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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苏联-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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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集体化运动发展得远比斯大林所计划得快，以至于没有足够的机器提供给农庄使用，也没有足够的会计和管理人员，导致苏联粮食生产效率没有得到足够的增长。最后苏联不得不实行了严格的全国配给制度，使国家渡过了难关。
1935年，苏联人民渡过大饥荒后，新的集体化农业模式也得到了巩固。
之后几年，苏联的农产品产量每年都在增加。到了1937年，全国百分之七十一的耕地，百分之五十四点三的播种，百分之四十三的八的收割和百分之九十四的脱谷都实现了机械化，粮食生产效率大为提升。
此后，苏联的农业生产已经完全可以提供城市化和工业化所需，为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支撑了苏联的工业发展。
无可否认的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偏差，但集体农庄为苏联的农业进步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是不可埋没的。集体农庄的确改变了俄国农村落后愚昧的状态，不再是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绊脚石，而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进力！
365 芬达
1945年终于在风平浪静中走过去了。m。。
在这一年里，苏联的工业在吸收轴心国的技术后，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不但提升了生产数量，还改善了技术水平和生产质量。
有些工厂，在得到轴心国带来的技术后，便开始研究把这些技术应用到自身的产品上，从而提升自身产品的生产质量和生产技术。
在这样的情况下，吸收了奔驰、大众、保时捷等德国汽车大厂技术的高尔基汽车厂和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便利用所得的技术对自身的生产线进行改良，推出了ZIS…110，GAZ…M20等全新车款，还有ZIS…103，GAZ…71…73等改良型车款。
也有些工厂干脆照搬德国技术，生产一些“山寨货”。在政府的默许下，苏联版的“国民收音机”、“大众甲壳虫汽车”等玩意儿横空出世，开始抢占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盟国的市场。
这些产品之所以能够普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们能够适应苏联市场的需要。
当时，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并不富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买得起收音机，用得起汽车。
但在人民收音机和苏联版“甲壳虫汽车”面世后，苏联的收音机和汽车普及度骤然上升，因为“国民收音机”和“甲壳虫汽车”的生产成本比同类产品还要低了不少，售卖价格比一般的同类产品还要低了不少，能买得起这些玩意儿的人自然也多了不少。
“国民收音机”对于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盟友所带来的冲击力无疑是巨大的，不但淘汰了一些原有的收音机，还提高了收音机的普及性，加强了宣传及广电机构的宣传效率，使党和政府的宣传能够通过大气电波，传到普罗大众的耳中，增强了人民大众接受资讯的能力。
除了人民收音机和甲壳虫汽车以外，还有一个产品对整个东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这款产品，即使到了21世纪，依然为世人所知晓，销量有增无减，几乎全世界所有生活在城市的人都喝过这款源自于纳粹德国的橙味饮料。
说到这里，估计很多熟悉历史的大佬们应该也猜到这是什么了。没错，这款风靡全苏联的产品就是大名鼎鼎的芬达！
很多人都以为，芬达是美国人发明的饮料，但实际上，这款橙味汽水的诞生地并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那这款饮料是怎么诞生的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美国与纳粹德国的关系开始紧张，德国可口可乐公司已经无法从美国获得生产可乐的的主要糖浆原料，导致德国可口可乐公司无法生产原来的可乐产品。
为了维持工厂的运作和工人们的生计，德国可口可乐公司负责人马克思·凯特只好利用德国仅可以获得的原料——乳清和色素，来创建一款名为“芬达”的新饮料。这款饮料很快就在德国可口可乐工厂的生产线上开始生产，随后更在纳粹德国境内火热销售，成为了最受德国民众欢迎的饮料之一。
在苏联占领德国后，德国可口可乐公司的所有的技术文件和生产设备都被苏联工业拆迁部门搬走，以作为对其为纳粹德国宣传服务的惩罚。
所有生产芬达的设备，都被运到了苏联境内，并且在曼图洛夫的安排下，由一家位于新西伯利亚的食品加工厂所接收，于1945年年底开始投入运作。
当然，为了迎合苏联的政治需要，新生产的“芬达”饮料采用了带有革命元素的包装，新的广告上还加上了社会主义标语，为芬达这种本来充满资本主义特色的饮料变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元素之一。
从1945年投产以来，芬达已经攻略了苏联全国市场，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进军。但在热销的同时，一些知情人士也在吐槽新西伯利亚汽水厂的“山寨行为”。
过了不久，当这些意见送到厂党委书记案上之后，厂方很快就想到了一个能够洗脱“山寨罪名”的方法，那就是推出其他果味的汽水饮料。
1946年年初，葡萄味的芬达开始推出市场，随后又有柠檬味，苹果味的汽水陆续推出，令苏维埃人民提前几十年喝到了汽水。
作为一名来自21世纪的穿越者，曼图洛夫对于这样的现象还是感到有些违和的。
但无论怎么说，能在1946年的炎炎夏日喝到冰冷的橙味芬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简单的享受。再加上身边的美女，还有涅瓦河畔的优美景色，使他有一种置身于天堂的感觉。
“沃罗佳，如果没有你的话，苏联人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喝芬达呢？”
曼图洛夫牵着卡蒂娅的玉手，闻着卡蒂娅身上发出的雌性香气，说：“普通工人的话，至少要等四十年，官僚的话，等二三十年应该就能在特权商店里搞到了，但价钱应该也不会便宜。”
“以前，我还没怎么察觉到我们国家和历史的改变，因为以一个普通国民的角度来看，国家的经济数字，版图变化，局势变化，还有政坛上的变化都是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感受到的，也不是每个人都在意的。
这种改变，当我们离开战场，离开政府办公室，回到家里的时候，就已经不会察觉得到了。
但文化和饮食则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任何一个改变都会影响着全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改变能在每个层面上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在各个层面都能察觉到，感受到。”卡蒂娅也被这样的现象所震撼了，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能够真真实实地感受着历史的改变。
366 列宁格勒的气氛
“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一个真正讲道德和人性的社会。m。手机最省流量；无广告的站点。
在这样的社会里，剥削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这个社会讲求道德。
无论怎么说，剥削都不是一种符合道德的事物，所以这样的事物是一定会被一个讲求道德的社会所唾弃的。
但在我们所身处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剥削却依然存在，而且为领导阶层的‘同志们’所维护，所推崇。
这样的社会和充满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最大的区别也许就是剥削者的形象和身份不同而已。
怎么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剥削者是掌握生产资料和巨额财富的资本家。而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里的剥削者就是掌握权力的官僚分子。”
在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开始出现了一群“敢于发言”的年轻人。
这群年轻人当中，有不少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学生，他们受到了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的影响。
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的思想，在苏联这个比较严格保守的国家里，已经算是比较“开化”了。他的思想比较倾向于自由化和道德化的路线，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思考，推荐学生们研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多的研究和讨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学生群体当中组织了起来，他们被鼓励批判思考，自由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
这些言论当中，有不少是反对斯大林政府的，但在列宁格勒这种鼓吹自由和批判思考的气氛下，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往往不会惹上什么事情。
就算惹上事情了，那也有列宁格勒大学的人为“倒霉”的人做担保，而在列宁格勒大学的背后，还有一个叫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的政治局委员，而沃兹涅先斯基的背后，还有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
在列宁格勒，几乎没人敢得罪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因为这些人的背后恰好就是苏联政坛中，掌握着巨大政治力量的“列宁格勒派”。
这股政治势力在中央的力量虽然并不足以让他们呼风唤雨，但至少目前来说，他们在列宁格勒这个地区也已经拥有近乎于“呼天唤雨”的力量了。不但是市委，就连市政府，市苏维埃里面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都是“列宁格勒派”的人。
在一个地方里，得罪当地的党政领导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所以很多在列宁格勒生活人在发现有列宁格勒大学学生怀有反斯大林思想或者倾向后，一般都会选择隐瞒。
少数选择举报的人可能会成功，但就算成功了，最终被举报的人也有可能在大学方面的担保下逃过一劫。
也许，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鼓励批判思考，推崇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以招生的方式“拯救”“人民公敌”子女的行为也是值得赞扬的。但这样一来，那些曾经受到苏维埃政府压迫的人可能就因为得到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的庇护，处境暂时安全，而开始变得毫无顾忌起来。
部分学生批评政府的言论或许还是对的，苏联政府目前来说还暂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由党内官僚主义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所引起的，但结果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往往被归咎到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身上，令人对斯大林，乃至于整个党内的所有干部都产生抵触之意。
一些“人民公敌”的学生更对这些问题“深有体会”，他们亲身经历了父母被内务部人员逮捕的痛苦，自己被迫过上“人民公敌”子女那种饱受歧视，不受公正对待的生活，自然对内务部及其背后的政权抱有不少怨气。
当他们有机会发表反政府言论，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时，这些人民公敌的子女往往会说出一些更加激烈的言论，并会把自己家人的经历用作为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例子”，从而增强自己的说服力，每次说起的时候，心里的怨气也会随之爆发，往往会在这种急待发泄的情况下说出不该说的东西。
“柳德米拉，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一名年轻男子打断了柳德米拉的话语，毕竟这里是公众场合，一个人民公敌的女儿发表这些映射政府的言论很容易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招惹杀身之祸。
“我说的有错吗？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僚分子的确在利用自己的权力，剥削广大的人民。我们的党，还有我们的领袖也是不容忍他们的，我说的这些难道不符合路线吗？”柳德米拉用带有讽刺性的口吻说道。
她说的话，在外人看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柳德米拉本人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刚才所说的话语，也不相信党会接受自己的言论。在她看来，如果党真的不容忍这些官僚的存在，那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怎么没有丢掉官位，怎么还过着人上人的生活呢？
她想到的唯一能解释这现象的原因，就是斯大林也不反对，甚至是默许这种现象的存在，甚至也在参与着部分的阴谋。
但事实是否如此呢？其实斯大林也曾经多次发表反官僚主义言论，认为任何一个成功的执政党都会有这些机会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存在，所以他一直以来都对这些官僚采取措施，并且在大清洗期间把不少在地方上为非作歹的官僚清除出去，让一些真正有能力，真正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接替他们的位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埃赫、古比雪夫州党委第一书记波斯特舍夫等地方官僚被清除，而滨海边疆区党委书记佩戈夫，白俄罗斯党委书记波诺马连科，新西伯利亚党委书记曼图洛夫等更有能力，更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在这次清洗中接替了那些官僚的位置，并得到更多的机会，在苏联政坛上发光发亮。
不过，这场大清洗当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布尔什维克遭到无辜的清洗，而负责逮捕和清洗这些布尔什维克的人往往就是地方上的官僚。结果，大清洗反而还成为了一些官僚清洗优秀党员和自己竞争对手的工具，令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不少优秀的党员。
虽然不少官僚已经被逮捕，并且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依然还有为数不少的官僚逃过这一劫，甚至晋升党内更重要的位置。这些人当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历史上会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赫鲁晓夫。
斯大林并不喜欢官僚主义分子，但这是不是代表他就能容忍列宁格勒出现这种自由化思潮和反政府思潮呢？这当然是否定的。在这么下去的话，列宁格勒派恐怕吃枣药丸。
367 舆论攻势
“沃罗佳，你来看看这篇报导，英国人的媒体又开始攻击我们了。”卡蒂娅拿着一份不知怎么得来的，对刚回家的曼图洛夫说道。
曼图洛夫看了标题一眼，说：“这不正常吗？”
随着东西方阵营关系的恶化，还有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的增加，苏联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媒体都已经开始展开舆论攻势，互相批评对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煽动人民对另一阵营的反感。
在政府及西方财团的暗中鼓励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开始“揭露”苏联“独裁政权”的“内幕”，重点“发掘”苏联内部的一些缺点，并把这些缺点全数归咎于“苏联共产党的独裁统治”，指出“苏联共产党才是导致苏联落后贫穷，民生困苦的罪魁祸首。”
西方媒体的这些招式曼图洛夫已经见得多了，毕竟他穿越之前的那个时代里，西方媒体及其暗中布置在华国国内的“代言人们”都是用差不多的手法来抹黑一些跟美国不太对路的政权，以此激发自身国民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信心，并极其对方阵营国民对民主制度和西方生活的向往。
数十年来，西方国家媒体抹黑别国的手法几乎都没有变过，一般都是找出人家国内的社会矛盾，放大社会矛盾，然后都把这些问题和矛盾都归咎于政府的“毒菜”，同时又举出少数西方“冥煮”国家的例子，把冥煮国家的生活吹得天花龙凤，把其他国家说成是地狱般的国度。
但实际上是否如此？当然不是！冥煮国家还不照样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一些“毒菜”国家的人民不也照样过着颇为富足的生活？
然而，很多西方媒体都只会选择性地无视一些重要的事实，一味地隐瞒人家的优点，放大人家的缺点，同时又放大自己的有点，隐瞒自己的缺点。
在这些选择性报导或者是“加工新闻”的渲染下，很多西方国家的人民都开始对苏联等东方阵营国家产生恶感，而阅读了这些报导的“毒菜国民”也开始从内心里反抗自己的政府，开始向往冥煮国家的生活。
和穿越前的世界相比，苏联现在面对的局面似乎比那两大国所面对的还更容易控制。毕竟苏联国内的媒体绝大部分都由政府所掌控，而绝大部分人民都没法搞到、等报纸，也无法接收到西方国家的电台节目，根本不受外国媒体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西方媒体对苏联的抹黑已经影响了外国人对于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认知，在不少西方国家民众看来，苏联就是邪恶轴心般的存在，而苏联的人民都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被一个“毒菜专横”的统治集团所压迫。
部分“黑苏”报导的内容大体上还是正确的，苏联大部分人的生活的确还无法与一些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提并论，苏联人民的确没什么言论自由，但这些媒体往往只把苏联差的一面说出来，却从来都不说苏联的有点。
卡蒂娅手上这篇报导就是属于这种性质的，一方面拿苏联和英国的人均GDP相提并论，指出英国人均GDP高于苏联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却只字未提苏联从1917年到1946年期间发展的成就，否定了苏联政府多年来的建设成果，并把苏联“生活水平糟糕”和“经济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苏联共产党的“毒菜统治”。
这样的新闻报导看上去还挺合理的，苏联的人均GDP的确低于英国，也低于美国，但这是不是代表苏联的计划经济就比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差了呢？
从苏联成立以来，苏联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一直都在有计划地进行，到了1946年的时候，苏联的经济已经明显比沙俄时期还要改善了不少，还一直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增长，而苏联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明显提升了不少。
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广大的无产阶级依然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之中，但在苏联成立后，经过多年的发展，苏联的无产阶级基本上已经摆脱了贫穷，享有足够的食物和衣物供应，也有了较为体面的住所。
反观美国和英国，他们中产阶层的生活质量虽然比苏联好，但无产阶级的生活其实也并没有改善多少，部分地区的工人生活环境甚至比苏联工人还要恶劣，实在是没什么值得比较的。
至于人均GDP这点，那就更不值得比较了。在苏联成立之前，俄国还只是一个低度工业化的农业国，无论是工业产值还是GDP等数据都被英美大幅抛离。
苏联成立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从一个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工业产值和GDP都得到大幅的提升，甚至已经达到英国的两倍，如果计划经济真有他们所说的这么差，苏联不是应该已经沦为第三世界国家了吗？然而并没有。
“喀秋莎，难道你就没有想过，我们也可以这么干的吗？”看完这篇报导后，一向沉稳的曼图洛夫并没有发怒，相反，他还想到了对付西方国家的方法。
“我们一直以来不也是这么干的吗？现在全苏联人民都以为西方国家的工人都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都以为苏联人的生活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我们宣传部门一直以来的宣传方针跟这些西方国家的媒体有啥区别？”卡蒂娅其实并不介意让苏联的媒体对西方国家做出失实报道，但他不明白曼图洛夫的意思跟苏联正在做的有什么区别。
“区别还是有的，西方国家的这些媒体在报导的之前好歹也会加上一些数据，或者加入一些真实案例，作为他们报导的依据，但苏联的宣传机构在做出过分宣传的同时又很少能拿出依据作为支持，只是片面地说苏联好，西方差，但却不说我们具体好在哪里，西方国家差在哪里。
这样的宣传方针，在国家封闭的情况下还是能奏效的，但一旦有人知道外国的真实情况，就会对我们的宣传产生怀疑，不再信任我们的宣传机构，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368 巴勒斯坦问题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也派人去西方国家，重点收集一些西方国家的‘黑幕’，然后由我们国内的宣传机构将其大肆报导，让苏联人民知道西方国家实际存在的问题？”
曼图洛夫搂着卡蒂娅的细腰，说：“没错，西方国家不是有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吗？那就通过1919年‘血色星期五’事件还有1886年的甘草市场事件说明一下什么叫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他们不是很人道吗？那就通过美国黑人的故事，还有英国非洲殖民地的生活来说明一下什么叫人道。
反正把他们的坏处都挖出来，再就加上一些实际例子或实际数据增强说服力。至于他们制度的优点，国家的成就什么的都尽量别说出来了，就算无意提到了，也要尽量淡化或抹黑，要让读者看完之后大骂资本主义邪恶。”
其实，西方国家和苏联一样，也存在着不少缺点，也有不少可供发挥的黑材料。
比如说1919年，英国格拉斯哥大罢工的时候，时任陆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便命令军警镇压工人，造成多人伤亡，彻底彰显了西方国家“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的一面。
在更早的1886年，美国芝加哥的五一大罢工也是遭到血腥镇压的命运，警方以谋杀罪起诉了八个人，但其中五个人根本没有到工运现场，更没有参与所谓的“谋杀”。最后，一向“公正”的美国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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