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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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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是美利坚共和国的首都，也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城市，我预祝各国首脑会晤在这里成功。中国朋友怀着真诚而来，将就最大之可能范围从事合作，借此增进世界和平，从而谋世界之福利。为了世界也为了中国……
宋子文一行到达华盛顿的当日中午，十分好客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在白宫为宋子文一行举行了接风宴会，并且气氛祥和友好。
席间罗斯福总统说：“宋院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同是哈佛大学的校友，同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
“没错，不过我学的是经济管理学，比阁下低两届。在校时，我还对总统阁下有印象呢！比如阁下的口才真是令人叫绝。有一次演讲会，阁下一口气讲了2个小时，十分精彩。”
“真想不到，您还对母校的印象居然还是这样深啊。”
翌日，罗斯福总统代表美方与宋子文的中方代表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首先罗斯福总统说道：“中国的安全是远东经济恢复的前提，美国愿意对中国提供援助，并想以提高银价为前提条件，本着双方互利互惠的原则，推进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
宋子文说：“中国也处在特殊的困难时期，中国要发展，也必须实行门户开放。平等互利应是我们双方的原则。”
当时经过两次会谈，确定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具体项目与措施。
会谈期间，宋子文心血来潮，自作主张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金的棉麦借款合同。该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借给南京政府5000万美金，合中国当时流通货币2亿元；不支付现金，而是用此款购买美棉与美麦。其中五分之四用于购美棉，五分之一购美麦。合同指定由中国的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等5项统税收人作为担保。从协定达成之日起，中国政府即可按商定的使用办法支用此项借款，但只能转帐订购美国棉、麦；而自货物启运时起，即从借款内偿付货物的10％，以后于90天内再支付15％，余额在3年内分期偿还，给息5厘。
这就是当年人们所说的宋子文“棉麦大借款”。
白宫会谈后也发表了新闻公告称：罗斯福总统与中国财政部宋子文部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了若干重要经济问题，并在合作方面取得了成功。
然而随着电波，此一消息在中国国内引起大哗。一时间，反对的有之，赞成的亦有之。众说纷坛，沸沸扬扬。
由于宋子文在南京主政7年，树敌不少。因此当时有人攻击说，政府并没有授予他此项使命啊！名日借款，实为借粮。借粮还要付利息，况且那粮是美国的过剩产品呀。还有人说，这不是美援，而是援美，宋子文是上当受骗！也有人说，应该立即停止这种损国损民的作法。没有立法院认可，一切协议都是无效的等等。
当时胡汉民则致电孙科，反对此项借款，谓“此事关系党国前途极大，不能不为兄等言之：一、凡一国国债关系人民负担，未有不经立法机关通过而成立……二、政府成立22年，从无预算案。今既云收支适合，则何需秘密借款至2万万之巨？三、谷贱伤农，今此巨量棉麦输入，究将何用？弟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
于是赞成者在这种强大的反对声势中，一时显得十分被动。南京政府实业部工业司长刘荫弗，首先大加赞扬。实业部准备召集各纱厂商来南京开会，讨论分配办法。赞成者有赞成者的说法，他们认为，美棉麦借款可以补救我们农业的原料不足局面，有了实物也就等于有了钱。中国应该开放，借开放来发展自己。宋子文眼光高，没有错。不过，在当时全国一片的反对声中，赞成者的这种说法显得无力也显得苍白。
而蒋介石在当时舆论面前，当然是支持妻兄宋子文了。于是为了平息种种舆论并安定人心，南京政府采取了3项措施。南京政府当时认为，借款既然已成事实，当慎重使用，且只能用以振兴实业，复兴农村，不能用于其它等等。
当时南京政府公布的3项措施是：
一、由政府有关人士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解释此项借款并非临时举动。后来由孙科出面说明，“此项动机，完全根据党的主张方针，即总理所主张之利用外资以发展国内实业之政策”“罗斯福总统要求中国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世界经济谈话会议，因时间紧迫，宋财长子文先生在出国前确无此项安排，事后中央执监联席会议曾进行讨论，给宋财长提出一些与罗斯福会谈的方针。而此次借款，就是根据这些方针决定的”。
二、紧急补行法律手续。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追认此项借款并提交立法院审议。当年6月14日立法院讨论，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审查。15日，两委员会组成9人小组，审理完竣。16日立法院召开第22次大会讨论通过，于是借款案合法化。
三、南京政府许诺，此项借款只用于建设，决不挪作他用。
就这样，宋子文的美国棉麦大借款，经过国民党政府煞费苦心的一番安排，便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
1933年5月19日，宋子文在白宫与罗斯福总统发表《共同宣言》，这是宋子文此次访问的最后成果。《宣言》中称：“双方之间对于解决世界当今大问题所必采之一切方案，具有同意”；双方认为“非有政治之安宁，不能达到经济之安定”；双方“完全赞同目下国际贸易上不合理之障碍必须去除、财政与金融之混乱必须加以整理”；双方还认为，“东方贸易巨大媒介物之白银，应当提高而稳定其价格”；关于远东问题双方认为，“过去两年中扰乱了世界和平，使两大国军队从事破坏性质之敌对行动”……“此种敌对行动，当立即停止，目下各国重建政治经济和平之努力，得底子成。”
1933年6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取消金本位并采银本位。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声明放弃中立主义，亦即中日纠纷中倾向中国，不再持中间立场。这样一来，宋子文此次访美，便把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1933年4月，美国罗斯福总统邀请当时各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恳谈，以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实际上此亦是为旋后于同年6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作准备。
宋子文出国时，南京政府已拟由宋参加华盛顿谈话会后，继续去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但尚未最后确定。同年5月13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临时会议，决定派宋子文。郭泰棋为正式代表，出席伦敦经济会议。于是当年5月27日，宋子文一行自美国纽约启程赴伦敦。
当时世界经济会议的发起，出于1932年洛桑战绩会议的决议。关于会务进行，是交由国际联合会负责办理的。国联自接受此项任务后，即着手准备，并确定会议主要纲领为：
1．安定物价问题；
2．关税体战问题；
3．安定币制问题；
4．国际贸易问题；
5．疏通汇兑问题；
6．改善生产问题。
谋求解决这6项问题，就是此次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目的。
1933年6月12日，世界经济会议在大不列颠帝国首都伦敦的地质博物院举行。当时与会者有66国代表，正式代表168人，加上列席代表及新闻记者等不下500人。其代表席次名义上是根据代表人数多少排定的，英、法代表超过8人，排在最前列；美、德、意、日亦各有代表8人，排列其次；中国代表3人，与其他弱小国家一起排列其后。从当时代表席次上，即可显示各国间地位的不平等。
大会由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主持，英皇首先致祝辞说：“在此经济痛苦遍及世界之时，我以深切责任之情感，欢迎各位代表前来伦敦参加经济会议；并深信经过此次共同努力，可产生有益的结果。”英皇演说时，全体起立，约有七八分钟。而后由译员将其演说译成各国语言，翻译既毕，英皇即退离会场。
接着是麦克唐纳首相致开会辞。他说，“近来各国遭受一次通病，失业人数日增，物价远跌至生产成本以下，且又涨落不定；以致破坏一切经济活动所系之正常关系，再加以贸易之受限制，益增普遍之危机。关税比额及汇兑管理等案，使国际贸易在一、二年间减少一半；金本位放弃者之众，更为自成立国际贸易媒介以来，在承平之时所未见。”
从以上英皇和英首相麦克唐纳的演讲中，足可窥见当时世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6月15日，中国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议第3次大会上发言。他首先表示了对会议的诚意和信心：“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觅解决世界经济危局之方法，故志愿前来参加此会。当前问题诚属困难，但若以正直之精神与必要之决心，则此难题并非为人类所不能解决者。”宋子文认为：“大会失败，不独将处长期憔悴景象，且将使现有管理之责者，丧失信用；而大会成功，则将导成更大更稳定之繁荣时代。”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中国地位时说：“他国生产过剩，而中国则生产不给，发展不足，及购买力薄弱。试以中国之发展与美国比较，中国仅有铁路7000（英）里，而美国则有300万（英）里；其他工商发达之形式，亦复彼此悬殊。中国对外贸易固已增多，但以其人口计之，仍属甚微，查在1932年仅达国币40万元。参加此会之国家，有对外贸易每户计约及黄金150磅者，而中国则每户仅7先令左右。中国天然资源虽未开辟，但甚丰富，而且人民勤劳奋勉，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地位如此，今后的作用将是：第一，中国生活程度如果提高，则其购买力不独可以吸收举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市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第二，中国有最大可能的机会，供中外资本生利之运用，相信世界政治家定能觅一方式与方法，而符合孙中山总理一面巩固中国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之主张。”
当时宋子文在谈到白银问题时又说：“西方现在感受货币价值逐日波动，致碍及对外贸易之困难，而思在大会中有以解除之。中国亦有此同样困难。中国货币虽属金类物，然银价在其对金币与非金币的关系中有剧烈的波动。银价现甚低落，渠个人希望在他种物品以金相较价值涨起时，银价亦将涨起。渠以为银价之稳定的价值，较请银价之涨高更为重要。故渠希望在谋取金币之稳定时，亦当为银价谋取稳定。”
在这次会议上，宋子文还阐述了中国对外愿行合作的方针。他说：“中国和亚洲各国有些人，咸信亚洲无须效法他人，而西方亦无足畏，并认为西方技术与东方生活低程度之合作，是夺取世界市场；且借‘亚洲人之亚洲’及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义，而摒绝西方之合作。实则此种主义与吾华人国际往来之观念相反，吾人不欲采取此种主义。”“中国欲设世界为一个经济单位，庶各国可依最适合其人民本能及其能力性质之边线而谋发达，中国不欲采经济自给之空谈。”他还指出：“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人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在会上宋子文向西方各国保证：“吾人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故财政政策，未以排斥外贸为目的。”
宋子文当时在世界经济会议上的发言，对西方各国有很大的吸引力。当时，美国工商金融界因棉麦借款成功而兴高采烈，但中国的大市场被美国抢走，其他国家亦不甘心。于是国联又把搁置了将近3年的中国向国联提出的技术合作请求捡了起来。7月3日，国联专门机构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中国的请求。于是德国委员凯勃建议，成立二个“技术合作委员会”，以德、西、英、法、意、捷、美及中国代表组成。7月18日，国联在巴黎开会，通过决议，推波兰人拉西曼任联络员，规定其职责有4项：一、以国联各种技术机关的运用，以及如何能援助中国、从事建设之消息报告中国。二、凡中国政府请求技术上援助时，应转达国联秘书长。三、中国政府建设事业需用技术人员之合作时，该联络员应转达联合国提供援助。四、出席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便就地使国联各技术员之行动得以协调。而技术联络员应将其执行任务情形，随时报告国联有关部门，每3个月至少须呈送详细报告书一次。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这样一来，就等于中国市场向国联各国共同开放了。
国联的行动当即引起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响。日本外务省同年7月24日发表非正式声明，称国联的举动是欧美列强援助中国，使之达到敌对日本的目的。当时，日本政府对此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将采取适当手段予以阻挡。
宋子文在结束世界经济会议后，于1933年8月9日回到上海，并受到各界的欢迎。不管当时有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宋子文此次出访在民国历史上毕竟是有重大影响的。当然，这种影响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后来不久宋子文之所以辞职，应该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2．耳光风波
1933年3月的一天晚上。
在上海孔祥熙的寓所里，刚刚随同丈夫孔祥熙访欧归来的宋蔼龄正打开留声机，一边欣赏着美国西部的《狂舞曲》，一边等待丈夫的归来。
当天早晨6点半，孔祥熙就被蒋介石紧急召去，说有要事要谈。但直到晚上10点还不见孔祥熙回来，宋蔼龄不免有些着急。
正焦急间，孔祥熙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
“出什么事了？”宋蔼龄边给丈夫脱下风衣，边着急地问。
“今天咱们拿酒庆贺！”孔祥熙满面春风。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值得你这么兴奋？”宋蔼龄愈加不解地问。
“咱们边喝边谈，边喝边谈。”孔样熙把手一扬说。
在宴席厅里，孔祥熙饮了半杯白兰地后，方对夫人说道：“老蒋要委我以重任。”
“哟……给你个什么高帽戴戴？”宋蔼龄幽默地问。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把字咬得很重，一字一顿，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似的。
“你当总裁，把大弟往哪儿摆？”宋蔼龄顿时惊讶。
“大概老蒋另有安排吧。”
“介石是不是对子文的工作不满意，还是另有什么缘故？”宋蔼龄忍不住地追根刨底。
“唉！一言难尽……”孔祥熙摇着头说。
的确，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打到武汉以后，主力转向东南战场时，国民党内就出现了两大争论：“定都之争”和“法统之争”。
首先，“定都之争”是由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何处引起的。
1926年11月16日，广州政府派出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孔祥熙、李烈钧、鲍罗廷夫妇等人前往武汉，考察迁都事宜。当月26日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同年12月13日，国民党中执委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政府未迁之前，先由徐谦为主席，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孙科、鲍罗廷为委员的联席会议执行党政领导职能。1927年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国民党中央党部驻汉口。
就当此时，时任北伐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开始闹事了。迁中央机构于武汉，他本是同意的，并曾在1926年11月19日的一则电文中认为：为了提高党政威信，有必要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穗迁汉。但后来，因准备绕过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领导的联席会议，另组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故1927年1月7日，他在南昌召开非法的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与武汉方面相反的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居南昌，迁都问题留待3月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当时蒋介石推迟定都决定，是因为被他相中的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中心的上海和南京当时还未到手。1927年3月22日和23日，蒋介石指挥的白崇禧部和何应钦部相继占领上海和南京。随即于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实行反革命政变，并于18日在南京成立所谓国民政府。于是宁汉两个“政府”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合流过程。在合流过程中，“定都何处”后来得以解决，从而金陵古城……南京成为国民党政权所在地。当时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的理由是，南京位于东南财富之地，是六朝古都，又是孙中山开创的中华民国首定之都。
当时，宁汉合流中争论最多的问题还有“法统之争”。“法统之争”与“定都之争”同样，即一方主张以武汉为首都，实质上是把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机构视为正统。而另一方的蒋介石则反对以武汉为首都，实际上也是否认已迁到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机构的法律地位。蒋介石当时自信既能让南京压过武汉三镇，且在法统上也会有办法让对方屈服。他一是自诩为总理信徒；二是攻击武汉政府已经赤化；三是掌握实力和数量都超过当时武汉政府军事支柱的唐生智第四方面军的军队；四是联合胡汉民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和右派，其中不少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
这其中的一、三、四条是真是假、或白或黑，武汉方面还可以与之抗争，可第二条却使武汉方面失去了与南京方面一争正统的资格。于是，当时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开始动摇，本来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个假左派。1927年4月初，他从海外归来时之所以谢绝蒋介石的挽留而前往武汉，名义上是支持国共合作，实质上是看中武汉正空着的“国府主席”的交椅。现在汪氏一看蒋介石扣过来的红帽子使得武汉在“法统之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遂于1927年7月15日公开反共，把自己的反动真面目暴露给社会，也暴露给了历史。“7·15”反革命政变，完成了宁汉合流的政治基础，此后武汉、南京双方即开始了激烈的讨价还价的合流过程。
当时；面对变化如此之快的形势，宋子文经过短时期不适应的彷徨后，很快倒向了蒋介石，并成为宁汉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人物。而宋子文当时的不适应，主要反映在对待两个人的态度上，一是如何看待二姐宋庆龄，一是如何看待蒋介石。
当时，宋庆龄关于继承总理遗志、贯彻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的主张，宋子文本是赞成的。而且二姐宋庆龄对蒋介石个人劣根性的分析，最初宋子文也有同感。不过，当时对于宋庆龄主张继续坚持国共合作、开展工农运动的态度，宋子文却又持反对态度；特别是对工农运动，他更是横加指责。
结果，宋子文作为广州政府迁都武汉的策划者之一，却于1927年4月初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不再为革命政权工作了。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有人劝宋回武汉任职，履行财政部长职责，宋子文却对国共合作失去昔日热情。最初，蒋介石怀疑宋子文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并且倾向宋庆龄。这期间，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子文拒绝了。于是蒋介石就记恨于心，并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还擅自指派财政官员。更有甚者，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还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蒋氏的这些霸道举动，当时宋子文是气得要命的。只是最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到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中来，并再度出任财政部长。当时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大姐和小妹；尽管他对蒋有气，可思来想去却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蒋介石。
当时可以说，宋子文确是有本事的，而蒋介石挖墙角也是有心计的。
宋子文一旦成为蒋介石的人，便开始为蒋效劳。他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最初，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而这样一未，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便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拴在一起。因为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政权。
于是宋子文．的所做所为，当即博得蒋介石的欢心，蒋旋即把他当作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和宋子文之间的矛盾再度尖锐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继“9·18”事变之后，又于1932年在上海挑起了“1·28”淞沪事变。当时，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于是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严重分歧。
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后，蒋介石就准备动用浩大的费用，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而宋子文对此则坚决不同意。当时他认为抗日应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蒋之间为筹措“剿共”军费发生矛盾。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至1800万元，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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