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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朝不过如此-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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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染病的程度进行针对治疗，可怕的疫情也可以得到控制直至全民健康。
康熙在打击造反这个问题上面显得颇有医者之风，他看到全国的“传染性造反”疫情爆发，并没有慌乱，并没有马上出兵四处镇压。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这次“传染性造反”的“病原”——吴三桂，吴三桂勿容置疑是主要的叛变者，所以康熙针对性地开出了两付药方。
药方一：专治病原吴三桂，没有任何妥协，露头就打，只打你一个，打到你露不了头。
药方二：除了吴三桂外的所有叛变者都以招降为主，只要投降，一切好说，清政府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也可以。
这样一来，吴三桂气蒙了，凭什么大家都造反，清朝就打我一个。凭什么其他人造反，就可以投降还既往不咎。
这样的药方一出，许多被传染者的造反情绪马上减轻了一半，大家都动心了，想投降了。这样军心一乱，造反基本就泡汤了。
公元1676年，陕西的*和福建的耿精忠投降。
公元1677年，广东的尚之信投降。
几年内，吴三桂所带领的平西队外援们因为个人的发展问题纷纷转会至满清队，涨敌人势力灭自己实力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时光飞逝，此时的吴三桂已经带队造反六年，本来的大好形势逐渐褪去，说好的皇帝梦却离自己越来越遥远，他的心中非常的憋屈。
人非圣贤，总有贪嗔痴附体，总会有心情烦躁、憋屈而导致无法开解心中的苦闷的时候。例如在公司干得好却不被上司赏识、干公务员十几年还是个小科员，又例如做服装生意入了批货却一直滞销，甚至求学道路上一道数学题解来解去都解不出个正确的答案，这些人生道路上的各种不顺，都令人难以释怀。
为了使自己不被憋坏，我们总会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发泄，比如有人会跑上楼顶大声喊，有人会跑到酒吧给自己灌几杯以求一醉，有人会把不开心的事情写在一张纸上折成飞机飞掉，有人踢沙袋打木人桩。总之发泄出来，不让自己发疯就好。
吴三桂的郁闷情怀也需要一个出口、一种方式去发泄。所以他做了一件他梦寐以求的事情来解闷，就是称帝，虽然名不副实，但总算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公元1678年三月，清朝的衡州多了一个周国，吴三桂自封皇帝。
古人的封建思想是遇到不顺的事情就办喜事冲一冲，希望能冲出一条顺道出来，可惜有些人他受不了这些喜事，越冲越坏，例如吴三桂。
当了皇帝的吴三桂并没有觉得自己开心了多少，反而身体每况愈下，或许他这人就是别人所说的没有皇帝命，身体压不住这天子的名号，他在称帝的当年八月就病死了。
呜呼哀哉，富可敌国的平西集团董事长就这样撒手西去，人死了，钱没花完，默哀。
吴三桂一死，三藩的最后一股势力马上土崩瓦解，清军马上攻下岳州，占领四川、进攻云南和贵州，以破竹之势连克吴三桂的残余力量。
公元1681年，清军进入云南省城，吴三桂的孙子吴世ё陨薄Ｈ髀伊税四辏沼诒黄蕉ā�
☆、第65章 郑荷相争 康熙得利
平定三藩后，中原大地的清朝就只剩下郑成功一家造反势力。为了皇权的稳定，康熙必须把这股势力也干掉，免得夜长梦多。
郑功成是一个祖籍福建的中日混血儿，当然，混血的日方是母的。
清朝接管中原之后，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投降清朝去了，成了个汉奸。还好郑家并没有“有其父必有其子”的传统，郑成功有骨气，没有随他父亲投降，自己在金马和厦门的海域与清朝进行斗争，活跃于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
由于郑成功打水仗很有一套，和清军打就像过家家一样简单，随便玩玩就赢了，所以他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自信，一直坚信就这样打就能把清朝干掉，直到公元1659年的北伐战争失败，才直接改变了郑成功的想法。
这年的战争本来是郑成功的赢面比较大，当时郑成功率军十七万北上，一直打到了南京城下，收复了南京附近及安徽的部分地区，还把南京团团围住。
本来北伐战事一路凯歌，士气高涨，应该一鼓作气攻下南京城，但是郑成功就在这时犯了轻敌的错误，以为清朝的部队都是菜鸟，早打晩打都一样能打赢，所以在包围南京城后他不打了，等着南京投降，自己则在城外摆上几百围庆功宴预祝一下胜利，大家吃吃喝喝地不亦乐呼。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宴席的场面，军人吃饭不拘小节，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东倒西歪地一堆，脸红耳赤地一堆，酒气冲天。就在这时，清军的骑兵突然袭击，杀进军营，郑成功的部队都没有练过醉拳，被迅速打败，逃回了厦门。
这场失利，令郑成功了解到清军并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菜鸟，当然他自己也过于轻敌，谁能想到他兵临城下不是备战而是开Party。郑成功思前想后都必须为自己的反清复明事业找一个根据地，按照自己打水仗的强项，这块根据地他选择了台湾。
当时的台湾已经被荷兰人占领，要拿台湾做自己的大本营，必须和荷兰人干一架。
干就干呗，还怕你荷兰人不成？公元1661年，郑成功率军二万五千人，从金门出发进入台湾的耳鹿门登陆扎营，然后迅速攻克台南，把荷兰人打退到了台湾城（现在的安平）。然后向荷兰人发招降信。
荷兰人自然不想放弃台湾这块肥肉，不仅死守台湾城，还向找来巴达维亚的援军攻打郑成功，但都被击败。
就算如此，荷兰人还是不肯投降，郑成功最后了解到台湾城内并没有水井，饮水问题都要靠农妇三拳解决。他又派兵把进城的水源都塞住，然后威逼利诱，恐吓棍骗无所不用其极，一段干涸的煎熬日子过后，荷兰人口渴得实在没办法，终于在当年的十二月三日举白旗投降，灰溜溜地逃回了自己的国家。
至此，台湾省只用一年的时间就被郑成功收复，反清复明事业终于有了一块四面环海的大本营。郑成功在台湾大搞各项建设，地方政府、学校、医疗等系统配套逐步完善，使台湾的发展有了硬件的基础。
可惜的是，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一年后病死，那一年他才39岁，虽然郑成功一辈子还没活到人生的不惑之年，但他所拥有的成就是许多知天命，甚至已达耳顺之辈所无法比拟的。
他不肯随父投降清朝，敢于挑战长辈的意愿，毫不屈服于强权统治之下，奋起反抗。有着民族的节气和傲骨。
他反对侵略，击败外国侵略者，为祖国收复台湾省，就算击退荷兰侵略者这事儿是他在当时的局势所迫，有着私人利益的行为，也是中华历史上光辉的一笔，书写着反抗压迫、反击侵略的民族精神，为后人所敬仰。
郑成功死后，他的子孙继续扎根台湾，高举着反清复明的旗帜与清朝抗衡。当然，在中国海边一个小岛上喊着推倒清朝，恢复明朝统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再打，也只是以卵击石、螳臂当车和蚍蜉撼大树的效果。
此时占据台湾的郑家，只不过是打着貌似正义的口号来脱离清朝的统治，割据一方当个小皇帝的做法而已。而且台湾的地势四面环海，易守难攻，与此同时的清朝也忙于中原大地内的各种平乱，所以无暇顾及这一块逐渐发展起来的小王国，所以才有了郑家去台湾放公休假的机会。
公元1681年，休假到此结束了。
这一年，三藩之乱终于结局，清朝的统治障碍就剩下台湾郑家这一颗扎手钉。恰好这年郑家又出现内乱，郑成功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王位而自相残杀，最后剩下十二岁的郑克塽当家。
十二岁的雏儿能干嘛？我们十二岁还在上六年级，早点读书的才念初一，学知识长身体的年龄段，如何掌控一个小王国？所以台湾内的大权都掌握在大臣冯锡范和刘国轩的手里。这样的局面，必然要挨打的。只不过郑家还没有做好挨打的准备，而清朝康熙就已经盘算着开打的预备了。
公元1683年，康熙起用施琅为水师提督，带领三百战船，二万水师进攻台湾。仅仅打了一场仗就大获全胜，郑家部队被清军干掉了两万人，二百只战船全部被击溃。
这时的郑家掌门人郑克塽已经十四岁了，恩，念初二了。估计一个初中生应该学过“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所以郑克塽也挺懂事，吃了败仗之后马上向施琅投降。台湾自此被康熙成功收复，完成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政治统一。清朝在台湾驻扎军队，从此台湾成为中国东南海上抵御西方殖民势力入侵的防御重镇。
此后，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对著名的皇帝统治期间，清朝的政权还遭遇过准格尔部首领叛乱，俄罗斯帝国的侵略和尼泊尔的侵扰。平定了这几场动乱之后，清朝的疆域已经基本稳固，建立起了一个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国家。到了乾隆皇帝掌权时期，清朝的疆域已经最后成形，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规模。
☆、第66章 两手政策把清朝拉向了衰败
正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清朝也是如此，她就算发展得如何辉煌，为中国奠定了多少基础，也终究是历史中的一页，注定要被翻过。清朝的衰败，从它的两手政策开始。
第一手政策：地丁合一，又称摊丁入亩。
这个政策是康熙年间制定的一项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也是明朝张居正所创立“一条鞭法”的“升级版”。这是一个税收经济与国家发展的问题，如果按照现在的数据统计分析法，肯定是一堆同比环比百分比。我对数学不怎么在行，所以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要给各位复习一下“一条鞭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明朝实施“一条鞭法”的历史背景。
当时的封建社会，国家有向社会征赋税和徭役的权力，赋税就是按照你所拥有的田地的亩数量来计算征收，而徭役比较好理解，就是征用百姓的劳动力。这些钱的征收多少国家都是有指标的，由中央政府开出总的征收预算，然后各级地方政府以“分猪肉”的形式完成任务。
而我们回头看看明朝中叶以来，官僚贵族和地主土豪们们都是大地主，讲究的是家大业大，丁财两旺，地多、钱多，自然小孩子也生得多。这样的情况按照原来的赋税徭役征缴的政策，也是比较合理的，家里人多的有钱人自然的就征税多一点，穷人百姓占地少的，家里人少点的就征少一点，这样本来是没有错的。
但是错就错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自古以来中国的“优良”传统。
土豪们不愿意接受这些对他不利的政策，就想尽一切办法去规避它，比如政府的人来测量土地、统计人口的时候拿钱贿赂一下政府官员，打个招呼隐瞒一下，回头让政府报告少测几十亩地，少算几十口人，这样不就成了？
成了！自己要征缴的赋税和徭役就少了。
对于土豪们来说，这些和钱有关的事情都只是一单交易、一门生意。花点贿赂官员的钱作为成本，就少支出更多的钱和人力给国家，同时也满足政府部门之中一些掌权之人以权谋私的欲望。一举两得。
所以土豪们在这个政策地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向国家交了多少税。但是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央下分到各级政府的税收任务不会因为土豪们交得少而减少，所以未征够的赋税和徭役又分摊到了没有关系、没有能力和没有金钱去贿赂相关部门人员的贫苦百姓身上。这样的赋税徭役不均问题很严重，引起了社会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朝当时的宰相张居正就在全国开展重新丈量土地的工作，由于此项工作抓得狠，相关测量人员的廉洁自律意识比较高，重新丈量的结果比旧的统计数据增加三百多万顷，使许多土豪原来隐藏的土地重新浮出了水面。
随后，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重新规划了国家财政的征收方案。
这个政策的重点在于：
第一：赋税和徭役都统一以货币的形式征收，只收钱，不收粮食农作物商品。
这样的结果就是，大伙为了交税，都把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买卖，挣了钱再进行上缴。这一条政策，直接促进了当时社会实体经济的蓬勃发展。
第二：一部分的徭役分摊到了田地的赋税里面一起征收，反正就是不用抽壮丁去替国家干活了，按人头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如果国家的建设确实需要人力，就由政府向社会购买劳动力，也就是发工资请劳动人民来替国家搞建设。
这样的做法比较合理，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更多的人能够脱离国家劳动的束缚，专注生产和农业劳作。
“一条鞭法”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回事儿，有了原版的基础理论，我们来看看清朝的的“摊丁入亩”政策是怎么一个“升级版”，它的规定又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说一下清朝为什么要对“一条鞭法”进行升级。
丁，就是人头税，作为“一条鞭法”的延续，按照当时清朝初期的情况，人头税每年的收入大概是三百多万两白银，这样的数额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并不是很大的一块财政收入，但是对于贫苦的百姓来说确实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由于清政府也没有在群众中广泛开始计划生育工作，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也继续得以积极的传承，清朝社会稳定时期，大家都忙着生儿子，人口的数量飞速发展，虽然当时养小朋友的成本没有奶粉和纸尿片这两座大山，但是人头税却成为另一颗巨石压在了每一个贫苦家庭上。
多少贫苦家庭为了逃避这个人头税，藏的藏，躲的躲。虎毒尚不食子，可当时的穷苦百姓为了少交人头税却出现了溺婴的事件，目的都是为了减少自家的人口，以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
这样一来，清朝的丁税就经常收不齐，而且因为百姓经常躲避人口普查，政府也掌握不了全国的实际人口数量，使国家的管理造成了困局。
为了解决这一局面，康熙对“一条鞭法”进行了两步升级。
第一步，人头税不再按照人口的增长逐年增加征缴额度，而是以公元1711年那一年的丁税的缴交额为定额，此后的人口增加，税收也不增加。（生不增）
第二步，摊丁入亩，把各省原来分配的丁税征收额度分摊到各州县的土地上。
摊丁入亩的直接效果就是包括人头税在内的税收全部按照田地面积来征缴，家里土地多的就交多点税，少的就少交点，没有田地的，连税也不用交。
这样的政策，对于广大百姓来说是一大福音，他们再也不用担心生孩子要缴税的问题，切实减轻了贫苦百姓的生活成本，是政府惠民工作的一大进步。
但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来看，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改革都是一把双刃剑，要征缴人头税的时候，人口的增长都得不到压制，人头税不用交了，老百姓对于造人工程的投入力度会不会用泛滥来形容？
答案是肯定的，摊丁入亩后，清朝人民欢天喜地地生娃、生娃再生娃，使人口数量得到了质的飞跃。
据统计，中国自西汉到清朝初期，每次人口普查时的数量总是在五、六千万之间。
到了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年），中国人口达到了一亿七千万，
嘉庆十七年（1812年）统计了一次，又涨了，去到了三亿六千万，
道光二十年（1840年）再普查一次，人口已经到了四亿一千万。
由于不用交人头税，百姓没有躲避人口普查。所以从实施摊丁入亩之后所统计的人口数量都是比较准确的。人口的增长给清政府和社会造成了负担和压力，也给近代长期战乱埋下来一条很长的导火线。
第二手亡国政策——闭关政策
这个政策对比摊丁入亩会比较好理解，也容易让人把它与亡国联系起来，顾名思义就可以看到，闭关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自给自足。
给予清朝统治者实施这个政策的自信来源于中国的地大物博，他们自认为中国啥都有，没有任何与其他国家通商的必要，而且清朝自认为外国都是一些落后的小国，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比不上自己，小国们迫切希望与中国通商，贸易货物，是因为它们的物资短缺；想来中国这里赚点钱。而中国愿意与外国通商，是我泱泱大国给予外国的一种恩赐。
简单点说就是清朝就把自己当成了一大户人家，而自己的府邸门外经常活跃着一堆关东煮、麻辣烫小贩、叫花子什么的。主人看着就烦，除了偶尔出来买点东西，施舍一下外，大部分时间都关起门自己玩。闭关政策源于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初衷。说白了就是看不起其他来中国做买卖的国家。
当然，除此之外，由于明朝所受的倭寇、外国殖民的事件影响，清朝实施闭关政策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减少国内外人员的各种交流，杜绝外国以各种手段入侵，也算是一种国防政策。
所以闭关政策的实质，就是严格限制对外海上贸易的政策。
这个政策把清朝与外国商船的通商口岸限定在广州，广州以外的港口不能停靠外国商船。这个规定缩小了外国船只进入中国的航道和范围，直到**战争后才被打破。
除此之外，清朝还专门特许了一种商人专门与外国商人打交道，这种商人名字很多样化，叫行商，又叫洋商，也有叫官商，这些商人设立了洋行，专门与搞对外贸易经济。
洋行的老板都很有钱，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清政府统治底下合法的对外贸易商人，搞的基本是垄断生意。不像现在的国际自由贸易那么火，随便找个外国友人或者居外华侨就可以搞搞欧美日韩代购啥的，微信一打开漫天都是都是精选进口货。
当然，洋行老板们除了有钱外，因为和清政府的关系，他们也很有权，换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来说，行商在清朝统治时期除了专营对外贸易之外，还承接了海关、政府接待办、公安局、外交部的等部门的部分权力，负责外国商人的贸易商税征收，安排外商在国内的居住及安全问题，还有外商想和清政府提个建议、点个赞啥的都需要通过行商来传达。
因为行商毕竟还是商人，没有实际的执法权，为了更有效地限制外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各种活动，清政府又制定了一堆规矩来来管住这帮洋人。
例如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后只能住在洋行附近的酒店，不能随便外出，不能带女性入住（笑），不能在广州过冬，不能坐轿子，不能请中国人干活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共识，也有政府的强制手段，所以洋人当时在中国非常听话，很守规矩。
当时的中国没有租界，也没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还没有被“东亚病夫”冠名，但是这些种种不合理的狗屁东西，却因为这次闭关政策的实施和持续而最终出现。
闭关政策把中国与外界竖起了一块屏障，阻挡了大量的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也阻隔了国人的眼光和视野。
但是它有一样东西是无法阻止的，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野心。
当时的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经迅速发展，英国、法国、美国都先后开始了对外的殖民扩张，说白了就是一伙强盗，学会了穿西装和开枪这两种技术后到其他国家抢钱、抢人、抢资源。
英国为首的他们仨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态势逐渐取代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一辈强盗地位，开着炮船四处轰炸，四处抢夺，从非洲到中东，再到亚洲，英法美一路就像一堆蝗虫一样四处掠食，留下一地荒芜。
这次，他们来到了清朝统治的中国，看到的除了遍地的黄金白银之外，还有一堆手无寸铁、思想愚昧的百姓。
这样的情形，就像一群流着口水的饿狼，凸着一双双血红的眼球外出觅食，突然发现不远的地方就养着一圈肥嫩的白羊，羊群天真无邪的脸部表情告诉他们，是时候开饭了！
☆、第67章 冠名东亚病夫的系列活动
公元1689年，来自英国的“防御号”商船第一次开进广州，开始了对华贸易。随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额不断上升，他们发现中国的钱似乎很多，但是能真正赚到钱的条件太过于苛刻。而根据历史上统计的数据显示，**战争以前，中英之间的贸易虽然非常红火，但是英国并没有在贸易过程中占到什么便宜。当时的英国百姓对我国的陶瓷、茶叶、丝绸等非常感兴趣，需求量非常大，当时的MadeinChina都是响当当的品牌，很受外国人的欢迎。
相反，我们国民对MadeinEngland不太感冒，从英国运来的工业商品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这样的贸易结果，使英国人非常头痛。他们本来是想来中国卖产品赚钱的，结果却给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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