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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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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月中旬，汤斌的生日将到，地方士绅雇了一班吹鼓手，将这八幅寿屏，抬到巡抚衙门。这件事，期前做得极为秘密，汤斌事先毫无所闻，一听说地方士绅来送寿屏，大为不悦，不但不收，连见都不肯见。
“这是尧峰先生的手笔，汤大人岂可辜负人家的一番心血？”
这话也对，汤斌便派人把寿屏上的序文抄了下来：原件仍然“壁谢”！
这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令人难堪；但以知之有素，谅解他绝不是出于矫情，所以这种难堪，就好像人参汤中的一丝苦味那样，事后体会，格外有味。
到了年终，接到吏部的公文，奉旨“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行取”的意思等于征史，也就是说，选拔州县官去当御史；品极同为七品，但职权地位大不相同，以明朝的规制，巡按御史，代天巡方，所到之处。“如朕亲临”，州县官须以属下的礼节参见。由明人清，虽废除了巡按御史的制度，但言官的身分清高，远非县令所可同日而语。
因此，州县官行取为御史，限制甚严，第一要合资格，须两榜进士出身；第二要才德俱优；第三要任内不欠钱粮，没有未破的盗案。前两点操之在己。最后一点，在江苏这样“赋重役繁，甲于天下”的地方，就很难了。
汤斌认为这是好官吃亏的规定，决定据理力争；因而他亲自起草奏疏，保荐刘滋才和郭琇。 他说：做州县官，都知道皇帝的“知人之明，出自天授”，做臣于的，只要洁己爱民，一定能够升迁，所以操守廉洁，政绩可以表扬的，颇不乏人。但细考他的钱粮征收成数，则无论如何不能完清，因为“势处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如果一定要拘于成规，以合格的官员报送，那就只有拣小县分，事情少，赋税轻，容易藏拙，也容易见功的人来敷衍塞责。这样的人，辜负了行取的美意良法，而且其人的才具，亦绝不能邀得皇帝赏识。这一来，岂不是有滥举的责任？
如果真知其人而不保荐，则是“蔽贤”，罪过与“滥举”相等。因此，汤斌说他与总督王新命，细心考查，决定保荐刘滋才与郭琇；他说郭琇禀性恬淡，颇有风骨，对百姓的抚慰启迪，勤劳不倦，吴江的百姓对他的称颂，众口如一。任内亦没有未破的盗案，但钱粮只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全完。历年的钱粮不能全完；而郭琇虽未能追完旧欠，至少已有任内的两年全完，与历任官员比较，可见得不是他的才具不行——汤斌希望能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如果都像郭琇这样的县令，那么，根本就不会有积欠的钱粮了。
这道奏疏一上，刘滋才和郭琇都奉旨补为监察御史；去任之日，百姓自然攀留不舍，彼此有一场眼泪好流。
到了京师报到，郭琇因为身居言路，职责所关，所以经常考察吏治民生。遇见的人多了，才发觉朝中的派系，相斗甚烈，或者是政见不合，或者是讲学问的路数不同，形成门户之见，而说到头来，其实不脱争权夺利四个字。
朝中的派系，最初是索额图和明珠两大派；以后又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李光地等派，用战国连横、合纵的手法，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丙，搞得暗潮汹涌，纠纷迭起。熊赐履的罢黜，照徐乾学的说法，就是由于索额图的陷害。然而熊赐履的“嚼签字”，确是假道学的行为，所以连与索额图为敌的明珠，亦不以为然。
当然，所有的争权夺利的冲突中，以明珠和索额图两派的争斗为主。明珠的受知于皇帝，是由于力赞撤藩，但他的手段，也确比粗豪疏略的索额图高明得多；素以轻财好义，礼贤下士知名，听说郭琇是汤斌特荐而行取的御史，便托人来致意。但是，这个人恰是郭琇所看不起，而且深恶痛绝的余国柱，自然就更不会理他了。
不久，又有一个人来拜访郭琇，这个人也是皇帝所宠信的，以理学出名的迈赫人物，他是郭琇的同年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点了庶吉士，学得一口满洲话，也会满洲文，三年教习期满，“散馆、留馆”，授职为翰林院编修，请假回籍省亲。
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十三年，三藩乱起，耿精忠在福州起事。响应吴三桂。李光地跟他的同年，家住福州，同时国籍省亲的陈梦雷合作投机，做了一次“买卖”。这个计划是如此：一方面陈梦雷在福州投降了耿精忠；一方面由他与李光地联名，用蜡丸呈上密奏，建议大兵进取的方略，密奏中这样说：
窃闻大兵南来，皆于贼兵多处，尽为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
臣度：仙霞连浙江；彬关连江西；漳、潮连广东，此三方者，本地守土之兵，自足以控制之。其汀州一路，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作为入广之兵；道经赣州，逆转而入汀州，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余不至，则大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府、州、县，尽致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师，不战自溃。仍忍小路崎岖，更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
这篇奏疏，看来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是纸上谈兵，而且间关万里，到达御前，亦已归于无用。然而这些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要让皇帝知道他们的“忠贞”。李光地和陈梦雷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耿精忠成功，则有陈在，可以为李援引，同作新贵；如果耿精忠失败，则有蜡丸书在，李光地可以为陈梦雷出面说话，说他是假意投降，埋伏在耿精忠那里作内应的。这样，依然得膺上赏。
这左右逢源的一计，到头来李光地“如意”，而陈梦雷大倒其楣。毛病是在李光地出卖了患难朋友。
蜡丸书归李光地制作，一小块纸片上，写满了蝇头小楷，用蜡丸封固，由李光地的叔叔，护送一个名叫夏泽的亲信家人，出江西北上；走了一年才到京师。蜡丸密奏上达御前，皇帝降谕：“编修李光地不肯从逆，避人山中。具疏遣人前来，密陈地方机宜，具见矢志忠贞，深为可嘉！下兵部录其疏，令领兵大臣知之。”
为什么只有李光地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光地根本没有把陈梦雷的名字写上去；照他的想法，如果耿精忠成功，陈梦雷就根本不会知道，密疏只是李光地独上，因为这是无法查考的。倘或耿精忠失败，则不但独显忠贞，更为难得；而且那时陈梦雷被捕，攀扯上自己，有口难辩，或许会变得弄巧成拙。这样写了自己打算，决定出卖朋友。
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起事，是在康熙十三年三月，巡抚刘秉政，事先已经暗通款曲；顾虑的是总督范承漠——他是宋朝范文正公的后裔，清朝开国名臣范文程的儿子，耿精忠怕他不从，托词请他到王府议事。范承漠坦然应约，一到就被耿精忠的卫士，以白刃相向，胁迫投降，范承漠挺身大骂，誓死不从。他在福建颇有政声，耿精忠怕杀了他会失民心，只好拘禁起来，派了三十二名卫士，轮班看守，同时派刘秉政劝他多次，范承漠始终不降，于是惹恼了耿精忠，一面拘捕范氏家属，一面占据福州，起兵造反，发兵三路，分起邵武、福宁、建宁、汀州等地。
等整个福建落入耿精忠手中，他又分三路出兵北伐，东路取浙东沿海，西路取江西广信、饶州；中路出仙霞岭的浙江金华、衢州等地。
朝廷得报，亦分四路出师平乱。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与宁海将军贝子喇塔，由浙江人福建，兵到衢州，大破耿精忠手下大将曾养性所部，进围温州。又大破耿精忠的另一大将马九玉所部，乘机收复江山、常山。
中路如此，东路则为浙江总督李之芳力阻；西路又为清军所取，耿精忠的部将白显忠乞降。曾养性一看大势已去，亦在温州投降清军。
这年十月，康亲王杰书领兵到了福州。三藩之乱，犹有西藩未平，所以令以招降耿精忠，许以免死。耿精忠便率“文武官员”出城投降，奉旨恢复靖南王爵位，仍驻福州。可是范承漠却为耿精忠事先杀掉了。
省城虽已克复，外县还未平服，往泉州一路的清将是个都统，名叫拉哈达，从福州出发以前，奉命寻访李光地；那时的清军，每平一地，就要屠城，在安溪怕误杀了李光地，下令禁止屠城。人城以后。沿路高喊，请李光地出见。结果，李光地到漳州见着了拉哈达，他懂满话，拉哈达几乎有他乡遇故知之感，谈得极其投机；为他在杰书那里说了许多好话，专折人奏，升为侍读学士。
这时的陈梦雷，虽以耿精忠免死，伪官亦都暂不置问而免于下狱，但内心极其不安，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李光地身上。两人在省城相见，李光地表示：“你报国之事非一，我要—一人奏。你等我奏闻以后再进京好了。”陈梦雷听了他的话，安心等待；及至京中旨到，只嘉奖李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升官褒奖，陈梦雷才知道蜡丸书上，没有他的名字，这一惊一气，自然非同小可。
于是康熙十六年秋天，陈梦雷与李光地相约一同赴京。哪知李光地人还在福州，突然接到家书，说他的父亲死了。丁忧回籍守制，京里自然去不成了。陈梦雷在家越想越不安，第二年三月里，一个人进京；一打听说是他曾做过耿精忠的“学士”，将来必会查办。陈梦雷想上疏辨白，吏部不肯替他代奏。只好写了禀呈，派家人口福建，照规矩由地方官一层一层转呈。
正当他在京师坐卧不安之际，丁忧在籍的李光地却是大为得意，因为他又建立了新的军功。原来有一支李光地称为“山贼”，而实与郑经有联络的部队，由蔡寅率领，自同安北上，进攻安溪。李光地招募乡勇，死守危城；设法断了蔡寅的粮道，始得解围。这是李光地第一次所立的军功。
第二次的军功，对清军来说，更为可观。当时退守厦门的郑经，遣刘国轩进攻泉州，水陆并进，连战皆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县，都为刘国轩所占领，断了龙溪以东的江东桥及有名的万安桥，南北隔绝，泉州发发可危。
于是，李光地派人向在漳州的拉哈达告急。清军赴援，却逢九龙江江水大涨，无法渡过；又靠李光地以熟于地形及熟习满洲话的两个长处，引导清军，由漳平与安溪之间的深山小道，曲曲抵达前方。李家在安溪是大族，备了牛酒劳军；李光地的叔叔李日（火呈），又为拉哈达作先锋、打前站，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深为得力。
此外，李光地又遣派他的两个弟弟，率领一千乡兵，渡过安溪以北的白鸽岭，自永春引导巡抚吴兴祥的军队南下。两路夹攻，海澄解围，刘国轩在闽南竟存身不住。
拉哈达当然要奏报李光地的功劳，朝廷特予优叙，升官翰林学士；李氏一门的亲属子弟，都由康亲王杰书“便宜行事”，给了许多“委札”，做起官来。
此时陈梦雷所遣的家人，已经到了福州；但巡抚吴兴祥领兵驻在泉州，所以陈梦雷的父亲，备了一个禀呈，派人到泉州去投递，请求巡抚备咨文到京，为陈梦雷洗刷。李光地知道了这件事，便设法留住了陈家的家人，不让他向吴兴作投呈；做下人的，不明主人家的恩怨，听李光地言词恳切，说一定会为主人设法解救，自是信之不疑，一直在泉州听候消息，三个月过去，毫无动静，而陈梦雷在京师，度日如年，空等了六个月。
在这时局势又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吴三桂的女婿胡国柱，投降了清军，消息传来冲州，正值中秋，凭轩赏月的吴三桂，一看众叛亲离，连女婿都已背叛，气得大叫一声：“大势去矣！”气噎仆地，一命鸣呼。
虽然吴三桂的孙子吴世播，为马宝等人拥立“嗣位”，改元“洪化”，但谁都知道，三藩之乱，至此已不足为患，因而在福建的康亲王杰书上奏，要杀耿精忠。
皇帝下了一通密谕：“今广西、湖南、四川俱定，贼党引领冀归正者，不止千百；骤诛精忠，或致寒心，直令自请来京，庶事皆宁帖。”这是想骗耿精忠进京，他不肯上当。迁延到康熙十九年，皇帝正式下诏，召耿精忠觐见，这下才不能不惴惴就道。
耿精忠一到京，他的两个胞弟，早受了朝廷笼络的耿昭忠、耿聚忠，合疏参劾耿精忠，说他“背恩为乱，违母周氏训，胁迫以死”；这未免诬控，耿精忠的母亲，不赞成长于谋反，愤郁绝食而死是有的，却不至于被“胁迫以死”。反正此时的耿精忠，已人樊笼，身不由己，受了冤枉亦无法分辨，结果自是一命不保。而从逆的伪官，亦就纷纷被捕下狱；陈梦雷确是做过耿精忠的官，所以被判死刑。
其中有一个就是徐乾学，他跟李光地最不和，原因甚多，首先是门户不同，徐乾学是明珠一党，而李光地独为索额图所看重；其次是轻视，看不起李光地的假道学；还有一点，就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得宠。当然，也可能有些抱不平的“正义感”。
为了陈梦雷，徐乾学不知是抱不平，还是有意跟李光地为难，要他上奏为陈梦雷辩白。
“我已经面奏皇上了。”李光地这样答复他。
“谁曾见来？”徐乾学根率直地说。
李光地实在不曾面奏过，所以对徐乾学这样不客气的话，只得忍气吞声，不作辩解。
“你们是同乡，又是共患难的。其中的原委，亦只有你才明白，你不替他上奏，难道看着陈则震死！”徐乾学说——则震是陈梦雷的号。
“我不是不肯上奏，只因为无济于事。”
“你不管它有济、无济，只要上一个奏折，为朋友的心就尽到了。”
“是这样子吗？”
“是的。”
这一下李光地无可推托了，但他自己不肯写奏折，恐怕叙到当日之事，前言不符后语，为徐乾学抓住把柄，所以这样答道：“我拟奏稿，恐怕不能尽心，你替我代拟一个。”
徐乾学答应了。拟好一看，大致无碍，李光地为了留下将来可以不承认出于己意的退步，一字不易，照缮呈上。
荣枯之间，相对映照有如天堂、地狱的，就是李光地与陈梦雷。此时一个在狱中含冤受屈，命已不保，一个却是金马玉堂，平步青云——李光地到京，已授职为内阁学士。庶吉士散馆，能够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已是令人艳羡的事，因为清秘之职，升迁特快；然而也快不过李光地，他授职即请假，待在家里升官，七年工夫，由编修一跃为二品大员，做的是最重文采的翰林官，却以军功超擢，这都是空前绝后的异遇。
然而李光地的功名虽得意，声誉却不甚高明，因为陈梦雷几次呼冤，已经江谒老师同年，虽不便说出合作投机的行为，对蜡丸书应有他的名字，以及李光地如何请他的叔父李日（火呈）到福州探听虚实，以定行止的情形，说得凿凿有据。李光地不够朋友的名气，在他的同年中，已经无人不知。
结果，陈梦雷免死，改为充军奉天，但李光地却不肯承认是他的力量。同时，他有心排挤陈梦雷，亦是彰明较着的事实。陈梦雷虽得活命，一口怨气仍难咽下，在狱中写下一篇与李光地的《绝交书》，其中有段话说：
年兄家居安溪，在六百里之外，万山之中，地接上游，举族北奔，非有关津之阻；徜徉泉石，未有征檄之来，顾乃翻然、勃然忘廉耻之防，徇贪冒之见，轻身杖策，其心殆不可问。
这是因为耿精忠在康熙十三年三月起事，而李光地在端午之前还到已经沦陷的福州去过。
如果李光地真的是效忠清朝，则耿精忠在福州起事，闽南还安然无恙，大可出江西北上。洁身自保，而起初请他叔父到福州探听消息；继于端午节前，亲入虎穴，此一行有何理由，目的何在？陈梦雷所指的“其心殆不可问”，真诚诛心之论。
这篇《绝交书》由于徐乾学的协助，广为传播，使得李光地的“卖友”之名，喧传入口。这一来，他在京里，立足不住，不能不“避风头”；在康熙二十一年，以奉母回籍为名，请假回到福建。一住住到康熙二十五年，才又进京，当了翰林院掌院学士。
这是个异常清高尊贵的职司，向来非德高望重的翰苑前辈，不足以领袖群伦。李光地的资望、人品、学问，都谈不到此；所以大家都看不起他，特别是徐乾学，处处与他作对。如今因为郭琇同为同年，他来探望的用意，一则是拉拢交情；再则是看不惯徐乾学和高士奇的行径，有意揭发，希望郭琇能够以御史的身分，上奏严劾。
“‘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淡人’这两句话，我也听见过。”郭琇问道：“我就不明白，高淡人有何神通？能这样子得皇上的信任！”
“这话说来就长了。要从他的出身谈起——。”
淡人是高士奇的别号，一字江村。他跟陆陇其同乡，籍隶浙江平湖，但又自称杭州人。
他的出身不高，而志向甚高，在康熙初年，自己挑了一担行李，到京城里去找机会。天子脚下，万人如海，要找机会，真如大海捞针；兼以“长安居，大不易”，结果流落在报国寺，卖字糊口。
有个人叫祖泽深，是明朝的总兵，大渡河之役，投降了清太宗的祖大寿的儿子，偶然逛报国寺，看高士奇写得一笔好字；不由得想起一件事——索额图门下一个得势有权的家人，要用一个读书人，替他料理文字，顺便教他的儿子读书。有点骨气的读书人，岂肯做奴仆的门客？所以祖泽深虽“受人之托”，却一直不能“忠人之事”，这时看到高士奇这般憔悴沦落，认为不妨试探一下。
高士奇心想，“宰相家人七品官”，做这个西席也可以；而且索额图是椒房贵戚，声势煊赫，也许就此得能搭上了线，青云直上，因而欣然许诺。
索额图不好亲近文士，与明珠门下，大异其趣。因此，有一天要写封要紧的信，竟一时无人可找；高士奇的东主，索额图的奴才，便把他荐了上去。这一下便升了级，成为索额图的门客，相府里上上下下都称他“高相公”。
“高相公”善于做低服小，机巧灵活；索额图便把他举荐到御前，做南书房翰林，成了天子的文学侍从之臣。
皇帝虽然崇信理学，也懂得西洋的天算之学，但文采方面，不过尔尔；却好高士奇也是半瓶醋，跟皇帝谈起来，程度深浅相似，趣味亦相仿佛，所以十分投机，加上他那一笔好字，着实可爱，便颇受信任。
高士奇事君，得个“小”字诀，皇帝只要找他，他一定在；皇帝问到什么，他一定能够回答——高士奇不是什么博学高才，他另有诀窍，每天一早进宫，先找在御前当差的小太监来问，皇帝昨天看了些什么书，说了些什么话，讲一件便送金豆一粒，多讲多送，往往一袋子金豆，到晚上倾囊而出。因为如此，皇帝有所垂询，他早有准备；同时皇帝的喜怒好恶，他亦无不了解，曲曲应付，自然合拍，成了皇帝左右少不得的一个侍从。
他在南书房的职司是缮写密谕，加上他从小太监那里所得到的有关皇帝的起居动向，因此他是最了解皇帝意旨的人，这就成了高士奇招权纳贿的凭借。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高士奇在这方面独擅胜场，所以他用“门路独真”的话作招摇——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力量达不达得到御前，大成疑问，亦无可究诘，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跟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皇帝在不知不觉中听了他的话。
高士奇是很得意了，家赀巨万，在老家置了千顷良田；杭州西溪盖了一座很大的别墅。皇帝不论巡幸何处，都要带着他走，既富且贵，尊荣无比，但有两件事美中不足。一件是高士奇虽蒙特赐“同博学弘词试”而成为翰林，人值南书房，而肚子里“火烛小心”，翰林任缮写之事，岂不等于乡试会试阁中的“誊录生”？为此他发愤要著书，一本叫做《左传纪事本末》，是东抄西袭，杂凑成书的东西，一本叫做《天禄识余》，是因为他能看到深藏禁中，为外间所难寓目的秘笈，想卖弄炫耀一番，结果弄得笑话百出，前人已经发明考证过的，他自以为独得之秘，沾沾自喜。
此外，又花钱请人做了几本书，都是关于《左传》的，因而他便以专治《左传》，自鸣得意。深于世故的，不过暗中冷笑；年少气盛，而又才大如海像朱彝尊这样的人，就免不了要说话了。
朱彝尊自己史馆外放江南副主考，回京复命不久，即在翰林院供职；当时鸿博四布衣，李因笃不受职而归，便成了三布衣，翰林院中凡有重要文字，都归三布衣起草，名重一时，不兔遭忌。以后朱彝尊奉旨人值南书房，与高士奇成为同事，相形之下，好的愈显得好，不行的愈显得不行，高士奇便把他看成了眼中钉。
朱彝尊当然也看不起他，做了两首“咏史”的七绝，作为讽刺：
汉皇将将屈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
海角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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