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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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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是怕……怕我爸我妈不同意？” 盛小姐又追问一句。
宋子文点点头，一时默然不语。
“那明天……我就给爸爸妈妈说，让你到我家来做客，公开我们的关系。”
“哪有那么简单啊！一下子让你爸爸妈妈接受一个他们尚不熟悉的人，恐怕根本是不可能的。再说，也得容一段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啊。”
“还考虑什么呀！难道我不配你吗？”盛小姐沉不住气了。
“无论如何，也得容我和我的爸爸妈妈说说吧！”
“那就这样定了。”
“OK！”
就这样，宋子文和盛谨如两个人悄悄地相爱了。
在那段时间里，宋子文像整个换了一个人似的，整天精神焕发，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般；常常埋在办公室里，一干就是半夜。而待到了周末休息的时候，他就约上谨如小姐。于是两个人来到湖畔散步谈心，清澈的湖水中不时映现他们相依相伴、卿卿我我的一双身影。
不久，宋子文和盛谨如相爱的消息传到了盛家，传到了盛谨如的父母耳中。那天，当大公子盛泽丞把他所听到和看到的关于小妹谨如恋爱的事和盘托出后，盛宣怀夫妇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小女儿谨如是他们的掌上明珠，那一年年方18岁，且才貌出众。当年，盛氏夫妇对这个女儿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关于小女的婚配一事，盛氏夫妇也早已有了安排。他们早已把谨如小姐许配给了人，对方是有门第的富户，那男孩子也长得英俊潇洒，当时正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只因考虑盛谨如尚且年幼，所以此桩婚事一直没有公开。
听到消息的那一天夜里，盛宣怀夫妇睡不着觉了。
“谨如这孩子太不懂事了。这么大的事，也不给爸妈说一声，就自作主张。”盛太太不停地埋怨着。
“要说子文吧，本事倒还真有一些。但他毕竟阅历还浅，况且宋家的景况也属一般。他要娶我们的谨如……”说到底，盛宣怀还是瞧不起宋家的，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都怪你。瞧你养的这个女儿，也不管管好。”盛宣怀开始埋怨太太。
“我养的女儿，难道没有你一份吗？”盛太太不服地反驳道。
“好好好，怨我怨我。算啦，明天我就把子文调走，走得远远的。”盛宣怀掐灭了烟头，使劲地往烟缸里一戳道。
果然没过几天，宋子文奉命调离了。
那天晚上，宋子文约来盛谨如小姐，向她告别道：“谨如，明天我就调走了。以后请你多保重吧！”
当下盛小姐懵了，连连追问宋子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宋子文当时强抑住内心深处的隐痛，十分冷静地对盛谨如小姐说：“既然你们家里不同意，这种事情也勉强不得。谨如，我看我们还是就此分手吧。不管将来怎样，我都为你祝福。”说着说着，宋子文不禁硬咽，说不下去了。
而此时的盛小姐早已泪水涟涟了。她终于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几天前，父母把她叫到房中，父亲开口便训了她一通。母亲也在一旁帮腔唠唠叨叨。可老爹老妈讲了半天，也没讲出宋子文到底有什么不好。所以盛谨如自然不肯服气，就由着性子把父母好一顿顶撞。因为谨如小姐自幼已经给父母宠惯了，她一来了脾气，家里人都让她三分，连父母也不例外。于是那天晚上，盛氏夫妇一见把小女儿惹哭了，就都不再讲什么了。本来，这几天盛小姐以为事情已然平安度过了呢。谁料想，父母竟然背着她，对宋子文做出了如此无理的事情。所以无论宋子文怎样拦阻，都没有拦住盛谨如小姐。她一面哭着，一面跑去找父母，非要讨回个说法不可。
然而，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当时那个封建传统仍很顽固的年代里，单凭盛谨如一个单纯的小女子，是根本无法真正讨回公道的。于是，盛谨如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倾心相爱的人，一步步走向了远方。
就在宋子文调离后不久，在父母的逼迫和哄劝下，盛谨如只好出嫁了。宋子文得知这一消息后，愤而辞去了在汉冶萍公司的工作，去了另外一家银行谋职。再后来，他便南下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参加了革命。
好多年后，有人慨叹宋子文和盛谨如当年那段本应可能的姻缘，批评盛宣怀夫妇只顾眼前，在儿女婚事上缺乏远见卓识等。此一慨叹后来刊登在《大公报》上，据说还引出了晚年盛宣怀的好一顿自责，亦不知是否确实。这里权且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2．孙中山讲：“子文还真行”
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
1923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其革命性、组织性和当时的先锋性，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于是孙中山先生准备挥师北伐，进行一场统一中国南北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由此开始，在孙中山先生亲自组织和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配合和参与下，第一次大革命不久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当年孙中山拟议发动的北伐战争，首先即指在孙中山领导下，同北洋军阀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
北洋军阀是以清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派生出来的武装政治集团。早在清顺治初年，清政府设直隶和江南两省，亦称北洋和南洋。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与各帝国主义列强约定五口通商；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江南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习称北洋总督，其所建军队亦称北洋军。后袁受命于天津小站练兵，于1905年建成北洋新军六镇，这就是北洋军阀的最初家底。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是依靠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及其北洋军阀的实力，最后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当年袁世凯利用天津小站练兵的机会，竭力培植私人党羽并扩充自己的班底。他先从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和淮军定武军中网罗大批人才。当时，王士珍先被委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总教习，后又提为工程营统带；段棋瑞则是越级提为炮兵营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另一位冯国璋也被袁世凯委任为督操营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后又提升为总办。民国初年，北洋系势力遍及全国，从大总统、副总统、执政、总理、总长、巡阅使、检阅使到各省督军、省长、军长、师长等，几乎都出自于小站的北洋新军。当时这些大小军阀拥兵自重，争权夺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孙中山先生举兵北伐，也是要为民除害。
当年在北洋军阀集团中，王士珍、段棋瑞和冯国璋号称“北洋三杰”。这3个人最初都是在袁世凯的栽培下，迅速发迹的。以后，有人根据此3人的特点顺称之为龙杰、虎杰、狗杰。其解释为王士珍雍容大度、深沉内敛，不孜孜于名利，常扮演卧龙先生之角色，故称之为龙；段棋瑞兼学中西，胸有大志，英锐之气咄咄逼人，故称之为虎；冯国漳则忠心耿耿，爱财如命，故称之为狗。后来，袁世凯于1916年死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为以冯国湾为首的直系军阀、以段棋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仅王士珍略逊一筹，未成独立体系。于是，一时间此3人皆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当年北洋军阀集团采用西方军事制度和新式装备，依靠封建宗法思想维系官兵之间关系。故北洋军人中，多为才质驽下者。服从、报恩、不党，此为北洋军人当年的3个基本信条。下级对上只知道服从，不敢有所主张。尤其是这样做并非出于公意，而是出于报恩之类的私人感情。当初，为了能够把北洋军人培养成袁世凯的私家军队，袁提拔军官多选拔“粗人劣卫”，用袁世凯当年的话来说：“到底是不识字的人靠得住”。所以在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袁曾以“军民公治，军人不干预政治”等漂亮的言辞来钳制部下，居然也能收到一时的作用。可以想象，如此头脑简单。才质驽下的北洋军人，在羽毛未丰时自然会俯首听命；而一旦羽毛丰满、时机成熟时，这些人也就会另起炉灶。例如后来段、冯叛袁，即是例证。
当年，袁世凯当了83天洪宪皇帝，即倒台了。这里面固然有其政治和外交方面等诸多方面失败的原因，而“不识字的部下仍然靠不住”，确也是后来袁世凯始料不及的不治之症。
当时的宋子文作为热血青年，正值血气方刚，自然也十分关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及其后的北伐战争。宋耀如作为至尊的家严，早年已是孙中山的人了，这是宋子文早已知道的。而宋子文一向崇敬的二姐宋庆龄，此时也已做了孙中山的夫人，并正在辅佐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的一系列筹划工作……于是所有这一切，更使宋子文心中的天平倾向正义，倾向革命。且恰在此时，宋子文情场失意，心灵上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撕开的伤口使他呻吟不止。于是，他便写一封寻找光明的信，寄给了正在广州的二姐宋庆龄。旋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宋子文很快辞掉了内地的工作，匆匆来到孙中山的身边，来到了革命的大本营。就这样，宋子文做了一名孙中山的追随者，协助中山先生统管当时广东革命政府的一切财务工作。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宋子文初到广东后，孙中山先生虽委以重任，但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却是一个烂摊子，着实令人头痛。当时的主要表现：要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况且帐面上的流动资金又极有限。不要说支持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单单维持正常的开支都很困难。
但当时宋子文作为孙中山新任的财政总管，却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用他的智力，用他的聪明和才干，一次又一次地使孙中山及广东革命政府度过财政危机，一时深得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的赞誉和赏识。
当时，宋子文当家理财，犹如“大管家”一般，每一笔账目、每一项财源和每一项开支，他都精打细算，有轻有重且有缓有急；既考虑眼前又考虑长远，“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用宋子文那句后来著名的话说，就叫做“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到发了愁。”
宋子文上任伊始，便提出一系列理财主张，例如宏观清楚，微观不失控；确保重点，兼顾全面；八方敛财，精打细算；强化政府，加强税收等等。当时具体可以归纳为“5字方针” 如下：
精，即精打细算。无论是开支或收人，一定要帐目清楚，用法合理；
保，即确保重点，分清主次矛盾，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
整，即整顿金融秩序，严格财务帐目纪律并纳人法制；
苛，即苛收税政。税收应该统一归国民政府筹划，各地方财政不得擅自立规；
监，即监督体制。所有财务帐目公开，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全民监督，杜绝腐败和贪污。
殊不知，当时由理论到实践的执行，还确有一段距离。而且首先要求政府和财政长官，不但要发号施令，还要率先垂范并身体力行。国无法不行，有法不依又不行。当时为了依法理财，宋子文洒下了不少心血和汗水，同时也发挥了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
那是在一个月色凄清的冬日里。
面对财政的拈据，当时又有些地方的税收上不来。尤其是“两广”统一后的广西省，既是个大省又是个穷省，而且兵多粥少；加上当时广西的地方长官李宗仁拥兵自重，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不要说让广西给国民政府交税了，广西还不停伸手向中央财政要钱呢。此事经屡屡交涉而未成，当时已经使宋子文伤透了脑筋。
那天宋子文正在办公室内吸烟踱步，思索下一步财政上的难题如何破解。此刻雪茄烟已经被他吸掉8支了，正当他燃起第9支雪茄、准备继续吞云吐雾时，忽然桌上电话铃声响起来。
宋子文当即走过去拿起听筒，电话里面传出了李宗仁的声音。
“财神爷，我已到广州。”
“哦，德邻兄，什么时候到的？”
“刚刚下车。”
“有什么事吗？”
“广西的弟兄们又揭不开锅了，找你要饭吃啊。”
“请你过来谈吧。不过，子文这里也没开财神店，你老兄也要有思想准备啊！”
旋后宋子文和李宗仁两个人，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与其说交谈，不如说是谈判更准确些。而谈判当然少不了火药味，少不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宋子文开门见山告饶道：“大有大的难处。你们广西，中央财政已经补贴不少。至于兵多钱少，我也实在无法。再说广西的税收迟迟上不来。小河无水大河干，这应该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呀！”
李宗仁摊开双手：“我不管你中央财政收支情况如何，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知道，军队是你们的军队，我这个乌纱帽也是你们封的。下面有了难处，中央不能不管吧。”
“中央的财政从哪儿来，说破了还不是靠地方的支持。实在没办法了。不然，广西的税收全部归你还不行吗？”
“广西是个穷省，穷省岂能与富省相比！既然是中央统一，就应该有个相互调节的作用。希望子文又老弟在调节上再给我们做做文章。”
“我这里收支难以相抵。中央已经对你们补贴不少了。再调节，恐怕政府的正常开支就无法维持了。”
“不管怎样，请子文老弟开绿灯。”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下宋子文哪里敢答应下来，只好口干舌燥地继续做工作：“作为政府，这边也有难处啊。目前，不怕德邻兄笑话，我已从家严的私产中拿出了一部分钱来弥补政府的亏空了。眼下我们是竭泽而渔。为了替政府和军队筹措经费，税收方面已快到了横征暴敛的地步了。”
李宗仁此刻闻听宋子文如此一说，一下竟笑了起来。他说：“看来，我们的财神爷也要乱用虎狼药喽！只是眼下，你我都是为国民革命奔走办事，倘行苛政，恐怕将来的功过是非不好说清啊！”
宋子文亦耸肩摊手道：“不如此又怎么办？都来要钱，革命总得进行下去吧。”说到此处，宋子文停下思忖片刻，遂又决然地表示：“功耶罪耶权且由人吧。至多，我宋子文准备好一颗脑袋罢了。”
当天，李宗仁离开宋子文那里后，就再也没有为军费支出找过他。而且，广西不久便也开始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自救做法。
宋子文送走李宗仁后，接着又筹划起广东金融界的元老会来。当时筹办此会的目的，无非是两个字：“要钱”。当时宋子文打定主意，借也好，送也好，反正不兑现不能散会。不过，在会上宋子文的口气却很婉转，亦很动听，不愧为外交之才，他很容易讲得那些阔佬动心。
后来，有一天孙中山先生当着夫人宋庆龄的面，表扬宋子文在理财方面“还真行！”并赞叹道：“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不保守，有办法也有创造。”
宋庆龄当时听罢，不禁嫣然一笑。对于大弟子文，宋庆龄可以说也是看着他长大的。在学生时代，宋子文倒没显出什么特殊的天才，只是爱做一些吓唬人的恶作剧，令她们姐妹们十分开心。子文重姐弟义气，尊重各自的感情，有时又不免有些孩子气；他学习刻苦，不懂善问，有时又显得书生味十足；子文虽爱交际，却从不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他对人诚恳，遇事爱打抱不平，但从不给父母惹出乱子；父母交给子文的钱，他也从不乱花一分，且要花也要花个明白；当年宋子文数学成绩极好，家中日常算账，总是他先脱口而出……本来，在姐姐宋庆龄的眼中，宋子文还是个没长大的弟弟呢。而如今面对子文在财政界崭露头角，且随着人们日益增多的赞誉声，子文倒令宋庆龄刮目相看了。
那天，宋庆龄正在感慨中，大弟宋子文进了门。
“大总统让我筹措的500万，已按时筹足了。”说着，宋子文疲惫的脸上亦露出了笑容。
“哪儿筹的？”
“南洋一位爸爸的朋友。我们刚刚谈妥，明天就可进帐。”
“嘿！大弟学精明了，连爸爸的关系都用上了。” 宋庆龄有些调侃地赞扬道。
“我还不是为了姐姐有面子。再说大总统有令，子文岂敢不执行啊。”
说着姐弟二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吃饭了吗？”宋庆龄关心地问弟弟。
“吃过昨天的了。”宋子文顽皮道。
“那我赶快做饭，庆贺我们子文筹款成功。”
“姐夫呢？”
“他刚去参加一个会，很快就能回来。”
果然，待宋庆龄刚刚把饭做好、姐弟俩还没吃上呢，外面汽车喇叭声传来，孙中山先生开会回来了。当即闻听宋子文已经把款等妥时，孙中山十分高兴，他连连夸奖宋子文道：“太好啦，太好啦！真是及时雨呀！”一边称赞着，孙中山先生坐到了桌前，旋又招呼夫人：“庆龄，怎么没拿酒啊！今天该拿酒来，为子文弟弟祝贺啊！”
于是那天晚上，宋子文在姐姐和姐夫家里，痛痛快快地饮了一杯庆功的美酒。
3．泪洒北京城
1924年的11月13日，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广州军港，大海仿佛停止了喘息。透亮如玻璃似的、勉强可以辨出来的波纹，捉摸不定地远远滚来，温润地洗涤着满撒在海边的鹅卵石……军港中的“永丰舰”此时已作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只等一声令下。
此时，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了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一声发令，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此行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 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当时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犹如春雷，在北方引起了强烈的回响。一时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不久“基督将军” 冯玉祥向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平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赶走了由“猪仔议员” 贿选出来的“总统” 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并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棋瑞组成了一个联合的政府。当时“三员大将”一商量，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干得正红火，能否请他人伙主持国事……于是邀请之函就这样发了出来。
孙中山接信深思良久，宋庆龄心里也犯犹豫。
但作为爱国爱民、同情人民疾苦的孙中山，虽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却也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迅速实现和平的统一，他毅然决然接受了冯玉祥等人北上之约邀。
既然丈夫已经决定，宋庆龄还能说什么。她只是提醒孙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庆龄说的自有一番道理。当时，孙中山也有极大的对立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企图把他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彼时北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问题难以预料。
“这些我已考虑了，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者不惜个人的一切。”孙中山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再作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邮轮绕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那就这样，我只是希望先生再想得周到些。” 宋庆龄再次叮咛道。
临登舰前，孙氏夫妇又在黄埔军校作了短暂停留，并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讲了话。所有这一切活动之后，他们才登上了永丰舰。此舰也称孙中山的“救命舰”。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4天4夜的航行，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港。孙氏夫妇在上海受到了3万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时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后，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孙氏夫妇团团转。本来上海的停留，主要是想休息一下以缓解途中之劳。宋庆龄面对这些应接不暇的情况，就对孙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4天，就又起程了。
大海扬波作浪，为孙氏夫妇送行。
那一天，天边吹来一股凉气，使海面激起一阵颤栗，仿佛那被吞没了的太阳向天空舒出一口满足后的叹息……
客轮经过半个月的昼夜航行，于 11月24日又来到了日本的神户港。
神户，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氏夫妇的蜜月曾在这里度过。她们回到这里，仍倍感亲切。很多老朋友纷纷登门看望。细心的宋庆龄已觉察到，来者很多，但却不见日本政界朋友。再者，从他们的谈话声中，宋庆龄已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至今，已分道扬镳了。如今，孙中山转向苏联，也使日本政界反映强烈。不管怎样，孙中山仍在日本发表了演说，开展政治攻势，抨击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
宋庆龄也在神户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那是在当月28日的下午，当孙中山先生陪同宋庆龄到达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时，受到该校校长及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热烈欢迎，并由一女生代表本田须磨子把一束盛开的菊花献给了美丽的宋庆龄。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近千名女学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坐无虚席，还有不少站着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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