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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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当官的时候变成鬼，下台后又还原为人了。

身在政界，在乎的就是位置。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不想当高官的也不是好官员。

厅级待遇说起来和教授差不多，但是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教授是学术头衔，标志着学问和知识；厅级是官衔，标志着地位和权力。有的人有学衔无官衔，有的有官衔无学衔，两者很难兼得。学衔与官衔相互作用，便可你助我名，我助你势；名可得势，势可成名，名势互动，就能上可入天，下可入地。

官场上做官有个准则：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贪求完满，你必须要给别人留下余地，你必须让别人也要得到一点什么，你必须也要同时满足别人做官的自尊心和利益需求；你让别的官员一无所有，你把同僚们逼急了，只给人家留下跟你拼命的一条路，你自己最后也就一无所有了。

领导是一个集体，不可能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领导最忌急噪，锋芒毕露是政治家的大敌，从政的人不受批评不作检查很难做到。

官场里的许多事情，往往不是由最权威的理论、法规、政策、决策层、领袖人物所决定，也不是由官方有意识的运作所都能够左右的，在这一切的后面，在官场人群——包括大官，也包括小官——的群体意识深层，还有一种魔力，它是那么无法无天，那么力大无穷，它让官场里的人群是几乎本能地产生冲动，从而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群体处世规则。

在中国，成熟就是没有锋芒和棱角。

所谓政治上的成熟，实际上就是遵守、掌握、运用潜规则的熟练程度。否则，你就永远不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官员。尽管潜规则实际上是封建官场的文化伦理遗产，政治腐败的润滑剂。

张狂，这是从政的大忌。

官场潜规则之一：不属于自己主管的事情根本连问都不问。

官场上的很多事情，大家都知道很无聊，但都心照不宣，仍是认认真真的样子。似乎上下级之间就靠这种心照不宣维护着一种太平现象。

当官的就是要做墙头草，你不左右摇摆就话不长。

现代官场有一种怪现象，就是一把手的能力不重要，听不听话才是最重要的；而有些担任副职的人却长期工作在第一线，有能力有成绩，却得不到提拔。

在官场上，你不能认死理。国人讲究中庸之道，人尖子和人渣子都不适合做领导，所以官场中人不能太锋芒毕露，诸如精明、狡猾都是官场大忌。聪明人就聪明在有些事情心里明白，但不点破，不翻脸，不露声色，打哑谜、装糊涂。

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有能力就能上去；有时候有能力反而是千年老二，扶不了正。

官场就象一盘棋，棋子之间相生相克，厉害关系因势而变。

官场上的尊卑，有时也不见得总是以级别论，关键还得看处在什么位置尤其是重要领导身边的人，级别不高，可有些级别不低的人也要巴结他。

官场只有利益，没有是非。

做领导的只要会讲，不一定要会做。

当领导的人不一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至少要深谙世情，懂得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手下人的积极性。

屁股决定脑袋。处于不同职位的人，考虑问题的角度绝对是不同的。（这也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说法）

对手之间保持沉默永远是上上策。

小人物因为太小，有个什么错误就显眼了，所以小人物不能有小错；大人物因为太大，一般的错误在他们身上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大人物不怕错，纵然有错误只能是伟大的错误。小人物的全部生命意义就是居家过日子，用句粗话讲就是上为嘴巴下为鸡巴，所以鸡巴错误就是大错误要治流氓罪；而大人物的生命意义是治国安帮，他们玩玩女人只是鸡巴大个错误。西方人说，政治家最好的休息方式就是做爱。

官场中人发表意见，口头禅总是“个人看法”。不同人说“个人看法”，意思大不一样。通常下级在上级面前是谦虚的意思；上级在下级面前说个人看法，看上去也是谦虚的意思，其实是强调个人权威了。

官场上虽然也有集体讨论，但并不是认真的论证，而往往是谁的权力大服从谁，讨论不过是一种形式，一个过场而已。

官场生态环境中不愿意得罪人的盲从心理和社会公众意识中蚀财免灾的习惯性心理，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目前法治不健全和体制不顺的政坛上，盛行着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由此衍生出领导的观念可以左右一切，领导的需要即为合理的怪胎。

做官的人，总是不随便接受别人的劝告。尤其是同级官员的劝告。总接受别人的明示、暗示，会被认为是一种没有能力的表现。

党委的干部部门，不象政府的人事部门、企业的劳资部门，它管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处级以上的干部。

领导的才能主要体现在用人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和知人善任的说法。

往往是领导无意识说出的话更能代表领导的意图。

领导的关键是出点子、提要求、用干部、验成果。用官场上的话说，就是研究发展思路，调动干部积极性。再好的思路，没有人在下面给你具体抓落实，一切等于空喜欢。

党委的权力就是拨弄干部，全凭这一手笼络人心，如果不是频繁地调整干部，又有谁会靠近你。

官场上的领导，重要的不是凡事都亲历亲为，具体实施；而是要按照工作程序，把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好，以造成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局面。至于领导艺术，无非就是拉帮结伙，笼络人心的艺术；至于工作能力，各人都有一套自己成功的经验和制胜的法宝，用不着锋芒毕露。

小心谨慎做人，大刀阔斧做事。

一个领导的意志会被别人左右吗？领导定下来的事情会坚持到底的；哪怕是错了，他都会坚持。

当领导既要政绩，又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你不能有个性，共性永远大于个性，否则你就难以立足。

在官场上，同一个人至少会有两个以上的脸谱，以应付不同场合的人。

人们常说，人有多种面孔，实际上指得是思想上的多样性。

在官场上，要有魄力：一是刚性的果断；二是柔性的果断；三是面临矛盾的果断。

当官就要做到三不倒：一是“夸不倒”、二是“难不倒”、三是“吓不倒”。

官场上讲就的是启承转合，领导的水平和艺术全在于处世要轻重照应，跌宕有致。越深的人，越轻易不让人看出其中的半点玄机。

官场毕竟不同于商场，所有的目的只能藏在做法和笑容之间，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的交往，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什么都做了，一只酒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什么都在里面了。再往后的交往则是谁都有数了，那是可投桃报李铭记一生的，谁忘了这些谁就违反了游戏规则，那就成了这个人道德上的缺陷，如同女人没了贞洁。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尤其越是掌握决定权的人，越要学会妥协，最后力争达到利益均沾，彼此平衡；吃独食的人，贪心过重的人，是不适合从事政治这门特殊艺术的；一些昙花一现的政治明星，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过于贪婪，没有学会妥协的艺术。

在官场混，首先要练就一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火眼。

现实的政治必须讲妥协，讲平衡，不论叫艺术还是叫权术，叫策略还是叫手段，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一些道义原则。所以，古往今来，一些清高之士视政治为肮脏的勾当。一些政治理论家、政客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中国的干部太多，密密麻麻一大片。你不去接近上级，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看不到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廉洁，怎么出色，都有可能被埋没。因此，在一定的阶段前，你必须得去接近领导。当然，这个接近不是让你去做“交易”，去做“买卖”；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存在，你的优秀，特别是你的忠诚，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他”的人，或者是“他们”的人。谁掌权都喜欢用“自己的人”。在一点，古今中外，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几乎无一例外。但是，官当到了一定的层次，一定的级别，你又不能再去瞎找人了，也不必去瞎找人了。这时，你已经从水下浮到水面上来了；你已经进入他们的视线了。而到了这个层次，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误，怎么进一步使用你、要不要进一步使用你，基本上跟你的个人工作表现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主要是根据“需要”。而在上层，“需要”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敏感，有时也是有的“说不清”、“摸不透”的事情。

政治上的红眼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造谣生事，胡乱告状，颠倒是非，妄图乱中取胜。

会算政治正的人是这样算帐的：做一次不光彩的事情，就是为了以后长久的光彩。

在政界，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定位了，只有把自己的位置定准了，也就是说随时楚自己的立足点，才能知道自己该朝哪儿走，怎么走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才是最近的捷径。

中国政界是一座金字塔，只能上不能下，越朝上走，竞争也越激烈，爬起来也越艰难。

领导在一起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是不能谈论的：一是女人；二是对上级领导的评价；三是干部任命。

官场人物的接待方式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什么级别的领导来了就由同级别的领导陪同。这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政治潜规则。

官场上介绍官员时，有一些不成文却被大家自觉遵守的规矩。官员身上最值钱的也最被别人和本人看重的无非就是身份。身份不同，分量和地位也就不一样。

重要领导和一般领导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度字：速度、态度、风度。速度慢的是重要领导，快的是一般领导；态度冷的是重要领导，热的是一般领导；风度大方的是重要领导，委琐的是一般领导。

正职一般不到副职的办公室去，这也是官场一种人人明白，人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越是层次高的人物相互之间越是有戒备心理，表面上都是言不由衷而又习惯成自然的笑脸。官场的恶斗往往在背后，这就造成了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权谋之术，正面的说法叫政治手腕、政治艺术。因此，官场上久而久之养成一个心照不宣的习惯，同一层面的官员彼此不串门。这恐怕主要还是避免拉帮结派的嫌疑。

政治与权威的荣誉是要大家分享的，这也体现了一种合作精神和政治作风。

一个领导最可悲的有两点：一是贪污受贿，那是人格的丧失；二是说话没人听，那是权威的丧失。真正想在官场上混得人模人样，在社会上能挺直腰干走路，那就只有一条：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一般说来，单位的重大方案出台，一把手是要提前与副职或者其他领导商量沟通的，先把思路理顺才能上会研究。否则出现众人反对，一把手就下不了台。这也是游戏规则。

官场上的放长线钓大鱼，是指前期的感情投资，为以后奠定基础。

所谓领导工作，实际上许多时候是做人的工作。领导班子团结了，凝聚力就是生产力。如果领导班子四分五裂，人心背离，精力都用在勾心斗角的个人教量中，哪还有心思搞活工作。

官场中的悲剧人物，大多下场不光彩，无一不与他们的亲信和心腹有关系。一旦有了心腹，就会有心腹之患，一旦有了亲信，就会有亲信之祸。所以，千万不要做别人的心腹，也不要培养自己的亲信。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帝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帝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形势大好，你权力大也没用。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说上司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很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乡骗区、区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下边的官员经常糊弄皇帝，皇帝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来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帝。这些监察官员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帝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的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来说，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

糊弄皇帝的结果是给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皇帝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帝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贪官污吏。

学者吴思在《晏氏转型》中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明规则向潜规则转变的故事。其中包含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通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通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二谗”在晏子那里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自然不会传递对晏子有利的话，甚至还会编造对晏子不利的话。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结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他们有点象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齐景公不满意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后来晏子让“二谗”和“三邪”都达到了目的，自然在信息通道中传递的就是美言了，得到齐景公的称赞也就不难理解了。

官员们每月都有例行奏报，向皇帝报告气候、物价、民情等社情，有事则尽量隐瞒欺饰，报告“平安无事”；战争难以隐瞒也大事化小，尽在掌握之中。

君主专制的绝对集权统治，信息反馈是系统内部由下而上的单向反馈，这个渠道被各级官员所控制。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封锁、过滤信息，皇帝对其统治对象的实际情况十分隔膜，皇帝常常处于各级官员制造的幻觉之中。粉饰出来的太平假象是朝野皆知的，但谁也没有勇气揭穿。道光皇帝一手提拔的政治明星李星沅就说：“官场无实在话。”

大凡在官场上“混”过的人，都深谙上司脸色的厉害。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每天多看看上司的脸色，而且要看准上司的脸色，因为他有时候伪装得不让人看出他的喜形于色。在中国官场上“混”得久了多少可以悟出一点“为官之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服从（甚至干脆说是“屈从”或“臣服”）领导，那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谁欲混迹官场，谁想青云直上，谁就得象奴仆一样地任意受领导的摆布、嘲弄、吆喝。在领导面前绝对不要逞能，事事要按照他的指令去把折不扣地办好。

当领导的应该是帅才，而不是将才。使用好下级就是帅才。自己再能干，不会用人就最多只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

在工作中，一步一请示，样样都请示，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很多领导在领导的位置上，不论行政还是业务他都得是权威，一定要顺着他的思路，也就是领导的思路。他这个思路的正确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期权威。只要是领导的决策，下级只能照办和服从。有的领导处于“偏要领导你这个内行”的心态，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以领导的权威为重。

一个主意被否定，并不一定是这个主意不好，而是提出的人有问题。许多事情，决策者心里很明白，但由于是别人提出来的，他就不去做，甚至反对去做。用此显示自己的权威，显示自己的功德。好事可以不办，权势不能动摇；为了自己的权势，什么民族利益、人民利益都可以牺牲。社会晚进步几年又有什么，只要权势不受到损害，其他一切都无所谓。

具体推卸责任，抽象承担责任，回避实质问题，大谈空泛道理的手法是当领导的遇到问题时的惯用手段。

中国的官场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男盗女娼的人进到里面，就变得盗貌岸然；一身正气的人进到里面，就变得委委琐琐；无论多好的筹划，在那里都会无限期搁浅；不管多荒唐的决定，在那里都会获得通过；上级在下级面前可以幽默，可以训斥，可以挖苦；而下级在上级面前，就只能必恭必敬；同僚之间，象贼一样互相防着，面对上司，又都变得争风吃醋。

在官场上，人容易失去自己，变得不由自主，因为官场上另有一套是非标准；百姓衡量当官的，看他给不给百姓做事情，而当官的往往只在乎你听不听话，甚至只看你送不送礼。

到了官场，就知道官场的复杂，社会的复杂，上上下下，盘根错节，今日为友，明日为敌，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尽管在历史上，官场常常把人划分为君子和小人，可实际上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限并不那么分明，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君子，而对手是小人。

在官场上，有能力、德性好的人不一定升迁，没能力、德性差的人也未必被贬。甚至正好相反。溜须拍马的人常常春风得意，特立独行的人往往处处碰壁。在那里没有绝对的是非，今天是错误的，明天可能就变对了。

在西方，谁是总统谁挨骂；谁是领导谁挨骂。在中国，谁被人领导谁挨骂。只见过上级骂下级，没有见过下级骂上级。这也是一条规律。

我们生活在一个骂与被骂都不可怕的环境之中。但要记住一点，下属千万不要骂上司，除非你不想再干了。凡属脑袋没有问题的人，都不会当着领导的面骂领导；背后骂的不算，领导也知道背后没有不挨骂的官。你如果当面骂了领导，他千方百计都要找机会让你感受到他的权威的厉害。

被领导骂并不可怕，特别是你的上司骂你，说明上司没有把你当外人；真正受到相敬如宾待遇的部下，往往都是得不到提拔和重用的。凡是受到领导严厉批评甚至破口大骂的下级，大多都有光辉的前途。

不要动不动就骂前任。骂前任你就给自己出了难题：你必须处处反前任之道而行之，而且要比前任干得更好；骂前任就把自己摆在了处处与前任相比较的聚光灯下，这对你其实并不利。

骂你的下级，只能暴露你自己的无能、无知，暴露你自己既不会团结人，又发挥不了大家的积极性，一句话，暴露了你自己的不称职。

不要动不动在下级面前流露对上级的不满。有那么一些人，专门窥测上级的矛盾，以便利用矛盾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基本上没有批评的声音了，少有领导对下级的批评；更罕见下级对上级的批评。

需知在官场上，从处长到副局长，就象从举人到进士一样，绝对不是一个档次。

官场中有惯例，谁入主一个地方，总会先去拜访当地的老领导，稳住他们的情绪，以免惹是生非。

你有权他有势的时候，可以互通有无，来往密切；当你失势以后，没有利用价值，人家早就忘了你的存在，还去打扰别人，就是自讨没趣。

干部的升迁与调动，一把手说了算，这无疑是官场盛行的一条“规矩”，这条“规矩”是对民主集中制和法律法规的无视。

领导为了通过下属对其的考评，采取“我管你时放你一马”，以便“考评时你投我一票”。这样，领导的考评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是“称职”的，而这最终可能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利益共同体”，考评就失去了意义。这种考评机制和“官官相护”的官场“规则”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的官员，都说是组织上栽培出来的，其实组织上并没有栽培过谁，几乎都是他们自己拳打脚踢才如愿的。

社会是个大舞台，但这个大舞台却没有给聪明人提供多少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园地。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聪明人永远不会得志，这是弱者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上级绝不会喜欢比自己高明的下级；交朋友都喜欢老实人，同事中凡聪明的人都要被人提防。经过挫折和失败，人们吃一堑长一智，便产生了一种畸形的聪明，这种畸形的聪明便是“假装不聪明”，这“假装不聪明”里面的学问大着呢，要把握住分寸，既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懂，又不要真的什么都懂。如果全社会都是聪明人，何来伟大、英明、天才和卓越呢？

喜欢强者的社会，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强；喜欢弱者的社会，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弱。

愚蠢的人只顾展示自己的才华，聪明的人则是千方百计让领导展示才华。

官场守则第一条：切忌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