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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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呤掷床鹫蠼牛�这样我们就可以耗很久，张哥你就可以安心写论文了。”

事实果如孙小六所料：春节假期之后不久，一巷一号到七号的门前开始热闹起来。有时是穿着邮差绿制服的家伙骑着摩托车或脚踏车来回巡走，我听见其中一个还刻意向邻居太太打听，怎么这里会冒出来个“一巷”。邻居太太问那人要送什么信给什么人。邮差说没什么，只是地址怪怪的。邻居太太砰的声关了门，说怪怪的就去问乡公所。

乡公所也派人来查问了几回。最后一次发生在二月底，十六户人家里的十四五户主妇们像一群争着下蛋的母鸡，和那小公务员在门前这条大约二三十公尺长的“一巷”里议论着改地籍的细节问题。有的说去掉巷就可以，有的说去掉巷就要重新编号，有的说一旦重新编号则旧地址就算作废，那么邮件出了问题该谁负责，有的说一巷很好，没有二巷、三巷就是唯一的一巷的意思。那小公务员趁隙就问七号为什么没有代表来参加讨论。有一位太太答得好：“你要跟老鼠讨论什么？”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的确。我能跟这些人们讨论什么呢？我的论文吗？还是这种跟坐牢没两样的逃亡生活呢？

33　学术问题

我应该暂时放下茶园仓库里那两个怪老头的疑团，也暂时不去叙述接下来时不时前来骚扰我们的电力公司、水力公司和电信局工务组的那些个“人员”。我还是从美满新城一巷七号这座宅子内部的一些细节往下说去罢——

我写作论文的那张梳妆台是合板贴皮制成的，它的一只脚已经折断了，尽管我给垫了两本书在下面，仍是晃动不已。一写字，就有如坐上了一辆老爷车，东倒西歪地颠簸起来。这为我日后的写作生活伏下了很不好的影响——我几乎不能在任何平整安稳的桌面上写出一个字来。虽然我很厌恶所谓写作依赖某种灵感的说法，但是坦白讲，如果一张写字桌不能有那么点偏倾侧斜之势，我是一点灵感也不会有的。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当孙小六的行踪暴露之后，他不能再替我搬运任何一本参考书，是以计划中皇皇三十万言的论文原本应该援引、摘录的古代典籍、近人论著和其他很可以充填篇幅的资料都没了着落。这使我的写作耽搁了好几天。终于在某日小五再度前来的一个周末中午，我再也忍禁不住，竟然坐在那张长板凳上啜泣起来。小五起先只是安慰我不要着急，总会想出法子来的。由于谁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她便又劝我，如果压力太大，也可以考虑暂时放弃，等以后当完了兵再慢慢儿找时间把论文写完。然而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办理休学手续得亲自跑一趟学校——能亲自跑一趟学校而无送命之虞的话，我又何必办休学呢？总之，我被困住了——不只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不能随意读我应该读或想要读的书是极其严重的一种惩罚。这使我真正地感受到囚禁的苦闷和失去自由的寂寞。我一面掉着泪，一面不断地跟小五说：“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我好难过。”没有什么别的话比这四个字更能体现我当时的心情。我起码说了三百次，且在意识的底层想到许多古今中外受过牢狱之灾、遭到放逐之祸的伟人——我相信他们在真正体尝着我这种心情的时候一定也不停地说着“我好难过”罢？

最后小五随口问了我一句外行话：“难道一定要读那些书吗？”

“什么意思？”

“不能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吗？”

就在我正要说“当然不能，这是硕士论文”的时候，灵感来了——我的眼前乍然一亮！为什么不能？我转身进屋，坐回那动辄摇晃颤抖的梳妆台前，伏案疾书起来。

从这一天起，我不再去想参考书的事。如果有需要援引古今中外著名经典或研究资料的地方，我就瞎编一个人名、捏造一个书名、杜撰一段看起来像是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说出、写出且恰恰可以充分支持我的论理的语言。坦白说，这样的勾当作来十分有趣，几乎像是上了瘾一般，我越来越觉得发明一个论文中的理据要比推演一套严整的论述或者归纳一个抽象性的命题来得更加迷人。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我创造了一百三十二个不存在的人、两百零五本不存在的书、三百二十六则不存在的论述。如果不是因为缴交期限已至，我还可以继续写下去，直到天荒地老。

在这种可以说是“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地写作论文的日子里，我并没有多想现实的问题。比方说，我是不是真能如期写完？就算如期写完，我又该用什么方法把手稿交给打字行打字、排版、印刷、装订？就算连这些都能顺利搞定，我又如何避得过那些撒下天罗地网，随时可以在大门外把我抓走的恐怖分子，前去参加论文口试呢？说句更实在的话，我连口试是哪一天、在哪里举行都不知道——我已经彻底和这个地遁阵之外的世界隔绝了。

但是，奇迹也因而发生。在茶园仓库的一场恶斗之后不知多久，孙小六发现我们的口粮已经没了，只剩下几根鳕鱼香丝和半包发了霉的王子面——连喂那几只大蜘蛛都不够。我也不记得究竟多久没有食物进肚了，然而，在那种极度饥饿的状况之下，人的头脑却变得非常清楚——我甚至一闭上眼就可以用一种视觉状态意识到自己脑细胞的运动，它们之中有的像变形虫那样蠕动，有的像蹦豆儿似的跳跃，有的如大雨敲窗之际相互并吞、溶化的水珠，总之活力旺盛到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步。连带地，贮存那些奇形怪状的脑细胞里面的种种资料也开始变成各种鲜活灵动的符号向我发出各式各样的召唤。

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我双手环膝、眼睛瞪视着稿纸上飞速滑动的笔尖写出论文所需的字句之时，另有无数个可以名之为心象的画面也同时在我四周开启，它们的总数若干其实难以确实估算——因为每一个画面都随时闪烁、灵动着，只要我稍稍分神注意，就会立刻像进入一部我早已看得烂熟的电影一样，非但理解了那情节的事实细节，也知悉它的意义，更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举个例子来说：我在写到先秦纵横家之学到汉代成为宫廷中为皇帝辩护的职业演说者必备的一种技术的时候，梳妆台旁的塑胶椅上方忽然呈现了一幕奇景，是一座三层高的四方楼台忽然倒塌下来的情形。接下来——几乎不假思索地——我立刻意识到，并没有任何人因此而罹难，受伤的也不过是六十四个魁梧健硕的中年男子之中的二三人而已。也就在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之际，我已经置身于倒塌的楼宇之中——却并不感觉压迫和窒息——我游刃有余地在地底的灰烟土雾中游荡飘移，看着这些人被八张大网兜住，有的网里人多一些、有的网里人少一些。可是完全无须数计，我知道他们就是六十四人，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

这是非常怪异的一幕，一来它和我的论文内容全然无关。二来它也从来不是我过往真实人生之中的一个片段。三来它也绝对不是我曾经看过的任何一部电影或戏剧里的某一场面。然而我对它却如此熟稔——毋庸继续看下去，我已经知道这是一群在光绪年间被天地会洪英诓骗构陷的老漕帮庵清元老，他们差一点遭到活埋，而那一栋倒塌的楼宇叫“远黛楼”，乃清代著名建筑巨匠钱渡之的后人所建，此楼的确有个机关，能害人，也能救人。整段故事原来出自署名“陈秀美”者所撰的硕士论文《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之中。质言之，由于饥饿——也许再加上与世隔绝的恐惧或焦虑罢——我所读过的书里的每一情节都开始向我包围进袭，且以鲜明无比的影像一再迫令我凝视着它们。

对我而言，这种前所未有的经验其实是极其迷人的，仿佛我所读过的书——无论它们多么枯燥乏味、陈腐失真乃至错讹连篇——都在以一种活泼泼、热滚滚的魅力向我展现生命。在这一大片你叫它客厅也好、书房也好、卧室也好的底楼空间里，容有不下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生命。书的幽灵。白纸黑字的魂魄。就在我即将变成饿殍之前，前来向我作完美的告别。也一如在人世间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情况——走在路上你会碰到似曾相识的老同学，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来，或者是在某处读到了一个名字，你知道那是你的老朋友，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的长相来——这些充塞在我极度疲惫的身躯四周的影像之中也有令我觉得非常陌生、似乎从来没见过，换言之，有些我读过，可是显然已经遗忘掉的内容也从记忆的角落里赫然浮出。

在梳妆台的右侧，也就是楼梯下方的三角状区域里，地面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蕈菇，前后院的天光根本触抚不着，是以幽暗有如泼墨般深浓的夜色。也就在这个地带，上演着一些我自觉并不熟识的情节——它们仿佛各自从我所阅读过的书里散落出来，像脱了串线的珠子，孤独地闪烁着。这反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终于停下笔，让汉武帝和他的语言侍从之臣自脑海中暂时引退，开始以一种玩拼图板的心情去仔细审视那画面。我隐约察觉自己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出于某种真挚的情感——我对任何活着的人从未产生过这样的情感，可是对于这些被记忆弃置在角落里无依无靠的片段，我自认有义务要替它们找回上下文的联系。这样做（至少在当下的直觉里）要比完成一部看似怎么也写不下去的硕士论文来得重要得多。

其中一个片段出现在五六朵沿着墙壁踢脚板和磨石子地之间冒生的木耳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走在一条古老的、东西走向的街道上，他来回走了好几趟，好像是在犹豫着要不要走进街边一幢楼宇中去。那楼宇前有小院，院墙甚高，门楣右边挂着亮漆木牌，正楷雕刻填墨的六个大字是“南昌剿匪总部”。年轻人的鼻梁上挂着副酒杯底一般厚的眼镜，看似是读过书的，一身褐布长袍倒也十分素雅，既不像匪类，亦不像剿匪之流。可正在他这么踌躇逡巡的当儿，楼院之中猛可冲出两名枪兵，一边一个、将年轻人拽进这总部厅堂中去，再直奔二楼，扔进一个门首挂了“谍报科”招牌的房间。里头一张大会议桌，绕桌摆着十几把带扶手的藤椅，可是只坐了五个人。一个才见这年轻人的面便皱起眉峰，操湖南话说：“又来了！伯屏，自从你把那叫花子弄进来行营，就跟菜市场差不多了。”湖南人身边一个说浙江土话的中年人也抢着道：“昨天、前天、大前天，一连多少天了？洒度每天拖出去的少则一两个，多则四五个，是不是真细作谁也不知道——”说到这里，一旁被称“洒度”的小胖子也开了腔：“我处理得手都软了。你想，不处理嘛，任他们探头探脑，说不定哪一天飞檐跃壁闯进来，走漏了情报，岂不坏事？要说处理嘛——老实说，我也搞不清楚这些人是匪不是，有一个失手错杀，毕竟对不起老百姓。你又成天价在外奔走号召江湖人等，等哪一日我处理到你的人马——伯屏！你可别怨我。”

被称做“伯屏”的人是张长白脸（我认得他，在我记忆较为深刻的书里，他的名字是“居翼”）——此人尚未及答话，长桌尽头另一张藤椅中一个缩肩沉腰垂头翻白眼的四川人却瞄了瞄给按倒在地上的年轻人哑声说道：“前些时我说过，只要是‘同志’，就留着；可如今混充‘同志’的车载斗量，叫你我从何拣选？衷寒说得对，眼下行营果然同菜市场差不多了。听说头几天贵科还一口气收进来两个闹示威的学生，这要是让‘老头子’知道了，岂不又讨一顿排头？”

这厢的居翼显然是因为官卑职小或年事较轻之类的缘故，神情虽十分自负，却仍透着些许谦抑之色。他直挺着腰板，随时点着头，仿佛将这四个人的责备都铭记于心了，才开口说道：“贺公、康公、蒋先生、余先生，先要跟各位报告的是那两个学生不是咱们‘收’进来的，是‘请’进来的，而且是‘大元帅’本人的意思。”

另四人闻言陡然变了脸色，一阵咿呀噢唔之后，操湖南腔的低声问了半句：“怎么着？”

“听说是老漕帮当家的万砚方给荐的。”居翼道，“一个是个医道，据传远祖为少林医术所传，‘河洛二汪’之一汪硕民嫡出的汪家医一脉——”

“哎呀！”小胖子“洒度”忽然作声弹起，道，“莫非是曾经替前清总督何桂清治过病的天医星汪馥的后人？”

“不错，”居翼面无表情地继续说下去，“这人年方不过三十，已经堪称直鲁豫第一神医，外号人呼‘痴扁鹊’，本名汪勋如，正是那汪馥的后人。另一个么，来头更不小——”居翼说到此处，忽然顿了一下，扭头却朝匍匐在桌前的年轻人身后枪兵一抬下巴，示意把人给拽起来，才道：“这位老弟！久仰你济宁李氏一族饱读群书，博学多闻，我且考考你罢——那老漕帮在光绪年间曾有苏州河畔远黛楼的一场劫难，请教当时不动一刀一枪却救下老漕帮八八六十四位元老的是什么人呢？”

这么一来，围绕长桌而坐的四人不觉怔了怔，各自暗忖：不意先前在行营门外探头探脑这年轻人也有出身来历，只不详何为“济宁李氏”。正狐疑着，却听这姓李的年轻人扶了扶眼镜，又挥了挥袍面上的土灰，才道：“此人有姓无名，想来是远黛楼塌了之后刻意隐埋所致。不过其祖上是个乞儿，亦本无名姓，只不过曾在乾隆年间为钱箨石建了些宅第，便跟着姓了钱。你问的这人应该是姓钱的。”

几乎是不假思索、一气说完之际，居翼那一张马脸蓦然往横里一绽，露出两排既方又白的牙齿，道：“果然我谍报科的同志们没白当差——你老弟就是尾随叫花子而来的李绶武罢？”说完根本不等这年轻人答话，脸上笑容乍收，转回去朝桌前诸人肃声说道：“咱们先说那另一个，那个人叫钱静农——当年老漕帮远黛楼之难能够大劫不死，要多亏了这钱静农的爷爷。”

“那么，”被称做“康公”的四川人这时忍不住插嘴问道，“不管他是姓汪的、姓钱的，也不管他祖上何等煊赫，万砚方荐这二人前来，意欲何为呢？”

被称做“贺公”的湖南人睃了一眼姓李的年轻人，接着说：“还有这贼眉贼眼的后生，又是从哪个窟窿里冒出来的？”

居翼没理会“贺公”，径自说下去：“汪勋如和钱静农同那万砚方相结，各有表里。姓汪的小子祖上和天地会有仇，姓钱的祖上于老漕帮有恩。万砚方极力拉拢他俩，是不是看上了他俩的本事，咱们谍报科既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自然不明白。可拉拢不上，却是有缘故的。一来老漕帮律法严明，非有引见师、点传师媒介以投本师，算不得庵清弟子；即使因此而入帮在籍，那汪、钱二人必然因此而矮了一辈甚至两辈，这未必然合乎万砚方拉拢交情的本意。二来汪、钱二人是新青年，固然一肚子老学问，思想却是十分新式的，邀之入大伙、做光棍，如何在这堂堂民国的天下出一头地？这岂不是和逼人上梁山、落草为寇没有两样么？”

被称做“蒋先生”的浙江人不觉点头微笑道：“久闻大江南北三教九流对万子青、万砚方父子赞誉有加，说他俩有治国平天下之才。听伯屏这么一说，果然是有眼光、有胸次的。”

“是以万砚方同这两个小子以私谊订交，待之如卿客、奉之若上宾，无事吃喝游玩，有事还是游玩吃喝；这，不外就是养士了。”居翼说到这里，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个小本子来，翻看少顷，继续说道，“大元帅身边的同志递了消息来，说万砚方荐来这汪、钱二人，请大元帅也要以‘国士’待之，还用了‘再造中枢’四字。”

此言一出，那四人猛可交头接耳起来，辞色之间既惶恐、又疑惑，兼之还流露出几分忿忿不能捺忍的神情。小胖子余洒度猛可一拍桌子：“‘再造中枢’？这是什么词儿？姓万的果若不知什么是‘中枢’，如何再造？他要是知道，岂不是冲着咱们‘力行社’来踩盘的么？”

居翼仍旧不愠不火，慢条斯理地接着说道：“谍报上只说，借助于此二人之才，再加上老漕帮各地旗舵堂口的建制，可以在北方几个由地方军系所控管的区域发展青年组织、收揽知识人才。此外，倒是有一句要紧的话，是万砚方亲口说的。他跟大元帅说：‘以黄埔得天下，却未必能以黄埔治天下。’”

“还说什么治国平天下之才呢！还说什么有眼光、有胸次呢！”四川人“康公”咬牙恨声冲“蒋先生”瞪了一眼，又环视众人一圈，昂头怒道，“分明是派人前来卧底夺权的。依我看，其阴险狠毒，比起共产党来犹且过之而无不及。大元帅要是遭了这个道儿，不消说什么‘再造中枢’了，连民国政府的一丁点子元气恐怕也要沮萎净尽了呢！”

“是不是该报告大元帅，就说老漕帮万某人狼子野心，有危殆中枢的阴谋——”“贺公”自言自语地说着，一只手还在桌面上划撇划捺，仿佛正在运笔疾书，写着公文的一般，“伯屏！贵科若是能张罗一两份谍报，把姓万的和共产党之间的什么瓜葛弄明白，我这便打个报告呈上去，就以贵科谍报作附录。白纸黑字，有凭有据，大元帅不至于不信。”

“贺公、康公，”居翼眯眼斜乜，收起小册子来，缓声道，“如此多一番形迹，大元帅是听您二位的，还是听姓万的，却还不一定呢！”

贺、康二人闻言也不作声了。想来“老头子”雄猜之深，非比寻常。长久与之相处者皆知：一旦在他跟前说起什么是非，反而极容易让他先对这说的人起了是非之疑。所以待要赢得他的信任，总需在应对进退上拿捏住准确的分寸，持论谨慎的不能叫他当作是有所保留隐匿，做事积极的不能叫他意会成别具企图野心。尤其在这种切切关乎如何抡才用人的方略上，一旦轻举躁进，便迅即招惹反感，倒坏了事。

经居翼这一提醒，另四人一时之间竟无可议之计，你望我一眼、我睨他一眼，最后只得不约而同地将视线投向居翼这厢。但见他摩挲两下光溜溜的下巴，胸有成竹地说道：“既然是江湖中人，便只好应之以江湖之道。依我行事作风，其实无须费太多心思，直把那汪、钱二人‘报销’即可——当然，怎么‘报销’？由谁下手？采取何等手段？这些就不劳各位操心了。”

“这样做妥当吗？”四人几乎同声冒出这么一句来，又面面相觑一阵，末了还是由那位看来资历最深的“贺公”问道：“他们初来乍到，才见过大元帅的面，倘若就这么‘报销’了，我们岂不都脱不了干系？”

“各位素知我手段——”居翼龇了龇牙，半像是笑、半像是要咬人似的说：“我办起事来，若是滴汤漏水的，能在戴公手底下活到今天么？”

“此事宜速不宜迟，拖久了，怕夜长梦多。”“康公”也咬牙磨齿地说。

居翼点点头，歪脸忖了片刻，慨然道：“这样罢——戴公来电报交代我和那叫花子上南京去出一趟差，这差干得下来，我也许能跑一趟山东泰安，等回来之后，就给各位办妥此事。”

“干吗还上北方去？康公不是说‘宜速不宜迟’的么？”小胖子余洒度瞪了居翼一眼。

居翼略一迟疑，不自觉地睃了睃那姓李的年轻人，继之又流露出一副洒然无甚所谓的神色，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说那叫花子身上有一部机关，其价值不亚于十万雄师的？”

众人皆愣了愣，纷纷摇起头来，“蒋先生”似略带不屑地叹口气，道：“又是你江湖上那些玩意儿。呿！”

居翼听他这话，理当是不大乐意的。可非但不见他着恼，反而纵声狂笑起来，一面笑着、一面离座跨前几步，朝那姓李的年轻人走去，突然一掌搧出，硬生生落在对方的左颊上，直把他打了个流星满眼，一条身躯离地两尺有余，朝右冲飞了丈许远，肩膀撞上墙板，人才萎下地来。迷迷糊糊听见居翼接着说道：“江湖上的玩意儿既然如此叫人看不起，你小子却干吗苦心孤诣非要冲着那‘武藏十要’来不可呢？”

这一巴掌看似打在了姓李的年轻人脸上，又何尝不是在向桌边坐着的四位示威抗议？居翼这指桑骂槐之意至明至显，将贺、康、蒋、余等人都骇了一跳。他仍不肯罢休，登时一矮身形，猛然探出左掌向姓李的年轻人下巴上再一记推手，同时道：“你济宁李氏一族既然是读书人，又干吗把咱们江湖上这些不入流的玩意儿当成学问来修炼呢？你说是不是啊——李绶武！咱们所有的不过是两个拳头一双腿，里边有什么屁的学术问题么？”

34　一个朋友和一个朋友

让我们先从李绶武误陷“南昌行营”的情节中暂停。因为就在我目睹居翼殴打李绶武的同时，感觉上是孙小六往我的肩膀上擂了不知有多重的一拳，他的话语则仿佛从极其遥远之处穿越过一条飘荡着回音的山洞，钻进我的耳朵：“张哥！我找到吃的了。”

我眼前晃动着的是徐老三在我们临行之夜往那藏青色的包裹里塞进去的行军口粮。此刻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奋力挥手挡开去，可是先前楼梯底下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