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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家族全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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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像其父亲宋耀如先生一样，宋子文也不愧是个大实业家，胆识皆俱。为了制定大西北的开发计划，1934年春天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身份，对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当时，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省都留下了他风尘仆仆的足迹。整个考察历时一个多月。在那段时间里，宋子文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那是一个风沙漫扬的清晨。
宋子文一行抵达潼关，受到了撞关各界约500人的热烈欢迎。宋子文在专列上接见了当地军政长官及中央社记者，并发表简短的讲话。他还询问了当地交通及建设情形。接着宋子文赴黄河岸视察风陵渡。随后他又抵华阴，下车参观了陕西农具制造厂和华阴兵工厂后，再乘车西进抵渭南。接着宋子文抵临潼，杨虎城夫妇、邵力子夫妇等前往欢迎，杨、邵并在华清池设宴为宋洗尘。宴毕，宋子文在华清池沐浴后上车，最后在杨虎城等人陪同下抵达西安。
次日上午10点，西安各界在民众乐园隆重举行欢迎宋子文大会，当时到会者万余人。杨虎城和宋子文相继在会上表发了长篇演说。
宋氏首先对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今天承蒙各界盛大的欢迎，子文现在首先想表示的，就是诚恳的感谢和说不出的快慰。”接着，他便说了一番取悦陕西民众的话：“子文此次代表全国经济委员会，到西北实地考察，昨天一到潼关并自潼关一路到西安，沿途所眼见以及昨天本人到西安时所感到的，觉得作为西北门户的陕西，绝不是外间人想像的陕西。陕西的民众已充满了朝气和复兴的景象。”他说：“自民初以来，西北倍受水旱、瘟疫、地震及政治黑暗之灾祸，真是痛苦极了。但最近已是大不相同，中央的人纷纷到了西北。各方也都到西北投资，经济委员会正着手替西北民众做几件有益的事业。”
接着，宋子文讲了建设西北的四项计划。
一是水利。宋子文说：“陕西为中国文化发源之地，现在各事落后。政治上的不安，当然是最大的原因；而关系经济命脉的水利，不加兴修，亦是根本的病源。关中自秦汉以来，历代对于水利都有好制度，所以关中沃野千里，成为富足之区。清末以迄民国，各方多难，无暇顾及，由是年岁丰欠，一任天命。”他认为，“关中恢复从前的繁荣，并非难事。目前最需要而应先着手的，第一便是协助径惠渠同洛惠渠的完成”。“此外尚有较大计划，就是导渭计划，须款8000万元之巨；如能办到，则全省永无水旱之忧。”他说：“经济委员会现正从事技术上之研究、经济上之筹划，希望国家不久能有此力量可以办到。”
二是交通。宋子文说：“要谋西北的繁荣，和全国经济。国防上的联络，最低限度应将铁路西通兰州，南通四川。在目前，中央财力有限，只能先从建设公路起始，以资补救。”他说“现在我们暂时不能企望像欧美交通之精良，但至少要做到天天能通车，天天能运输。”他又说：“经济委员会对西北道路已有计划，只嫌款项不足。杨虎城主任极愿以兵工筑路，军队本消费者，今一变而为生利。倘西北军政与经委会三方面合作，即便经费不够充足，亦必能达到一定的目标。”
三是农业改良。宋子文说：“农业为立国之本，故农村建设、农村合作等，皆在经委会研究之中。”他说“棉花是西北特产，成为研究之中心”。宋子文认为，要发展棉产，应从美国选购棉种，分发各省广播，同时要改良工厂技术。至于畜牧业，宋子文认为，“于陕西虽无重要关系，然于西北其他各省之经济，关系甚重。现在所拟办者，一方面为改良畜种，一方面为设立兽医”。
四是卫生。宋子文说：“西北于卫生无设备。尝见欧美各国，卫生方面年费几千万元或几万万元国币。中国贫穷，当然不能追从欧美，但是穷亦有穷的办法。”他表示“经委会对此认为极端重要，希望能协助各省积极进行”。
同年5月上旬，宋子文一行抵达兰州。
听说宋子文一行的到来，当地各界群众自发集会，欢迎他的到来。
于是宋子文再次发表演说。他首先赞美兰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接着讲了此来兰州的观感：“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祥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讲到具体计划时宋子文提出：“第一是要把交通道路修好，将运输方法计划完善，以能把东南的经济力量和欧美的科学技术引进；第二是要开展有益农人减轻灾荒的水利工作；第三是农产品改良；第四是卫生实施及兽医的组织。”宋子文最后希望当地各界团结一致，倾尽全力建设西北。
5月中旬，宋子文又先后至青海西宁和宁夏等地进行了考察。同年5月17日他由宁夏银川回抵西安，18日由西安返回上海。
宋子文回上海后，即在西爱威斯路经委会办事处接见记者，发表书面谈话。他在谈话中称：“余所得印象之最佳者，西北各省军民长官，对于地方事务，艰苦从事，以身作则……军士服务于道路水利工事，耐苦耐劳。”在谈到人民生活时，宋子文承认当时的“西北农民生活简单，去今两年丰收，本可休养生息，但一部分区域当因派饷制度，以致民不聊生”，宋子文还谈到了“西北各省币制紊乱，确为金融上一大问题，亦生产上之大障碍”。至于经济委员会在西北如何投资，宋则称须待讨论后才能决定。
6月22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第9次常务会议，当时出席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等，孙科因立法院开会未能出席。会上，宋子文报告了西北考察经过。其报告分水利、交通、卫生、农村建设四个方面。
在水利方面，宋子文说：“陕西水利，要以产棉区域之径惠、洛惠两渠为重要，是以应对于两渠积极规划，赶先修筑。”宋子文提议经委会以100万元作为修补两渠基金，并提出修补两渠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导渭计划，宋认为，大致在宝鸡山谷积水，以供电力，即以电力将渭水引灌北岸高原之田地约500万亩；并将所余电力，供给各种工业及将来陇海铁路西兰段火车发动力之用。估计其费用在8500万元，非目前财力所允许。所以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
在交通方面，宋子文主张先修两条公路干线，即西兰线和西汉线。西兰线修通后，3日内可由西安抵兰州，如此则西北交通便利得多。而西安至汉中公路，为经济、国防之要线，亦应尽早开通。为此，宋子文拟拨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
在卫生方面，宋子文在报告中说：“西北对于卫生事宜，较各省落后；除都市粗具卫生治疗机关外，各地一无设备，人民几乎不知卫生为何物。”他认为，西北各省近代医疗卫生不发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地方贫苦，外省医药人才不愿西去服务；二是西北子弟能赴外省各大学医科求学的机会太少。宋子文主张将上海同济大学医学科移设西安，以作为发展西北医学的基础。同时他还谈到了兽医及改良畜种等问题。
在农村建设方面，宋子文说：“西北各省农村凋敝窘迫，亟待救济。”他又说“因经委会财力有限，只可择陕西首先着手。因陕西为产棉要区。”宋子文主张“禁种婴粟，改植棉田，以抵收益”；并拟由经委会拨款20万元，陕西省府再分期筹款50万元，以此作为基金，支持陕西农村建设。
最后，宋子文提出了一个建设西北所需资金的整体数字：“径惠渠改良经费25万元、洛惠渠建筑经费75万元、民生渠改良经费20万元、甘肃各渠建筑费50万元、宁夏各渠建筑费20万元、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以及陕西运输机关所需经费40万元，共计435万元。”
宋子文报告后，当时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建设计划案》、《西北水利事业办法案》及《兴建西北公路进行办法案》等。同时，变更了宋子文考察西北前由经委会原订的西北建设计划。其变更内容大致如下：
一、甘肃、宁夏两省水利事业，颇关重要。本会本年度事业进行计划，未经列入，现拟分别举办。预计所需经费，甘省约 50万元，宁省约 20万元，合之陕绥两省原定水利经费 130万元，共计200万元。所增70万元，拟先就西北畜牧经费项下移用10万元，西北合作经费项下移用20万元，余再另筹。
二、西兰公路工款，拟加拨35万元，由原拟拨借福建路款内移用 10万元、公路运输费项下移用 10万元，尚欠 15万元，在公路款内另行设法。
三、西北畜牧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10万元后，所余30万元，拟并入原定西北兽疫防治及卫生事业费项下30万元，共计60万元。关于应办畜牧各项，由农业专家与卫生实验处会商办理。
四、西北农村合作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20万元后，计存20万元。
可以说，宋子文的确是一位务实者。在他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推动下，1935年6月，南京政府发起了经济建设新运动，并与当时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相辅相成；一时声势浩大，给人们留下了印象。
5．兴办实业……攫取私家财富
应该承认，宋子文当年的金融思想，可谓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的。
当年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已是宋子文考虑许久的想法了。早在1933年，宋子文在财政部长任上时他就提出过。不过那时他太忙了，只是在出访过程中提出组织联合企业，以大量国外借款发展中国经济，亦称以财生财，滚动发展。这一想法最初的雏形是，这种联合企业应该由中国与西方各国银行家组成，以代替此前的国际银行团。应该说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先进和超前的，但是因种种原因最后构想流产了。探究原因应有两个：一是这一联合企业最初没有包括日本，所以日本施加压力阻挠外国银行家参加此一计划；二是宋子文偏巧时运不佳，当年10月就被迫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务。
当时，宋子文当然不会甘心这种失败。
于是在辞去财政部长之后，宋子文便采取另一种形式来实现他的计划。他决定组织中国建设银公司，以作为中外联合投资公司。他希望这一新型的企业能引进西方资本和技术，并与中国资本结合成立众多的合营公司。对此日本继续反对，1934年5月5日，日本驻南京领事表示反对英美等国加入该公司。后来，建设银公司虽然获得了外国贷款，但其资本却只有中国人认股。
1934年5月31日，在宋子文眼里应该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中国建设银公司在宋子文的多方努力下，正式挂牌成立。当时参加庆典的有不少来自南京和上海的重要头面人物，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和宋子良，以及财政部官员徐堪、吴启鼎、谢作楷和邹梅初，还有银行家张嘉、胡宪、徐新、周作民、钱永铭、贝祖治、陈光甫等人。
宋子文亲自剪彩，一时鞭炮齐鸣，热热闹闹。
典礼仪式上，宋子文首先讲了话。他介绍说，该公司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主旨在调查了解备工商企业的财富情况，倘属可行，则可办理中外资金进行单独或联合投资事项；并代表投资者利益，注意该企业的发展。该公司业务不受资金限制，公司并非投资信托公司，而是为中外资金对适合投资的工商企业进行金融互助。该公司资本定为1000万元，共100万股，每股10元。与会人士先行购买50万元作为该公司的基本金。
会后，公司委托上海17家银行募集资金。
4天后，宋子文在第一次股东会上说，1000万元资金已经全部认足。第一次股东会议是1934年6月4日召开的，当时投票权只限于千股或千股以上的股东，孔祥熙当选为董事长；孔祥熙、宋子文和贝祖治当选为执行董事并执掌公司全权。股东大会，任命宋子良为总经理，并选出21位董事和7位监事。
当时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家公司虽然自称“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事实上，其所仰仗的仍是它的发起人和南京政府的关系。有了这些关系，何愁发财不成！当时和该公司有联系的重要商业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后来都归南京政府控制。这样，照顾该公司做生意的政府官员、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经理们，基本上是同一网络上的人。因此该公司一成立就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
后来南京政府利用中国建设银公司，从政府系统本身借款。当时财政部想要从政府控制的大银行借款时，就找建设银公司，由公司组成银行团筹措款项。如1937年2月，该公司贷给财政部6000万元，财政部则以印花、卷烟和酒三税作担保。而待该公司没有资金时，便从有股东关系的银行如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借来。当时作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通过私营企业建设银公司做中间人，从他所控制的政府银行得到借款。然而，孔祥熙也正是这家私营公司的董事长和主要股东。
由于当时政企不分，该公司得到政府关照，于是效益看好，资产迅速增加。公司成立时只是1000万元资本，但一年后即1936年的6月就扩张到1亿元以上。这1亿多元的数字中，约有9000万元是代表银行团放出的贷款。于是，该公司1936年纯利为190万元，其盈利额度相当于资本额的20％。
本来，该公司成立初衷，在于引进外资，可是后来在这方面却没能如意。由于日本的反对和当时国内形势不稳，致使国外投资者不多。最初，宋子文曾和两个英国公司，即汇丰银行和中英银公司进行谈判并于1936年达成协议，由他们和中国建设银公司共同贷款1600万元，修通沪杭甫铁路。1937年宋子文又和英国公司接洽两笔借款，一笔用于修建广州至梅县的铁路，一笔修建浦口至襄阳的铁路。可惜这两项投资方在开始商谈阶段，即因“卢沟桥事变”发生而中止。
由于吸收外资受阻，后来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性质也便发生了变化。
也就在这个时候，宋子文采取了行政干预手段。
那天，宋子文一个电话，就把时任建设银公司总经理的弟弟宋子良召来，兄弟二人开始进行筹划。
“公司要发展，我看必须要紧密配合全国经济委员会活动。不然难免山穷水尽。”
“我听大哥的。怎么办请大哥直言就是。”宋子良道。
“我所说的活动，是指配合经济委员会江西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进行活动。南京政府原来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势力很弱，成立办事处可以扩张在这两个地区的势力，同时壮大建设银公司的实力。”
“那好吧。”
“下一步计划，争取把全国的分公司尽快都成立起来。”
于是，在宋子文的筹划下，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一个个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
首先是西安分公司的正式成立。当时名义上是协助经委会工作，实则为个人捞利益。该分公司由前财政部税务署署长。中国建设银公司董事谢作楷任经理。中国建设银公司西北分公司的主要活动，当时是同陕西省政府合办企业，开发一个电力公司和一个煤矿。1936年8月，公司领导人和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正式签署协议，拟开发上述计划中的电力公司和煤矿。
接着就是中国建设银公司江西分公司的成立。
1934年10月，总经理宋子良抵达江西南昌，讨论和江西省政府合办赣省水电厂事宜。次年3月，宋子良再赴南昌，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建立水电厂签订了150万元的借款协定。
嗣后，由于实力大增，1936年7月，中国建设银公司接替了当时全国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开始经营重要企业，并向纵深发展。
且说当年的全国建设委员会，成立于1927年，是蒋介石为照顾其追随者张静江而成立的，张任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成立以来，发展迟缓，至30年代初预算近10万元，经营了几个企业包括南京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铁路公司等。其中南京电厂是最大的企业，建立于民国初年，属官营企业。1928年由全国建设委员会接管经营，发电量增加很大。戚墅堰电厂是1923年由中德合资建立的，位于江苏武进县戚墅堰，专为无锡纺织厂和面粉厂供电。1928年10月改为国营后，至1935年该公司发电量约增加 6倍。淮南煤矿铁路公司则是由全国建设委员会建立，矿区位于安徽，1931年7月开始开采。为了运输方便，当时还修建了总长22公里的淮南铁路。至1937年该公司资本达到1000余万元。
1936年春天南京政府正式决定，将以上几个企业及其管理权由官方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移交给私营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并签定了正式合同。当时为掩世人耳目，合同上的移交不采取直接方式而是表面上以增资为理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命令建设委员会招收私股；而事实上，就是把全部新股卖给中国建设银公司。由于此举合情合法，令外人看不出破绽。
当时的合同上写道：建设银公司购买淮南公司股份的60％，建设委员会保留7％，其余卖给上海的银行，以冲抵未付债款。南京电厂和戚墅堰电厂改组为扬子电气公司，总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建设银公司占股份60％，建设委员会占40％。
1937年5月14日，在新的所谓“私营”扬子电气公司成立会上，宋子文当选为临时董事长。
随着当时这些重要工业企业的购进，使得中国建设银公司如虎添翼一般，实力倍增，进而成为宋子文属下的中国银行体系中最大的公司。该公司虽是私营公司，可显然是南京政府间接插手私营工商业的一种力量。宋子文利用这个公司，为自己也为公司的股东们赚得了很多利润，而这些股东，包括宋子文本人，就是南京政府的官员或与南京政府有联系的人物。
就这样，当年便形成了“蒋家王朝陈家党，宋氏家族孔家财”的新格局。
此外宋子文的私营经济活动中，还有一个重要基地；便是中国银行。当年，他拥有占中国银行1／4的资产。这在旧中国，也是一个不小的天文数字。
有了钱和自己的企业，何愁不能干一番大事业呢？当时宋子文可谓是踌躇满志。宋子文的下一步目标，便是利用上面的那些基地，积极垄断经营工商业，就像其父辈当年一样，真正成为中国的大实业家。
宋子文首先选中了纺织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宋子文利用中国银行，通过抵押借款摆占了不少丧失赎买权的纺织工厂。当时，他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控制了15家纺织企业，拥有35万纱锭，大约占华资纱厂的13％。并且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还利用债权关系直接经营7家丧失赎买权的工厂，又投资经办4家，由银行的附属机构收购了4家。于是，中国银行的财产一时间遍及全国。如河南的豫丰纺织厂，原系受到美国教育的实业家穆湘阴在1932年设立，该厂是当时内地最大的工厂之一，在经济萧条时期倒闭，1934年归于中国银行。还有山西的雍裕纺织公司也因破产，于1936年冬天为中国银行购得。
在此基础上，宋子文当时还和一些省政府联营开展投资活动。如1937年4月，中国银行和湖南省政府合建衡中纺织公司，资本总额为350万元，其中70％由中国银行组织上海财团认购，20％由湖南省政府认购，10％由湖南的私人资本认购。、中国银行的贝祖治负责管理新建的公司，其总办事处设在上海。
接着宋子文又选择了纺织业以外的行业进行投资。1937年春天，他以同样方式买断了即将破产的渤海公司的面粉厂。电力公司和商业公司。一时间，他或是投资或是分股，资产广布全国各地，的确显得财大气粗。
说来宋子文也不愧为留洋博士和银行金融家。他的商业活动，当时还有多种组织和投资计划。如1936年宋组织中国棉业公司，1937年5月确定该公司资本为1000万元且只分1万股，其中大部分由上海的银行认定：中国银行4430股、交通银行3000股、中国建设银公司1000股。该棉业公司的开设和建设银公司相似，它自己的资本有限，主要是利用参加该公司的银行业财团的资金。当时上海银行界头面人物多是该公司的董事，包括钱永铭、周作民、贝祖诣和宋子文等人。公司的业务，名义上是经营纺织厂，实际主要活动是商品买卖以及进行投机。该公司在上海物品市场上很活跃，开张的第一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交易公司之一。其原棉交易总额达1300万元，纱布经销约500万元。
难怪当时有人说：“宋子文从事许多‘私人’商业活动，依靠的主要是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及其控制的银行资源，他的公务和私事实际上是很难分开的。”
据当时有关史料记载：
1936年7月，广州的分裂运动失败后，蒋介石南京政府竭力加强对广东省的控制，新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双管齐下。同时和南京政府有联系的重要人物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和孔祥熙等人，均着手控制广东的私营企业。当时由宋子良主持改组广东省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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