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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张居正-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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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他比较专横跋扈。
仗着隆庆帝对他这份感情，高拱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连扳倒严嵩的大功臣、一手提拔了他的前朝元老徐阶也不放在眼里，更不用说陈以勤、殷士儋这些当年就排在他后面的同事了。
像赵贞吉，当时主管监察系统，出于工作需要，自然想约束高拱的权力，结果高拱火起来就跟他斗，两个人一直吵到隆庆的面前。隆庆当然护着他敬爱的高老师了，所以就把赵贞吉赶回老家去了。
像李春芳，则是因为高拱在徐阶下台后还想报复徐阶，李春芳替徐阶说过一些话，高拱就把他当仇人了。老实巴交的李春芳看惹不起高拱，就主动要求“内退”——提前退休了。
所以殷士儋骂高拱的时候才说：“人都给你赶走了，这内阁难道是你高拱一个人的内阁不成！”
殷士儋这话还真说对了，这时候的内阁虽然还剩一个张居正，但一切高拱说了算，真的可以算是高拱“一个人的内阁”了。
当然，隆庆对高拱的依赖也造成了另一个结果，那就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高拱的行政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勇于任事，专注于国事，也做了不少工作，在许多方面都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为后来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可以说是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明史高拱传》里也说高拱这人特别勤快，说他每天都工作个不停，而且工作效率很高，没有什么事会拖到第二天的。他因为掌握绝对权力，所以敢于在人事上下狠手，倒是用了不少有本事的官员。
但话说回来，高拱虽然做了不少事，但因为个人的眼光问题，他做的事基本上都是“就事做事”，在制度上的变革力度并不大。我们知道，只有制度上变革往往才能促进根本性的发展，而这一点就要等到张居正来实现这个改变了。
从这起“宰相打架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二点是，一直到这个时候，张居正和高拱的交情那还是非常不一般的。
从张居正的劝架，我们可以看到张居正对高拱的维护；从殷士儋对张居正“亦誶而对”，也就是殷士儋对张居正的指责，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包括像殷士儋等人都认为张居正跟高拱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据《明史》记载，高拱在跟赵贞吉的斗争中，张居正是站在高拱的立场上出过力的。《明史张居正传》里更明确地说到，高拱第一次辞职复出，是得益于“居正与故所善掌司礼者李芳谋如用拱”，这里的“故所善掌司礼者李芳”是指司礼监大太监李芳，就是说高拱之所以能官复原职，是张居正和李芳共同谋划的。
要是张居正真的跟高拱明和暗斗的话，他有必要下功夫让高拱重回内阁来吗？
所以说，这时候的张居正，至少在政治立场上还是把高拱视为是同盟的，而在宰相打架事件中，他能挺身而出，不让高拱身陷尴尬的斗殴场面，说明他在私人情感上也是把高拱是视为朋友的。
从这起“宰相打架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三个关键，就是高拱这个人的性格缺陷了。
《明史》在说到他跟内阁其他成员的矛盾时也说他：“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意思就是说他肚量小，不能容人，又不能忍事，尤其喜怒形于色，跟很多人都搞不好关系，连他身边儿的人都跟他处不好。
我们说政治这个东西，有一半倒在于人事，你说你跟人都搞不好关系，又怎么去成事呢？（人）
所以高拱这种性格也就为后来的政治危机埋下了祸根。
至于这个祸根是怎么埋下的？《明史》作为一种正史，为什么会认为张居正是阴谋陷害高拱的幕后黑手？《明史》又为之提供了哪些证据？而这些证据到底是否可信？我会在下两讲为大家详细剖析。
所以请看下集：《可疑的“勾结”说》。
第十讲 可疑的“勾结”说
在隆庆五年有名的“宰相打架事件”中，山东大汉殷士儋差点儿在大庭广众之下把高拱揍了一顿，多亏张居正挺身而出，才把这位高阁老从殷老粗的拳头下解救了出来。
殷士儋虽然打人未遂，但也不好意思再在官场混了，自己卷铺盖走人了。高拱总算心理能平衡了。
殷士儋一走，这时候，内阁里就只剩下了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
这一年的十二月，高拱迎来了他六十岁的生日。按《明史》的说法，这时候，高拱与张居正原来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开始迅速恶化了。由明争暗斗，一下子就进入了生死搏斗。
跟所有残酷的政治斗争一样，最后张居正取了绝对的胜利，而他取得胜利的手段——按《明史》的说法来看——那是不怎么光彩的，也就是说是耍了阴谋的。
因为《明史》是一部正史，所以这种所谓的阴谋论的说法在后来就非常盛行。有关张居正的各种文学作品以及影视艺术作品，也基本上都按这个思路去大肆渲染这段尔虞我诈的斗争。
但我个人极不认同《明史》的这种说法，这两讲我们就来辨析一下，看一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是怎样的。
矛盾
我们通过“妙计初安天下”的国防大事和“宰相打架事件”的生活小事，分析了高拱与张居正在政治上的同盟关系，以及他们在生活上的朋友关系。如今要说张居正阴谋陷害了高拱，我们就要首先来看看，为什么两个人原来那么好的朋友关系也会恶化呢？
根据《明史》的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导致高拱与张居正关系恶化到生死搏斗前的矛盾只有以下两点：
第一，当然是因为徐阶对张居正的重用，这个我们以前反复提过。
徐阶扳倒严嵩后，在隆庆元年开展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明史·高拱传》说徐阶“独与居正计，拱心弥不平”，意思就是徐阶跳过内阁里的其他成员，尤其是跳过了隆庆最敬爱的老师高拱，单独与内阁里当时地位最低的张居正谋划这件事，这使得高拱心里很不平衡。
当然，我们以前也分析过，高拱“心弥不平”，不平就是不服气，既然是不服气，那主要还是针对徐阶而言的，在这个过程中，顺带着对张居正有点意见，也应该不是主要方面。
第二，是因为徐阶的儿子。
徐阶倒台之后，高拱复出。说到他复出，我们上一讲说过，这其中还是张居正跟大太监李芳共同策划的，也就是说是张居正出了力高拱才重回内阁的。高拱回来后就要找机会报复徐阶，《明史·高拱传》的说法是：“拱之再出，专与阶修隙，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就是想法设法地想罗织罪名陷害徐阶。
现在徐阶已经无权无势了，那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尤其是徐阶的儿子原来在仗着老子的权势在地方上横行惯了，这就给高拱找到了把柄。后来，高拱指使地方官把徐家的地也没收了，把徐阶的两个儿子也发配到了边疆，当时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高拱这才收手。
想想在看不下去的人中，肯定会有一个人，这就是张居正。
徐阶是他的恩师，退休前还叮嘱过他要他照顾他那几个不争气的儿子，现在高拱这样挟私怨报复，张居正内心里当然不会没想法。他虽然深知高拱为人气量不大，但还是不避嫌，主动出来为徐阶说话。《明史·张居正传》说他为了徐阶的事，“从容为拱言，拱稍心动”。就是说张居正劝说高拱放过徐阶，由于义正辞严、态度从容，甚至连高拱也被说动了。
要知道，在当时，也只有张居正为徐阶辩护的话高拱能听进去，这也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除了为徐阶辩护，张居正还为维护徐阶做了些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高拱却从他手下那些马屁精那里得到了一个小道消息，那就是张居正为了要给徐阶的儿子开脱，收了徐阶儿子三万两银子的好处费。
高拱是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虽然他跟张居正在内阁中是同盟，但他也忍不住拿话来试探、讽刺张居正。说收到消息后的第二天，高拱在班上一见到张居正，就有意说：“叔大啊，恭喜你啊！”
张居正一听高拱这语气不对啊，忙问：“喜从何来啊？”
高拱心里的话一刻也憋不住，接着话把儿就嘲讽道：“听说你最近发财了，好像是收了徐阶儿子三万两银子吧”。
《明史·张居正传》记载张居正当时的反应是：“居正色变，指天誓辞甚苦”。
就是说他当时就变了脸色，指着天发誓没这回事儿。当然，这个没这回事儿既可以是指没帮徐阶的儿子，也可以是指没拿这三万两银子。在高拱应该以为张居正说的是没帮过徐阶的儿子，但在张居正大概说的是根本没拿过人家银子，更不要提三万两了。
我想张居正说的应该不假，后来他当了十几年内阁首辅后，万历抄他的家，连他所有的亲族都算上，一共也只抄出十万两银子来。要知道那个万历年间的名妓杜十娘，个人财产也不止几十万啊；再比如严嵩跟张居正一样，也做了十几年宰相，他被抄家的时候，光被抄出的白银就将近三百万两，更不要说珠宝字画了。所以算算张居正的职位和俸禄，决不会像有的人说的那样，靠贪污和收受贿赂来敛财，这一点我们以后自然会分析到。
高拱看张居正澄清之后，他当时的表现是：“拱谢不审”。
“谢”就是道歉，就是说打了个哈哈，意思是我也就是听人一说，你也别当真。但《明史》紧跟着说了句——“两人交遂离”，也就是两个人因此就离心了，交情就不如原来了。
以上两点矛盾据说就是高拱跟张居正关系分裂的两个客观根源。说起来是两个，但其实还是一个，《明史》不过就是认为，是因为徐阶和高拱的矛盾，所以最后导致了高拱和张居正关系的破裂，然后就导致了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政治斗争。
但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种说法潜藏着一个时间上的误区。就从《明史》的记载中，我们就可以找出三组时间上的矛盾。
第一，高拱跟徐阶闹矛盾，斗得火热的时间是在隆庆元年到隆庆二年之间；而就是在隆庆二年的时候，张居正跟大太监李芳合谋策划了高拱的复出。如果说张居正卷进了他的老师徐阶跟高拱的矛盾，他怎么又会去帮高拱复出呢？
第二，隆庆三年，复出后的高拱找徐阶秋后算帐，拿徐阶的儿子开刀，而最迟到隆庆四年，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了，从容为徐阶辩护。就是说最迟到隆庆四年，因为维护徐阶的儿子，张居正跟高拱正式产生了冲突；但就是在隆庆三年，张居正跟高拱合作，排挤了政敌赵贞吉。然后在隆庆四年到隆庆五年，又跟高拱联手对付朝廷上下的反对意见，促成了与俺答的停战互市事件。这一方面矛盾公开化，另一方面又通力合作，好象于情于理，不太能够说得过去呀。
第三，隆庆五年，按《明史》的说法，张居正和高拱的矛盾已经扩大化了，两个人都时刻提防着对方，也时刻算计着对方；但就在隆庆五年年底的宰相打架事件中，张居正也还是护着高拱，在殷士儋的拳头下维护了高拱了脸面。既然成了政敌，张居正为什么还要这么维护自己的政敌呢？
通过以上三组时间上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来，按《明史》的说法，张居正是在一边跟高拱闹分裂，一边又在跟高拱通力合作，而且合作的时间还大多是在刚刚闹过分裂之后，这不明显矛盾吗？
难道说张居正在跟高拱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还能这样跟高拱保持政治上的高度统一？
要是按《明史》的说法，以高拱的脾气，他也不会挤走了所有人之后，还一直留一个跟他关系破裂的张居正在内阁里呀？
《明史》采用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方法，先是模糊了时间上的矛盾，然后说张居正面对倨傲霸道的高拱是“独退然下之”，而高拱的态度则是“拱之不察”。（《明史高拱传》）
这个“退然下之”是说张居正凡事都忍着、让着高拱，而“拱之不察”则是说高拱比较粗心。
这两句话《明史》可是有意放在一起说的，那潜在的语意就是说高拱没意识到张居正对他是有想法的，只是张居正隐藏的比较深罢了。而高拱一直到隆庆六年才开始意识到要对付张居正，可这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明史》的这种记述方式就导致了高、张矛盾中张居正阴谋论的盛行。
至于《明史》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渲染高拱与张居正之间的矛盾？以及张居正到底是怎么陷进这个阴谋论的说法的？这个终极的谜题，我们还是留到下一讲去解决。
勾结
我们先不说《明史》为什么会这样来表现高、张之间的矛盾。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明史》是怎么来渲染高拱与张居正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决斗的。
说到高拱和张居正的这场纷争，有个人物非常关键，他就是大太监冯保。
在明代，太监的权力很大，但也分个三六九等。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太监，这个司礼监里的头儿有两个，分别是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秉笔太监就是替皇帝签字的，平常有什么文件要签发，皇帝懒到不愿亲自签名，就由秉笔太监代签，所以秉笔太监就像是皇帝的机要秘书。
但签名并不是最后的一道程序，签完了名还需用印盖章，“印把子”才是最终权力的象征。《三国》里头不有一回就叫“匿玉玺孙坚背约”吗？孙策和孙权他爹孙坚为什么要藏那个传国玉玺呢？袁术、袁绍这些人为什么又想抢这个玉玺呢？就是因为这个玉玺代表着“印把子”。用印盖章的比签字的权力还要大，所以这个最终权力还是在掌印太监那儿。
掌印太监，才是明代所有太监里的老大。
说这个冯保本身很有才，尤其书法写的好，做这个秉笔太监做了很多年。可这个老二的位置一坐，就坐成了“千年老二”。
为什么呢？
因为高拱。
隆庆三年到隆庆五年之间，也就是高拱复出到他成为内阁首辅，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出现过两次空缺。按正常的进退次序，两次都应该是由冯保来顶缺，可高拱在这事儿里横插了一杠子。
按道理，宦官属于内廷，朝臣们属于外廷，宦官不应参与朝政，你宰相也别去管内廷的事儿。可这个高拱大权在握，跟隆庆的关系又不一般，所以他什么事儿都管。在他的建议下，两次分别越级提拔了陈洪和孟冲做这个掌印太监，唯独冯保没戏。
冯保心里这个气，那是可想而知了。于是《明史》轻描淡写、顺理成章地来了句“保以是怨拱，而居正与保深相结”。（《明史张居正传》）就是说，因为冯保恨高拱，于是他就和张居正勾结到一起，达成了一个反高同盟。
可惜，那个糊涂的高拱好像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反高同盟，按《明史》的说法，他不仅对冯、张勾结的蛛丝马迹视而不见，就算是到政治斗争的危急关头，明摆着两个人在耍阴谋，可这个所谓“精明”的高拱还就是看不出来。
那么，《明史》所说的冯保与张居正的“勾结”到底是怎样的呢？
按《明史》的说法，冯保与张居正主要有两次确凿的“勾结”行为。
我们先来看这第一次“勾结”。
一直到隆庆六年的五月，即隆庆皇帝突然病死，整个政坛大政变来临之前，所谓张居正与冯保的关系，也不过就刚才那句“居正与保深相结”，至于两个人有什么具体的“勾结”行为，《明史》也没说出一条来。到了这个大政变来临的时候，冯保跟张居正突然就紧密地“勾结”到了一起。
隆庆六年的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突然中风，高拱和张居正临危受命，成为顾命大臣。第二天，也就是二十七日，隆庆就去世了。
这时候，所谓的第一件冯、张勾结的事实来了。《明史冯保传》称“穆宗得疾，保密嘱居正豫草遗诏，为拱所见，面责居正曰，我当国，奈何独与中人具遗诏？居正面赤谢过。”
这段话是说，隆庆中风之后，冯保马上秘密地嘱咐张居正准备起草以隆庆帝名义签发的有利于冯保的遗诏，后来的遗诏里确实命冯保为掌印太监，所以这份有利于冯保的遗诏当然在很多人认为就是这对反高同盟策划的。
我就纳闷了，《明史》多处强调张居正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倨傲的人，就算是张居正跟冯保结成了同盟，但依张居正那种“沉毅渊重”的个性，怎么就这么听冯保的话呢？还是给冯保这样的一个太监当下手、做秘书，这也一下子变得太没个性了吧？
说张居正按冯保的意思秘密地准备这份遗诏，既然是秘密的，但在准备的过程中，竟然被高拱看到了。高拱还不是随便那么一看，因为他确定看到张居正起草的是遗诏，所以他当时就很生气地对张居正说，我是首辅，也是你的上司，你怎么能自个就和太监勾结起来起草遗诏呢？这个“中人”就是太监的意思，你看，高拱连太监、也就是冯保参与这事儿他都很清楚了，可他只是责备了一下张居正，而张居正也只是脸红道了个歉，这事儿也就算完了。
这种记载出现在《明史》里头，我觉得非常荒唐。为什么呢？
第一，隆庆帝是突然发病，事先也没人知道会发病，从突发中风到第二天去世，也就二十四小时，这怎么来得及秘密起草遗诏呢？
第二，这么秘密的事儿，依张居正的精明和强干，怎么可能就让高拱刚好碰上呢？难道他是到高拱家里去、当着高拱的面儿“秘密”起草的这份遗诏的吗？
第三，高拱既然撞破了这事儿，也就应该看出张居正跟冯保的勾结来了，怎么只是责备一下张居正就算完事儿了呢？
我们说他只是责备了一下张居正就算完事儿了，这是有证据的。这个证据就是冯保与张居正的第二次“勾结”。
这个所谓的第二次“勾结”，就发生在冯保与高拱“决斗”的关键时刻。
事实上，冯保在内廷里的势力很大，他的势力主要来自于两个强硬的靠山，一是太子朱翊钧、也就是和后来的万历皇帝的关系，还有就是跟万历他妈李贵妃的关系。
万历打小就称冯保为“大伴儿”，就是他的陪伴，甚至都不称他的名字，可见感情有多好。现在隆庆死了，小万历紧接着就继位了，凭着跟万历母子的关系，隆庆的遗诏里确实是把冯保升为了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下高拱与冯保立即丁对丁、卯对卯地干了起来。
《明史》说，高拱认定了冯保是私拟遗诏，犯了欺君的大罪，但他又没证据，就一方面指使手下的言官们上表弹劾冯保，另一方面，则以改革行政工作办法的名义，上疏刚即位的万历，要求把司礼监代表皇帝行使“朱批”的权力，也就是用红笔批示的权力收回。这样的话，实质上也是要把明代沿袭已久的太监干预政治的权力完全收回。
高拱想得挺好，因为按明代的公文办理规定，大臣上奏给皇帝的公文，要发回到内阁去审议，内阁提出个审议意见，皇帝最后再签字、盖章。也就是说高拱这个意见是要发到他自己手上去审批的，这是左手交右手，当然没问题。而十岁的万历小皇上才登基，哪懂国家大事啊，只能按内阁的处理意见签字、盖印。这下高拱就可以收回冯保的权力了。
高拱为了要得到张居正的支持，一边做，一边就这整套计划都告诉了张居正。
《明史高拱传》的原文是说“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
也就是说高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张居正之后，张居正表面上支持高拱，暗地里却把整套计划都赶快通知了冯保，使得冯保得以在关键时候做出了应急准备，并最终导致了政治上的翻盘。
这就是《明史》言之凿凿所说的冯、张二人第二次的“勾结”了。
有关这次“勾结”，我觉得疑点至少也有三条。
第一，高拱就这么不小心？上次明明看到了张居正跟冯保勾结起草遗诏，居然对张居正就一点儿不提防吗？所以我们才说他上次只是责备了一下张居正就算完事了。
高拱把自己的核心计划毫无保留、毫不提防地告诉了张居正，而且还是“使人报居正”，也就是派人去把计划告诉张居正的。关系到政治斗争的如此大事，高拱的表现好像也太没有政治头脑了吧？
要知道，高拱入阁以来，跟徐阶斗，跟赵贞吉斗，前后赶走过四位正副宰相，他要是没两把刷子，也不会把这个首辅的位置做这么稳啊？怎么一遇到张居正，他立刻就显得这么弱智呢？
我想，如果不是高拱脑子一时秀逗了的话，那一定是这种弱智的表现纯属是子虚乌有，纯属是什么人为了要体现冯、张的阴谋才刻意让高拱表现得这么弱智的。
第二，冯保这时的势力根本无法与高拱相比，他虽然一直是秉笔太监，但我们说他不过是个千年老二，本来内廷的权力就不如外廷大，再加上高拱又是首辅，又是顾命大臣，他哪斗得过高拱啊？他的翻盘完全得益于高拱一个偶然的失误。至于这个失误是什么，我们在下一讲会详细交待。张居正这么聪明、这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把宝都押在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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