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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帝国的涅盘-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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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巾军”之名，源起自北宋末年。时金军入侵中原，河朔山东义军蜂起，纷纷头裹红巾以战，遂被称为“红巾军”。后宋金绍兴和议，定南疆北界，竟置故国生民于不顾，坐使大河上下无数义民成为异域之人。无数故老遗民忍死南望，终究等不到王师北定中原，只空见区脱处处，洙泗弦歌之地，沦人牧狩。南宋大诗人陆游身历南渡之痛，临死做诗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然而“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虽然分裂的天下不久又重归统一，但终究不是汉家江山。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在崖山蹈海覆舟，十余万人同日死义，唱出了这个王朝凄凉而悲壮的挽歌。老战士陈某的经历，不过是当时千百万人生命历程的缩影。
元朝末年的这场大动乱，虽然以宗教为发起，但究其根源，还是在于民族感情的激发。
天下之纷乱仍在继续，虽然不再以大宋为号召，红巾为名号。乱世枭雄们纷纷据地称王称帝，然而他们都抹不掉自己身上或多或少的红巾印记。自称大汉皇帝的陈友谅、自称大夏皇帝的明玉珍、自称大周皇帝的张士诚、自称吴国公和吴王的朱元璋，原都是出身红巾军的将领。
朱元璋在安丰与吕珍作战时，不出刘伯温所料，陈友谅果然倾国东下。但他鉴于至正二十年江东桥之败，过于谨慎了，不是直捣朱元璋的大本营应天府，而是以全军围攻洪都八十五天之久——这就给前期战略失误的朱元璋以难得的调整部署的机会。七月，从安丰腾出手来的朱元璋，亲率主力二十万来援洪都，双方会战于鄱阳湖。当世的两大枭雄在这里苦斗了三十六天，鄱阳湖之战最后以陈友谅的战败阵亡而告终。这一战的结局，决定了未来天下的归属。
接下来，朱元璋东征张士诚，大获全胜，张士诚战败被俘。朱元璋亲自去看他，他闭目不发一言；朱元璋手下头号谋臣李善长去看他，还挨了他一顿骂。气极了的朱元璋遂将他乱棒打死，连尸首也烧成灰烬。在这次征伐中，朱元璋的西吴政权发布了一些相当有意思的文告。当时名义上还是龙凤政权中书右丞相的朱元璋，竟然直言不讳地称：“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其困，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直指韩山童等人玩弄“妖术”，这标志着小明王的存在已经成为朱元璋建立新王朝的绊脚石，于是瓜步谋杀案发生了。
从此，朱元璋绝口不提龙凤时代的往事，甚至连他在镇江西城打败东吴张士诚的纪功碑，也因为有龙凤年号而被捶毁，正史上更是把他和龙凤政权的干系清除得干干净净。从此，争天下的主题由虚无缥缈的宗教迷信蛊惑，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民族革命与安定统一，“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此时元朝内乱纷纷，外有扩阔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两支主力军自相残杀，内有顺帝父子争权不休。朱元璋趁此机会，南北并举，以徐达、常遇春率军二十五万北伐，以胡廷瑞、何文辉、杨璟、周德兴等南征。
公元一三六八年初，朱元璋派出的北伐军已攻占山东，南征军也降伏方国珍，攻取福建。在一片胜利的捷报声中，朱元璋于正月初四在应天府称皇帝，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他虽然下令禁绝包括弥勒教、白莲教、明教等所谓“邪教”，但到底也没能绕开这个“明”字。
大宋朝？那已经是个遥远的故事了，就让它随着岁月的风飘远吧！
第七章 小人物的大时代——闯王李自成
序言
在故宫的北边，有一座小土丘。元朝的时候，这座土丘要小得多，被称为青山，是皇家苑囿之所在。明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营建北京城，将开挖护城河所掘出的泥土，都堆积到青山上，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山也被改了个吉利的名字，叫做“万岁山”。
在万岁山之巅，向南望去，可以把整个紫禁城尽收眼底。当时这里是皇家巡游踏青之所，也是皇帝检阅军队或举行盛大庆典的观礼场。崇祯年间，皇帝每年总要临幸这里几次，在山上的万寿亭中检阅军队操练。
斗转星移，眨眼就到了公元一六四四年，这一年，是崇祯皇帝登基的第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凌晨，在北国暮春时节料峭的寒风中，飘荡着刺耳的火器射击声，喊杀声和伤者垂死的呻吟声。临近拂晓的时候，远远的皇极殿上，传来景阳钟浑厚而凌乱的哀鸣，钟声也送来了撞钟人的心绪——悲怆、沮丧而又怀着最后的期盼……他虽还没有死心，但也撑不了多久了。过好一会儿，歇斯底里的钟声终于停止了，只剩下浑厚的回响，在紫禁城的四壁间回荡不已。
又过了一阵子，有两个人慌慌张张地从东边爬上了万岁山，这两个人平时大概养尊处优惯了，这一点路就让他们累得不轻，只得坐在半山腰的一颗槐树旁喘息……
三天后，有人偶然路过这里，发现有两具尸体挂在树上，其中一具尸体披头散发，覆盖着整张脸，似乎有什么寓意。谁也不知道这两个憔悴落魄的过路人，在他们临死前，有过怎样的对白和感叹，看情形，只能推断他们是自缢的。
几个月后，崇祯皇帝的堂兄弟小福王由崧，在遥远的南方即位，那个自永乐皇帝以来废弃已久的备用都城，总算派上了用场。新皇帝给死去的崇祯皇帝评议的谥号是“思”，在谥法里，这是一个不好的字眼，“追悔前过曰思”。虽然在崇祯手上，大明朝灭亡了，但天子死社稷，他起码是坚守了岗位，比起在洛阳被俘求饶的老福王，逃跑的小福王，多少还算是勇敢。所以在前朝遗老看来，这个“思”的谥号是相当可恶的。
这个恶谥，恐怕是积怨已久的爆发。“思”宗崇祯皇帝的父亲光宗，和小福王的父亲老福王，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的父亲神宗万历皇帝，偏爱小儿子，一直想换太子，遭到大小臣工的反对，数十年间，朝堂之上为此争论不休。许多支持太子的人被打了屁股，但随即有更多的卫道士站出来。最后，神宗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离经叛道的念头，光宗获得了胜利，老福王则被自己的奶奶撵到封地洛阳。两房兄弟之间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此时江山易手，小福王正乐得趁机报复一把。
在小福王眼中，这江山本是捡来的，真个是“江山如许大，不用一钱沽”，倒行逆施一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位小福王，次年改元弘光，他是中国历史上顶不讨人喜欢的皇帝之一。
这一年，天下大不太平，看看年号就知道有多乱：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大西大顺元年，还要加上一个南明福王监国。
一、遥远时代的遗孑
话说“五胡乱华”之末，有代北鲜卑拓跋部一支入据青海东南黄河曲，后又迁徙到今陕北、宁夏一带，与当地各族融合杂处，其后世被称为“党项羌平夏部”。唐末黄巢之乱中，平夏部酋长拓跋思恭率军勤王，唐王朝以赐姓酬功，从此拓跋氏改姓为“李”氏。拓跋思恭的弟弟思忠，在与黄巢军的作战中阵亡，被唐王朝追赠宥州刺史（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南）。这个拓跋思忠，就是西夏王朝奠基人李继迁的高祖。
李继迁时当宋初，与太祖、太宗、真宗同时，他一生东征西讨，开拓疆土，是党项羌一位相当有作为的领袖，宋景德元年，也就是公元一零零四年初，他因为在与吐蕃人的战斗中遭偷袭，受到严重的箭伤而去世，死得也像是个英雄的样子。他的儿子李德明积极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到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的时候，党项羌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西夏王朝。
一二二七年，西夏被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所灭，其宗室被屠戮殆尽。从此，党项羌这个种族就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历史的尘沙覆盖了这个骁勇的种族留下的足迹，直到今天，我们对西夏王朝所曾经创造过的辉煌灿烂的文明仍然所知甚少。虽然作为一个种族，党项羌已不复存在，但这个种族的个体，却并未随着种族的消亡而消亡，他们相继融入了其他民族，比如说元初灭宋的大将李恒，就融入了蒙元。也许今天我们身边某个姓李的，就是那个古老种族的余脉。
陕西米脂县李继迁寨，是李继迁诞生的地方，住在这儿的人也大多姓李，自称是李继迁的后人。万历三十四年的八月二十一日，寨子里的住户李守忠的续弦妻子，生了个儿子，取学名叫作“鸿基”。传说有神灵托梦，称这个孩子是“破军星”转世。他出生那天，爹妈都梦见有壮士骑马闯入他家。大人物的诞生，往往会有些怪诞的传说相伴。
一个月后，鸿基的嫂子也生了个儿子，取名李过。再过三个月，鸿基的大哥，也就是李过的父亲鸿名因病去世。所以鸿基和李过，论辈分虽然是叔侄，论年龄却是兄弟。他们虽有来自遥远时代的帝王血统，但此时，他们只是大明王朝治下的两个小老百姓。如果不是碰巧出生在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他们也不过就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罢了。
鸿基长大后，给自己改名“自成”，所以后世称他为“闯王李自成”。三十八年后，这对叔侄纵横中原，逐鹿天下，推翻了大明王朝。
那，也是个很遥远的故事了。
二、大明帝国的夕阳
万历四十七年，也就是李自成十三岁这一年，大明王朝与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建州女真决战于萨尔浒。明军大败，关外猛将锐卒损失殆尽，数年间，辽东之局已不可收拾。从此，“辽事”成为大明王朝的痼疾。
所以若干年后，顾炎武唱到：“我国金瓯本无缺，乱之初生自夷孽。征兵以建州，加饷以建州。土司一反西蜀忧，妖民一唱山东愁，以至神州半流贼，谁其嚆矢由夷酋……”正是说的建州女真的崛起对大明王朝灭亡的推动作用。
由于与建州女真连年征战失利，大明王朝的财政几乎陷入崩溃，只好杀鸡取卵，采取“加派”的办法筹措粮饷。腐朽的官僚体系，又借机中饱私囊，搜刮无度，进一步导致民穷财尽。而陕北，本身地理条件差，工商业经济也不发达，土地又比较开阔，加派的负担相当重。屋漏偏逢连夜雨，崇祯初年，陕北又遇到大旱，老百姓无以为生，而官吏为完成财政征收任务，就这还要“严为催科”。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惨况。陕西籍官员马懋才给皇帝上书说：“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这是一篇很重要的历史文件，详细地说明了陕北“流贼”蜂起的原因。
明清之间的大诗人吴伟业，也曾在他的《绥寇纪略》中记载了一些人吃人的惨剧：“永宁民苏倚哥食父母”、南阳女子霍氏“以母而食女”，闻喜民杨雷“以父而食子”，张河图等人“杀人母子而并食”……
两千年前的孟子说过，“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这不折不扣是个“率兽食人”的年代。
不过这笔账，也不能全算到崇祯皇帝头上，《明史》说得好：“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相对于他爷爷神宗，父亲光宗，哥哥熹宗而言，崇祯还算是比较励精图治的一位。如果要说有什么毛病，充其量能说他缺乏政治经验，做事太急躁多疑，顶多算是工作能力不尽人意。崇祯做皇帝做得很认真，也很辛苦，他十七岁登基，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七年，这十七年里没过几天舒坦日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叫他爷爷旷工，爹爹短寿，哥哥贪玩呢？谁家摊上这么几个家长，也得闹出不少事来，何况是帝王家？所以南朝刘宋的小孩子皇帝，会可怜兮兮地对篡位贼们说：“愿世世勿生帝王家！”
谁说皇帝家的儿子是好当的？
崇祯皇帝登基后，面对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只能到处补窟窿。为了替这个民穷财尽的帝国省钱，他自己节衣缩食，每天加班不说，还和大臣们想了许多办法，其中有一条叫做“整顿驿站”。朝廷计划，通过裁减驿站和驿卒，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这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每年可以节省白银六十万两。裁减的结果是许多驿卒下岗——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把这事正儿八经地提出来讲，主要是因为下岗的驿卒中有一个有点特别，他叫做“李自成”。
李自成和李过叔侄俩小时候读过五年私塾，长大些了喜欢舞枪弄棒，还为此离家出走。
李自成干过酒佣，打过铁，当过雇工，给当地富户放过羊。但干得都不大好：当酒佣，“日沉醉”；学打铁，“又不成”；替人家耕田，枕着锄头柄睡觉；放羊吧，偷杀主人的羊来吃……二十一岁时当了驿卒，又经常出事故，骑死了好几匹驿马，还弄丢过公文。借了艾家的钱还不上，被鞭打，还给戴上大枷在烈日下暴晒示众……历史书上记载了许多关于他年轻时代的事儿，似乎都不怎么值得炫耀。用孟子的话说，这叫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
李自成十八岁时娶了个漂亮媳妇，不过对方已经是第三回嫁人了，而且还不大守妇道。一次被他捉奸在床，他没抓着奸夫，就单把淫妇杀掉了，这在当时叫做“捉奸须双，今止杀妻，于律不合”，于是吃了冤枉官司。他看看官司打不赢，愤而越狱逃出，和李过一起杀了审理案件的糊涂贪官艾同知，然后两个人逃到甘肃投军。到崇祯三年初的时候，李自成已经是甘肃军中的一个小头目，职务相当于今天部队中的排长。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绕过袁崇焕的关、宁防线，率后金兵入大安口，威胁北京城。袁崇焕星夜驰援京师，双方在城下展开激烈战斗，一时形势相当危急，明廷遂“征天下镇巡官勤王”。李自成所在的部队也奉命北上，走到金县，找地方上要给养，县令实在没钱粮应付过往的军队，竟避而不见。带兵的王参将亲自去找县令说话，等了好｛炫&书&网｝久也没见人。不耐烦的兵们就在衙门的院子里大叫大嚷造势，王参将觉得自己的兵有点过分了，就抓了六个人打了顿板子——其中有三个是李自成的部下。
李自成听说自己的兵给领导打了屁股了，很生气，认为王参将优柔寡断，没本事要到钱粮，只会打自己人。他就带了几个人，冲入县衙门，把县令抓了起来，准备送到总兵杨肇基那里去“说理”。半路上遇到王参将，双方又吵起来。李自成从要部队流血就要给兵们吃饱饭的角度上讲，认为县令就是渎职；而王参将则认为，地方上也有难处，大家要相互理解，不能使用暴力手段。其实大家的持论都有道理，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双方争执不下，正在气头上的李自成就拔出刀子把王参将杀掉了，然后率一些人哗变，投靠了农民起义军王左挂的队伍。
在那段时间里，军队因为不能及时发放粮饷，和地方上发生了很多矛盾，有不少部队因此而哗变。这些哗变的士兵走投无路，只好投身为“盗匪”。正是他们的军事技能大大提高了农民军的战斗力，使官军在今后的战斗中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
当时有位县长大人诉苦道：“突然给你发道公文，命令送豆麦几千石，草几千束，运交某部队；又来一道公文，让买健壮毛驴若干头，布口袋若干条，运交某部队；再来一道公文，让造铜锅多少口，买战马多少匹，运交某部队……可是费用该找国防部还是找财政部报账？这个没人管你，反正一说就是延迟则军法从事。”
你说说，被过路军队吃怕了的金县县令，敢出来见这帮愤怒的大兵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大明朝的灭亡，实实在在是经济上的破产。
三、从“闯将”到“闯王”
王左挂是当时有点名头的农民军领袖，号称“横天一字王”。不过此人志向不大，本事也一般，李自成投靠他一个月左右，他便打了败仗，投降了。李自成只好转投绰号“不沾泥”的张存孟。这位老兄也不是个像样的人物，首鼠两端，不能容人，还出卖朋友。李自成只在他那里待了两三个月。直到这年的四五月间，李自成和高迎祥走到一块后，他才开始在历史上不断留下自己的大名。
和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领袖不同的是，李自成在私德上，很少受到敌人们的谴责：他不怎么好色，也不太讲究享受和排场；尊重读书人，军队纪律也比其他“流贼”甚至部分官军都好，自身勇武而且相当富有谋略……所以他的队伍发展得非常迅速。
当时朝廷的意见也游移不定。大体说来，文臣主张“抚”，武将主张“剿”，大家还互相拆台，搞得起义农民军既剿不尽，也抚不完。
接下来的这两三年里，高迎祥、李自成和其他各部号称“三十六营”，主要在秦、晋二省活动。高迎祥号称“闯王”，李自成号称“闯将”。李自成在出秦入晋的战斗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农民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崇祯五年秋的官方奏报中，他已俨然与“三十六营”的盟主紫金梁王自用齐名了。
但此时明朝官军的实力还相当强大，曹文诏、左良玉等部的战斗力都相当强——尤其是曹文诏，农民军不少头领简直对他闻风丧胆。崇祯六年底，李自成等十几营农民军被明军压迫到黄河北岸涉县、武安一带，形势相当危急。
李自成派张妙手、贺双全等十二人前往彰德，向负责围剿的京营总兵官王朴、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诈降，表示农民军本来都是良民，只是因为天灾无以为生才走上了造反之路。王朴等人见可以兵不血刃地解决十几万农民军，十分高兴，立刻向朝廷奏报，并停止进剿。农民军各部乘机悄悄集结到黄河北岸。这年农历十一月底，黄河渑池境野猪鼻一段河面结了厚厚一层冰。二十四日，十几万农民军踏冰涉过黄河天险，击杀守河明军守备袁大权，进入河南境内。这一事件，史称“渑池渡”。从此，源自于陕北的农民起义，开始造成全国性影响。
明王朝以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专职负责围剿农民军。渡过黄河的农民军各部，在河南发展得并不顺利。河南巡抚玄默本人是个干练知兵的官员，措置得宜，大河以北的官军主力也纷纷尾随农民军南下，对农民军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却说高迎祥、李自成一支渡过黄河后，先是攻占了卢氏县城，又攻内乡，守城的知县艾毓初是李自成的陕北米脂同乡。不过这两老乡相见不是眼泪汪汪，而是分外眼红的那种。前面我们说过，李自成和艾家是有仇的——借艾家的钱没还上，被戴上大枷站在烈日下暴晒，还因为官司杀了糊涂官艾同知……目前的内乡艾知县，后来的“剿贼”名将艾万年，这都是米脂艾家的人。费密的《荒书》中还记载，李自成年轻时，曾中午在艾家门口袒胸露乳地午睡，艾家送客出门，责其不雅。李自成气不过，第二天跑到艾家门口撒尿，结果被庄丁抓到院内毒打，打完还把他系在木桩上大半天。艾家的小儿子吃着馅饼出来看热闹，李可怜兮兮地向小孩子讨饼吃，小孩子却骂道：“宁可给狗吃，也不给你吃……”官至副总兵的艾万年，也承认他和李自成确有“宿怨”。
所以李自成攻内乡，似乎是专找人麻烦去的。艾知县也知道来者不善，和当地乡绅拼命防守，高、李连攻十天不下，埋大炮“滚地龙”于城外，城中燃线发之，农民军损失惨重，被迫撤围他去。这是一次极不成功的爆破攻城作业。
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在河南活动了两个多月，便经由湖广、四川回陕西。崇祯七年的夏初，高、李、张等部数万人，因不熟悉地形，误入兴安（今陕西安康）的车厢峡，被尾追的明军堵在峡里。车厢峡“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陈奇瑜指挥明军，将农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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