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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抗战悍将-第2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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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他都要偷点东西走。为了满足他的欲望，最后一次，我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中掏去了仅有的60元纸币。他得到了这笔钱后，便满足和感谢了我，然后一溜烟似地从我家的后门窜出去了。”
二十天里唯一的一次，审判席上的法官和旁听席上的群众哄堂大笑起来。如同一个小丑在一出小小的正剧里掉了出来，演出了一幕滑稽戏。连被告席上的战犯们也失声笑了出来。但他们张开的嘴巴里像被塞进了一撮猪毛，随着吃吃的笑声往里走。这是魔鬼的笑，像哭。
检察方面的证人证词和各种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在中国驻日本占领军事家的压力之下，日本的广播电台每晚穿插着音乐，向日本人民播送关于南京暴行的《这就是真相》的专题。中外证人的口头证言及检察与被告双方的对质辩难常常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法官席在认真倾听。旁听席的上千人屏住呼吸聆听。被告席也在阴郁的气氛中仔细地听着。
英国人罗伦斯和中国证人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站到了证人席上。他们庄严地向法庭宣誓，他们陈述的都是事实。被称为“日本通”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站到了证人席上，陈述着他目击的凄惨情景：
“日军进城后的几天间，我家附近的马路上被他们射杀了无数平民，尸体比比皆是。
“一大群中国士兵在城外就投降了，被解除了武装，三天后被日军的机枪扫射死了。
“我的朋友亲眼见到一个中国妇女被17个日本兵**，九岁的女孩和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也被**了……”
当时的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先生虽然受法庭邀请来到了东京，但是因为在德国期间，身体非常不好，无法直接出庭作证，所以，向法庭提交了他在南京期间的日记。法庭接受了他的日记，作为书面证词。
这位富有人类良知的前纳粹党员在日记里描述了他在南京的所见所闻。
“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
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的圣公会在太平路上的英国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都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拿走福斯特的自行车，见到福斯特和我们，他们楞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
“我们拦住了一个日本巡逻队，向他们指出这里是美国入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并不理睬我们。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
“在我们总部的院子里，有7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最后终于被救护车送到了鼓楼医院。重伤员中有一个约10岁的男孩，他的小腿被子弹击中，连发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
“我错过了约定的下午察看时间，因为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已经放下武器逃到我们安全区的原中国士兵。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已经不会再战斗，应将他们释放。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杂工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将所有1300名难民捆绑起来。我、斯迈思和米尔斯3人试图再次将这批人解救下来，但是白费口舌。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将这批人围起来，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我和斯迈思又一次开车去找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替这批人求情。福田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但是希望渺茫。”
“12月15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的6名街道清扫工在他们位于鼓楼的住所里被闯进的日本士兵杀害，另外一名清扫工被刺刀严重刺伤，日本士兵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如上所述，这些人是我们安全区的雇员。”
“12月15日夜晚，7个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大学图书馆大楼，拖走7名中国妇女，其中3名妇女被当场**。”
“12月14日夜晚，许多人向我们诉说，日本士兵闯进中国居民的房子，**或强行拖走妇女。安全区内由此产生恐慌。昨天数百名妇女搬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几栋建筑物，我们委员会的3名美国先生昨天夜里整夜守候在学院，保护那里的3000名妇女和儿童。”
“12月14日夜晚，11名日本士兵闯入钢银巷的另一所房屋，**了4名中国妇女。”
“12月15日，日本士兵闯进汉口路的一个中国居民住家，**了一名年轻妇女，强行拖走3名妇女。其中2名妇女的丈夫跟在日本士兵的后面追赶，结果这2名男子被这些日本士兵枪杀。”
“我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了。其中有50名安全区的警察也要照军法执行处决，据说是因为他们放进了中国士兵。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横尸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放火烧了交通部。招江门被炮火打得干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日本人不愿意动手清理，而且还禁止我们组织所属的红卍字会进行清理。我们估计可能是要在枪毙那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前，先强迫他们来清理。我们欧洲人简直被惊呆了！到处都是处决的场所，有一部分人是在军政部对面的简易棚屋前被机关枪射杀的。”
“后院里响起了日本士兵的砸门声。见佣人不开门，几个日本士兵就在院墙边探头探脑，看见我突然打着手电筒走了过去，他们立即就一溜烟地跑掉了。
我们打开大门，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一段距离，直到他们消失在一个黑黢黢的巷子里，这个巷子的下水道里3天来也已经塞满了好多具尸体。见此状况，人们不禁恶心地浑身颤抖。在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假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他们大家的希望是，我这个洋鬼子能驱赶走凶神恶煞！！“
12月17日两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正打算闯进我的住房，看见我出现后就为自己的闯入找借口，说是看见有中国士兵爬过院墙。我把我的党徽指给他们看，于是他们就从原路又退了回去。在我院墙后面小巷子里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到了**，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了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我的院子里一共约有200名难民，他们像供奉神祗一样尊敬我们这些欧洲人。只要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就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我们的奥地利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同一个日本士兵发生了争执，这个日本人拔出刺刀，但是就在同时被哈茨一记准确的勾拳击中下额倒在地上，他的另外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同伙带着他赶紧溜之大吉。但愿这个胜利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恶果。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昨天要求难民尽快离开安全区，返回自己的住处，有店铺的就重新开业。其实日本士兵已经为店铺的店主们打开了门，城里几乎没有一家商店未被日本人砸开并抢劫。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位于萨家湾的房子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他的门上有一个用日G写的禁止入内的布告。我的院门上也有这么一个布告，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断有人光顾。克勒格尔陪我一块儿去了特劳特曼的住所，在回来的路上，他在我的房子后面发现了自己的车，车是昨天他和几个日本军官在旅馆的时候被日本兵开走的。克勒格尔执拗地站在自己的车前，后来车里的3个日本兵说了句“朋友，你走吧‘，把车还给了他。还是这几个日本兵，他们在下午跑到我的院子里，趁我不在的时候开走了洛伦茨的车。我告诉过韩，如果他无法摆脱客人的话，就无论如何必须让我们的客人留下字据。这次他也的确得到一张字据，上面是这样写的：”感谢你的赠送！日本皇军，K。佐藤’“
“军政部对面一座挖了防空洞的小山丘脚下躺着30具中国士兵的尸体，他们是根据紧急状态法被枪毙的。日本人现在开始清理城市，从山西路广场到军政部已经清理干净。尸体就被**地抛在沟里。”
“12月18日我们原先期望随着最高指挥官的到达能恢复秩序，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愿望并没有实现。正相反，今天的情况比昨天还要糟糕。今天从一大清早我就开始驱赶爬越围墙的日本士兵。有一个日本士兵开始的时候拔出刺刀朝我逼来，但是当他明白过来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个德国人的时候，他便迅速把刺刀收了回去。只要我本人在家，情况就还过得去。这些家伙们到今天为止对欧洲人还有些尊敬，但是对中国人则不是这样。在总部的时候，不断有人叫我到邻近的遭日本人砸门抢劫的房子里去。从一所已经被洗劫一空的住房里，我撵走了两个日本人。在我和一个日本军官讨论恢复电厂供电的时候，我们一辆停在门前的汽车被抢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车弄了回来，士兵几乎不买他们的军官的账。一个中国人踉跄着冲进房间，告诉我们，他的兄弟被日本人枪杀了，就因为他拒绝给闯进他家的日本士兵一包烟。”
“昨天有1000名妇女因遭到奸污或家中遭到抢劫逃到金陵大学。昨天晚上贝茨博士回到在金陵大学的寝室，准备在那里过夜，保护这些妇女，但是不论在他自己睡觉的地方还是在大学图书馆，他都没有看见一个宪兵岗哨。
晚上8时，菲奇、斯迈思博士和米尔斯3位先生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准备在大门边的一问屋子里支床过夜（为了保护这里的3000名妇女和儿童，自12月14日以来，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是这样过夜的。人们由于害怕，纷纷逃往这里，这里的人数昨天增加到了4000人），他们遭到了日军搜家小分队的粗暴扣留，被拘禁了1个多小时。
小分队的军官命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两位女负责人明妮；沃特林小姐和陈女士以及她们的女友特维内姆夫人走出大门，在寒冷中日军士兵对她们推推揉揉。日本军官坚持断言，校内有中国士兵，一定要把他们搜出来执行枪决。最终他还是放菲奇等3人回家，但同时又不允许米尔斯留下，所以后来事情怎么发展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12月18日晚上6时，几个日本士兵爬过院墙的时候，我正好回到家撞见了他们。其中的一个人已经脱下了军装，解下了皮带，正企图**难民中的一个姑娘。我走上前去，命令他从爬进来的地方再爬出去。另外一个家伙看见我的时候，正好骑在墙上，我只是轻轻地一推就把他推了下去。晚上8时的时候，哈茨先生和一个日本警官带来了一卡车相当数量的宪兵，他们的任务是在夜间守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来我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抗议奏效了。我打开位于宁海路5号的委员会总部的大门，将逃到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儿童放了进来，这些可怜的妇女和儿童的哭喊声在我的耳际回响了好几个小时。逃到我在小桃园住所的院子里的难民越来越多，现在安置在我家的难民人数已经有300人左右。我的家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如此，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是当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在大门上张贴的日文布告起不了什么作用，日本士兵很少理会布告上的内容，大部分士兵照样爬墙。张的妻子昨天夜里病得非常厉害，今天早晨我们不得不把她再送到鼓楼医院。非常糟糕的是，就连鼓楼医院里的女护士中也有不少人遭到了**。”
“12月19日今天夜里我们房子里很平静。在我们宁海路总部旁边一栋房子的防空洞里有约20名妇女，有几个日本士兵闯了进去，想**这里的妇女。哈茨跳过院墙，赶走了闯入者。广州路83号和85号的一个收容所写来求救信，内容如下：致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南京我们这些签署本信的540名难民被安置在广州路83号和85号，拥挤不堪。
从本月的13日到17日，我们的房子多次遭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的搜查和抢劫，今天日本士兵又不断地来抢劫。我们所有的首饰、钱财、手表和各类衣物都被抢劫一空。每天夜里都有年轻妇女被抢走，日本人用卡车把她们拉走，第二天早晨才放她们回来。到目前为止，有30多名妇女和姑娘被**。妇女儿童的呼喊声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已经到了G言无法形容的地步。请救救我们！“
日记一直记录到了1938年的2月，拉贝先生奉德国西门子公司总部的命令回到德国为止。
1909年，生于德国汉堡的拉贝在27岁时候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他的未婚妻道拉也随后来到北京，他们在北京结为伉俪。他进入了德国西门子工作，先后成为北京、天津分公司的经理。1931年11月，拉贝来到首都南京开拓业务，出任南京分公司经理。他与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谢金声签订了一份协议，由学校建一座集办公与居住为一体的房屋出租给拉贝。房屋位于广州路小粉桥1号，环境幽雅宁静。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周围的居民对他友善热情，拉贝在这里工作、生活得极为愉快。
七。七事变的枪声打破了拉贝宁静的生活。1937年8月，日军开始对南京狂轰滥炸。拉贝正在北戴河休假，他星夜兼程赶了回来。他在院子里修筑了一个防空洞，提供给家里的佣人和附近的居民使用。11月，他和一些西方人设立了一个安全区，希望在南京沦陷的最危险时刻，为难民提供一个躲避的场所。他被推为安全区的主席，拉贝明白自己肩负的担子有多重。他说：“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渡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万难民。拉贝作为非常时期的“执行市长”，面对的困难象千万座大山。他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与日军斗智斗勇，与日本领事馆反复交涉、抗议，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和屠杀；他把他租住的院子，设为“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个附近的居民，丁永庆、宗有琴、李世珍，当年都在这里得到过拉贝的保护；他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记录了日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他带领他的委员们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特别是历尽艰辛，从上海搞来了能预防脚气漫延的蚕豆。难民们对他顶礼莫拜，称他为活菩萨。为表达对拉贝的敬意，麦卡勒姆牧师专门谱写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歌词幽默中隐匿着辛酸：我们要蚕豆做早饭，我们要蚕豆做午饭……
1938年2月，拉贝应西门子总部要求，返回德国。他把躲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扮作他的佣人安全地带到了上海，又护送到香港。拉贝回到德国后，他在柏林马不停蹄作了五场报告，义愤填膺地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播放了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6月8日拉贝先生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期望德国赶快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希特勒对拉贝先生的做法非常不满，特别下达了封口令。为此，他受到盖世太保的迫害，并被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俄和英国逮捕。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非常拮据，加上在被关押期间他的身体受到摧残，健康状况非常糟糕。这一次，他是出于自己对中国人的友好和人类的良心，才坚持着到了东京。（注：实际上拉贝先生当时并未被邀请出庭。）
当拉贝先生最后乘坐盟军提供的飞机回到德国的时候，刘建业知道这个老人的生活状况很糟糕，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大邮包，里面装满了火腿，腌肉，巧克力还有几大叠的美元现金，用于改善他的生活。
“拉贝先生，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感谢你在战争期间在南京城里为南京的难民所作的一切。我想，您所作的一切，中国人，特别是南京人是不会忘记的。”刘建业拉着拉贝先生的手说到。
身体状况很差的拉贝先生咳嗽了几声以后，挺直了腰说道：“我只是做了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做的。我很遗憾，我的力量还不够，没有能够挽救更多的南京百姓。”
“不，拉贝先生，你已经做到了你能力的最大限度。我对您的品格表示深深的敬佩。回到德国以后，如果您的生活有困难的话，只要您把您的银行账号给我，我会每个月给您寄去足够的生活费。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忘记自己真诚的朋友的。”刘建业说。
“我当时做哪些，只是出于一个人的良知，不是想要得到报恩的。”拉贝先生拒绝到。
“不能这样说，我这样做只是想要帮助我们中国人的朋友，请不要多想。”
“不用了，我的生活还能支持。”说到这里，拉贝先生又咳嗽了起来，脸色也被涨得通红。
“我希望拉贝先生不要拒绝作为朋友的援助。”刘建业说道。
“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将军能够满足。”拉贝先生抬起头说。
“拉贝先生请讲，我一定满足您的愿望。”刘建业说道。
“我希望有朝一日我死去以后，您可以帮助我的亲属，把我送回中国南京安葬。那里是我最喜爱的地方。我愿意永远和南京的市民在一起。”说到这里，拉贝先生转向西面，在他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南京城的美景，又见到了战前居住在南京的人们。
“我以我的名誉发誓，我一定会满足您的愿望。”刘建业对这样的一个老人，只能充满崇敬。
“飞机就要起飞了，将军请回吧。如果将军再回到南京，请转告那里的人们，我永远想着他们。”拉贝先生说完，转身走向了飞机。
飞机越飞越高，逐渐消失在天际。机场上，刘建业和一群中国军官们还在向拉贝先生敬着军礼。
1950年，对中国，对南京充满着怀念的拉贝先生病故于德国汉堡。若干年以后，他的墓碑遵照他生前的意愿从德国汉堡迁到了南京。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永远和南京，这座他生活过的城市以及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相伴在一起。
第三百三十七章 … 正义（十六）
面对法庭所出具的各种人证物证，松井石根不得不供认道：
“余于1937年11月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攻击南京时不意若干青年军人竟于占领南京时有残暴行为，实属遗憾。”但他并不服罪。他想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于是他使出第三招。
松井石根大言不惭：“我始终坚信，日中之间的斗争是亚洲大家庭中兄弟间的争吵，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动用武力，以拯救旅居中国的日本侨民，保护我们的权益，这同哥哥经长期忍耐后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什么两样，目的仅仅是促使中国回心转意。驱使这一行动的动机并非仇恨而是爱怜。”
他说：“由于我多年宿愿乃是使日中共存共荣，因此在占领南京时采取种种预防措施，以避免这一战争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苦难。”
松井石根的辩护人、曾驻南京的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胁坂次郎大佐在宣誓证词中说：“松井大将常常训示部属要严守军纪3纪，宣抚爱护居民。”
难以置信的是，松井石根怎么竟能承受住事实与谎言之间如此巨大的反向力量。在暴行达到顶峰时，国际安全区的负责人竭力对兽军进行劝阻，同他们讨价还价地谈条件，通过新闻记者向世界舆论揭露兽军的暴行，同时将暴行整理成备忘录，两次通过外交途径向兽军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检察官季南并没有受到干扰，他讯问道：“国际委员会送交的日军暴行备忘录，你看到过吗？”
松井石根回答：“见到过。”
“那么你采取的究竟是些什么措施呢？”
“我出过一张整饬军纪的布告，贴在一座寺庙的门口。”
“你以为在浩大的南京城内，日军杀人如麻，每天有成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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