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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第1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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丐大到总统，墓葬的规模都是一样的。
中国的“官本位”文化还体现在墓志铭上，每个官的墓碑上刻写的都是他（她）曾经当过的官职，认为这是他最大的荣耀和成就，至于对人类文明进步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则只字不提。如果一个大官写过一本很有份量的畅销书，他的后辈绝不会作为最主要的成就刻在墓志铭上。
美国的开国元勋，第三、四任总统杰斐逊的墓志铭上只写有三行字：
“弗吉尼亚法案的制订者。
《独立宣言》的起草人。
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
杰斐逊当过的所有大官，从国务卿到总统则只字未提，因为他和他的后辈都认为上面的三件事恩泽后世，其正面影响可以延续几个世纪，是杰斐逊最最值得纪念的成就。官职的影响则人走茶凉。一度征服了整个欧洲的军神拿破仑在他政治生涯的顶盛时期，曾志得意满地列出了自己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排在第一也是拿破仑最最自豪的成果竟然是主持编篡《拿破仑法典》，而不是令整个世界目瞪口呆的伟大胜利。《拿破仑法典》的影响是久远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是法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战役的胜利则是暂时的，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也很难说是正面的。
七、平民的矛盾价值观
新中国的中国人只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可我的家乡却经历了两次，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原因是我们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辖管理区，不超过一万人）书记又一次搞“浮夸风”，使我这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尝够了野菜和树皮的滋味。当村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吃米饭时，他们对某书记的痛恨无以复加，一有空就背地里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他，巴不得他现世报早一天恶死。“天意从来高难问”，某书记不但没有得报应，相反还升了官进了城。按理村民对他的痛恨不会减轻，因为某书记升官后仍没有为家乡作一件好事，可村民对他的恨竟然一天天忘怀了，几年后不再背地里诅咒他，甚至开始说他的好话，说他有“板眼”有能力，天生就是当大官的料（在村民眼中县官就是大官），前年最大的旺族“系谱”时还千方百计地请他回来捧场“做秀”……
中国的老百姓最恨的是“官”，可他们心底最佩服的也是“官”，如此矛盾的价值观正是“官本位”文化的千年杰作。难怪贪官们刮地三尺时并不在乎百姓戳脊梁骨骂他们的娘，只是一门心思向上爬，因为升了官百姓就会认同他们，就会忘记他们昔日的恶。
八、政务官的攀高身价
八十年代上半期，我毕业后分到一所乡镇卫生院工作。有一天镇委书记来看病，像普通病人一样自己排队掏钱挂号买药，院长只上前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走开忙自己的事去了，医生护士则连场面上的寒喧也没有，镇委书记也没有露出一点不快的脸色，因为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前年我去这所卫生院检查工作，不巧镇委书记患了感冒，豪华小轿车在门诊楼前刚停下，正副院长全上去热情地迎接他，然后院长在前面带路，三个副院长在后面陪同，引导书记免费作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完毕后又把他引进一间专门为他装潢的豪华病房（平时锁上门），把全院最年轻漂亮的护士调来作书记的专职护理，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
去年的秋天我专程去拜访一位二十多年未见在家务农的儿时旧友，原意是想告慰日渐浓烈的田园情和亲切感，找回日渐远去的率直和纯真，凡是看过鲁迅小说《故乡》的人都能理解这份情愫。他老兄看到我后，那股高兴劲就不用提了，一边招呼妻子杀鸡做饭；一边喊来了作邻居的村长，介绍说作家（其实我只是个医生，闲得无聊时写了几本书，和作家相距十万八千里）来他们村体验生活了。村长寒暄了一阵后，把摩托的引擎发动了。一个小时后，一辆小车在门口停了下来，来了几位乡干部……
类似的现像在今天已是司空见惯了，“官”成了装潢门面的“花瓶”和体现最高礼仪的“神祗”，凡是有点“彩头”的场合都少不了请“官”来捧场。无论这些场合离行政多么遥远，内容和行政多么不相干，哪怕是一座新寺庙或宗族祠堂的落成，政务官还是被想方设法地请了来，否则就够不上档次，就会较少被人注目。
政务官的身价在近十年无疑是一天天地攀高，都快高过庙里的神祗了。邓小平老人家一再告诫中国人不要人为“造神”，可“神”仍在加速度地制造出来。
九、大学生择业倾向的变化
八十年代，综合性大学毕业的“通才”学生最热衷的去向是大企业、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等文化底蕴厚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因为那些岗位能提供更多的机会发挥他们的专长，有更多的机会提升他们的学术和能力。今天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热门职业不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尤其是企业，除了最后实在找不到去向外，大学生一般不会注意它。今天大学生的第一选择大多是政府机构，那里除了提供稳定的收入、最好的福利和担当最小的风险外，还有机会当官，“官”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
国家一年一度的公务员考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参与其中。没有参考的不是对政府机构没有兴趣，而是有较好的就业背景或对能否考上缺乏信心，没有背景且对考试有信心的学生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一旦考上了公务员，就不用担心饭碗了，官场的大门还对他敞开着。公务员虽不是官，却是现阶段平民学生通向官场的唯一途径。只要他不犯大错，尤其是不要有“个性”，若干年后都能升个大大小小的“官”。日本每年也有很多大学生报告公务员，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高收入，而是基于爱国等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因为日本公务员是真正的“公仆”，“实际”收入只有中等水准，且很难升官，日本公务员和政务官有两个不同的升迁体系。
我就读的是一所国家级重点大学，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位导师后来离职报考另一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修完三年的学业后没有回到母校继续任教，而是千方百计在市政府谋到了一个职位。前年他来看我，坐骑是一辆豪华小轿车，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小蜜”。看来老师当初的选择是对的，他若在校执教只能骑自行车上下班，更不用说有小蜜丰富生活了。大学生希望进入政府机构其实怪不了他们，而是“官本位”文化在中国的负性效应。如果我是今天的大学生，说不准也会去报考公务员。
十、“挤进去分一杯羹”的大众心理
中国最具戏剧性的景像是：平民百姓经常义愤填膺地骂官，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成为官场的一员。他们骂官很少是出于正义感或忧国忧民，多半是情绪的宣泄和心理不平衡的表现。这是中国特有的怪现像，骂人者希望成为被骂者，也许只有“官本位”文化才会结出这样的果实。正经女人爱骂妓女，可她们都不希望自己成为妓女。只有“官”才是中国人又骂又恨又爱的角色。你别看某人骂官骂得有根有据头头是道，可如果让他来顶替被骂的官，他会兴奋得大大地跳起高来。笔者没有当官的愿望，可原因不是对官没有兴趣而是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当官。如果命运把一个较大的官帽子（一个县长就足够了）扣在我头上，我一样会自不量力地跃跃欲试，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国人，一样是“官本位”文化的中毒者。
平民百姓一方面恨官骂官，一方面又热切地希望挤进官场分一杯羹。
……
综上所述：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官本位”文化在中国遗害至深，阴魂不散，其阴影在今天还有加重加深的趋势。“官本位”文化与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不能并存，要想彻底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根除“官本位”文化。
“官本位”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强大深厚的影响力，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官吏享有的特权太多，过着比普通公民舒适得多的生活。如果把那些不应该享有的与公务无关的特权取消，官场就不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平民百姓也不会一边骂官一边想当官。“官本位”文化也会真正的成为历史。
体制是“官本位”文化的护身符，根除“官本位”文化必须从体制着手！
一个有良心和责任心的中国人，应该对“官本位”文化引起高度的警惕！
警惕官场的文化暗流
言行有雅俗之分，风气有良莠之别。干部队伍的风气，一向以健康、纯洁、高尚与积极为主流。但如今，正悄然出现一股庸俗、消极、颓废的文化暗流，侵蚀着官场文化的肌体和干部队伍的风气。诸如庸俗下流的“段子”文化、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敷衍塞责的“号子”文化、奢侈糜烂的“杯子”文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它如同文化上的污染，损害着党的形象和作风，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一曰“段子”文化。所谓段子，就是幽默、诙谐包装下的黄色笑话。无论餐前宴后，班上班下，会里会外，手机电邮，段子大行其道，泛滥成灾。传颂段子的人多了，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段子”文化。从表面上看，段子只是一种私下传颂的笑话，而且风趣诙谐，皆大欢喜。实质上，“段子”文化是低俗文化的噪音，是时代文明和健康旋律中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如果任其滋生蔓延，无疑是对现代文化建设的戏弄与践踏，更是对党风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污染和腐蚀。
二曰“圈子”文化。现如今官场，有些人痴迷于圈子，一发而不可收。官场的圈子，不是简单的感情联合体，而是权力、地位、名誉、关系、利益的结合体。划圈为界，划圈为战，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圈子的弊端在于只讲小团结，不讲大团结；只讲圈内的利益，不顾圈外的利益；只信任圈内人，不信任圈外人，非圈内人话不投机，非圈内人不相与谋，非圈内人不予重用。有些人赤裸裸地说“饭局事小，出局事大”，把圈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圈子”文化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和排它特征，其实质是分裂和谋私，违反党性，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历来为我们党所反对。
三曰“号子”文化。号子原本是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一种民歌。而官场的号子，则表现为一种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口号。上头一句话，下头就当成号子跟着喊，犹如传声筒，口号震天响，手上却不见出力，脚下也不见使劲，最终落实不到行动上来。这种“号子文化”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却屡见不鲜。文章成了“八股文”，千篇一律，空洞无物；会议成了“二传手”，层层因袭，装模作样；讲话成了“传声筒”，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号子”的实质是敷衍了事，应付塞责，是得过且过，不负责任。“号子”文化滋生蔓延，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二让群众厌烦，三还会造成种种假象，误导领导，误导群众，最终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
四曰“杯子”文化。时下，某些官员白天捧茶杯，晚上捧酒杯，成天围着杯子转。有些人一个晚上要赶三、四场，应接不暇，疲于奔命。消费的大多是集体和他人的钱，消耗的是自己和他人的时间、精力乃至身体，可谓有害无益。但千万不可小看了杯子，对于有些人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千言万语在杯中，言由杯出，情从杯来，事随杯成。难怪有些官员对杯子又恨又爱，难舍难分。“杯子”文化盛行，是某些官员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少数人沉湎酒肉，纵情声色，碌碌无为，游戏人生。杯子中建立起来的所谓的关系和感情，往往还会成为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温床。“杯子”文化的滋长，必然导致某些官员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甚至罔顾党纪政纪，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上述不良文化，虽然只是个别出现的苗头，但绝不能掉以轻心，等闲视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要避免社会上的不良文化污染干部队伍的风气，必须加强教育，促使干部洁身自好，廉洁自律；必须健全制度，约束干部权力，使其无机可乘；还必须加强监督，发现问题，及时遏止。
对权力没有排异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致命伤
对权力没有排异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致命伤
权力是毒药！权力的毒性与海洛因极其类似：
它使人产生快感，掌权者就如超人一般，想干什么就能干得成；
它使人成瘾，一旦成瘾，依靠掌权者自已的力量摆脱是不可能的；
它使掌权者在符号世界里的相容性与排它性失去平衡，从而丧失人性。
对权力，这样一个可怕的东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给出的答案是：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
中国史书上的圣人之极，莫过于尧、舜、禹这三位。此三位圣人间权力的“阐让”是上古最美丽的传说。
中国历史书籍告诉我们：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伊放勋先生（尧帝），笑眯眯地、心甘情愿地，把手中的权力“阐让”（无偿赠予）给了姚重华先生（舜帝）。然后，姚重华先生（舜帝）又笑眯眯地、心甘情愿地，把手中的权力“阐让”（无偿赠予）给了姒文命先生（大禹帝）。
当今，全世界毒品泛滥。我在此通过网络向全世界求证，可曾有人发现过：瘾君子把皮包中的海洛因笑眯眯地、无偿地、全部相赠给别人，哪怕此后，自己毒瘾来时，痛苦得满她打滚也在所不惜的例子？！
我断然坚信，全世界找不出这样的例子。过去没有，今天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考察权力的毒性，“阐让”完全等同于瘾君子正在把皮包中的海洛因全部相赠给别人。这真是奇怪的逻辑。这种饱含奇怪逻辑的“阐让”（无偿赠予）喜剧，却是中国历代文人笔下的伊甸园！？
不幸的是，这奇怪的逻辑竟把孔夫子也蒙着了，以孔夫子之睿智，竟把他的全部理想，就建筑在这虚无缥缈的流沙之上。悲夫。
可以这样概括：儒家是一个探讨“担当”学问的学派。最高理想是修齐治平。这一切，都以“担当”为核心的。对自已的良知“担当”；对他人“担当”；对家族“担当”；对国家“担当”；最终对天下“担当”。儒家“担当”学问在中国谩长的历史长河里，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光照千秋的“担当者”。
孔老夫子是一个伟大的文化战士，他的睿智，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垂不朽的精神财富！但是，他同时是一个迷失了担当方向的战士。中国的悲剧在于，自孔老夫子以降，所有的“担当”者，统统“担当”错了方向。这就是在民主思潮日新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之魂魄——儒家学派——饱受垢病的原因。
怎么错的？就错在对权力只有认同而无排异上。
身体具有排异性是保持健康的必要条件。艾滋病说穿了，就是一种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失去排异性，从而百病丛生，最终呜呼哀哉的疾病。请注意：艾滋病毒并不直接攻击人的任何器官，只是“温柔地”让人丧失排异性。
全世界都可以证明这“温柔一刀”是何等的可怕！
中国上古对权力性质的错误诠释，把权力看做“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恰恰如艾滋病毒，令中国人精神上的丧失对权力的排异性。这是多么可怕的“温柔一刀”啊！
一个人文系统需要的是对权力的相容性与排它性的平衡。对权力的单边式的只讲相容（服从），不讲排异（质疑），这样的人文系统，是永远不可能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制衡机制的！
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在文化层次上！而这个原因的根，竟然深植在五千年前的“阐让”传说。正是这个“阐让”传说蒙蔽了中国人的眼睛，使得中国人误认为：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只要能创造出足够好的条件，尧舜即可再世啦。
直到今天，“媒体”等主流语系，仍然在津津有味地鼓吹，权力绝对没有毒性，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舞台，是一个能充分展示人性美好属性的道具这一神话。
君不见，庶民偶受小惠，对着“公仆”感恩载德，蠢血沸腾，这正是“媒体”最热门的、津津乐道的、没完没了的主题。
其实，公仆与商店之售货员没有区别，你付钱，售货员给你生话的方便，你交税，公仆也应该给你生活的方便，庶民不需要对“公仆”感恩载德！
在倡言民主与和谐的今天，我实在搞不懂“媒体”究竟想干什么？是恭祝皇帝老儿再活五百年？“媒体”先生们，如果你们的鼓吹真的变成现实，是不是嫌地球太拥挤？让中华民族给别人腾地方？你们也太“大公无私”啦！
只有当中国人在心理上认清了权力的毒品特质，从而建立起对权力的排异感，中国人才可能真正开始民主化进程。
“表态”文化
大批判总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这些大批判都是由上面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无一例外。二是这些大批判都是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这也很少有例外。三是这类大批判都有统一的口径。大批判的主题、范围、罪名，甚至用语都是统一的。
大批判必然带来大表态。批判别人是手段，表白自己是目的；名为批判别人，实为自己表态；批判了别人，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些与被批判者有牵连者，通过大批判可以表明自己已与被批判者划清了界限，已经反戈一击；那些与被批判者无干系者，亦可通过大表态来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以免引起当局怀疑。足够规模的大批判和大表态，会在社会中形成极大的政治压力，迫使被批判者屈服，迫使未被批判者驯服。众多参加大批判者并不是对被批判者真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担心不参加大批判和大表态会引起统治者对自己的忌恨，会被认为是不忠的表现。
大批判和大表态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很难有它的生存环境，很难想像一个美国教授、一个英国作家、一个法国官员、一个德国公民，会参加全党、全民的大批判、大表态。按理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和封建社会的这种政治文化更是格格不入，可遗憾的是，我们不但弘扬了这一民族传统，而且还光大了，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这样违背法制、践踏人权的众多冤案、惨案。
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竟然比封建社会还要热衷封建的政治文化，这是因为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内尚有滋生这种政治文化的土壤。因此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彻底根除大批判和大表态．需要将20年前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认真地贯彻和继续下去，真正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如果民主化的过程是个审慎的漫长的过程，尚需等待条件的成熟，那么有些非关全局而且呼声很高的事情如新闻体制的改革是否可以先做起来，使中国的传媒真正地成为朱总理所说的“群众喉舌”呢？如果连这点改革目前也难以做到，那么至少在今后还不得不大批判和大表态的时候，能否将被批判者的全部情况告知人民，而不是只告知部分，不是只告知对被批判者不利的部分。既然我们一直宣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我们至少应该向人民提供真实可靠的、全面客观的信息服务。如果掩盖和封锁某些重要信息，那就是政府对人民的侵权，侵犯的是人民的知情权。
再退一步说，即便在今后还不得不大批判和大表态的时候，即使我们批判的又是应该批判的人和事时，那么无论如何都不应再像已往那样在共诛之、共讨之的时候剥夺被批判者的发言权，而是应该让他在被批判的时候拥有说明和申诉的权利。连在法庭上罪犯都有权作最后的陈述，何况还没通过法律手续给以定性判刑的被批判者呢？不但要给被批判者有自我辩护的权利，也要给别人为被批判者辩护的权利，也就是要容许有不同的声音。试想一下如果当初在对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彭德怀、刘少奇进行大批判的时候，能容许他们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能发表别人替他们辩护的文章，就不至于造成那么多震惊人寰的大惨案了！
能够做到以上所说的三点，即使在批判应该批判的人和事时，也可以减少一点失误，使我们不致太可笑，太让人觉得老调重弹，毫无长进。
根除大批判和大表态这种封建的政治文化，不只是为了保护被批判者的合法权利，也是为了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因为大批判和大表态所践踏的不仅仅是被批判者个人，而是在践踏一种精神，践踏一种权利，这就是自由精神，民主权利。而在丧失了自由精神和民主权利的制度下，今天可能他是大批判和大表态的受难者，明天的受难者就很可能是你。
24。8关于家庭文化问题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文理通达者即可由此而登仕途。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在社会风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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