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草原帝国史)-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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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人数的多少，就知道他牧场的界线以及春夏与秋冬游牧的地方。冬季来临时，他们要去到南方温暖的地区，而夏季他们又往北迁。”卢布鲁克接着描述了蒙古人架在车上的毡帐，常常聚集成流动村子。至于蒙古人本身，没有人能比这位方济各会会士的描述更加生动了。“男人们在头顶剃光一小方块，剩下的头发辫成辫子，从两边下垂至耳部。”冬天，他们用毛皮裹住身体，夏天穿着来自中国的丝绸。最后，他提到了他们饮大量的乳酒——发酵的马奶——和葡萄酒。〔85〕
　　7月31日，卢布鲁克到达拔都之子撒里答的营帐，它在距伏尔加河不到3天路程的地方。撒里答是一个聂思托里安教徒，尽管卢布鲁克还没有明白这一点，但是，他还是被一位名叫科亚特的聂思托里安教的基督教徒引见给撒里答，〔86〕科亚特是宫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卢布鲁克在宫中发现了一位圣殿骑士，尽管这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是，撒里答对欧洲事务相当熟悉。卢布鲁克告诉撒里答说皇帝是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君主，撒里答回答说现在霸权已经移到路易王手中。卢布鲁克离开撒里答营帐后，过伏尔加河，在位于该河东岸的拔都的斡耳朵内受到拔都接见。“拔都坐在一金色的高椅上，或者说坐在像床一样大小的王位上，须上三级才能登上宝座，他的一个妻子坐在他旁边。其余的人坐他的右边和这位妻子的左边。”这次是拔都派卢布鲁克去蒙哥大汗的宫廷。卢布鲁克过扎牙黑河，或称乌拉尔河，踏上了亚洲草原，即“像海一样辽阔的荒野上”。他沿楚河继续前进，从离怛逻斯不到6天路程的地方过河。后渡伊犁河，沿伊犁河北岸，经过额忽兀斯城，该城居住着说波斯语的塔吉克人，据巴托尔德独创性的推测，这些塔吉克人可能被认定为喀什噶尔的埃基…乌古思人〔87〕。接着卢布鲁克经过了海押立（今卡帕尔城附近），那儿有一个活跃的聂思托里安教中心，同样也有一个畏兀儿佛教中心，在佛教徒中间，他听到反复念Om　mani　padme　hum〔88〕。卢布鲁克记道，正是从畏兀儿人那里“鞑靼人（蒙古炫）有了他们的文字和字母，蒙哥汗给路易九世陛下的信就是用畏兀儿字书写的蒙古语。”
　　1253年11月30日，卢布鲁克离开海押立，绕过巴尔喀什湖东端后，过叶密立（额敏）河，或者说经过塔尔巴哈台地区，即地处阿尔泰山南部山脚之中、原乃蛮境边缘的窝阔台家族的封地。最后，他到达蒙哥的斡耳朵，蒙哥于1254年1月4日正式接见了他。“我们被领入帐殿，当挂在门前的毛毡卷起时，我们走进去，唱起赞美诗。整个帐幕的内壁全都以金布覆盖着。在帐幕中央，有一个小炉，里面用树枝、苦艾草的根和牛粪生着火。大汗坐在一张小床上，穿着一件皮袍，皮袍像海豹皮一样有光泽。他中等身材，约莫45岁，鼻子扁平。大汗吩咐给我们一些米酒，像白葡萄酒一样清澈甜润。然后，他又命拿来许多种猎鹰，把它们放在他的拳头上，观赏了好一会。此后他吩咐我们说话。他有一位聂思托里安教徒作为他的译员。”
　　在蒙哥的斡耳朵里，卢布鲁克惊奇地见到了一位来自洛林的、名叫帕库特的妇女，她是从匈牙利被带到这里，给这位宗王的一个聂思托里安教徒妃子当侍女的，她本人与在这里当木匠的一位罗斯人结了婚。卢布鲁克在和林宫中还见到了一位名叫纪尧姆·布歇的巴黎金匠，“他的兄弟在巴黎的大蓬特。”金匠先后受雇于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和也同情基督教的蒙哥幼弟阿里不哥。卢布鲁克发现，在盛大的宫廷宴会时，聂思托里安教教士们穿着法衣，首先入席，为大汗的酒杯祝福，接着才是穆斯林教士和“异教”僧侣们，即佛教徒和道士。有时，蒙哥亲自陪同信仰聂思托里安教的妻子到教堂做礼拜。“蒙哥本人来了，为他带来了一张涂金的床，面对祭坛，他和妻子坐在上面。”〔89〕
　　卢布鲁克随朝廷人员前往哈拉和林。他们于1254年4月5日抵达和林。纪尧姆·布歇作为宫廷金匠受到优待，“他很高兴地接待了卢布鲁克，他的妻子是撒剌逊人的女儿，生于匈牙利。她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库蛮语。在那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位名叫巴西尔的英国人，很可能生于匈牙利，他也说法语和库蛮语。”
　　在1254年复活节，卢布鲁克获准参加在和林的聂思托里安教堂内举行的群众庆祝会。教堂里有“纪尧姆金匠仿照法国式雕刻成的圣母玛利亚肖像”。除聂思托里安教教堂外，和林城还有两个清真寺和12座塔，或者说是其他偶像崇拜者的寺庙。卢布鲁克在做礼拜时有机会见到了阿里不哥，他是帝国王子中最倾向于基督教的宗王之一，“他伸出手来，以主教的方式向我们划了十字的记号”。有一次，在卢布鲁克面前发生了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的争辩，阿里不哥公开站在基督教徒一边。
　　1254年5月30日，即圣灵降临节前夕，卢布鲁克在和林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宗教辩论大会，蒙哥汗派三名裁判出席大会。会上，蒙哥坚持一神教，站在穆斯林学者们一边反对佛教哲学家们。〔90〕
　　卢布鲁克于1254年8月18日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回信离开哈拉和林，信中写道：“这是长生天的命令。天上只有一个上帝，地上只有一个君主，即天子成吉思汗。”蒙哥以长生天以及它在地上的代表“汗”的名义命令法兰西王承认是他的封臣。〔91〕卢布鲁克带着信，花了两个月零6天的时间从哈拉和林来到伏尔加河。他走的路与前往蒙古朝觐大汗的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所走的路相交。卢布鲁克于9月抵达拔都的斡耳朵，当时拔都好像已经住在他的新驻地萨莱。卢布鲁克从萨莱出发经阿兰国境和打耳班关隘，来到木干草原，在此他受到波斯的蒙军统帅那颜拜住的接见，而卢布鲁克的译员去桃里寺（大不里士）访问波斯民政官阿尔浑阿合。接着，他经纳希切万（他在此过了圣诞节）、埃尔津詹、开塞利和塞尔柱克苏丹国的科尼亚，到达小亚美尼亚（西里西亚），在拉齐卡乘船前往塞浦路斯国。
　　亚美尼亚王（即亚美尼亚化的西里西亚）海屯一世（卢布鲁克在旅途中曾从他的旁边走过。）〔92〕表明了他是一位更好的外交家〔93〕。卢布鲁克是在害怕引起蒙古干涉的恐惧中度日，而精明的亚美尼亚王所做的一切是得到蒙古的干预，以巩固基督教世界反对伊斯兰教。抱此目的，他先到卡尔斯城，驻波斯的蒙军统帅拜住当时在此扎营（1253年）。从卡尔斯城出发，过打耳班，他来到了伏尔加河下游河畔拔都的帐中，接着又到了和林附近蒙哥的斡耳朵。1254年9月13日，蒙哥“在他全盛的显赫中登上王位”，正式接见了海顿。
　　蒙哥给予这位忠实的藩王热烈的欢迎，并交给他一份札儿里黑，即授权保护他的国家的诏书〔94〕，基拉罗斯的亚美尼亚编年史上说：“诏书上盖有蒙哥的御玺，不许人欺凌他及他的国家。还给他一纸敕令，允许各地教堂拥有自治权。”另一位亚美尼亚历史学家海顿和尚在他的《海顿行纪》中补充陈述道，蒙哥给他的拜访者保证：在他的弟弟旭烈兀汗统帅下的蒙古大军将进攻报达［巴格达］，灭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哈里发王朝；把圣地归还给基督教徒。〔95〕这一许诺至少是部分地将得以实现。海顿满怀信心地于11月1日离开蒙古宫廷，经通常所走的路线——别失八里（济木萨）、阿力麻里（固尔扎附近）、阿姆河和波斯——于1255年7月回到西里西亚。〔96〕


第十一节　蒙哥征宋
　　蒙哥给自窝阔台去世后几乎停止了的蒙古征服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在1253年于斡难河源处召开的库里勒台上，蒙哥决定他的弟弟旭烈兀去征服报达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哈里发王朝，以此完成对波斯的征服，然后继续去征服叙利亚。其次，蒙哥本人与他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97〕重新开始对中国宋朝的攻势。
　　尽管杭州朝廷软弱，大臣们的无能和宋朝君主们的虚弱，但是，中国人以意想不到的抵抗来对付入侵的蒙古人。一位勇猛的中国将军孟珙（死于1246年）于1239年从蒙古人手中夺取了控制着汉水中游地区的襄阳重镇，并为争夺四川中部而与蒙古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四川省的成都虽两次遭到洗劫，但是，直到1241年才长期地落入了蒙古人之手。〔98〕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南方，河流山脉纵横交错，都市地区人口密集，惟一可能进行的战争是围攻战，在围攻战中，来自草原的牧民们发现他们有些不知所措。在成吉思汗后裔们之前，其他突厥…蒙古游牧民已经取得过征服中国北部的胜利，他们是4世纪的匈奴人和鲜卑人，5世纪的拓跋人，10世纪的契丹人和12世纪的金人。但是，在他们企图征服中国南方时，从拓跋人到金人，全都失败了。要在中国南方取得胜利，必须进行中国式战争，即有大批中国步兵团和由中国人和穆斯林工匠们操作的、由围城器械构成的一整套“火炮”设备。
　　蒙哥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中国事务上，以便把直到当时还有些分散的蒙军行动协调起来。蒙哥要他的弟弟忽必烈负责这一任务，忽必烈对此事更加忧虑，由于他个人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好像他已经下决心要在这一地区碰碰运气。1251年，蒙哥委托他统治已征服的中国地区，然后又把河南给他作为封地，这是一个远远超过今天河南省的行政地段，因为它包括了黄河旧河道与长江之间的全部地区，向西直达东经110°。〔99〕此外，蒙哥还封给他今甘肃省内渭水上游的关中即陇西之地。为履行他的义务，他任用中国学者姚枢为谋士，姚枢在忽必烈年轻时曾教给他一些中国文学的基础知识。在河南，他向农民发放种子和工具，甚至士兵也解甲归田，由此努力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农业。
　　在长江下游对宋朝发起正面进攻之前，忽必烈遵照蒙哥的命令侧击敌人。大约1252年10月，忽必烈与大将军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100〕一起离开了陕西，经四川而进入云南。云南当时尚不属于中国，它自8世纪起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即南诏，或名大理，它是由罗罗人或名傣人居住的非中国人的国家，由于处在地势复杂的山区，南诏总是能够保持完整的独立。忽必烈攻占其都城大理和善阐（云南府，也许是平定乡），被中国人称为段兴智的大理王在善阐避难（1253年）〔101〕。忽必烈允许大理王作为“摩诃罗嵯”〔102〕继续保留王位，但在他身旁安置了一位投降蒙古的中国人刘时中为蒙古行政官〔103〕。尽管旧王朝保留了下来，但是整个云南被分割为若干蒙古军事管辖区〔104〕。接着，兀良哈台攻吐蕃，迫使他们——至少是与云南邻近的那些吐蕃人——承认了蒙古宗主权。
　　1257年年底，兀良哈台攻安南国（都城河内）。兀良哈台从云南南下到东京平原，掠夺河内城（1257年12月），其后，安南王陈太宗感到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属臣是明智的（1258年3月）。
　　1258年9月，在蒙古举行的库里勒台上，蒙哥决定要亲自领导征宋战争。10月，他率蒙古主军从陕西到四川，大约在1258年左右夺取保宁，尽管他全力以赴，但是，他未能夺取合州（今合川），由于合州地处嘉陵江及其两条支流的合流处，因此是战略要地。在围合州时，蒙哥染上痢疾，于1259年8月11日在该城附近病故。
　　蒙哥死时，其弟忽必烈正率领另一支蒙军从河北南下，围攻长江中游湖北省汉口对岸的鄂州（今武昌）。同时，兀良哈台（他已于1257年底从东京平原回到云南）离开云南，前往广西，他在广西攻桂林，接着又到湖南攻长沙〔105〕。这样，当蒙哥去世时，宋朝已是北、西、南三面同时被围，蒙哥的去世使它获得了短时的喘息。忽必烈确实希望腾出手来争夺成吉思汗国的继承权，他急忙与宋臣贾似道和谈，或签订停战协议——以长江作两个帝国的共同边界线，忽必烈率军返回河北。
　　　　注　释　　
　　　　〔1〕有的书中认为，兀鲁思指部民（亦儿坚irgen）和牧场，因此，分民与分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元朝秘史》和《史集》都记录了成吉思汗诸弟和诸子所得的“份子”（蒙古语：忽必qubi），但数目不一致，有人认为是因为《秘史》记载的是早期的分配，而《史集》反映的是成吉思汗晚期的情况。——译者
　　　　〔2〕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的“成吉思汗”条目，第882页。
　　　　〔3〕关于该名，参看伯希和的《有关中亚的几个词》载《亚洲杂志》（1913）第459页（词源学上可能是jochin，即主炫）。
　　　　〔4〕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Bàtù…khan”（拔都汗）条目，第699页。
　　　　〔5〕或写成Chaghatai。来自蒙语chaghan（白色？）。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Caghatài…khan”（察合台）条目，参看831页。在此我们仍保留Jagatai的写法。（突厥…察合台语的古法语拼写是Djaghatai）。
　　　　〔6〕或写作Ogadai，来自蒙语ogada（高的？）。
　　　　〔7〕关于该名，看伯希和《有关中亚的几个词》第460页。（词源学上可能是toli，即镜子）。参考《史集》，看埃德曼的《铁木真》第641页。
　　　　〔8〕《元朝秘史》和《史集》的分配单位是户，而原文中是人。——译者
　　　　〔9〕据一些史书，窝阔台继任日期是1229年9月13日。窝阔台继位后三年拖雷去世（1232年10月9日），当时只有40岁。他有力地行使了他监国的职能。
　　　　〔10〕该城的中国名称是和林，即哈拉和林的正规译名。关于它的创建时期，参看伯希和《哈拉和林考》载《亚洲杂志》I（1925年）372和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哈拉和林”条目，第785页。哈拉和林遗址平面图在拉德洛夫的《蒙古古物图录》第XXXVI图。
　　　　〔11〕据志费尼和拉施特，引于多桑《蒙古史》II，63；马可·波罗书第97章。
　　　　〔12〕按《元史》卷二和《圣武亲征录》记：“蒙古民有马百者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祮牛一，羊百者输羒羊一。”应该是百分之一。——译者
　　　　〔13〕梅拉书（IX，132）。野蛮的蒙古人可能比他们的中国顾问的目光更敏锐，至少是在涉及到他们利益的地方。窝阔台要派穆斯林小队到中国，又把远东的小队派到西方。耶律楚材劝阻他，在战斗中，长途行军使军队疲惫不堪。经50年之后，远东的蒙古人成了中国人，而西方的蒙古人成了突厥人或波斯人（参考梅拉书IX，212）。
　　　　〔14〕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载《通报》（1914年）第628页。伯希和提到镇海的儿子中有两个具有基督教名字尤斯姆和乔治。
　　　　〔15〕中国史家笔下的宁甲速是译自Nangkiyas或Nang…kiyas。伯希和认为蒙古人从女真人（或金炫）中知道该名，金人称宋朝为南家，即是汉文的“南方的人民”。参看伯希和《南家》（《亚洲杂志》I，1913年，460—466和《通报》1930年第17页）。
　　　　〔16〕蒙古传说认为最后攻金的战略计划是成吉思汗临死前制定的。
　　　　〔17〕这段记录是梅拉从《元史》中摘录（梅拉书IX，13355）。拉施特书中的片断已在多桑《蒙古史》中有译文，II，613。在这次战役中成吉思汗的两位将领伴随拖雷，他们是失吉忽图忽和伟大的博儿术的兄弟秃忽鲁忽切儿比。参考上引书，II，614和埃德曼《铁木真》，207页，462页。
　　　　〔18〕梅拉书IX，156—207。金朝灭亡时，在英勇牺牲的人中，伯希和提到1234年聂思托里安教徒马金襄（Ma　K'ing…siang）。
　　　　〔19〕在《1193年中国未来皇帝的训令》中可以看到宋朝内中国民族统一主义的不寻常的例子，沙畹法译本（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I，1913，28…29）。
　　　　〔20〕必须分清楚窝阔台的次子阔端（Godan）与第六子合丹（Qada'an），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31932年）第63页（203）。
　　　　〔21〕《中亚与远东的基督教徒》载《通报》（1914）第631页。
　　　　〔22〕洪柏特《高丽史》（汉城1901903）第189，195页。德米埃维尔《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2（1924年）第195页。
　　　　〔23〕史书：《札兰丁传》，奈撒微著，豪达斯法译本，多桑《蒙古史》IV，64及其后，材料来自奈撒微，志费尼、诺瓦里和伊本·艾西尔；朱兹贾尼的《宗教保卫者一览表》拉威蒂法译本；斯普尔《德国远东学术杂志》1938年，219页。
　　　　〔24〕参考米诺尔基斯《伊斯兰百科全书》“Tiflis”（梯弗利斯）条目，第795页。
　　　　〔25〕参考格鲁塞《十字军史》III，366。
　　　　〔26〕有关绰儿马罕的详细情况看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51页。
　　　　〔27〕总的来说，阿兰（其后卡拉巴赫）是位于阿拉斯东部支流与库拉河之间的平原；木干草原是库拉河下游以东和以南，即从它与阿拉斯河的合流处到里海之间的草原。
　　　　〔28〕1233年，蒙军兵临桃里寺城，该城长官士绅送给绰儿马罕大量金银、布匹，绰儿马罕又命该城献金帐一顶，选择技艺高的织匠若干人，以备送回蒙古献给窝阔台汗。——译者
　　　　〔29〕伊本·艾西尔记，转引自多桑《蒙古史》III，70。
　　　　〔30〕参考阿顿尼安的著作（《Die　Mongolen　und　ihre　Eroberungen》）第35页以下。
　　　　〔31〕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246页（51）。
　　　　〔32〕列班·阿塔，列班是叙利亚的一个很普通的称号，阿塔是突厥人对“父亲”的称呼。14世纪的鄂多立克说，他在中国杭州时，人们对他使用过这两个称呼。此处的列班·阿塔是中国人称列边阿塔的聂思托里安教教长，是在蒙古攻西亚时来到蒙古，向窝阔台陈言免杀基督教徒，随后奉命又回西亚招谕的。大约1246年再次到蒙古，携其国人爱薛同行。——译者
　　　　〔33〕关于列班·阿塔（中文列边阿塔），参看《蒙古人与教廷》236页（41）及其后页。亚美尼亚的编年史家、刚加的基拉罗斯以最崇高的语言称赞他道：“他在塔吉克人（即穆斯林中）诸城建起了教廷，直到当时，这些地区的人们仍拒绝宣传基督一名，如在桃里寺和纳希切万，两城的居民特别仇恨基督教。他建教堂，立十字架，在基督教仪式上主张用福音、十字架、蜡烛和唱圣歌。他以死刑惩罚反对者。鞑靼军队尊崇他。其民在他的印信（塔马合）的保护下，往返自由。甚至鞑靼将军们也赠送他礼物……。”《蒙古人与教廷》224页（49）。
　　　　〔34〕关于拜住，看《蒙古人与教廷》303（109）及其后。
　　　　〔35〕多桑《蒙古史》III，83。（摘自诺瓦里书、巴赫布拉攸斯和马克里兹书）。参考《伊斯兰百科全书》“凯库思老二世”条目。第679—680页；阿顿尼安的著作（Die　Mongolen　und　ihre　Eroberungen），38页。
　　　　〔36〕看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6。
　　　　〔37〕斡儿答是术赤的长子，拔都之兄。由术赤正妻弘吉剌惕氏撒儿塔黑所生。斡儿答同意拔都继位，并且正是他让拔都继位的。参看《史集》汉译本，第二卷115页。——译者
　　　　〔38〕据《元史》，拔都于1234年被派往欧洲，直到1235年蒙哥才受命前往欧洲参加他的战争。《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载：“太宗甲午年（1234年），命诸王拔都征西域钦叉、阿速、斡罗思等国。岁乙未（1235年），亦命宪宗往焉。”——译者
　　　　〔39〕保加尔人遗址相当于今波尔加利村，或者说斯帕斯克地区的乌斯平斯科伊，离喀山南155公里，离伏尔加河左岸7公里。参看《世界境域志》第461页。
　　　　〔40〕又译成“库曼”，“古曼”，“科曼”等名。——译者
　　　　〔41〕伯希和《库蛮》载《亚洲杂志》（1920年）第16667页。
　　　　〔42〕《库蛮》169页；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446页。
　　　　〔43〕原意是因冰雪融化而得救。——译者
　　　　〔44〕参看施特拉科什…格拉斯曼《1241…1242年蒙古入侵中欧》（1893年）。阿尔土年《13世纪蒙古人及其对高加索和小亚细亚诸国的入侵》（柏林，1911年）。莫瑞尔《蒙古人的战争》（Revue　Militaire　francaise，1922年6—TXT小说：…—月）。
　　　　〔45〕多桑认为合丹的军队没有加入会战，或者说没有加入绍约河之战。而卡洪认为合丹军有足够的时间参加这一战争。事实上，波斯史家们提供的材料是相当混乱的。志费尼，特别是拉施特，有关欧洲的地理资料都是不充分的，常常把他们所记的事实搅乱，遗憾的是，事件并不像卡洪所希望的那样清楚。他的历史报导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