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男的大明-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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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太监干政的土壤，对吴应熊很有好感，没想到吴应熊对东林党也没太多好感。

　　东林党源于顾宪成，他在万历二十二年被削去官籍返回故乡无锡，和弟弟顾允成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这所书院原本是宋代大儒杨时创立，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后来宋代大儒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时，宣布他继承杨时衣钵。当时，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

　　讲学之余，东林党人聚在一起，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天下舆论，此时，钱谦益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

　　东林党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讳言“党”及“朋党”，常以“吾党”自称。在他们的语汇中，“党”，已不是“同乡”、“乡党”之意，而是“同道”、“志同道合”之意。本来传统儒家以为“君子不党”，但东林党人高攀龙、钱一本等人认为，小人可以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

　　刘宗周的认识则更进一步，他否认小人有党，而君子以同道为朋，以自绝于小人为党，将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名词，给“党”、“朋党”这一概念做了新的诠释，改变了贬义的内涵，结果使得明末党争更加厉害，朝廷一事无成。

　　但吴应熊觉得，东林党人，只会满口道德文章，“文人误国”。长期的上层生活，使得东林党人严重的与支持整个农民阶层脱节，不知道民间的疾苦。讲起大道理有一套，真正有用的实际行动没有。吴应熊主政江南的第二把火，便烧向了他们。因为吴应熊认为，明末的党争，也是大明亡国的重要原因。

　　在明朝，阉党、武将、文官是明朝的三大政治集团，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武将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朝廷的政治势力仅剩了文官和阉党，大大加深了阉党和文官的斗争，明末东林党因此而生。崇祯皇帝一下子把阉党连根拔除，这样东林党就失去了掣肘，一家独大，这些东林党人对皇命阳奉阴违，使崇祯皇帝有力无处使，觉得“文臣个个可杀”。

　　吴应熊知道，东林党主要以江南士大夫为主，靠的是在全国各地讲学的东林书院笼络天下读书人的心，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东林党人的书没白读，骂功十分了得。不论是市井的歌谣，还是朝堂上直接的上疏弹劾，被盯上的人名声立马顶风臭十里。

　　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了北京。

　　本来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主，而明代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张居正一死，东林党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但是，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北方农民水深火热，江南的行商坐贾们又是怎样一番情景？

　　以《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为例，他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盛景。

　　西门庆除了正常经营外，还涉嫌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已经算很低的税了，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300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50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爷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35两5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100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100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

　　没有商业税，大明国库空虚，辽东缺饷，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所以屡战屡败。

　　吴应熊要打击东林党，主要是为了要在江南推广征收“工商税”，这关系大明的国本！

　　钱谦益这时站起来说：“丞相，我东林一党，标榜气节，崇尚实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镌刻在各地东林书院的大门口，我等以救国为己任，何来误国之说？”

　　吴应熊哈哈大笑，道：“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读了几本圣贤书，就可以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真是把牛屁股都吹破了！本丞相就是要改变如今烂到骨子里的朱明理学，以后科举考试，不要再考八股文，而考策论，考抗击满清鞑子的见解，要改变过去士大夫以风格气节相标榜，只知唱道德高调，议论高而事功疏，没本事解决现实问题的局面。”

　　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写得很好，自觉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的殿军，他还开创了蕺山学派，这时也站出来道：“丞相说我等文人只会做道德文章，但孔孟之道数千年已矣，如何变？愿听丞相高论。若不能说服我等，我等今日就算赴油锅，也不愿再受辱。”

　　钱谦益这时也大义凛然地附和说：“丞相，士可杀不可辱，你今日必须给我等一个说法。否则我等宁愿赴油锅。”

　　吴应熊哼了一声，对钱谦益嗤之以鼻，说：“别人我不知道，你钱大人可不是这么容易就会自杀的人，须知这油锅里滚烫的油，可不是水池里的冷水。”

　　吴应熊这话，其实说得没头没脑，武英殿里没人知道这著名的典故——这典故源于历史上的南明弘光元年五月，清兵近逼南京。兵临南京城下时，钱谦益的妾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

　　大殿里一片安静，吴应熊说：“你们要讲大道理，本丞相也读过圣贤书，就跟你们好好讲一讲圣贤之道，打一下你们的脸！！孔孟之道在中国，从宋代就已开始异化了，程朱那些大儒，抄袭剽窃来佛家哲学，推出理学，把儒家本来就严格的道德要求，推到了违反人性的极端地步，竟然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口号，你们想一想，没有欲望，人活着和路边的石头有什么区别？这结果，便把我大明造成伪君子之邦，士大夫一面卑鄙下作，一面以道德气节相标榜，言和行彻底背离，且不说先皇崇祯亡国时，内阁首辅魏德藻那些大臣的恶心表演，大太监魏忠贤弄权时，大批读书人趋之若骛，拜在那阉竖门下当干儿子、干孙子，将其尊为九千九百岁，在全国各地为他建生祠，甚至上疏请将此目不识丁的阉竖配享孔庙，何等荒谬？大明士大夫奢谈去人欲存天理，其实私生活却极度腐败糜烂。你们习惯于脑子里先有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然后用所谓的礼制和道德去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然而这道德不考虑现实中人们的各种利益冲突，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家都讲道德而不讲法，社会必然伪君子盛行。就拿你钱谦益钱大人来说吧，你娶的那个柳如是，按照年龄都可以当闺女了吧？而且你包养人家却碍于礼教不敢给名分，这就不是风流而是下流了！还有，士大夫以气节自励，然而在闯贼攻陷北京时，却争相降贼！你们还要本丞相继续说下去吗？你们谁敢拍着胸脯说，要是满清鞑虏杀到南京，你们会舍生取义？”

　　沉默！

　　长久的沉默！

　　吴应熊这一番话，掷地有声，有理有据，打脸东林党，啪啪的，让那些东林党人，尤其是钱谦益，抬不起头来，武英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第六十四章　梦想


　　武英殿陷入沉默之后，吴应熊又开口说：“本丞相不是说道德不重要，我也希望大明人人都是君子，但这样的道德理想国，在现实中建立不起来，只会是地狱。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反而是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要人人做君子，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就会跟崇祯先朝一样，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对普通老百姓和军士来说，每个人都要养家糊口，一睁眼都面对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追逐私利是人的本性，道德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我们绝对不能把大明中兴的希望寄托在建立道德理想国上，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挡住满清的八旗铁骑，我们大明需要打击满清鞑虏的洋枪洋炮，需要扬帆海外的战船，需要开疆拓土扬我国威的虎狼之师。”

　　“丞相说得对！”马士英、阮大铖、还有武英殿在座的武将们，如刘良佐、黄得功、高杰等，都觉得吴应熊真是牛逼，平日里他们就被东林党人骂得都抬不起头来，觉得这些道德家很虚伪，但想回击都找不到词，吴应熊竟然能振振有词，说得句句很有道理，说得钱谦益等人满脸羞愧！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晚本丞相就做了一个梦。”吴应熊说：“我梦见江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国人美其服，甘其食，乐其居，万世太平由我们开启；我梦见大明国富民强，收复辽东，鞭执天下，万邦来朝！我梦见大明的坚船利炮，将祖宗之土北扩莫斯科，东到扶桑，西吞罗马！我的这些梦想，都不是满嘴仁义道德就能实现的。”

　　左都御史刘宗周很安静听完吴应熊的长篇大论，有点心灰意冷，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决定辞去官职归隐——刘宗周一直提倡“慎独”，原文出自《礼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大意是说即使在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能谨慎遵守道德规范，不逾矩，不越轨。比如程朱理学以为：“《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日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

　　刘宗周的“慎独”是另辟蹊径的，已经提升到本体论高度：“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他将王阳明心学进行了修正，从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

　　“慎独”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来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跻于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祸”，这就是刘宗周的政治主张。

　　崇祯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张，励精图治，刘宗周被起用为顺天府尹，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崇祯求治心急，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常萦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因议论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回乡讲学。

　　崇祯九年，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此时满洲已建国号为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农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江山已摇摇欲坠，崇祯求治的希望化为泡影。刘宗周却仍希望崇祯能先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认为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崇祯急求向往的是如何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崇祯龙颜大怒，传谕内阁，想加以重处。后来他又想，刘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马，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刘宗周才得以平安过关，再次告病求归。

　　崇祯十五年，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新兵器，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革职后，刘宗周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发挥“心诚”、“慎独”的学术思想，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此时丞相吴应熊南渡主政，刘宗周又满怀热情来推销他的“慎独”思想，但他听吴应熊的言语，比崇祯皇帝还要求“实用”，他于是心灰意冷，站起来说：“丞相，先帝（指崇祯）之变，臣宜死；欲苟活之故，乃思烛火之躯报国也。今难以报国，乞归于山野。”

　　说实话，吴应熊对刘宗周还是很佩服的，他的学问虽然保守，但毕竟知行合一，历史上他效法伯夷叔齐绝食而终，私德也没什么亏欠，但是他的慎独学说，现在绝对不适合1644年的大明。

　　人各有所长，吴应熊知道大明现在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不如将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让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也算是成人之美，于是，吴应熊说：“刘大人既然要归，本丞相批准了，你就挂着左都御史官衔，饷银照发，回乡里著作讲学吧。君子慎独，于政治无益，但对个人修身来说，还是大有裨益的。”

　　“多谢丞相理解。”刘宗周知道吴应熊这么做，已经很给他面子了，赶紧谢恩。

　　这时，礼部侍郎钱谦益觉得自己受辱，也想以退为进，辞官回乡，这样还能博得个好名声，他也站起身说：“丞相既然看不上吾东林一党，钱某也就此归隐。”

　　“钱大人，刘大人很干净，他回乡本丞相多少觉得有点可惜。你以前犯下了滔天大罪，可没那么容易跑掉！”吴应熊厉声道。

　　“啊？钱某所犯何事？”钱谦益自诩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谦谦君子，见吴应熊这么一说，脸上严肃的神情不像开玩笑，额头上直冒冷汗！


第六十五章　搞定钱谦益


　　吴应熊对钱谦益的人品，是看不起的，不仅是因为“水太冷”——一般说来，文如其人，只有道德情操高尚，才具备真挚丰富的情感，吟出动人的诗篇，不过，历史偶尔也和人们开开玩笑，让人们对那些貌似尊贵的小丑顶礼膜拜，明末的“文坛泰斗”钱谦益便是这类小丑中的一个。

　　这时的钱谦益已负盛名，主盟文坛数十年，写过“戎马南来皆故国，江山北望总神州”的爱国诗句，但钱谦益却是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早在明朝天启年间，他曾与反对宦官专权的东林党人关系不错。当东林领袖人物几乎被摧残殆尽后，他的感觉开始好起来，自称“硕果仅存”，“流俗相尊为党魁”，凭着明朝礼部侍郎的身份，俨然以东林党人的新领袖自居。在1644年，钱谦益的两面三刀更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初和史可法等人讨论在南京拥立新君时，钱谦益主张拥立潞王。不久，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成功，钱谦益再次见风使舵，上疏猛拍马士英的马屁，并“力荐阉党阮大铖等”，结果还混了个礼部侍郎。

　　吴应熊道：“听说钱大人曾在杭州的红豆山庄中为柳如是特筑一座精美典雅的小楼，金屋藏娇，花费数万两白银，你区区一个礼部侍郎，哪来那么多钱？”

　　钱谦益不慌不忙地说：“臣虽不才，一副好的书画作品也大约值佰金。”

　　“哦！”吴应熊本来觉得钱谦益的钱来路不正，不想钱谦益确实不缺赚钱的渠道，他虽然数次丢了官职，但银子还是有的，但吴应熊铁了心要整钱谦益，不怕找不到打击他的丑事，他旧事重提：“辛酉那年的科举，你是主考，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么？”

　　钱谦益一听到“辛酉”二字，顿时就紧张了，觉得心情沉重抬不起头来——明朝时期，科举考试越发严格，但是官员俸禄低，受贿案却屡禁不止，钱谦益就有受贿案底，在朝野间的斗争中被政敌揭露出来：天启元年辛酉科的乡试，钱谦益当时任职浙江的主考官。考生田千秋在考卷中通过暗藏“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传递给已经贿赂的考官，最终考取了举人，这件事被揭穿查明后，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处罚，田千秋的举人名分被废除了，除此之外又发配他充军，而当时的钱谦益，也因为这件事被办了个失察之罪，被夺俸、削职。这件事简直就成为钱谦益在仕途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不仅在案发之后他就立马遭受了惩处，直到多年后，他本拥有可以入阁主事的机会，也因为这件事情而泡汤了。

　　钱谦益说：“此事已经过去多年，不知道丞相为何再次提起？”

　　吴应熊说：“民不举，官不究，此时本丞相重提此事，是因为有人告你谋命。”

　　“何人一派胡言？”钱谦益的脸挂不住了，愤然道。钱谦益愤怒是因为他心虚，辛酉年也就是天启元年的江浙乡试的主考官正是他钱谦益，那一次他的确收了不少商人子弟的贿赂，并录取了不少商人子弟，但谁知由于事情做得不干净，最后还是被人发现，要不是当时是东林党主政，他也不会仅仅是被罚俸了事，只怕早已是人头落地，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之久，却为何会有人突然提起。

　　“钱大人不必着急，本丞相办事，一向公允，绝对不会冤枉你。”吴应熊给在座的文武百官讲了一个寒门秀才范举在十二岁时开始就连中小三元的励志故事，也因此族中亲友对其期待甚高，但造化弄人，他在乡试一关上蹉跎四十余年，而辛酉年的那年乡试，他就因再次落第而跳河自杀，偏偏那一次却出了舞弊一案，而在重新甄选之后，他又被选到乡试第六名的位置，本来完全可以中举，可人却死了。

　　史可法等文武百官，都为范举感到可惜，尤其是文官，他们都是通过科举才踏入仕途的，感同身受，立马觉得钱谦益这人人品不堪，竟然因为受贿毁了人家的前途和性命，议论纷纷，他们讨论主考官舞弊对一个寒门学子，对一个国家的取士和长治久安到底有多大的伤害，上纲上线，钱谦益立马无地自容，脸被打得啪啪的。

　　吴应熊道：“如今范举的后人已经长大成人了，来南京告状，钱大人觉得本丞相该如何处理？”

　　钱谦益说：“臣愿意引咎辞职，并且受罚补偿范举的家人。”

　　吴应熊道：“这件陈年旧事你可以辞职、赔钱了事，那你其他的累累罪行，又该如何处置？”

　　“啊？我还犯了哪些事？”钱谦益自觉自己就主考受贿那一个人生污点，实在想不起自己还做了哪些坏事。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