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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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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斯大林同志。”宋庆龄表示道。
“听说你们现在要去德国？”斯大林问。
“是的，也是考察学习，借鉴别人好的东西，为我国革命所用。”宋庆龄回答。
“那很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包括反面的。每到一地要有一地的收获。”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亲自把她们送出门外，并目送她们上车。
当宋庆龄收回悠悠回忆之时，列车已到达德国首都柏林。
在德国，宋庆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这是因为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顾，更不想同中国公使馆发生任何关系。她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要员。这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汉国民党的前主席江精卫。他在同蒋介石合流之后才几个月，就被后者一脚踢开了。另外一个则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也是从武汉投奔蒋介石那里去的，此刻还得蒋的欢心，但也没有维持多久。
宋庆龄等待的是那些还没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革命核心小组”。
当时宋庆龄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号。她的身份是保密的，连房东也只知道她姓“林”，并称她“林女士”。她对年轻的章克说，他应听从邓演达的指导，邓过去在柏林住过且上过学，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她希望章克除了帮助她之外，还能研究中国的上地和农民问题……“我国革命的关键”。她又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朋友从国内来到这里。他们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须绕道而行。
后来，章克对他曾在柏林的日常生活的回忆，有助于我们了解宋庆龄当时在柏林的情况。
一般说来，章克整个上午都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各国农村方面的资料，供宋庆龄以及邓演达使用，因为这些资料对中国可能有参考价值。
每天上午，章克就到宋庆龄的住所去帮助做家务。下午1点，他们到坎特街上的饮食店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通常是德国人叫“格但克”的客饭，有点肉、土豆（或米饭）和蔬菜，每份1马克。饭后散散步同时买点东西，然后宋庆龄回到住所，他再到大学去上课。傍晚，章克又到宋庆龄住所去帮助做些文书工作，宋庆龄请他吃完晚饭他再回宿舍。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个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邓帮助她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因为她主要受的是外国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写作有困难。为了给她找些范文，邓演达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去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等人的文章，因为这些革命者同时又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邓演达向她指出，他们怎样在写白话文时运用典故和成语……它们有助于文章生动有力的表达。
宋庆龄此时已是一位世界知名人物，但她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却是这样的虚心，像一名勤奋的女学生那样做她的作业。对这一点章克很敬佩。她当时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达批改，并开始用中文写作，而且取得明显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曾称赞宋庆龄的一些中文文章写得很美，有独特的风格。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不久从国内来的朋友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太虚。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摧毁国内所有进步的事物。但人民起义屡受挫折而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只是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气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以采取新的行动。
当时，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年一1927年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次出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实践，研究苏联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是给重新建立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当时在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解决占中国80％的农民贫困落后的问题，即土地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他认为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但怎样实现这一主张，则还要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当时的技术水平，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出发，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是家庭，要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改善农民的生活，首先应该着眼于农民的家庭，即提高每户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最好分田到户，由农民自己来管理和经营。每户农民在完成国家所规定的指标后，有权种植自己所需的粮食和其他作物，政府不得干涉。只有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工业所需要的初级原料才能充分保证，工业才可启动发展。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国家，赶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邓演达当时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为了这个。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必须自辟溪径。
历史后来将显示，邓演达当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他稍后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共两党，却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也没有结果的。宋庆龄尽管尊重和钦佩他，却坚持依靠共产党作为实现所求变革的主要杠杆。这也是当时两人的分歧所在。
宋庆龄来柏林，一住就是3年，并在那里渡过了3年多平静的读书生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说她的莫斯科之行未达目的的话，那么柏林之行，在邓演达的热情帮助下，她在读书研究中，尤其是对中国土地革命的研究中，却大大地充实了自己。
当时，柏林与莫斯科一样，宋庆龄受到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各种冲击，又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反动派的压力。她仍旧保持镇定，以继续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从而显示出她的原则性、政治敏锐和处事才能。
但不久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宋庆龄来德后约一年时，即是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特从美国来到柏林亲访宋庆龄。来德后希恩住在柏林饭店。本来宋庆龄过的是隐居生活，不想接见他。因为希恩是位比较有学识的美国记者，对中国人民也算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宋庆龄也是看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
他们的会见是在一个秘密处所。当时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人民很想见见您，听听您对中国国内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莞尔一笑说：“作为逃亡之人，哪有什么高论？我只不过是遵照中山先生的教导，在这里平静地读一些书，充实一下自己而已。”
“美国是您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希恩采取了攻势。
“这不错，当年主要是留学。”宋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望夫人能给我个面子。”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是要求您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该公司就可以付您50万美金的优厚酬劳。”
“这样的优厚待遇，我受之有愧啊。”宋庆龄摆摆手拒绝道。
希恩一听有门儿，立时便道：“夫人，这是真的！不信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合同。”
“不！”宋庆龄道：“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虽清贫，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真的有钱的话，就请捐给中国人民吧。中国人民还有百分之九十的劳苦大众眼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夫人风格高尚，实今晚辈佩服。”希恩连连点头。“我指的当然不是南京政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提供武器来屠杀人民。”宋庆龄特别强调。
“晚辈明白。”希恩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吧？”宋庆龄转守为攻。
“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商讨，以后再作通知给您。”
“那好吧，我等着你们的通知。”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所谓的美国广播公司的通知，只收到希恩先生的一封信，说是他等有机会再来拜访夫人，以听教诲。
事后，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完她开怀大笑起来。
此时邓演达也走过来称赞道：“夫人高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事实上，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推向蒋介石政权一边……这也是其小妹宋美龄的功绩。至少使宋庆龄对蒋介石政权的反对，不要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出，去封闭宋庆龄的嘴。
后来，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他是当时北平的燕京大学校长，在20年之后曾出任美国驻国民党中国的最后一任大使。司徒当年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从小就看着宋庆龄长大。他甚至于知道宋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通过她的忠诚的秘书、一个燕京的学生章克找到她。后来司徒还写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后，她已决定……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万应灵药，所以带着她的部属撤到柏林，在那里我在约一年之后见到她。”而在章克的记忆中，宋庆龄在柏林并没有会见司徒，而是回避他。她曾对章说，司徒像绝大多数传教士一样钦佩蒋介石，所以很可能是为蒋办事的。所以她拒绝见司徒，而是把一些有她亲笔签名的、同孙中山先生的结婚照，要章克代她送给司徒雷登。
关于宋庆龄当时在德国的处境，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道：
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
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富裕尊荣生活的使者。她把他们所要提供给的荣誉看作是对她丈夫的主义的背叛……在中国各地开会之前都要向孙逸仙博士遗像行三鞠躬礼……通过家庭的关系以及通过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她拒绝了，她在政治上断绝了同家庭的关系……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行动。
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著名的中国革命者来找她的，都被造谣说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美丽文雅、仍在最动人的三十以上年华的这位妇女，由于她自已过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过未来的寂寞岁月。但是，谣言跟随着她，尽管这些谣言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
的确，在宋庆龄离沪流亡的那些日子里，她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谣言无时不刻地在包围着她。
宋庆龄在柏林的日子，深居简出，尽量把自己埋下去，留下一个空间，来平静自己也平静生活。但是宋庆龄毕竟是“总统的夫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势力，都在竭力争取她以装门面，这些常常使宋庆龄处在烦恼状态中。
一天，声称南京政府驻德大使馆参赞登门求见。宋庆龄挥手对秘书章克说：“不见！不见！”
章克出来向对方说：“夫人身体欠佳，正在治疗。”
对方也有办法，在身后推出了宋庆龄的小弟宋子安，当时小伙子20岁出头，长得很精神。就听那人介绍道：“这位是夫人的弟弟宋子安先生。”
宋庆龄一听是小弟子安来了，连忙从屋里走出来。
那位参赞好不容易见到夫人，连说：“夫人，打扰您了。这次小弟来了，恕不叙谈。等下次来，望夫人不要见外。”
“谢谢您了。”
“下次见！”
中国有句俗语：一母同胞亲，打烂骨头连着筋。对于小弟宋子安的到来，宋庆龄无比高兴。她把一切对亲情的思念，都体现在了对弟弟的招待上了。
“小弟，我给你写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同时，我也接到大姐的信，让我毕业后立即返国。我提出转道看看你。她来信说工作都给我联系好了，不必再耽搁时间。我没有听她的话，前天哈佛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我就赶来了。”
“你来了，二姐就放心了。要不来，二姐还要哭呢！”宋庆龄说着说着，眼睛有些湿润了。
“二姐待我好，我能不来吗？再说妈咪也常来信，说你好可怜，让我来看你。”宋子安懂事地说道。
“我不需要可怜。可是我对不住老母亲。年轻时，也像你现在从美留学回来一样，我向妈咪保证，要孝顺她老一生。可是，我只有孝心却没尽孝事，实是一大缺憾。”
说到这里，宋庆龄感到十分心酸。宋庆龄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一个十足的“女强人”。她有血肉之躯，她有儿女情长。刚强时，一般男人比不过；柔情时，一般女性难相比。刚与柔形成她个性的强烈反差。宋家三姐妹比来，这两项她都走了极端。也正是这两项极端，塑造了她的为人、她的形象和她的高尚。
接着，她又详细地询问了宋子安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耐心地告诉他国内的现状，并勉励他今后要努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作出贡献。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如今政治把我们姐妹兄弟分开了，想起来令人心痛。希望小弟不要再介人政治，多学点技术。我看当一个工程师蛮不错的。”
宋子安则表示很理解二姐近几年的奋斗，他表示听二姐的话。宋庆龄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与小弟宋子安的关系一直是最好的。当时她挽留小弟在柏林住了5天，给他做好吃的，偕同他参观游览了柏林的名胜古迹，并亲自陪他到汉堡和巴黎旅行，然后才在巴黎把他送上赴上海的客轮，并洒下一掬热泪。那一种真挚的手足之情，令周围的人都深为感动。
宋庆龄送走小弟，又在巴黎耽搁了一个多月，当年9月3日才返抵柏林，改住在柏林夏洛膝区维兰德大街18号科恩赖希博士夫人家里。
当时国内的消息不断传来。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情绪日趋激烈，宋庆龄在柏林期间，与共产党的关系开始冷淡了。她明显地受到了中共驻德共产国际代表团及旅德支部的冷遇。她本来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可是眼前的一切又使她心灰意冷。
1928年12月，“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宋庆龄是这个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又是该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所以以往该同盟召开会议，她都在被邀请之列。但是，这一次她虽然正好在柏林，却没有人通知她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派出黄平和余飞参加会议。黄平根据当时的“理论”，在会上发言时，竟当着邓演达的面说什么“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还能欺骗群众”。会后，黄平等人到康特大街中国饭馆吃饭遇到宋庆龄时，双方都视为路人，互相不打招呼。这极大地刺激了宋庆龄的自尊心。当时宋庆龄想哭，却哭不出来。
对于共产党内如此敌我不分甚至为渊驱鱼、认友为敌的“左”倾幼稚病，宋庆龄没有更多的理会，而是在把心思用在读书、研究土地问题的同时，不断接见国内的来宾，密切注视中国局势的发展。宋庆龄到柏林后不久，同济大学教授郑太朴随太虚法师到德国讲学，他向宋庆龄和邓演达详细介绍了国内情况：当时一方面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对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的镇压和迫害，另一方面是各地先后爆发了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不少都失败了，但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威胁很大，使蒋介石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郑太朴的思想情绪，代表了当时国内中上层进步人士的倾向。他申述了国内进步人士都盼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早日归国，把国内的进步力量重新组织和领导起来。
接着在那一年的8月初，曾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叶挺和黄棋翔，先后到达柏林。他们分别会见宋庆龄和邓演达，详细汇报了起义的经过情况。于是，宋庆龄从郑太朴、叶挺和黄琪翔的汇报中，获得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她显得非常高兴，并从中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人民仍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继续奋斗。问题是如何把同志们团结起来，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贯彻下去，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完善和补充。于是，她与邓演达、叶挺、黄琪翔反复研究后一致认为：加速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扩大人员，团结一切肯把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贯彻到底的同志。
此时，他们已做好尽快回到祖国怀抱中的准备。用新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并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4．南京奉安大典
当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中山陵于1926年6月1日破土动工，历时3年，于1929年春基本竣工。陵园建筑在钟山南麓的缓坡上，呈钟形。以南北为中轴线，大致分南北两部：南部包括石牌坊、墓道；北部包括陵门、碑亭、石阶、平台、祭堂、墓室等。墓室直径16米，高10米，圆顶为穹隆状。地面中部为大理石塘，正中筑长方形墓穴，是灵棕奉安处，围有环形石栏，以备瞻仰。室外砌有环形围墙，外铺草地，并植玉兰、梅等花木。墓门外是祭堂，宽27米，深22米，高26米，是重檐歇山式。堂内立有12根黑色花岗石圆柱。护壁则采用黑色大理石，石上立放着中山先生白色大理石像，端坐平视，神态安详。祭台外是太平台，宽135米，深30米，台两端并筑华表二座，擎柱刻古式花纹。平台尽处是宽大的台阶，共290级。石阶之下是碑亭，亭内在龟跌上立8米高的石碑，上刻“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18年6月1日”。在碑亭之处是陵门，高15米，宽24米，深8米，蓝玻璃单檐歇山顶，用花岗石砌成无梁殿式样。正中拱门相上刻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天下为公”四个金光大字。陵墓的人口是一座三间三楼的石牌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博爱”横匾一方。在石坊与陵门之间，是缓长坡道，循此直达陵门。陵园外观具有我国古代建筑传统格式，色调淳朴，装饰简洁，气势壮观，规模宏伟，别创新格，又有大面积植树铺草陪衬，象征着先生一生功绩不朽，浩然正气。陵园东邻灵谷寺，西毗明孝陵，各距一公里，其间有道路相连，三区名胜联为一体。陵园面积是46000亩，先后施16年，直至1931年10月才全部竣工，所用经费按当时币值计算共400余万元。
1929年1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了“总理奉安委员会”，蒋介石为主任。为了扩大影响，蒋介石还特地邀请旅居欧洲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
同年5月26日凌晨1时，孙中山先生灵枢在30多万人的护送下，由香山抬往北平前门火车站，步行近15个小时，两次鸣礼炮101响。至5月26日下午3时15分，才将灵枢运上专列。当日4点35分，专列在全市工厂的汽笛声及礼炮声中徐徐开启。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站，都要举行盛大的接送仪式。车到安徽蚌埠，蒋介石夫妇乘专列到此恭候。然后以蒋介石的专列为先导，开往浦口。28日上午10时，灵车抵浦口。一时间，国民党中央出动陆海空三军，南京政府的大小官员及市民亦倾城而出，在奉安总干事孔祥熙的指挥下，将灵枢移过长江，送至中央党部大厅。然后是3天公祭，蒋介石亲自守灵。6月1日是安葬日，奉安大典从午夜2时开始。先在中央党部举行起棺仪式，然后，灵枢经过中央大道，沿途搭有20余座牌楼，以松柏树枝、青白布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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