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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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他们身上还有军人的味道吗？走出大门还像一个军人吗？我的部队是要上战场的，是要去拚命的，不是仁由他们胡来的。我不能让他们毁了部队。至于他们会不会闹事，这个问题好说，张参谋长已经找来了几个资深的会计，正在查他们的账目。我就不相信他们的屁股都是那么干净的。呆会，你在草拟一份电报，分别发给第五战区长官部和我们的老上级罗总司令，请他转呈给辞公，把今天的所见所闻和他们账目里面的事情都讲一下还有我的处置办法。至少，我相信，辞公是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在他的部队里面的。第五战区的李长官，想来对于这种事情也是深恶痛绝。我没有对那些人下狠手，就已经是留了余地的了。如果他们还要闹事，我们就向第五战区表态。我想第五战区在怎么样，也不会愿意为了他们这群人，打击我们的。只要我们时候能有战功拿出来，这件事情绝对能翻过去的。”刘建业向杨伯涛解释着。
　　“我也看那些人不顺眼，一个个不象军人，都象肥虫子。既然师长这么说了，我马上去张参谋长那里看看他们查账的结果，再草拟电报。电报写好了就请师长签字发出。”杨伯涛说到。
　　“就这么办，去吧。我等着。”刘建业对杨伯涛说。
　　事情很快就有了眉目，在查出那些人先后贪污挪用军费近40万法币以后，刘建业发出了那份电报。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陈诚对自己的部下的雷霆手段十分欣赏，给予了大力支持。第五战区长官部也没有给那些人撑腰，在惩处了一个罪恶比较大的人以后，也就默许了刘建业的做法。刘建业顺便提出了自己对新编十四师的人事安排名单，上上下下各主要部门，几乎都是安排的刘建业从33旅带出来的人。第五战区也没有多说什么，就予以了批准。这样下来，新编十四师这支新编部队，俨然就成了一个翻版的十一师。
　　刘建业在安排好人事以后，立即着手一边主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尽快把部队训练成一支能打仗的队伍，一边组织按照“经济公开、人事公开、意见公开”和“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进行队伍的整训，使组成队伍主体的新兵们能够迅速融合进部队。刘建业知道，这个时候的鬼子，已经开始在淮河南面动手了，徐州会战迫在眉睫，留给他从容训练部队的时间不多了。李长官在战事危急的时候，可是只要是部队都敢派上前线的。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这个新编成的部队，第五战区的直属部队，就要被派上第一线，充当救火队员了。
　　1月24日，前山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陆军二级上将韩复榘以不遵命令，放弃要地，判处死刑，在武昌被枪决。
　　1月26日，（徐州会战）徐州以南地区作战。日军第13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进攻。中国守军第11集团军第31军刘士毅部在池河西岸地区逐次抵抗后，向定远、凤阳以西撤退。
　　2月3日，（徐州会战）日军先后攻占临淮关、蚌埠。
　　2月9…10日，（徐州会战）日军第13师主力分别在蚌埠、临淮关强渡淮河，向北岸发起进攻。守军东北军的于学忠第51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12日向澥河、浍河方向撤退。第五战区以第59军军长张自忠率部驰援，进至固镇地区，协同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同时，在淮河南岸，以桂系的第21集团军第48军韦云淞部固守炉桥地区，第7军周祖晃部协同第31军迂回攻击定远日军侧后，迫日军第13师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第51军乘势反攻，至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第21集团军和第31军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双方隔河对峙。
　　2月14日，日本大本营决定在华中方面军基础上组建华中派遣军。畑俊六任司令官，河边正三任参谋长，司令部设于南京。华中派遣军下辖6个师团另1个旅团（天谷支队）以及第三飞行师团，后又编入在台湾整训的波田支队，1938年8—11月，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1939年9月23日撤销。
　　2月18日，日军开始了对武汉的大规模空中袭击。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中国空军第4大队与日军激战。整个空战历时12分钟，第4大队击落日机正好是12架，真是奇妙的巧合。然而，这一胜利来之不易，中国空军第4大队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大队长李桂丹在掩护战友攻击日机时，不幸被一架从后面偷偷摸过来的日机击中，当场阵亡。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4人也血洒长空，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飞行员张光明的飞机被日机击中29处，自己身负重伤，但仍以顽强的毅力驾机返回机场。
　　2月26日，日军第20师团一部南下占领隰县。
　　2月27日，日军第20师团占领临汾，第109师团西犯占领军渡、碛口。
　　2月下旬，（徐州会战）徐州以北地区作战。日军第2军开始分路南犯。东路第5师团从山东潍县（今潍坊）南下，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直扑临沂。我国守军庞炳勋部第3军团第40军节节抵抗。第五战区第二游击司令刘震东，率部在莒县一线阻击日寇。血战五昼夜，刘震东司令及部属壮烈殉国，莒县城同时失守。
　　第四十五章　…　徐州危局
　　日军正在由南北两路，同时向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河以北，运河和津浦铁路沿线的第五战区十余万部队压缩过来。原本，第五战区计划由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对正面的华北日军节节抵抗，再以其他部队在运动中寻找聚歼敌军的机会，从而击败日军打通南北两个集团联系的行动。可是，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身为山东省政府主席，一向自诩为山东父母官的韩复榘公然违抗军令，大摇大摆地率军大撤退，让日军轻易穿过山东全境，直逼第5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徐州，使第5战区原定作战计划倾刻间变为一片废纸。这就给了这位桂系的第一号人物，蒋委员长长期以来最为头疼的地方实力派代表的新职位带来了危机。
　　蒋介石命令李宗仁在徐州至少要守上3个月。李宗仁深知，国军新败，士气低落，且无天险可凭，蒋介石此时启用他，除了危难之际无合适人选可用，他要依靠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以地方部队为主构成的部队把日本人拖在中原，以便蒋的中央军好抽出来整补部队，扩充编制。更重要的是其实还包含其险恶用心。蒋介石真是太精明了，即使被日本人穷追猛打到这一步，也没放过李宗仁这个与他争斗了十来年的地方实力人物。
　　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削弱自己对手的实力是老蒋的一贯作法。自张学良和他的一度实力强大的东北军被蒋介石借着整编瓦解掉后，李宗仁的桂系便成了蒋介石一统中国的最大障碍，打打和和十来年没有解决。直到李宗仁赴京抗日前，广西实际上还是游离于南京之外的半独立王国。在李宗仁和白崇禧的运作下，整个广西大建民团，几乎成了一座大兵营。凭借广西的几个军的实力，蒋委员长的命令在广西根本行不通，就连国民党广西省党部，也要看人家的脸色过日子。更令蒋介石头疼的是，李宗仁在广西闹自治，引得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西康的刘文辉也颇不安分，对南京中央总是阳奉阴违，这曾让蒋介石伤透了脑筋。如今让李宗仁统帅第5战区，一旦创造了奇迹，蒋介石脸上有光，武汉扩编、整补部队也有了着落，就是创造不了奇迹，川、桂军受到削弱，李宗仁的声誉受到打击，这也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
　　因此，他既要李宗仁在危难之际挑起重担，但不给配备精锐之师，拨给第5战区的都是一些装备极差的杂牌军，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中央军部队，而且这些部队基本上，李宗仁也调动不了，最好的例子就是第20军团汤恩伯部。蒋介石要与日本人在战场上见，只有继续把川军、东北军旧部、西北军和山东军这些杂牌部队投入中原战场，是死马当做活马医。李宗仁很清楚，蒋委员长此时“器重”他，是把他放在日本人的枪口上，可给他的究竟都是些什么部队呢？让我们具体看一看：
　　第31军，军长韦云淞，下辖3个师，驻防苏北海州。这是李宗仁可以指挥自如的桂系部队，班以上各级干部多系北伐前后的旧班底，颇有作战经验，不过士兵多系新入伍的农民，受训时间短，也无作战经验。韦云淞虽为北伐老将，无奈行伍出身，没有受过多少正规军事教育，打仗几乎就是靠着一股的革命精神，其实就是猛打猛冲，面对鬼子那些正规军事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军官，恐怕很难占到多少便宜。
　　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下辖3个军，驻山东境内。该部训练、装备均较好，只是能否服从命令，拼死作战，却大成问题。韩复榘被处决以后，由东北军老将于学忠出任总司令，可是，下面的各军对他的命令一直阳奉阴违。没有多久，第3集团军即由12军军长孙桐萱升任。
　　第57军，军长缪瀓流，下辖2个师，驻苏北。该军原系东北军，经过江阴要塞的一场保卫战以后，部队损失很大，军政部的补充却很迟缓，战斗力一般。
　　第89军，军长韩德勤，下辖2个师，驻苏北。该部由江苏省保安队改编而成，战斗力较差。（注：作者虽然是江苏人，可是也不得不承认，一向以来，江苏部队的战斗能力的确一般，远不能和广西，湖南相比。）
　　第51军，军长于学忠，下辖2个师，驻青岛，后调津浦南段。该军原系东北军。于学忠是军界老资格，张少帅的亲信旧人，抗战意志比较坚决，在张少帅到南京以后，奉少帅的指令，统帅东北军事务。无奈各部军长相互不和，东北军土崩瓦解。
　　第3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下辖1个军（40军，庞兼军长），驻砀山。该部原系西北军，装备较差。全军名为军团，只有一个40军，40军只有一个39师，所以第3军团实则只有5个步兵团的实力。
　　蒋后来又将第22集团军（川军总司令邓锡侯），像处理蹩脚货一般塞到了第5战区。
　　以上各部的共同特点是均系非嫡系部队，装备、编制都不足。其将领们激于民族义愤，欲同日军一拼，却又担心作战损失得不到补充，因之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犹豫彷徨。毕竟，在淞沪会战里，为了掩护全军撤退，曾经在上海南郊和日军血战，就连军长吴克仁将军也壮烈殉国的东北军第67军，由于损失惨重，就被撤销了番号，部队被缩编为一个师，即将被中央军吞并。有了前面的例子，这些依靠手上部队吃饭的军头们，难免会有顾虑。
　　杂牌军悲惨局面以及导致的消极后果，李宗仁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有深入的分析：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250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荆。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惟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民国30年，5战区第10补充兵训练处第2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30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30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可赦，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像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此外，李宗仁刚抵徐州之时，正是上海新败之际。大家感到，中国军队在京沪线上陈兵百万，尚难保淞沪，今敌军挟新胜之威，南北两路向徐州而来，李宗仁以十余万杂牌军与之周旋，真如“螳臂挡车”。徐州城内人心惶惶，市面萧条，形同死城。为了安定人心，李宗仁每日清晨或午后，都要骑马到城内主要街道巡视一番。“心情虽极沉重，而态度故作悠闲”。可见，当时李宗仁的日子的确不好过。世人都以不同心情猜测着由他领导的这支杂牌军，在势头正盛的虎狼之师的围攻下的可能结局。但是，也有一个方面的事情必须要得到注意，那就是在经过蒋介石杀韩复榘，以镇军威以后，中国军队上自战区司令长官下至普通士兵无不受到震动，士气大振。即使是向来拥兵自重的地方军头，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效仿韩复榘，落得被老蒋杀人立威的借口。
　　1月26日，日军第13师团向安徽凤阳、蚌埠进攻。日军以为拿下蚌埠已是易如反掌之事，不料进至明光以南，即为李宗仁部署的李品仙的第11集团军和于学忠的第51军，利用淮河、淝河、汇河等地形堵截，双方血战月余，不分胜负。第5战区以第59军军长张自忠率部驰援，进至固镇地区，协同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敌军在此停留，竟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大出日军主将畑俊六所料，十分恼怒。于是，畑俊六遂自南京调集援兵及坦克、野战炮等重武器，倾巢来犯。敌人汹汹而来，李宗仁感到硬拼、硬堵要吃亏，待敌援军聚集明光一带时，李宗仁命坐镇蚌埠的李品仙将31军于1月18日自明光全线西撤山区，伺机出击，将津浦路南端正面让开；将于学忠的51军南调，布防淮河北岸，凭借险要地形，拒敌越河北进，敌援军以饿狼扑食之势猛扑明光，结果扑了个空，没有捕捉到李品仙的主力。接着日军攻下定远、怀远等地，但一无所获。此时西撤的31军遵李宗仁指示，从敌军左侧向东出击，将津浦路之敌截成数段，围而歼之。淮海前线之敌，后路忽被斩断，不知凶吉，费九牛二虎之力将31军从津浦线向西压。李宗仁遂命部队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牢牢地盯住津浦线；此时参加淞沪会战的21集团军北调合肥，以其第48军固守炉桥地区，第7军协同第31军迂回攻击定远日军侧后，迫日军第13师团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51军乘势反攻，至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第21集团军和第31军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淮河两岸日军首尾难顾，与中国军队胶着于津浦沿线，从而使日军对淮河流域的进攻宣告彻底破产。
　　徐州以南地区之战，日军损失达三四千人，中国军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这次胜利，除了中国军队的浴血奋战之外，皖北人民对军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皖北人素称强悍，英勇善战，当地有句俗话说：“纸糊的江南，铁打的皖北”。当日军侵入淮河流域之际，皖北人民就自动组织起来，协助中国军队阻击日军，在定远、明光等地，日军都遭到了当地民众武装的袭击，把日军搞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些武装的民众潜伏在城镇中、村庄里、山林间，日军每到一村一镇都会遭到他们的打击。当时的红枪会等武装组织约有3000多人在皖北到处袭击日军，搅得日军日夜不得安宁。
　　这次淮河血战，虽然没有把北犯日军全部歼灭，却使日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将日军迟滞于淮河一线，粉碎了日军预定的“南北夹击”的战略，迫使日军改取“南守北攻”战略，从北面取道山东，进攻滕县、峄县，造成孤军深入的局面，从而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歼灭日军造成了良好的战机。
　　徐州面临的局势，也让暂时驻扎在商丘的新编十四师部队感到了一些紧张。这一段时间，不断有部队从商丘路过，调往徐州。刘建业感到空气里面已经有了一点火药气味，估计自己的这支部队，很快也要上火线了。第五战区不会让自己手里的这支人员充足，装备精良的部队长期呆在后方，而让那些装备很差的地方杂牌部队和日本人拼的你死我活。如果这样，李长官就和第三战区的顾长官没有任何的不同了。
　　第四十六章　…　临沂阻击
　　日军津浦线主力南攻不成，遂改变策略，由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率2个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日军一旦在台儿庄得手，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此次进攻，来势相当凶猛，大有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板垣第5师团，沿胶济路西进，进逼临沂；一路为矶谷的第10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滕县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
　　2月下旬，日军东路第5师团从山东潍县南下，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直扑临沂。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出生于日本岩手县一个士官家庭，1904年10月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1913年再入日本陆军大学，1916年自该校毕业。从1917年至1919年，板垣征四郎任参谋本部部员，被遣往中国从事特务活动。1922年起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从此更加频繁出入中国，从事侵华阴谋活动，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因板垣长期出入中国从事间谋活动，当时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一起，号称日本陆军中的三大“中国通”。1929年，板垣征四郎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成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大将的得力助手，长期鼓吹、策划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板垣征四郎一直认为，日本关东军与东三省中国军队之间必有一战，力主关东军“未雨绸缪”，预为部置。为此，从1930年6月起，板垣开始进行其所谓的“参谋旅行”，对哈尔滨、锦州、旅顺等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1931年3月，板垣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演讲，宣称中国东北地区为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大肆鼓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5月29日，在部队长会议上他再次发表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演讲，进一步鼓吹出兵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是日本“当前的急务”。6月19日，由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草拟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方策大纲》，本计划于次年春采取军事行动，但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则主张满蒙决策要立即动手，“要亲自制造机会”。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一起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部署，决定在沈阳北郊柳条湖炸毁南满铁路路轨，以此为口实，出兵占领沈阳，进而占领整个中国东三省。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驻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照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密令，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路轨，然后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11时许，日军大举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到半年时间，日军侵占了中国东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931年11月8日，经板垣授意，土肥原贤二在天津策划了暴乱。11月10日晚，土肥原贤二挟前清废帝溥仪从天津潜逃至东北。1932年2月16日，由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指使张景惠等各省汉奸头目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伪“满洲国”被炮制出笼。3月1日，日本侵华当局假借“满洲政府”的名义，发表“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以“大同”为年号，定长春为“首都”。3月9日，溥仪就任伪“满洲国”的“执政”。板垣征四郎因此被日本军界称为“满洲国之父”。1937年3月1日，板垣返回日本，任日军陆军第5师团长。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板垣征四郎率第5师团由广岛出发，途经朝鲜釜山，于8月间到达天津，旋即向平绥铁路沿线地区发动进攻。9月初，板垣师团侵入察哈尔省境内，并向山西长城一线推进。10月初，板垣率第5师团部参加中日忻口会战和太原会战，11月9日，攻陷太原。此间，板垣曾以一部分兵力由涞源向平汉线进攻，于10月6日攻至保定和高碑店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