯把这一
关系交与外事组，军统便同意由他保留，每月增加他一点特别费，让他从这个同乡
那里去取得一点有关苏联在重庆人员的情报。ｗｗｗ。③ü ｗｗ。сōｍ
稽查处的外事侦察组，名义上虽是稽查处的一个单位，也在处内后进楼房内办
公，而实际上是由军统局直接领导，稽查处对人事经费都不能过问，工作更不用说
了。这个组先后由孔杰、吴润荪任组长，戴笠还加派重庆市警察局外事科科长刘辉
兼任副组长，以便统一重庆的外事工作。这个组还有化名，先后用过毕公仇、毕孔
殷，对外称毕公馆。它有一个后门，可以不经稽查处前门进出。
外事侦察组的工作重点是监视苏联大使馆与塔斯社及苏联商务代表团等在重庆
的活动，以及与这些单位有往来的中国人；平时是秘密进行，有时也公开活动。
军统所运用的一些做外事工作的高级直属通讯员，如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等也
是交由这个组联系，以便相互配合。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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