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草原帝国史)-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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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班被宣布为皇帝（1332年10月23日），但两个月之后也去世了（12月14日）。懿璘质班13岁的哥哥妥懽帖睦尔于1333年7月19日继任为皇帝。
　　妥懽帖睦尔统治期间看到了元朝的灭亡。在他年轻时，蒙古大臣们在宫廷政变和宫廷阴谋中为控制权力而互相争斗。最初，政权由蔑儿乞部出身的权臣伯颜操纵。他失宠并于1340年去世之后，蒙古各派之间的斗争使王朝的威信一败涂地，中央政权瘫痪。妥懽帖睦尔是一位软弱和摇摆不定的人，只是在他的心腹和吐蕃喇嘛的陪伴下寻求乐趣。他因纵欲而迟钝，对治理国家毫无兴趣，忽视了正在中国南方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反抗斗争。
　　元朝腐败的景象激起了中国爱国志士们反抗外来统治。这次反抗，像1912年革命一样，发端于长江下游和广州地区。反抗是自发的和分散的，由许多半爱国、半土匪式的首领领导，当他们与蒙古人作战时，他们之间也在互相争吵。徐寿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蒙古人手中夺取了湖北省的两个孪生城市：汉阳和武昌（1352年），接着占领襄阳（1356年），最后，控制了两湖（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西。然而，他于1359年被他的部将陈友谅取代，陈友谅是一个普通渔民的儿子，现在扮演着帝国候选人的角色，他一直驻扎在鄱阳湖以北的九江。与之相同的又一个例子是刘福通，他是一位冒险家，在被称为宋朝后裔的名义下，他于1358年短期内取得了对开封的控制权，但是，1359年被蒙古王公察罕帖木儿赶跑。第四位起义军首领张士诚占有长江口边的扬州（1356年），而浙江和福建海岸遭到勇敢的爱国者方国珍的毁坏。
　　　　　　　　
　　所有这些亡命之徒，在他们最聪明者、即明朝建立者、未来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面前都黯然失色了。朱元璋是安徽一个贫农家的儿子，早年当过和尚。1355年，他在长江下游河畔的太平起兵。尽管最初他与所有的竞争者一样，只是一个团伙的头目，但是，与其余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敏感性，以及他对地方老百姓的仁慈和圆滑，他能够不用武力而使他们依附于他。1356年，他从蒙古人手中夺取南京，使它成为他的都城。正是在他定居南京前不久，在一片混乱中他建立起一个正规政府。他于1363年在潘阳湖东岸的饶州附近击败并杀死了对手陈友谅，占有了他遗留下的地盘：湖北、湖南和江西，于是成了整个长江流域的主人。1367年他从另一个对手张士诚手中夺得浙江，1368年从海盗方国珍手中夺取了福建诸港口。同年，广州和两广内的城镇都不战而降〔131〕，随着上述城市的投降，明朝成了整个中国南部的主人。
　　中国南部（即原宋朝）是一个世纪前被忽必烈征服的，由于他衰退了的后裔们的无能和忽视而丧失了，对于它的丧失，蒙古宫廷似乎仍不在意。比较而言，成吉思汗后裔们对他们最初的征服地中国北部（即原金朝）更感兴趣。直到当时，它仍是完整的。但是，为了保护它，必须有一定的凝聚力。而蒙古王公们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四分五裂，1360年他们中最有能力的两位王子，帝国军队中最杰出的将领察罕帖木儿（他重新征服了开封）和山西大同边境长官孛罗帖木儿为了太原（当时的冀宁）的管辖问题几乎兵戎相见。接着，在蒙古的一位窝阔台家族的王子企图利用这一形势推翻忽必烈家族的统治。他进军至长城，在上都府（多伦诺尔）附近打败帝国军队，但是，后来被叛逆者杀死（1361年11月）。在帝国领导者中间内战盛行。1363年，当帝国丧失了南部中国时，孛罗帖木儿凭借武力，企图从察罕帖木儿的继承人扩廓帖木儿手中夺取太原（山西）的统治权。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站在反孛罗一边，命扩廓帖木儿撤销孛罗在大同的统治权。接着，孛罗于1364年9月9日率军进入北京，迫使妥懽皇帝任命他为最高统帅〔132〕，而皇太子逃往太原的扩廓帖木儿军中。但是，孛罗并没有战胜这两位对手，1365年9月作为一次宫廷阴谋的结果，他在北京被暗杀，皇帝亲自参与了这次阴谋。于是，扩廓帖木儿与皇太子一起返回北京，这次是扩廓帖木儿被任命为最高统帅〔133〕，直到1367年他失宠为止。于是，当蒙古宫廷和贵族们正在打内战时，中国的起义者们能够夺取整个南部中国就不足为奇了。明朝的首领在进行征服北部中国时，对付的正是这种丧失了能力的敌人。
　　朱元璋于1368年8月从南京出发，经广平和馆陶路进入河北，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蒙古将军卜颜企图守住通往北京的路，但是，在通州被新明王朝的杰出统帅徐达打败并杀死。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携带祖先匾额逃往蒙古。妥懽帖睦尔皇帝于9月10日夜离开北京奔上都府（多伦诺尔）。蒙古宗王帖木儿不花在企图保卫北京的战斗中英勇阵亡。于是，明朝统治者进入了北京。
　　仍然占据着山西的最后一支蒙军是在太原总督扩廓帖木儿的统率下，扩廓帖木儿像独立的宗王，拒绝援助他的君主，而是集中兵力保卫他自己的属地。但是，当徐达率领的中国军队逼近时，他也放弃了抵抗。太原被攻陷时，扩廓帖木儿逃亡到甘肃。悲惨的妥懽帖睦尔皇帝感到在多伦诺尔也不安全，逃往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开鲁），1370年5月23日他在此去世。他是处于丧国之绝望中，或者说，他为丧失了帝国境内的许多乐趣而沮丧地死去：　　　　为四面八方的蒙古之众显耀、矜夸的我可爱的大都，　　　　冬季御寒的我的巴尔哈孙，　　　　夏季避暑的我的开平上都，　　　　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　　　　统失陷于汉家之众……〔134〕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中国建立的王朝，从忽必烈到妥懽帖睦尔，持续不到一百年。他们在突厥斯坦建立的汗国注定要延续到17世纪，尽管命运多变，并且帖木儿曾打破过该汗国的连续性。
　　　　注　释　　
　　　　〔1〕《秘史》蒙语是Qubilai。汉译名忽必烈。波斯文名Qubilay或Qublay。我们采用传统译名Kubai（khubilai），既符合蒙古人的拼法，同时又恢复了汉译名。
　　　　〔2〕事实是当旭烈兀听到蒙哥去世的消息，他将征服西亚地区的事托给统将怯的不花，从叙利亚东还。但此后他的行动不明。据说在此之前他曾下令将伊朗国库的财富运回蒙古，得到蒙哥去世的消息后，他收回了命令（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载《中亚杂志》第22卷3—4号）。——译者
　　　　〔3〕出席忽必烈当选会议的成吉思汗系蒙古人中，除了窝阔台之子合丹和铁木哥之子脱格察儿（Togachar）的名字外，很少提到的几个人之一的。忽必烈最能干的部属有汪古部王子孔不花和爱不花，两人都是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他们于1260年打败了阿里不哥的将军哈拉不花。参看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纽约，1930年）第236页。
　　　　〔4〕梅拉书IX，275—282。据《史集》（第二卷，295页）1260年仲夏，在开平府登上帝位，当时46岁。——译者
　　　　〔5〕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29页）。
　　　　〔6〕伯颜（Bayan）蒙古语意“富贵”、“幸运”。伯颜将军属八邻部，汉译名伯颜。
　　　　〔7〕马可·波罗认为他的父亲和叔叔可以建造这种机器（鲍迪乃译本II，470—476）；穆勒和伯希和译本（伦敦，1938，第318页）。（攻城武器指中国人称的“回回炮”。——译者）
　　　　〔8〕蒙古人围镇巢［常州］时，蒙军中有一伙基督教（东正教）阿速军，在发动新的攻势时，他们被中国人以多少有些奸诈的方式杀害（1275年6月）。伯颜因此被激怒，在1275年12月该城最后被征服时，为给这些阿速军人报仇，伯颜掠夺该城居民和库藏，分给受害者家属。参看《马可·波罗》贝内代托版第141页。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41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140页。
　　　　〔9〕《马可·波罗》波特埃译本，II，460；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313页。参考穆勒的《从杭州到上都》载《通报》（1915）第393页。
　　　　〔10〕根据忽必烈的旨意，上都的东面和西面各建一所行宫，供皇帝狩猎时居住，通常称为东凉亭和西凉亭。元朝皇帝每年夏季都驻上都，在这里举行诸王朝会、开诈马宴、望祭陵寝等重要活动，一般要到7月下旬才返回大都。——译者
　　　　〔11〕看布雷特施奈德的著作（Recherches…sur　Pékin）（巴黎、1879年），图III，V，第52页、84页。可汗之城，“汗八里”一名，像宫廷之城、“斡耳朵八里”一样，常常被突厥—蒙古人用来指王室驻地。在玄奘传的回鹘译本中，中国唐都长安也被译成Qan…baliq（汗八里）。A。冯·加拜因《玄奘传之回鹘译文》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语言—历史部分》（柏林，1935年）第30页。
　　　　〔12〕参考德米埃维尔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2（1924年），195上发表的文章。高宗王抵抗蒙古人的政策是大臣崔瑀授意的，崔瑀是自1196年就行使权力的世袭宫廷侍长家族中的最后一位代表。
　　　　〔13〕考朗特写道：“从此，高丽只不过是由本地统治者统治的蒙古的一个省。这些统治者们与蒙古妇女结婚、生儿育女，受蒙古居民的劝导，他们可以被可汗随意召到北京，或者被流放，或者被罢黜。他们说元朝的语言，穿元朝的服装，在他们身上完全没有高丽人的样子。”
　　　　〔14〕据《世界通史》（周一良主编，307页）：“1274年，忽必烈集合元军及高丽军三万三千人，船九百只，……在九州北部肥前（今福冈）的松浦郡登陆，……遭到日本军民奋力抵抗，被迫回船。”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译者
　　　　〔15〕参考J。默多克和I。山县的《日本史》（伦敦，1925—26年，3卷本），I，491＇TXT小说：＇92；还可参看N。山田的《蒙古入侵日本》（伦敦，1916年，附有日本著作和史书目录，第269页）。W。　G。阿斯顿摘译了（Taiheiki）片断。参看《日本文学史》（纽约，1925年70页）。有关这次战争的日本绘画，参看静也藤悬的《蒙古入侵画卷》Kokka（1921年）编号371—379。
　　　　〔16〕参考G。马斯佩罗的《占婆国史》（《通报》1911年，第462页）和分卷（1928年）17487页；伯希和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年）II，140页上的文章。
　　　　〔17〕蒲甘王焨苴，《经世大典·叙录》作帖灭的，又作答麻剌的微，缅史作焨苴。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向元朝表示臣服，贡纳方物。1296年遣子朝见元成宗，愿岁贡银、帛、驯象、粮食等物。——译者
　　　　〔18〕参考于贝尔的《蒲甘王朝的终结》（《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年第633—680页）；哈韦的《缅甸史》（1925年）第64—69页。
　　　　〔19〕伯希和翻译和研究了《真腊风土记》（《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2年第123页）。
　　　　〔20〕参考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4年）；G。科代斯《速古泰国的起源》（《亚洲杂志》I，1920年，242）。清迈国与速古泰国在汉语中分别又称为pape和暹国。
　　　　〔21〕梅拉书IX，452；N。　J。克龙的著作（Hindoe…jacaansche　Geschiedenis）（海牙，1926年，第352—359页）。蒙古人入侵爪哇时，苏门答腊的大公惊恐地短时期内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纳贡臣。参看弗朗德的著作（L'empire　sumatrarais　de　cricijaya），第231页。
　　　　〔22〕海都是贵由的弟弟合失的儿子。
　　　　〔23〕汉译名那木罕。
　　　　〔24〕汉译名昔里吉。
　　　　〔25〕窝阔台第六子也叫哈丹（Qada'an），为区别，把窝阔台第六子译为合丹。此处译为哈丹。——译者
　　　　〔26〕拉施特（据多桑《蒙古史》II，456）认为乃颜出自铁木哥，而《元史》认为出自别里古台。
　　　　〔27〕参看多桑《蒙古史》II，456，和埃德曼《铁木真》第569页。
　　　　〔28〕《马可·波罗》伯希和与穆勒译本，第200页；贝勒德托本，69—TXT小说：…—0页；参看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35页）。
　　　　〔29〕甘麻剌是中译名，他是忽必烈次子真金（《元史》译名）或称Chinkim（拉施特译名）的儿子。
　　　　〔30〕参考拉施特（据多桑《蒙古史》II，513；《元史》）；穆勒的《中国的基督教徒》第237—238页。
　　　　〔31〕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Hulagu”（旭烈兀）条目，第II卷，第353页。
　　　　〔32〕《马可·波罗游记》鲍迪乃译本I，236；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192。
　　　　〔33〕元代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凿通了山东济洲河、会通河，开北京通惠河。——译者
　　　　〔34〕《马可·波罗》鲍迪乃译本481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322。
　　　　〔35〕《马可·波罗》上引书，分别是345；I，250页。（指常平仓，始立于1269年，目的是“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译者）
　　　　〔36〕忽必烈即位后，使粮仓制度逐步完善。其中有赈济灾民的常平仓和义仓。义仓目的是“社置一仓，以社长主之，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社民”（《元史》卷96《食货志》4．《常平义仓》）。——译者
　　　　〔37〕《马可·波罗》鲍迪乃译本345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251。
　　　　〔38〕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由政府统一发行纸钞。他在世时，共发行三次，1260年7月的“中统元宝交钞”，1260年10月的“中统元宝钞”，1286年的“至元宝钞”。——译者
　　　　〔39〕赛夷阿札儿，赛哀丁乌马儿（汉译名赛典赤赡思丁，又名乌马儿），大约生于1210年，死于1279年。他在1274279年充任平章政事，管理云南。他的儿子纳速剌丁（Nasir　ad…Din，死于1292年）和哈散（Husain）继任他为云南省的平章政事（此处不是哈散，哈散为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是纳速剌丁和第五子马速忽，马速忽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见《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译者）。在穆斯林长官的统治下，有助于云南的伊斯兰教化。赛夷阿札儿本人就在云南兴建了最早的两座清真寺。看A。　J。　A。继西埃尔和勒帕热的《赛夷阿札儿史料》（Mission　d'Ollone；　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巴黎，1911）页20—203和维西埃尔的《赛夷阿札儿》（Revue　du　monde　musulman）IV，第2（1908、2）。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71；沙畹《蒙古时期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通报》1905年，第19页）。
　　　　〔40〕阿合马（汉译名）被谋杀前从1270至1282年掌权。桑哥（汉译名）大约从1288年至1291年为“理财”大臣。参考《马可·波罗》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214页，238页。（韩儒林《元朝史》下册第2页上说桑哥是畏兀儿人，而在第6页上又说他是吐蕃人。《元史》卷205，《桑哥传》对此未作记载，只记道：“桑哥，胆巴国师之弟子也。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蕃译史。”——译者）
　　　　〔41〕1303年未发行钞票，是1309年才发行“至大银钞”，以后仁宗即位时（1311年）又废至大银钞，仍以中统、至元钞流通。——译者
　　　　〔42〕《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70页。
　　　　〔43〕多桑《蒙古史》II，491，引自拉施特。
　　　　〔44〕萨囊彻辰，施米特译文，《东蒙古史》第113和115页。
　　　　〔45〕参看沙畹《碑文与文件》（《通报》1908，第382页）。
　　　　〔46〕八思儿，藏文意为圣者，犹指神童。他是乌思藏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班的侄儿。1252年，忽必烈征大理时，遣人到凉州召萨班，时萨班已死，八思巴于1253年应召，谒见忽必烈，留在王府。八思巴自幼学会念咒讲经，又从萨班学习显、密佛法和“五明”诸论，学识渊博。1260年，忽必烈封他为国师，1270年封他为帝师，从此一直到元末，世世以吐蕃僧为帝师。帝师领宣政院事，不但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而且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译者
　　　　〔47〕参看G。胡特《蒙古佛教史》（斯特拉斯堡，1892896年，2卷本）II，139；萨囊彻辰《蒙古源流》，法译文，施米特的《东蒙古史》第115页。
　　　　〔48〕伯希和《通报》1911年第671页上的记载（Les　‘Kouo…che'ou　‘maitres　du　royaume'dans　le　bouddhisme　chinois）。
　　　　〔49〕已知蒙语中最古的墓碑正是用畏兀儿文刻成，它现藏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被称为成吉思汗石碑。碑文注明年代约1225年。伯希和说：“史诗《蒙古秘史》只可能用畏兀儿文记录下来。《蒙古秘史》以汉译文和抄本留传下来”（伯希和《大亚细亚》，1925年第288页）。1908年伯希和在甘肃发现的1362年的伟大的蒙古石碑和收藏于法国国立档案馆的两封由波斯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金发菲利浦的信都是用畏兀儿文书写的。1246年，给英诺森四世的信上盖着贵由汗的印，印中的铭文也是畏兀儿文。参看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2923，第3—30页）。
　　　　〔50〕参看伯希和《古代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年页284）和《亚洲杂志》1925年93页上的文章。
　　　　〔51〕多桑《蒙古史》II，532，转自《史集》。（原文海山是阿难答的堂兄弟，但据《史集》第二册，286页，海山应是阿难答的侄儿。——译者）
　　　　〔52〕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参看施米特《东蒙古史》第398页；多桑《蒙古史》II，533。
　　　　〔53〕梅拉书IX，539。参看卡特勒梅尔在他的《史集》译本中的评论（巴黎，1836年），页189。（这份报导指的是西台御史李昌的报导。原文是：“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区，转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乞更正僧人给驿法，且令台宪得以纠察。”参看《元史》卷202《释老传》。——译者）
　　　　〔54〕蒙古政府以同样的方式优待以往被中国王朝所禁止的神秘宗教派别和秘密社团。在宋朝或多或少地受到迫害的异端派别帮助过新的王朝（指元朝）。反过来，他们不仅获得了信仰自由还得到正式承认为一个僧侣集团。于是，正是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在《元史》和《元典章》两种史书中，常常提到“白云教”和“白莲教”，以及净土宗。对道教派别和各种外来宗教，如聂思托里安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有许多介绍。参看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杂志》1913年，第364页）。
　　　　〔55〕《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70页。
　　　　〔56〕窝阔台、蒙哥和忽必烈的法令对和尚、佛僧、先生（道士），也里可温（聂思托里教士）和达失蛮（回教僧侣）享受免税和各种特权。参看德沃利亚《铭文注释》（《亚洲杂志》II　1896年，第396页）。沙畹《碑文和文件》（《通报》1914，637页）。鄂尔多斯蒙古人中的一个氏族，至今还保留着Erküt一名，即中世纪也里可温（arkagüd）一名的近代形式。老莫斯特尔特研究过这个氏族的成员，发现他们既不信萨满教，又不信佛教，他们崇敬一种十字架——卍形十字，他们自己也不明其意，表明他们对基督教模糊的记忆。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他们无疑是成吉思汗时期，在汪古部境的聂思托里安教徒的后裔（莫斯特尔特《鄂尔多斯地区》载《辅仁学志》1934年第9期）。
　　　　〔57〕中国用来记述基督教徒的词有迭屑，它来自波斯文Tarsā，唐代译为“达娑”，意为“信徒”，或“敬畏神的人”。（2）也里可温，即Arkagün。根据多桑的说法，13世纪的《世界征服者史》解释说，蒙古人称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中国作者用此词称景教徒，据推测，arkagün一词是希腊文āρπωγ的对音，或者是叙利亚口语arkhun（副主教）的对音。或者与土耳其语arkhun（肤色白的）有关系。本译文按元代称呼译为聂思托里安教徒。列班，是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法师、律师，对聂思托里安教徒的敬称。马儿·哈昔，又译马里·哈昔牙，叙利亚文，Mar意“圣”，hasiā意“使徒”，是对聂思托里安教大德（主教）的称呼。——译者
　　　　〔58〕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