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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匈奴-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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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古道热肠，想叫杨校长，成为他们镇上的女婿而已。
事出突然，杨作新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瞅了众人一眼，又瞅了瞅箱子底下的两个女子，然后说道，乡亲们的一番美意，他心领了，只是他现在还不想谈这类事情，荞麦与灵秀，愿意嫁人的就去嫁，愿意守身子的就去守，不要耽搁了人家吧，也不要把他，和这二位扯在一起！说完，一甩袖子，竟自去了。
乡亲们见了，觉得自己热屁股遇上了个冷板凳，都有些尴尬。有的人说，人家不承你这个美意，何必自讨没趣，去磨这个闲牙；有的却觉得，煸腾起这事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大家打听到杨作新是个孝子，于是合计一番，派了个办事牢靠的人，一头毛驴，从吴儿堡请来了杨老太太。
杨老太太一听这事，登时乐了，不顾路途遥远，骑着毛驴，从吴儿堡乐颠颠地来到小镇。杨老太太下了毛驴，不奔那破庙学校去见儿子，却要吆驴的，领着她先去相媳妇。见了灵秀，看见灵秀搽着官粉、打着胭脂、梳着油头、穿着洋布袜子红缎鞋的样子，先有几分不悦。一打问，又是个正守空房的寡妇，杨老太太心想，寡妇人家，正该门户紧闭，衣着俭朴，防止人家说长道短才对，这番打扮，肯定不是个省油的灯，于是，一个心眼，将灵秀排在了圈外。其实这灵秀的一身装束，正是为杨作新打扮的，想不到弄巧成拙，杨作新没见到，倒让这横桃鼻子竖挑眼的杨老太太遇上了。看完灵秀，又看荞麦。荞麦老实，见了杨老太太，不似灵秀那样伶牙俐齿，家里也穷。谁知杨老太太见了，却中意这个，其中的道理，大约与当年选后庄的灯草时的考虑一样。而且这荞麦，较之灯草，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胯骨很大，杨老太太始终认为，胯骨大的女人，容易坐住孩子，就像有的花容易坐住果一样，她娘家就有这么一个女人，一年一个，一气生了十三四个，当然对于杨作新，她也没有这个奢想，但是，起码，你杨作新得为杨家，留下一个男丁才对。
杨老太太大包大揽，将这桩婚事说死了，嘱咐镇上的人准备办事，然后才下了毛驴，拖着两条又酸又乏的腿，颤巍巍的，踏进了小镇小学。杨老太太准备，一旦杨作新不愿意，她就拼了老命，你死我活地和杨作新大干一番。
那天晚上回到学校，杨作新早早就睡了。躺在床上，前思后想，睡不着，将思绪理了理，这时才明白，他仍在惦念着黑白氏，惦念着在交口河的那个月夜，叫他懂得女人的那个女人；但凡遇见女子，尤其是提到婚姻这档事时，他总拿出个黑白氏，和人家比较，他不了解一方水土养一方物，黑白氏的人样、禀性，只出在无定河流域。那一块地面，是曾经出过美女貂蝉的地方呀。
世界上事情，偏偏都遇到了一起。第二天早晨，那个衣冠楚楚、洋味儿十足的赵督学，也赶到学校里凑热闹来了。她当然不知道小镇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镇上的人也不会告诉她。她来找杨作新，纯粹是想来看他一眼，大约她的生活除了抛头露面的时间以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很空虚，她需要一个她做女时就认识她的人，来和她拉一拉她做女时的事情。或者，如前所说，她还爱着杨作新，她想培养杨作新按她的标准振作起来。或者，她的自尊心在杨作新的面前碰了壁，从而激起了她的好胜心和好奇心，她想得到他，哪怕是片刻的工夫。总之，一位地位显赫的女人去追逐一个卑微的人，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用不着为她的行动寻找更多的依据。而且，如果杨作新斗胆，说穿了他的真实身份，也不见得这顽强的踏访者就会突然翻脸，说不定，事情会得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我们知道，杨作新已经无心，也不愿去冒这个风险了。生活就是这样，它往往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失之交臂。
好容易送走了赵督学，杨作新一时间变得心事重重，他明白如果这样长此以往，总有一天，他会支持不住，从而倒在这个女人的怀里，或者，她在频繁的踏访中，终有一天，她会发现自己的身份的。想到这里，他想离开这所学校，长期以来，他其实一直渴望着根据地那种痛快的兵刃相见的生活，而不愿在这里过得如此窝囊。但是，革命工作需要他继续留在这里，支撑这里的局面，投身革命即为家，身不由己，他的去留需要上边决定。
这时候，他想起了乡亲们为他物色的那两个对象，他觉得如果能够结婚，倒是一件好事，既可以断了赵督学的念想，又可以在这小镇，安生地住下去。这时候他想起了遥远的吴儿堡，他觉得自己是应该赶快考虑这件事情了，仅仅是为了想抱孙子的母亲，为了长眠在地下的父亲，他也该早早结婚才对。至于那两个女子，她们只给他留下了肤浅的印象，但是他明白，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结合，都是可取的，她们都会好好地和自己过日子的。既然自己，已经以这样平淡的口吻来谈论婚姻，那么，不论找其中的哪一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杨老太太恰好在这个时候，推开了杨作新办公室的门。这样，她原来准备大干一场的打算，其实已经落空，杨作新将心悦诚服地接受母亲的训导和决裁。八五八书房而作为杨老太太来说，她此行的目的，便不是成了来迫使杨作新结婚，而是成了在那业已选就的两个候选人中间，确定一位而已。
母子相见，自然是一场惊喜，知道是镇上的人将杨老太太接来的，杨作新对乡亲们的淳朴和热情，又是一番感慨，至于谈到婚姻，或者更准确地说，谈到荞麦儿，杨作新也是满口答应，并且说，其实他的心里，也倾向于荞麦，只是怕亏了那灵秀儿，惹她伤心，此刻心里，正二心不定哩。
杨老太太知道儿子的禀性，心想儿子当年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念书娃时，就心高气盛，瞅不上灯草儿，这些年在外边闯荡，外边有的是花花世界，儿子一定早就看花眼了。因此，见儿子应承得这么利索，反倒起了疑心，以为杨作新是在哄她，打发她走了以后，再把这事搁下。想到这里，杨老太太说道，既然杨作新答应了，那么，她就看着杨作新把婚事办了，再回吴儿堡去。
有杨老太太坐镇督促，婚事很快就办了。有镇上这么多热心人乍舞，再加上学生们捧场，婚事办得很热烈。办完婚事后，杨老太太了了一桩心事，欢喜得好像猴儿—般。镇上的人仍然用毛驴将她送回吴儿堡。行前，骑在毛驴上的杨老太太，又将毛驴停住，把个没牙的嘴，附在荞麦耳边，就新婚应当注意的事项，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讲了好一阵，直说得荞麦一阵阵脸红，才算罢休。末了，杨老太太又大声地对荞麦、同时也是对杨作新说，等着荞麦“有”了，就回吴儿堡来生，她要亲自看着荞麦把孩子生出来，她要服侍荞麦的月子。
镇上的人见事情已经撮合成了，心满意足，各人又忙各人的去了。夜来，这幢用做小学校的破庙里，杨作新搂着自己的新婚妻子荞麦儿，油灯吹熄以后，也不去计较什么白脸黑脸，夫妻也还恩爱。那赵督学，婚礼过罢的第三日，来了一趟，见了门上的红对联和窗花，脸上变了颜色，后来硬着头皮推开门见了荞麦儿，于是明白自己只有喝喜酒的份儿了。她倒也不失身份，屋子里坐了一阵，说了些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话，然后起身告辞。她把自己的所有恼怒和轻蔑，放在临告辞时。当只有杨作新一人在场，她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杨作新，我看不起你！”
赵督学回到肤施城后，派人送来了一盒当时还算稀罕的洋糖（水果糖），算是礼节，从此在肤施城通往小镇的路上，断了她的踪影。赵督学的事，算是了了，杨作新却没有料到，他的这桩婚姻，却又得罪了另外一个人，这人就是灵秀儿。
满世界上，现在只苦了个自认为是小镇上“头道梢子”的灵秀儿。当初灵秀坐在箱子底下的时候，信心十足，胜券在握，觉得身边粗俗的荞麦，只不过是陪衬而已。顶多，杨先生将来不婚不娶，她和荞麦，只不过是演了一场戏，为贫乏的生活增加了一点笑料。谁知，杨老太太一番搅和，竟让荞麦占了上风，走了好运。灵秀儿现在觉得，她在众人面前丢了脸，她还觉得，杨作新其实心里喜欢的，还是她。现在，她想耍黑皮，脱了裤子，也到杨先生的床上挤一挤，可是又舍不下这个脸，不是怕文文雅雅的杨作新，更不是怕没见过世面的荞麦，她是怕学校里杨作新养的那一群活蹦乱跳的学生娃，出她的洋相，所以不敢过于造次。灵秀没了诀，每天，她就在家门口的畔上，对着学校，骂一阵脏话，唱一阵酸曲，吓得荞麦，红着脸，捂着耳朵，躲在杨作新的房里，不敢出来。
就这样好长时间后，来了个赶牲灵的。灵秀家和这小学校，隔着一条骡马大道，那赶牲灵的，听见畔上有人在骂脏话，叫一声“这女子好口才”，于是吆住骡子，跟灵秀对骂起来。一来一往，成套的脏话配合得十分默契，正像俗话说的“顺说顺对，斜说斜对”。灵秀见骂脏话和他只骂个平手，于是换了口吻，开始唱酸曲，仍旧是你来我往，不分高低。那支支酸曲，都直唱到挠人处，才算罢休。最后，那赶牲灵的找了个借口，说是要讨口水喝，便进了灵秀的暖窑。第二天早晨，天不明，一头大骡子，就把灵秀儿拐跑了。镇上人操起农具，撵了半天，也没见灵秀的踪影———两条腿哪有四条腿快！后来，镇上有人，在北草地见过她，说那灵秀，果然跟赶牲灵的结婚了，见到乡亲，不问长不道短，只一个劲地打问教书先生的消息。
灵秀跟人一跑，算是解放了荞麦，从此晚上睡觉偎着杨作新，才觉得瓷实了。杨作新的耳根，也觉清静了许多，偶尔想起这女子的痴情，也不无一丝憾意，只是天长日久，风云流散，该办的事很多，该记的事也很多，自然就把她忘记了。
于是这桩乡间喜剧到了尾声，接下来，就是安安生生地打发日月了。那时共产党的章程是“党内的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因此，杨作新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也不便对荞麦儿说。那荞麦与杨作新同席共枕，时间长了，焉有不发现枕头底下的短枪的道理，只是看见了，也默不作声，只当没有看见，并不惊扰丈夫。有一段时间，局势紧张，杨作新为了叫荞麦有个思想准备，于是暗示了自己的身份，谁知荞麦听了，淡淡一笑，说见了枕头底下的枪，她已经约摸出七八分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掌柜的是革命人，她就是革命的婆姨了，她虽然不识字，跑跑腿还是可以的，以后有用得着她的地方，只管说话。杨作新听到，心头一热，搂住荞麦儿，亲了个口口。
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中期，革命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在陕北这块荒凉而又贫瘠的土地上，如火如荼地风行。这里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屈指可数的几块革命根据地中之一块，并且建立了并不逊色的一支武装。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南有瑞金，北有照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永宁山”，这话后来理所当然地被作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主义而受到批判，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感觉到，当时陕北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规模。
这支队伍由最初的几个人，几十个人，发展到几百人，最后达到了数万浩浩之众，以两个军的建制活跃于陕北和陕甘边一带。他们也由最初的拥有大刀、长矛这些冷兵器，发展成为一支装备精良、骁勇善战的队伍。这其间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许多可书可记的史诗，它们构成了中国革命英勇卓绝的斗争的一部分，而且由于这里的荒凉和贫瘠，闭塞和粗蛮，这种斗争显得更为残酷壮烈和更加勇敢豪迈。
我们所记述的收编后九天武装的经过，只是这红军草创期间，许多次斗争中的一件。其实，每一支小部队，哪怕是只有几个人的小部队的扯起旗帜，都有一番曲折的过程，每一个农民丢下犁杖，成为红军战士，也都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人一马一杆枪，咱们的红军势力壮”，百川归海，所有的力量凝聚起来，于是便在陕北高原，形成了一番大气候。
民国十八年的大年馑，是这场革命得以在陕北大大风行的直接的契机。正如斯诺先生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在目睹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后，问自己的话那样，大年馑中，那些坐以待毙的农民，也在用同样的话问自己，不过，他们将斯诺先生的“他们”这个词儿换成了“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造反？”他们这样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联合成一支大军，攻打那些向我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我们吃饱、强占我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我们不打进大城市去，去抢那些把我们的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不要忘了这些头上用白羊肚子手巾扎成英雄结的人，曾是斯巴达克式的悲剧英雄李自成的直系后裔，曾是八大王张献忠的直系后裔，曾是高迎祥高桂英的直系后裔，在他们的血管里，澎湃着叛逆者的高贵血液，而祖先的光荣又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引导着他们。当封建大一统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统治和驯化这一块广袤的国土的时候，网开一面，它遗漏了陕北。这当然不是为牧者的恩赐，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这里一直处于民族战争的拉锯战局面，致使这种文化无力渗透或较少渗透而已。我相信我们的吴儿堡故事，已经准确无误地向读者告诉了这一点。这种独特的人文地理是这块土地显赫一时的重要原因，并且为不久就要到来的毛泽东以及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风行高原以至风行全国，准备了基础。
于是，成千上万的饿得发昏的农民，开始抢粮，吃大户，打家劫舍，甚至绑票，而成千上万的人，则涌进陕北高原的几十座县城，冲进衙门，冲进粮行。许多人没有走到县城，就倒毙在路旁了，许多人进了县城，但是手指刚触到那囤积的白花花的大米、黄灿灿的小米，就挨了枪子儿，大部分人于是又重新回到乡间，守着老婆孩子和几孔破窑，等待着那不可避免的死亡降临。对“死去还是活着”这个问题上，他们思谋了很久，最后决定扯旗造反，走向革命，这样或许还有一步活路。
公允地说，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在这块土地上的发生和发展，那么，在这个年代，在陕北高原，仍然不会安生，仍然会有人举旗造反，但那就是黄巢李闯式的农民起义了。共产主义运动适时而至，从而给这块土地，带来了希望，给这些愤怒的可怜的人们，带来了行动纲领，从而引导他们结伙成团，为自身的基本生存权利而斗争。
陕北高原的革命武装割据，在与国民党当局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日益壮大，大约到了一九三四年，达到全盛，控制了陕北高原一半的县城，并且成立了刘志丹将军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谢子长将军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一个以陕北与甘肃接壤的子午岭山系为依托，一个以陕北高原腹心地带、山大沟深的安定横山地区为依托，两块根据地互成犄角之势。当时，“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和“红军游击队，老谢总指挥”的陕北民歌，宛如当年的“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谣一样，唱彻了陕北高原偏远山区的山山岭岭。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下，中国地面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先后失陷之际，独有在这块偏远的陕北高原上，在这块中国的西北角，保留下了这唯一的一块，从而给历经两万五千里风尘之苦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块落脚地，提供了一次恢复元气和东山再起的机会。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愿意在这里，再引用一段斯诺先生珍贵的笔墨。当然倒不仅仅是为了省力，而是由于这一段历史，诸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党史专家的琐碎考证，又使每一个试图再现这波澜壮阔一页的人，望而生畏，那么，我想我们的求助于斯诺先生，就是读者可以谅解的事情了。当然，斯诺先生的叙述，中间肯定也有许多的不周不到之处，但是大致的走向是正确的，况且那些现成的文字，是已为社会所认可的东西。
埃德加•；斯诺写道：“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在整个西北名闻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他们的行为很像普通的土匪。到一九三二年刘志丹的徒众在陕北黄土山区占领了十一县，共产党特地在榆林成立一个政治部来指导刘志丹的军队。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陕西的第一个苏维埃，设立了正规的政府，实行了一个与江西类似的纲领。
“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间，陕西红军迅速扩大，提高了素质，多少稳定了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一所党校，司令部设在安定。苏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开始发行粗糙的钞票、邮票。在完全苏维埃化的地区，开始实行苏维埃经济，地主的土地遭到没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设立了合作社，党发出号召，为小学征求教员。
“这时，刘志丹从红色根据地南进，向省会进逼。他攻占了西安附近的临潼，对西安围城数日，但没有成功。一个纵队南下陕南，在那里的好几个县成立了苏区。在与杨虎城将军（后来成了红军的盟友）的交战中遭到了一些严重失败和挫折，但是也赢得了一些胜利。军内纪律加强，土匪成分消失后，农民就开始更加拥护红军。到一九三五年中，苏区在陕西和甘肃控制了二十二县。现在在刘志丹指挥下有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总共五千人，能与南方和西方的红军主力用无线电联系。在南方红军开始撤离赣闽根据地后，陕西这些山区红军却大大加强了自己。后来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一九三四年末，红二十五军八千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离开河南。十月间他们到达陕西南部，同刘志丹所武装起来的该地一千名左右红色游击队会合。徐海东在那里扎营过冬，帮助游击队建立正规军，同杨虎城将军的军队打了几次胜仗，在陕西南部五个县里武装了农民，成立了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陕西省“契卡”二十三岁的委员郑位三任主席；李龙桂和陈先瑞为红军两个独立旅的旅长。徐海东把这个地区留给他们去保卫，自己率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在成千上万的政府军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苏区，一路上攻占了五个县城，把马鸿宾将军的回民军队两个团缴了械。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西北部的云长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徐海东为司令、刘志丹为副司令兼陕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该军团遇到了王以哲将军率领的东北军二个师，加以击败，补充了新兵和亟需的枪支弹药。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八月份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轻人。据告诉我消息的人（他当时是刘志丹部下的参谋）说，这位张先生（外号张胖子）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钦差大臣。
“张胖子开始着手收集证据，证明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他‘审问’了刘志丹，命令刘志丹辞去一切职务。现在可笑的是，或者说奇怪的是，或者可以说既可笑又奇怪的是———不过，反正这是遵守‘党纪’的一个突出例子：刘志丹不但没有反诘张先生凭什么权利批评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决定，放弃了一切实际指挥权，像阿基利斯一样，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张先生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
“就是在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南方的红军先遣部队，即在林彪、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率领下的一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他们对这奇怪的情况感到震惊，下令复查，发现大多数证据都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发现张敬佛不仅越权，而且本人受到了‘反动派’的欺骗。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张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关了一个时候以后，分配他去从事体力劳动。
“这样，在一九三六年初，两支红军会合起来尝试著名的抗日‘东征’，他们过了黄河，进了邻省山西，仍由刘志丹任指挥，他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在那个所谓的‘模范省’攻占了十八个以上的县份。但是他在东征途中牺牲的消息，不像许多其他类似的消息那样不过是国民党报纸的主观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领导突击队袭击敌军工事时受了重伤，但红军能够渡过黄河靠他攻占那个工事。刘志丹被送回陕北，他双目凝视着他幼年漫游的心爱的群山，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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