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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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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巡洋舰“出云”、“川内”号军舰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窜进上海市区。它们那宽大的机身，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并且见工事就往下撂炸弹，见人就往下扫机枪。
苏州河沿岸蹿起更多的火苗，并四下蔓延，烧得枯焦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着……
当时偌大的中国竟没有制空权。
上海人无处藏身。
伤员增加，无处安排。
一封一封的加急电报不停地发出去：
“南京。南京。航空委员会……”
“南京。南京。医械药品……”
宋蔼龄当时并不限于从事儿童福利工作，她还关心那些待命战斗的青年军人个人生活的空虚问题，并且与小妹宋美龄一起组织了军官励志社，将南京的一所小楼加以整修，作为该社的活动中心。
“—·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宋蔼龄正在上海的寓所里。当时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激昂情绪的影响下，宋蔼龄亦在一段时间里参加了救援工作。
一天深夜，宋蔼龄接到上海的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请她帮忙解决涌进城市里的大量伤兵的医治和床位问题。
“仅仅1个小时前，有人报告我说，床位很充足，不用准备了！”此刻的宋蔼龄表示怀疑道。
“不要说1个小时前，就是3个小时前，床位已经不够用了。不想办法，伤兵就要住大街上了。”
“简直是谎报军情！”宋蔼龄当即十分气愤。她放下听筒后，在屋里急得团团转。她心里明白：如不及时抢救，伤员就会死的。可在当时，又没有时间采取通常的“捐助”或义卖等方式来募集资金，怎么办呢？
宋蔼龄当机立断，她同她的三位朋友一起商量，拿出了8万美元，以救燃眉之急。于是立即选址，建立了一座配有400张床位的培德医院。一周之内，这所医院就住满了伤兵。
同时，来蔼龄又在另一些人手里募集一笔巨款。不久，一所有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亦在上海建立起来。
然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并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蒋介石到浦镇“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日决战”。3月初，中日双方停止战斗。后来，当时的中国政府与日本外交代表谈判，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战事稍稍停息，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便于1932年3月13日启程前往欧美。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西方之行。他们此次出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美国。
当时他们从上海启程。
到机场欢送的不仅有南京政府的要员，还有蒋宋两家亲属，包托委员长蒋介石本人。
“祝你们一路顺风！”宋美龄和大姐拥抱后，把一束象征友谊和吉祥的鲜花献给她。
“谢谢，谢谢，请诸位静候佳音。”宋蔼龄和孔祥熙一边说着，一边缓缓登上飞机舷梯。二人满面春风站在舷舱口旁，又举起了鲜花，向送行的人们频频致意。
一阵轰鸣，飞机像只大鹏一般，越过还弥散着硝烟的上海上空的云层，翩翩飞升。
白云托着飞机，飞机在白云上穿行。它要把宋蔼龄夫妇从大洋的此岸，送到大洋的彼岸。
从飞机上往下眺望，未受战争影响的华顿盛，犹如幻想中的童话城市一般令人想往。
在客机的圆形舷窗中，首先出现的是高矗云天的华盛顿纪念碑，它像一柄白色的长剑直插云霄；波托马克河畔停泊着好多艘漂亮的汽船，岸边行驶的汽车，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只小甲虫；接着浮现在眼前的是方格棋盘般的大街，具有民族文化交融的建筑群令人目不暇接。后来，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和最高法院也—一展现在他们的眼帘。
访美初期，孔宋夫妇在一片热情洋溢的欢迎气氛中度过。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其他的大城市，他们日夜不停地出席各种招待会。孔祥熙同美国官员们进行一次次高级会谈，宋蔼龄也借各种机会在美国的同学中尽量重温旧情。
从前的朋友都来看望来蔼龄，其中有的朋友还为她举行了接风洗尘的晚宴。
旋转门转个不停，会客厅高朋满坐，裹着夹大衣的熟人接踵而来，带着鲜花和他们浓妆艳抹的夫人，还有的带着波斯小狗，一位小姐落落大方地弹起钢琴，她演唱的是《美丽的阿拉斯加》和硼友，祝您晚安》。五彩缤纷的宴席上，摆着香肠、炸牛排、喜三肝、鸳鸯蛋、女士香摈和德国啤酒以及微甜的俄廖怅白酒。
舞厅里，霓虹灯闪烁着，优美悦耳的舞曲下，对对双双携手迈进舞池跳了起来，转了起来，优美的舞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休息室里，宋蔼龄与众多的大学同学聊天，好多人的话题都是想买花园式的洋房，换辆新轿车，购买更时髦的家用电器，追求享受和福利以及“三高”物品。有位朋友自信地说，美国正向这个方向前进。当时舞台上的歌星是这样唱，收音机里播音员也是这样讲——战争是个凶神，去你妈的蛋，美国人无意卷进去。
不同的思想，使宋蔼龄开始觉得有些说不出的隔阂。朋友们劝她同他们一起作一次环岛旅行，她谢绝了；朋友们劝她参观往日的校园，她也摇摇头；朋友们开车拉她参加美国古老的传统婚礼，她推说有事离不开。对于美国国民当时那种安于现状精神面貌，她表示莫大的惊讶。当波之际，她在想她的东方，战争的凶神正在吞吃千万个婴儿，战争的火焰正在燃烧着千万座无辜的民房。……
在访美的后期，有一件事给宋蔼龄夫妇的旅途蒙上了一片阴影。当时，美国舆论界正盛传着有关蒋、宋、孔家族的一些不堪人耳的丑闻。这些从上海传来的消息，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说得活灵活现，使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十分尴尬。当时宋蔼龄心乱如麻，很想中断这次访问，以免在同窗好友面前出丑。她谢绝了不少公开场面的活动。
后来，曾在美国会见过宋蔼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杂志主编尤妮斯·汤普森说：
我看见孔夫人非常真实地流下了女性烦恼的眼泪，并且亲自去把她的氨水精拿来，以便使她的神经镇定下来……她担心甚至在最后一刻可能丢人现眼也许会受不了。但我们答应她，不加张扬，而且在朋友们的配合下兑现了这个诺言，因为这些朋友都能理解她确实多少需要保持清静和不受打扰。她的同班同学得到通知，从全国各地前来威斯里安学院同她会合。在整整的两天时间里，她会见的全都是她熟悉的人。于是，她能够一连若干小时把祖国的苦难置于脑后。
在美国一些同学的关心下，宋蔼龄的恐惧和悲伤情绪顿时烟消云散，心情愉快多了。为了配合孔祥熙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宋蔼龄以捐献“奖学金基金”的名义，献款给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当时孔样熙、宋蔼龄夫妇出访欧美的实际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向“友邦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与设厂自制事项”。孔祥熙虽然拜会了美国的胡佛总统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但是最后却没有达成购买军火方面的协议。
正是因此，孔祥熙在开始访问欧洲时，就特别重视意大利和德国两国政府的态度了。
为了下一站的成功，夫妇俩商量一宿，最后决定由宋蔼龄公关开路，先行一步。
于是宋蔼龄在孔祥熙之前，先期到达意大利的威尼斯。
由于宋氏家族的显耀，宋蔼龄受到了非凡的接待。
当年靠发动“向罗马进军”的法西斯军事政变而就任意大利首相的墨索里尼，派几位高级官员乘一艘摆满鲜花的游艇去迎接她。看到这种蔚为壮观的皇家场面，宋蔼龄激动不已。后来，她对人说：“这太美了！”“不过为我铺陈这样大的场面，我感到紧张。我在乘船赴意的旅途中，一直在阅读有关意大利的书籍，是大弟子文送我时给我买的。我看的多是些有关政治和许多数字的统计。这么多鲜花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我很高兴。还有旅店的房间、官府大厦，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这么多的红色和金色。”
随即在首相府，墨索里尼亲自接见了她。
不久，孔洋熙也由美国来到了意大利。
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名胜古迹颇多。在意逗留期间，孔、宋夫妇尽情地游览了意大利境内的许多充满宗教色彩的建筑和历史古迹。——世界八大名胜之一的古罗马露天竞技场、摇摇欲倾的比萨斜塔、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世界上唯一的出门乘舟不用汽车的水城威尼斯和圣玛丽亚修道院里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等等，令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眼界大开，流连忘返。
乘孔祥熙兴致勃勃之时，墨索里尼同孔谈起军火生意来。墨索里尼装出一副关心中国建设的样子，对孔祥熙说：“贵国建国，应从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所需经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之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二五年内可见成效。”
其实，中国当时尚是一个极为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腐败，军事落后，民不聊生。靠买几架飞机来建设空军，是不可能“建国”的。何况，战争的胜负是由政治。军事、经济诸因素之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单纯依靠空中力量是不可能致胜的。对于这样简单的常识，不知孔祥熙是根本不懂还是另有考虑，当时他居然对墨索里尼的这种“空中致胜”及“空军建国”的谬论，钦佩得五体投地，并因此还专门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经过几次谈判，孔祥熙购买了一大批意大利的飞霞式轰炸机，并且聘请了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来华协助建立空军。墨索里尼将协议的具体事宜交给了他的皮肤黝黑的女婿。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这实际上加强了蒋介石、孔祥熙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尤其是墨索里尼的联系。
初有收获，意大利给孔祥熙和宋蔼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接着，孔、宋夫妇一行又来到德国。此时，正是希特勒忙于总理竞选不亦乐乎之时。经过多年的经营，当时希特勒的纳粹党已经在各方面做好了接管德国政权的准备，它的触角像毒藤一样蔓延到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希特勒用他滔滔不绝的叫嚣和民族复仇主义的狂热情绪，到处宣扬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中散布的疯狂野心：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
在同希特勒的会见中，孔祥熙颇有点兴致而又认真地听完希特勒“创建第三帝国”的计划，并表示了对这位德国纳粹
党元首的崇敬之情。当时他握着希特勒的手低三下四地说：“希望日后能加强合作，共增友谊。”希特勒则傲慢地点了点头。经过几次会谈，孔祥熙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德国武器。后来，这些德国武器大多被蒋介石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了。
结束了欧美三国访问，孔祥熙偕宋蔼龄回到了中国。
在一个风轻气爽的傍晚，宋蔼龄夫妇专程拜访蒋介石，并给宋美龄捎去了高雅的礼物。借此机会，孔祥熙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出访欧美寻求“援助”的情况，并且表示“谨允就个人在欧所见所闻，随时提供意见，供作参考。”蒋介石遂任命孔为中央航空学校校务委员。
最初，孔祥熙不满足“航空学校校务委员”之虚职，并曾有当航空部部长的妄想。他曾对蒋介石的亲信、航空署署长兼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葛敬恩说：“建设空军，已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援，财力物力都有办法，航署应即扩充为部。”并且他还开门见山地表示：“愿意自任航空部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但不知因为什么，后来蒋介石并没有满足孔祥熙的这一奢望。
孔祥熙开始发些牢骚，但很快就平衡了自己。
后来，孔祥熙订购的意大利飞霞式轰炸机20余架运到，经
航空署派人检查，认为“这样的旧东西，炮管里的来复线都已磨光，如何能用？”有人便主张退货。葛敬恩只得将经过情形据实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表面上说要追究责任，但是以后并无下文。
当然，孔祥熙是不会过问他购买的飞机质量如何这类事情了。孔宋夫妇既会聚敛金钱，也会在关键时刻“大智若愚”地打发金钱。为了政治目的，多花点钱，他们早习以为常了。此次出国他们周游一路，几次慷慨解囊，其目的就在于建立蒋介石同西方列强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联盟。
宋蔼龄就更不管那一套了。她居然以此行为炫耀，反复向人夸奖她和老公的所谓成功。
第九章 宋子文俯首效命
1．上任伊始
1928年，宋子文复出南京政府财政部长。
当时，宁汉刚刚合流统一。连年兵爱之灾，政府财政拈据，百事待理，百废待兴。如果说当时宋子文是个难得人才，蒋介石不惜血本启用，亦是慧眼识玉。那么宋子文果然也不负瞩望，在此烂摊子上起家，并很快将其理得有条不紊。他好像是一棵摇钱树，一摇就掉下钱来似的。一时财源滚滚，不断流向蒋介石的钱袋。
那么。宋子文的聪明才智在哪里？关键是他视野开阔，看清了国情。他在掌握西方文明国家的财政管理的基础上，将其运用到中国社会，从而实现新的结合和应用。新官上任三把火，当时他大砍了“五刀”，果然是金石开花。这五刀也砍出了他的识、他的胆和他的智。
一是争取关税自主。关税是近代各国收人的大宗财源，然而在中国却是个近百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因受不平等条约之协定关税的束缚，中国关税一直是值百抽五，少得可怜。自1858年修订税价后又长期不变，海关征收的税款折合税率还低于值百抽五；从而使很多白银源源不断地流人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口袋，数额之巨根本无法统计。当年宋子文曾痛心地说：“协定的约束，产业不能振兴，洋货不能抵制，权利外溢，百业凋残。理财人又不懂此事的重要，这是个悲剧；取消协定关税，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于是，宋子文便从关税开刀了。
然而谈何容易？当时情况是宁汉虽然合流，但北京张作霖政权还未覆灭。当时实际等于南北共有两个政府，意见不一，诸端难理。
1928年1月27日，上任不久的宋子文首次代表南京政府发表《宣言》，指出“国民政府现统辖二十一省之十六省，所收关税约占百分之七十。北京政府又非前经承认政府之法律继承者，国民政府自不能承认任何团体有单独行使管理关政之权，或有派任何代理人行使此种管理之权。”
隔日（29日），南京政府代理外长郭泰棋接见路透社记者，解释宋子文27日《宣言》说：此举并无干涉以海关税续付外债之意；至于内债，以国民政府辖境之关余，供北京政府用作抵御国民军之兵费，似欠公允。郭当时的这番话旨在说明南京政府行使关税权后，将继续以关税抵作外债，请诸国不必为此担心，以及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宋子文的《海关宣言》发表后，署理总税务司英国人易纨士从北京南下。2月7日，易纨士在上海访晤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郭，略述关税问题意见：“一、按以前关税会议修正之七级表实行加税；二、由南北两政府各发同文通知书与各国；三、增加数目全”国约六千万两，以一千万两留抵担保不确实外债之基金，余数控三七或四六比例分配于南北（南方可净增年额一千七八百万元）；四、第一次南北委员会议地点定在大连，以后各次在上海。”
2月16日晚，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私陈设宴款待易纨士。席散后，宋子文乘夜车回南京以便商定关税问题解决办法，并与北京政府交涉。当时，北京政府从中作梗，致使废除协定关税拖延了一段时间。气得宋子文心里不禁骂娘。
同年6月，南京政府第二次北伐。张作霖败北，并放弃北京，结果在退往沈阳途中被日本人炸死。自此以后，废除协定关税的障碍废除了。1928年7月25日，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平首先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适应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
随后，宋子文又代表政府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
在此期间，宋子文规定：凡进口货物均分为7类，按类别分别做纳不同的税率，以7．5％为起点。1928年最高到值百抽27．5％。到1933年5月，南京政府再次修改税率时，最高税额已达80％。长期以来，中国关税款一直是交给外国在华银行储存和保管的，并且由外国银行经手外债的还本付息事宜。自1932年3月1日起，海关税款全部集中存人中央银行，而且由中央银行经手外债还本付息业务。除去偿还外债的税款，剩余的归南京政府自由支配。于是，关税成为当时南京政府的最大税源，超过总收人的一半左右。例如 1932年关税收人是3．88亿元，除去偿还外债2亿多元，还有1亿多元可由南京政府自由支配使用。
关税的解决，使宋子文充满信心。
宋子文的第二刀便是改革盐业统税。中国的海岸线之长约占国界线的三分之二；再加上中国是个大国，耗盐量巨大。故盐业收人早在封建社会即是政府的重要收人。而自民国以后，盐政与厘金、资本税同称为中国的三大恶税之一。
盐政诸弊，为首的是包商制度。其制度的最大弊害是，它使少数盐商凭一点租资，把千百万人的食盐权利独握在手，并借此中饱私囊。仅此一项，每年国家财政收人即损失亿万之巨。
当年和包商制度关联的是分区和引岸制度。所谓分区，是指当时全中国在盐务上分两淮、四川、东三省、两浙、长芦。山东、两广、河南、福建。云南、甘肃等12个地区。各区所产的盐，不得到他区销售，一个地区销售的盐，必须由某一包商从某一指定盐场运输，否则即视为私盐。所谓引岸，是指那些不产盐的销盐地区，像湘岸、鄂岸、皖岸等，这些地区销盐也要由某一指定盐包商运来，否则也视为私盐。当时，各盐场的生产条件不一，盐的成本也不一样。照理讲，产盐区和比较便利的地方，人民应该吃到质优价廉的食盐，可是由于分区和引岸制度，许多地区的人民只能吃质次价高的劣盐。
盐政之弊，是盐务稽核所的存在。盐务稽核所成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为偿还外国借款而成立的；以中方为总办，以洋人为会办，实际权力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开始，盐务稽核所只管稽核造报，后来，其权力扩充到发给引票、编制报告、征存盐税、签支盐税、收放盐斤，成为中国盐政的主管机关。当年孙中山曾经痛骂盐务稽核所一帮人“无恶不作”。
国民党政权统治之初，上述盐税中存在的弊端，不只为舆论所垢病，同时也影响了南京政府的财政收人。作为主管税制改革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亦自有他关于盐税改革的思路。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她提出就场征税为整理盐税的突破口，随后他在《训政时期施政纲领》中，又提出统一收人、统一税率、整理场产、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建议。
并且宋子文应舆论的一致呼吁，明确提出废除包商制。
宋子文废除包商，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很大困难。一方面，官商结合，并且官、商还与兵匪勾结，严重干扰盐税改革。另一方面，当时南京政府刚成立，百废待兴，财政奇窘，在实际上也没有充足的美金以取代盐商来负责食盐的运销。因而在1931年6月30日新《盐法》公布后，虽然明确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但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包商仍然存在。据统计，1932年，仅撤销了江浙地区18县的包商；1933年，又废除了山东地区4县的包商，其余则仍旧沿袭。
最初，宋子文主张撤销盐务稽核所，但由于各方阻力，非但没有撤销，反在30年代初达到了全盛时期。据1930年9月的统计，其大小机关达1870处，服务人员14815人，经费达1689万元。盐务稽核所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海关的第二大税务机构。
当时，宋子文并非不知道由外人把持的盐务稽核所，在中国人心目中臭名昭著，但他希望通过控制盐务稽核所，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于是他规定，盐务稽核所直辖于财政部，由财政部任免人员、制定规章制度，希望以此来控制稽核所。然而，由于盐务系统长期的稳定性和独立性，财政部对其也难以完全控制。
为了阻止盐务走私，宋子文于30年代初筹建了税警团，税警团征招有知识的青年人，并在军校加以培训，所以素质较高，加上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亦较强。税警团共分三团，其中有一团在成立后被蒋介石“借用”到江西参加“剿共”，另二团分驻私盐最猖撅的两淮盐场各地。宋子文还和军政部联系，在税警团无法进行海上缉私时，可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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