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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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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鲁迅那样的智慧和才华，却只获得这样一份命运，造物主对他的态度，实在不能算是宽厚。也许孟子说的真有道理，天将降大任给一个人，总要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狠狠地折磨他一番？也许命运之神已经看中了他，要选他充任宣告民族和文化衰亡的伟大先知，要请他著作现代中国人历史悲剧的伟大的启示录，才特别给他品尝这许多严酷的遭遇，推他入深广的绝望和悲哀之中？说不定，那一股他屡想驱赶，却终于不能赶远的“鬼气”，正是造物主派来提醒他谛听命运启示的“提词者”？
但是，鲁迅却似乎不愿意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在他一生的某些时刻，尤其是那些他完全看不到出路的时刻，他曾经谛听过命运的启示，也曾经在静夜中，顺着命运启示的思路，深入地体悟过他的悲剧，以及缩影在这个人悲剧之中的民族、社会和文化的悲剧。当这样的体悟压得他艰于呼吸的时候，他也曾经写下过其中的一部分，想靠这隐约其辞的吐露和宣泄，来减轻那体悟的重压。他的《孤独者》一类的小说，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他的那些“鬼气”弥漫的杂感、随笔和通信，还有像《亥年残秋偶作》那样的诗，就都是这吐露和宣泄的结果。但是，这一切都是被迫的，是他在绝望中没顶时候的不自觉的挣扎，一旦他能够浮出水面，他就会推开命运的启示，另外去寻找一样价值，紧紫地抓住它、用它来将自己拽出绝望的深坑。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他就不会愿意沉静下未，而总要上下求素，哪怕只是找到一条不成形的上路，他都会急切地跨进去，尽可能迅速地逃离那对人生悲剧的阴郁的体悟。因此，你今天来看，他一生部落在命运之神的牢牢的掌握之中，接连碰壁，走投无路，可在他自己，这一生却正是不断地拒绝命运的启示，不断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的一生。一九一八年，他从绍兴会馆的“待死堂”逃向启蒙主义的呐喊队；一九二六年，他又从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温暖明亮的南方，一九三０年，他更从孤寂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的营垒。倘说逼他从日本回国，又推他陷入绍兴会馆那样的“待死堂”，命运之神是第一次向他清楚地显示了自己的启示，那我就正可以用这三次逃离，来概括他此后二十年的精神历程。
当然，这三次逃离都不成功，它们给他的打击，也一次比一次更沉重。以至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再一次陷入了“鬼气”的包围，不得不重新面对命运的启示。他所以会写下那样七条“遗嘱”，就说明他已经领会到了这启示的雄辩的力量。但是，倘若疾病不是那样快地夺走了他的生命，倘若他不是衰老到无力编织新的理想，他会不会再作第四次逃离呢？无论怎样睿智的人，恐怕都难以否定自己大半生的努力，而一旦习惯了特定的社会角色所规定的人生轨道，再要脱离出来，也绝非容易的事。看到鲁迅那样发着烧，躺在病床上，还愿意公开表明与共产党的联盟态度，我就不禁要推断，倘若他再多活几年，大概多半是又要推开命运的启示，再作一次艰苦的逃离吧。他迟早总会看清楚自己的命运，但他不会愿意正视它，终其一生，他大概都是一个竭力要拒绝命运的人。
造物主还是太粗心了。它似乎只想到鲁迅的资质足够担负它交给他的使命，却没有想到，一个人最终走什么路，并不是阜凭资质就能够决定的。人是历史的产物，这不单指他的肉身和天赋，更指他的精神和修养。到鲁迅出生的时候，历史已经将一个差不多延续了三千年的文人传统摆在他身边，他一出生、这个传统就紧紧地拥抱他，亲热地向他低话，摩挲着他的肩膀，陪伴他一步步跨进人生，你想想，单靠他后来学习的那些零零落落从西方传来的思想观念，怎么可能抵消这个精神传统的熏陶和浸润呢？不单是他，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到今天的数量更多得多的知识分子，又有谁真能够摆脱这个传统呢？因此，鲁迅虽然摆出了激烈反传统的姿态，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他自己的头脑，却依旧浸在中国文人的一传统之中。即便他靠着和许广平的爱情，终于挣脱出旧式伦理规范的束缚，一旦他们同居了，建立起新的家庭，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就还是不知不觉显出了传统文人的习惯。如果拿他当年鼓吹妇女解放的言论，来对照他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他自己大概也要承认有许多不符吧。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他在一九二五年说：“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２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既然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鲁迅当然就难以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中国的文人是聪明的，也是敏感的，他们对自己置身的世道，从来都能看得很透彻，但是，他们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愿意长久地正视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真实命运。他们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消解自己对命运的真实感受，来减轻这感受对自己的精神重压。在先秦时代，孔子式的理想主义，庄子式的虚无主义，就是其中较有效用的两个办法。两千年来，一代一代的文人就是靠着这些被鲁迅称为“瞒与骗”的思想方法，度过连绵不断的深重苦难，一直到二十世纪也还是如此。在整个二十世纪人，中国人分明是遭遇了那样一份悲惨的命运，战乱，灾荒，专制，腐败，生态环境愈益恶化，精神活力日渐枯萎，似乎有一股巨大的惯性冲力，将整个民族和文化部推到灭亡的边缘，而且这冲力还越来越大，简直看不到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住它。可是，你看看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几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衷于鼓吹乐观主义，似乎中国并非是没人黑暗，而是在迎向光明，他们用各不相同的嗓门叫喊：前面不远就是那“现代化”的天国，大家只要照我说的做，就一定能三步并二步地跳进去……当然也还有另外的知识分子；能看出这些叫喊的虚伪和浅薄，但他们大部避入了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方向，中止了对中国人真实樟遇的紧张的探究。一部现代中国的思想历史，竟几乎全是这一类有意无意的隐瞒和逃避，在这个人人都闭上了眼睛的对代，鲁迅能够是例外吗？
我原先以为他能够。他如果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怀疑和悲观，沉浸人他对个人、民族、社会和文化悲剧的独特的体悟，不是急于推开命运的启示，而是认真地谛视它，倾听它，在心里反复地咀嚼它，将全身心都投入对它的领会之中，他是不是就能向世人提供一种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既非乐观主义，也非虚无主义的透彻的启示，使我们后人在精神上少走许多、弯路呢？但我现在明自了，这其实还是妄想，鲁迅不可能做这件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中国还不会产生一种能够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发扬到底的人。
承继着几千年的苦难的记忆，又亲身经受了一百多年的持续的沉沦，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立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都不免沦为肤浅——来鼓舞和麻痹自己，以至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我想，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鲁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向我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一九九二年七月上海
１鲁迅：《死》，《且介亭杂文未编》，一百二十页。
２鲁迅：《通讯》，《华盖集》，十八页。
跋
《鲁迅传》是早已经交稿了，我却并没有感到轻松，相反，心头好像总梗着一团不满，甚至一种隐约的不快。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几天前的一个夜晚，一位朋友皱着眉头对我说：“从你最近的文章看，你太激愤了，有些议论也太尖刻，以至你的文字蕴蓄的意味，反不如从前”，我方仿佛彼猛然点醒，一下子明白过来。这几年，我的心绪确实不大好，社会、历史之类的大现象自不用说，就是周围的种种人事，也每每令我感觉到人性的脆弱和希望的渺茫，情绪就不由得激愤起来。我的笔向来很慢，常常一个月也写不了几千字，可这一回写《鲁迅传》，将近二十万字，不到八个月就写完了，这在我简直是神速。起初我将这归结为准备的充分，差不多十年前，我就想写这本书了，后来又归因于传记的形式，毕竟不是做论文，写起来自然快得多。现在我明白了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和传主的情绪的共鸣。鲁迅的痛苦是极为深刻的，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正是那愤世嫉俗的忿懑之情。对像我这样几乎是读着他的著作成长起来的人，他的思想本来就特别有震撼力，偏偏我自己的心绪又是如此，他的忿懑就更会强烈地感染我。我当然是在描述他的痛苦，但这痛苦也是我能够深切体会，甚至是自觉得正在承担的，你想想，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写作状态
认真说，我有时候也为鲁迅的激愤感到惋借。别的且不论，单在文字上，他就常常因这激愤而减损了议论的魅力，锋利有余而蕴蓄不足。他的杂文当中，最有份量的并非那些实有所指的激烈的抨击，而是像《春未闲谈》、《灯下漫笔》那样寓意深广，态度也更为从容的“闲谈”。当然，心情并不由人，鲁迅就解嘲似他说过，好心情都在别人那里，实在是无可奈何。即如置身今天这样的现实，一个人要始终平和，怕也很难做到。但是，你却不能让激愤占满你的心胸。极度的激愤，正意味着抬高那使你激愤的对象，你会不知不觉地丧失冷静地透视对象的心境，丧失居高临下的气势，甚至自己也变得视野窄小，性情狭隘。激愤固然给人勇气和激情，却也容易败坏人的幽默感，使人丧失体味人生的整体感和深邃感。我甚至相信，这是严酷的生活给人造成的一种深刻胁精神创伤，因为它正是来自于绝望，而且和疯狂、和丧失理性相距不远。一个激愤的人，固然能成为指斥黑暗的不妥协的斗士，但他最终还是会被黑暗吞没。我所以心头始终梗着那样一团不快，恐怕也就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创伤还远没有消失。
面对我看到的人生，我很难消除心中的激愤，但为了能真正有力地园应这个人生，我又必须抑制自己的激愤。我希望自已有能力承担起这种心理矛盾，因为正是在类似这样的矛盾当中，才有可能逐渐培养起治愈精神创伤的足够的生机。
一九九三年四月上海
附录鲁迅生平提要
一八八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诞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取名樟寿，字豫山。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思想颇为开通6母亲鲁瑞（1857一1943），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一八八六年
本年由叔祖周玉田开蒙，进周家自设的私塾读书。按照祖父的意见，除习字、对课之外，主要是读《鉴略》。
因原名豫山与“雨伞”谐音，改为豫亭，后又改为豫才。
一八九○年
本年继续在本宅私塾读书。因课余在周玉田家中看到许多杂书，引起了欣赏和搜集图画书的兴趣。
一八九二年
二月被送进据说是绍兴城内最严格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除在课堂上读经史之外，还读小说，看画谱，并逐渐养成了影描小说书上的插图，直至整段整本地抄杂书的爱好。
一八九三年
秋天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为免受牵连，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
一八九四年
四月由避难地返回家中，仍进“三味书屋”读书。
冬天一父亲吐血病倒。既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药房，领略冷眼和侮蔑。
一八九六年
十月十二日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
一八九八年
春天在家练习八股诗文，送去“三味书屋，由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批改。
五月离开绍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念书。
改本名樟寿为“树人”。
十一月因不满江南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退学回家。
十二月十八日参加会稽县的县考，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
一八九九年
一月再会南京，改入矿路学堂念书。课余则常习骑马。
一九○一年
本年仍在矿路学堂念书。开始到学堂内的阅报处翻阅《时务报》等宣扬新思想的报刊，并买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林纤翻译的外国小说，读得入迷。
一九○二年
一月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
三月离开绍兴去日本留学。先人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
十月与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的病因及其解救办法。并经常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反清的革命者的演讲会。
一九○三年
三月作《自题小像》诗。
六月在留日浙江籍学生主办的《浙江潮》上发表编译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
十月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此会即为后来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的前身之一。
一九○四年
四月在弘文学院卒业。
九月入设在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
一九○六年
三月从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退学，返回东京，一面学习德语，一面阅读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
六月奉母亲之命，回绍兴与朱安结婚。婚后不几日，便与周作人再赴东京。
秋天与许寿裳、苏曼殊等人筹划办《新生》杂志，但因经费无着，稿件匮缺而作罢。
一九○八年
夏天继续在东京读书学德语。
从夏天开始，每星期日往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听他讲学，历时大约半年。
一九○九年
三月二日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
七月二十六日《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出版。
八月为了负担家庭经济，离开日本回国，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
回国后，就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员，兼任日籍教师的翻译。
一九一○年
五月祖母病逝，回家主持葬礼，诸事都依照旧可办理。
七月辞去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教席，回到绍兴。
九月担任绍米府中学堂的监学，兼教生物课。
一九一一年
七月辞去绍兴府中学堂职务，失业在家。
十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席卷全国，绍兴城内一片混乱，遂应府中学堂学生的请求，回校暂管校务。
十一月带领学生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安定民心。
不久，受新任绍兴军政府都督王金发委任，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
冬天作短篇文言小说《怀旧》。
一九一二年
二月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职。
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
五月因教育部北迁，单身前往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八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
一九一三年
本年为应付袁世凯政府的恐怖统治，开始抄书、辑书，其后又开始抄碑，读佛经，除去教育部上班和逛书店，基本上不出会馆，每日夜间孤灯独坐，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
一九一八年
四月二日作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交《新青年》发表。
五月十五日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梦》。
七月二十日作长论《我之节烈观》。
八月二十九日开始陆续向《新青年》的“随感录”栏投稿。
冬作短篇小说《孔乙己》。
一九一九年
四月二十五日作短篇小说《药》。
八月十九日购买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的房产。
十一月二十一日与周作人全家一起迁入八道湾十一号新居。
十二月一日离京赴绍兴、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携母亲。
朱安及周建人全家返抵北平，住进八道湾。
开始了大家庭聚居的生活。
一九二○年
八月五日作短篇小说《风波》。
八月六日应聘任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兼任讲师，直至一九二六年。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并以厨川白村所著的《苦阀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艺理论。与此同时，还应聘任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十月二十二日译毕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一九二一年
一月作短篇小说《故乡》。
十二月四日开始在《晨报附刊》上连载中篇小说《阿Ｑ正传》。
一九二二年
一月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六月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和《白光》。
十月作短篇小说《社戏》。
十一月作短篇历史小说《不周天》。
十二月三日作《（呐喊）自序》
一九二三年
四月接连出席董秋芳、许钦文等组织的文学团体“春光社”的聚会，给文学青年以直接的指导。
六月十四日与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发生严重冲突，当晚即改在自己房内用餐，不再与周作人等一起吃饭。
七月十九日接到周作人亲自送来的绝交信，兄弟二人，就此绝交。
八月二日搬出八道湾十一号的寓所，与朱安一起，迁至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
十月一日开始连日高烧，咳嗽，实际是肺病复发，持续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
十二月十一日所著《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由新潮社发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四年
二月七日作短篇小说《祝福》。
二月十六日作短篇小说《在酒楼上》。
三月一日往日本人开设的山本医院就诊。此后一个月内，接连往该医院就诊十三次，都是治疗发烧、咳嗽及吐血之类的肺病症状。
三月二十二日作短篇小说《肥皂》。
五月二十五日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
六月十一日往八道湾十一号旧宅取书及什器，又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
七月八日应邀往西安，参加西北大学举办的暑期演讲活动。至八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九月十五日作散文诗《秋夜》，此为《野草》的第一篇。
九月二十二日开始翻译《苦闷的象征》，至十月十日结束。
九月二十四日作散文诗《影的告别》。
十一月十三日作《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十一月十六日参与组织的《语丝》周刊创刊。
十二月二十日作散文诗《复仇》和《复仇（其二）》。
一九二五年
一月一日作散文诗《希望》。
一月二十八日作散文诗《好的故事》。
二月十日作《青年必读书》，回答《京报副刊》的征答。
二月二十八日作短篇小说《长明灯》。
三月二日作散文诗《过客》。
三月十一日开始与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许广平通信。
四月二十四日发起成文文学团体“莽原社”，创办《莽原》周刊，自任编辑。
五月二十六日邀集女子师范大学的六位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殖榆。
六月十六日作散文诗《失掉的好地狱》。
六月二十五日请许广平等人在家中吃饭，因酒醉而开怀大乐，甚至以手按许广平的头。自此以后，与许广平通信的口气明显变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亲昵之情。
六月二十九日作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
七月十二日作散文诗《死后》。
大约同时，与韦素园、李霁野等六人组成文学团体“未名社”，出版《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书》。
八月十四日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企事职务。
八月二十二日向北洋政府平政院递交诉状，控告章士钊违法免他职务。
九月一日肺病复发，连绵数月才愈。
九月十六日作短篇小说《孤独者》。
九月二十一日作短篇小说《伤逝》。
十一月六日作短篇小说《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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