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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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共进会会长刘公家里给他五千两银子，叫他去北京买个官当。刘公对买官没兴趣，但对于有人建议他把这五千两白银交出来做起义经费，也不大乐意。于是几个会员骗得他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后，彭楚蕃拿到手上，威胁他如果不捐出银子，就拿这个为证向官厅告发他。刘公又好气又好笑，只好交出银子。起义前商定，胜利后成立湖北军政府，都督是他的。

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骨干六十余人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共进会机关商定起义计划，决定10月6日中秋节动手。
之所以选在中秋节，是因为自朱元璋推翻元朝以来，“八月十五杀鞑子”就在民间流传不息。
详细计划，先打哪再打哪之类，不交代也罢，因为武昌起义几乎没有、也没法按这个计划进行。从前次黄花岗起义经过也可看出，“计划没有变化快”，不仅在经济上，在军事革命上更是这样。
筹备起义的会议结束才？一小时，这个计划就几乎泄露了。
几个士兵为回乡休假的战友送行，喝酒猜拳，大呼小叫，被排长一顿臭骂。这些兵等排长骂完走后气鼓鼓地朝天连放三空炮撒气。这本是个酗酒滋事的小事，可军中党人极多，也隐约知道最近要有行动，听见突然炮响就不由往起义上议论。军营这样人群集中的地方最易把话传开，“要起义了”的消息迅速从军队传到了社会上，以致于汉口的报纸上竟登出了“中秋起义”的消息！

驻武汉的湖广总督瑞澄闻讯赶紧一边去电向北京报告，一边加强戒备。他下令，中秋节提前一天过，八月十四就发月饼，中秋节那天假日取消。
起义组织者的心已经悬起来了。接下来，起事在即，起义总司令蒋翊武所在的部队却要开往岳阳，蒋难道能说，“我10月6日还要领导起义呢，我不走”吗？而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都没有按时赶到武汉。临时司令部只好决定：起义延期，10月11日举行。
这个计划又落空。10月9日，正在孙武带人制造炸弹之时，刘公的弟弟刘同，叼着颗香烟晃荡进来，要欣赏老孙的制弹艺术。抽完烟后，刘同糊里糊涂把一个盛火药的盆子当烟缸，随手把烟蒂扔了进去。顿时轰地一声，火焰窜起，把个孙武满脸烧得七荤八素。众人赶紧抬起孙武跑出，火一发不可收拾，引来了俄租界的巡捕。
遗留在屋内的起义名单、旗帜、文告全部落入俄巡捕之手。
随军开拔岳阳的起义临时总司令蒋翊武这天早晨回到武昌，中午就得到凶讯：起义名单落入俄巡捕之手，马上就该送到湖广总督面前了！蒋翊武立即下令：就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

这个命令有没有送到武昌城外是很难说的。湖广总督瑞澂接到俄租界转来的起义名单、旗帜和文告，立即下令关闭武汉三镇城门；另外，军队停止一切外出和休假，加强管控。
到了晚上12点，约定的炮声没有响起，起义指挥部的门倒被拍得震天响，开门一看：清兵！
起义没有发动起来，司令部倒几乎被一下连锅端掉了。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等？二？十余人被捕。
时间进入了1911年10月10日。
这天的清晨是血色的，刘复基、彭楚蕃、杨宏胜在督署门前被斩首示众。

二十五岁的湖北鄂城人彭楚蕃站立受刑，头落地而身体不倒；二十八岁的湖南常德人刘复基受审时骂声不绝，就义前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二十六岁的湖北襄阳人杨宏胜听判后说：“好！要杀便杀！你们奴才不久就要跟随老子了！”就义时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
这让整个封建帝国颤抖不已的英雄豪气，成为武昌起义胜利的先声。
已完全掌握情况的湖广总督瑞澂部署按照名册抓人。同时，瑞澂拍电报到北京清廷，得意洋洋地报告说，企图“八月十五起义”的乱党，现在已经被他搞定了。
武昌街头，抓捕革命党的军警横行，城市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三颗头颅高悬示众，鲜血还在淋漓。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紧张得面色惨白，既然名册落在敌手，那么抓捕的魔爪伸过来就只在转眼之间！就这么等抓、等死吗？
死中求活，奋起发难！人人心中都在这样想，没有指挥部了，没有组织领导了，自发的联络在军中暗地进行着。

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带着两护兵来到营房。陶启胜的弟弟陶启元是革命立场，他感觉立即要有大事发生，就通知哥哥遁走避避，并随口说了他哥排里的金兆龙是革命党。不料陶排长十分忠于清朝，来捕金兆龙了。
陶启胜先和颜悦色地叫出金兆龙，然后脸一沉：“好小子，你胆子不小，竟敢造反！捆起来！”
被护兵捆绑的金兆龙一边挣扎，一边朝周围喊道：“还不动手，等到什么时候？！”
不能再等！旁边的革命党人士兵程定国使劲一枪拖，砸在陶启胜脑袋上，顿时血流如注；程定国又调转枪口，朝陶启胜“怦”地一枪！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划破了漆黑的夜空。

闻声赶来的革命党人、班长熊秉坤正与身负重伤、狼狈逃窜的陶启胜相遇，熊秉坤也拔枪朝他就是一下。
这两声枪响就是武昌起义的发令抢。在大搜捕中如热锅上蚂蚁的新军中革命党人激动地纷纷一跃而起：“起义了，起义了！”
辛亥革命的大幕正式拉开。
熊秉坤吹响哨子，集合了四十多人，向楚望台军械库进发；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第十一营点燃马草，向城内扑去；第二十九标也杀奔楚望台。几路人马汇合，击退不多的守军，拿下了楚望台军械库。数万支枪，无数子弹、炸弹掌握在革命军手里了。
在楚望台军械库，第一批起义士兵中职衔最高的左队队长（连长）吴兆麟被推选为临时总指挥。

半小时后，革命军占领楚望台南的宪兵营。起义开始时还在犹豫观望的各部队士兵也揭竿而起，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两千多人。
革命军兵分三路，向湖北清政权的标志——湖广总督署发起总攻。
守卫总督衙门的卫兵有几百人，在革命军的炮火中拼死抵抗，总督瑞澂在院内团团打转，连说：“炮弹不长眼睛，炮弹不长眼睛！”终于不顾体面，命手下在衙门后围墙上打开一个洞，带卫兵钻洞而出，出文昌门直奔停在江边的军舰。
总督就这么跑了，第八镇统制张彪本来手上还有不少军队，顿时也象泄了气的皮球，再无斗志，退守汉口刘家庙。
一夜战斗，第二天早上，武昌城内街道遍插革命旗帜，黄鹤楼上升起一面鲜艳的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代表长城以南的十八省，这是第一面民国旗帜。
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在武昌轰然倒下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起义前的形势那么凶险，起义的胜利又来得这么③üｗｗ。сōｍ快，人们不禁要问，武汉的清军怎不来扑灭？武汉清军有多少兵力？
驻扎武汉的清军共有四个单位，分别是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黎元洪）、巡防营（瑞澂直接统率）和水师（统领陈得龙），一共是二十三个营、两个队，总兵力大约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竟达到了五千七百多！而且天赐良机，因为四川爆发“保路风潮”，部分湖北新军在那时调入四川，武汉是防务最空虚的时候。
四川保路运动，是这个1911年中国又一大事，时间上处于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之间。我们看到，东南沿海的起义被镇压之后，西部的四川却立即唱响了反抗的强音，真正叫此伏彼起。
1902、1903年间，那还是光绪皇帝的时候，清政府下诏允许铁路民间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到1911年，仅四川募集的股金就达白银一千二百四十万两。
不料1911年月，摄政王载丰根据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拟订的“铁路国有”方案，颁布上谕，宣布将铁路干线都收归国有，只有支线才允许民办。
盛宣怀这一政策的依据是，中国民间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效率低下，必须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交由富有经验和技术的外国人来办。
在粤汉、川汉铁路这两条铁路的筹办过程中，几省人民吃够了苦头，期待的就是铁路筑成后的收益。清政府一纸文书，顿时希望破灭。尤其激起民愤的是：对川汉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不许四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也就是说：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
民怨沸腾中，有传言又火上加浇油：粤汉铁路北段川汉铁路广宜段，将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清政府以此换取六百万英镑的借款，而在这一过程中，主事的有关官员在办理铁路出让中可以获得大额回扣！

切身利益的受损，民族自尊的受伤，再加对腐败官场的愤恨，怒火和怨气席卷了西南、中南乃至海内外。
湖南绅商群起争路，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迫使湘抚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在上奏遭到申斥之后，各界群众相继罢工、罢课、罢市，全省拒交租税。湖北商民亦群起抗争，提出“存路救国”口号。广东市民痛斥朝廷出卖路权，并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以示抗议。留日中国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表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
在受害最大的四川省，6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并连夜即发通知，第二天即宣布成立。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两千多人到会。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罗纶登台后向满场一揖，开口说道：“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被派来弹压的警察手中握枪，眼里掉泪。
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会长为罗纶。

蒲殿俊是个立宪派，本反对革命，但清王朝的行为把自己人也推到了对立面上。
保路同志会成立当天，全体出席者前往布政使衙门请愿，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亲自出来接见请愿者，对他们表示同情，答应代为力争，说他只要在任一天，就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王人文立即上书说明情况，摄政王的答复是“奉旨留中”。所谓“留中”，就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再奏盛宣怀一本，说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要求“严治其罪，以重国典”；并为保路同志会说情，说他们只是言辞激烈，从来没有扰乱治安。
清廷回复：借款合同绝无反悔之理，四川人如果再闹，就拿你王人文是问。

请愿无效，保路风潮越刮越猛。正直的王人文先被免职“候讯”，后被扣留在西安“听候查办”，幸好武昌起义马上爆发了，手忙脚乱的清廷将他革职了事。
民国后，王人文在天津隐居几十年，与世无争。
保路斗争一直在立宪派蒲殿俊等“文明争路”的指导方针下进行。以几十万两白银买来川汉粤汉铁路督办肥缺的端方，却以他一纸奏章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端方的奏章写道：“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近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他还把这一赤裸裸强奸民意奏章给蒲殿俊看，要蒲殿俊等死心。
8月25日，蒲殿俊将端方奏章内容在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议上报告，顿时全场开锅，痛骂声、嚎哭声、捶胸顿足声、掀桌子砸板凳声响成一片。

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由此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成都城内，家家户户门前贴上了当年下诏允许民办铁路的光绪皇帝的牌位，左右各有六个小字：“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这都是当年诏书上的原话。有人头顶光绪牌位，满街走动；还有人在街心搭起席蓬亭子，里面供奉上光绪牌位，官吏们不敢骑马坐轿经过，只好步行或绕道。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
四川总督是赵尔丰，此人在永宁道上捕杀会党一百多人，人称“赵屠户”。对待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他倒想以怀柔手段化之，但清廷严催镇压，赵尔丰就于9月7日向蒲殿俊、罗纶等九位保路同志会领袖下请帖，予以诱捕。
罢课罢市的市民一直按同志会领导人要求，在抗争中不群聚，不暴动，不打教堂，不侮辱官府，不关日用品店。看到领袖被捕，数千人手捧光绪牌位，到总督衙门一排排跪下，为九位领袖求情，要求放人。

数千人围跪在衙门前，赵尔丰惊慌失措，指使人在衙门边街道放火，以便事后诬陷请愿者；同时，命人向跪在地上的民众丧心病狂地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十二人！
保路运动，从“文明争路”走向了武装反抗。
成都血案后，有人裁取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然后一块块投入锦江中。一天工夫，这份“水电报”立即传遍川西南。
烈焰喷发了！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前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先声，因为保路运动，湖北新军调入四川，致使武昌首义一举成功；而武昌起义的胜利，有力支援了四川的斗争，到11月27日，辛亥革命的大潮中，成都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再回头继续说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虽然胜利，但清廷立即会调集重兵围剿，武汉社会上一片混乱，起义军还要跟海内外各方力量打交道，亟需成立一个统筹、指挥、管理的领导机构，也就是起义前计划中的湖北军政府。吴兆麟、熊秉坤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军政府的都督由谁来当合适呢？
起义筹备时商定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的蒋翊武，在10月9日指挥部被端之时爬上屋顶，从邻屋屋顶跳下后被捕，后来居然让他在押送途中借机翻出巡警署花园围墙逃走，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参谋长孙武，制炸弹时被刘同抽烟引起大火，孙武烧伤，现在正在汉口，脸上包着一脸的纱布；
起义前已定为都督人选的刘公，现在他也在汉口，和武昌大江相隔；
深孚众望的领袖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等人也都不在武昌。
那么，熊秉坤、吴兆麟自己呢？他们是带头发动起义的，又奋战一夜，劳苦功高，可不可以当都督？
带头发难的这几位基层军官认为：他们里职衔最高的是连长吴兆麟，熊秉坤只是个班长，都人微言轻，分量不够，压不住阵脚，号召不了群众。如果大家都知道搞造反的是几个小兵蛋子，都不会景仰和跟从，别说扩大战果，连起义军都有散伙、内斗的危　3ǔωω。ｃōｍ险；而如果知道这场起义是个大人物带头，立即就能凝聚人心。

应该说他们的考虑是入情入理、非常切实的。一个风险这么大的行动，没有一个分量重的主持人，很难把人聚拢、调度指挥。当初孙武筹备起义之时，因为他的名字跟“孙文”正好相对，人们传说他是孙文的弟弟。孙武将错就错，默认下来，一时“孙文派他弟弟孙武来领导我们起义啦”的说法流传军中，革命士兵们都很兴奋，军心大振。
那现在推谁出来当头领合适呢？起义士兵想到了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要求他出来做一把手。
汤化龙心中盘算，这场起义暂时胜利，清兵随后就会扑来。如果最终成功那就是开国元勋，但如果失败那可就是必死无疑、牵连九族的头号反贼；开国元勋固然吸引人，但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了。于是他委婉地拒绝了。
这个时候，咨议局议员刘赓藻提出了一个人，认为他十分合适当这个都督。
这个人就是黎元洪。

黎元洪是清朝驻武汉四大军事单位之一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旅长），在全国只算中级军官，在武汉却就是巨头。他有长厚的口碑，不爱说话，也不多事，对士兵知道爱护，在武汉军界素有威望；另外，他还有两大优势：一是他是湖北黄陂人，当湖北军政府级蕉院�北人有亲和力；二是他平时对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睁一眼闭一眼，革命派对他也不抵触。縝r》几番“考察”，处处合适，这个黎元洪简直就是为给大家当头领而存在武昌的！
于是，大家分头去找起义后不见踪影的当时的黎协统、明天的黎都督。
被起义士兵逼成都督、后来成为民国副总统的黎元洪武昌起义时在干什么呢？
武昌起义枪响后，黎元洪坐镇他的第二十一混成旅司令部，并不带兵围剿起义士兵，但严防自己手下士兵参与起义。一个前来联络的起义士兵被抓住，押到黎元洪面前；黎元洪亲自动手，将这个叫周荣发的士兵杀害在会议厅众人当面。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士兵本跃跃欲试就想哗变，黎元洪血淋淋这么一刀，立即震慑住了众人。

是支持起义还是反对起义？在那紧急时刻，是清朝军官黎元洪必须表的态，他再不愿多事、再爱护士兵，只要清朝没倒台，他就得这么干，否则，上峰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黎元洪聆听着营外的起义枪炮声，他部署士兵站到营墙上严阵以待，下的第一个命令是：“如有人来攻，就开枪打！”
过一会，营外枪炮声更大，他下了第二个命令：“如有人来攻，不可还枪，只可用好话把他们劝走。”
枪炮声越来越大，很显然起义没被扑下去，已经要成气候了。黎元洪下了第三个命令：“如有人来攻，你们便退守营房。”
说完，他退出司令部，换上便装，跑到参谋刘文吉家里躲着去了。

黎元洪知道武昌完了。
武昌完了，可他老黎却发大了。第二天，刘文吉家被起义士兵包围，黎元洪被搜出。老黎被士兵围在中心，以为是要杀他，汗流浃背地说：“我平时对你们不差，今天你们何苦来为难我！”士兵们告诉他，是来请他去“主持大计”的。
黎元洪呆了半晌，好不容易脑子才转过来，原来是逼他出头当造反一把手啊！就赶紧说：“此举事体重大，务要慎重。我不是革命党，我没有做都督的资格，够资格的是孙文，你们何不接他来担任都督？”
士兵反复相劝，黎元洪只是把个脑袋摇得象拨浪鼓。一则他怕担这天大的谋反责任，二则他也是清朝“培养”起来的，做为清朝中级军官，忠君思想总是有的。谋反是大逆不道，要转眼间把接受了一辈子的封建道德颠覆，他也的确做不到。
黎元洪绝不松口，就是不当这个都督，起义士兵不再多说，将他“拥”到楚望台。吴兆麟带着部队向他敬礼，他反劝诫起吴兆麟：“你们为什么这样胡闹，革命是要诛戮全家的，你学问很好，资格也深，万不该闹革命！”

士兵们都傻了眼：不是说我们这次起义就是他黎元洪领导的吗？吴兆麟忙向大家解释说：“黎都督很爱护我们，刚才的话其实是关照我们，让我和都督谈谈。”
革命军把他软禁在军政府（在原湖北省咨议局）。直到10月13日，黎元洪仍不肯就职。软禁中他一言不发，也不吃喝。革命士兵渐渐都没了耐心，说这个黎都督像在做新娘；更有人火大，说这次起义清朝大点的官全他妈跑个精光，没过痛杀狗官的瘾，这个姓黎的再不识抬举，就做掉他！
革命军要出安民告示，找黎元洪签字。黎元洪面如土色，双手颤抖，连说：“莫害我，莫害我！”李翊东不管他，径自提笔，替他签下一个“黎”字。

随着汉口、汉阳先后光复，武汉三镇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估计革命形势不错，又怕坚辞不就的话革命党人真杀他，黎元洪的心开始松动了，他主动跟看护着他的士兵攀谈起来。陪着他的甘绩熙说：“让你当都督是抬举你。革命成功了，你可做华盛顿；革命不成功，你可做拿破仑，你很讨便宜呢！你再不下决心，我们就以手枪对你。”黎元洪答道：“你年轻人说话不要太激烈，我在此近三日，有什么事对不起你们？”
另一起义士兵陈磊颇有锋芒地说：“都督没有对不起我们，但是你的辫子尚未剪去，你身为都督该作一个模范，先去辫子以示决心。你自到军政府茶饭不进，今有一言奉告，现在是民国了，你尽忠民国便是开国元勋，若尽忠满清，就该早点死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