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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通鉴论-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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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阳王【一】乱臣贼子敢推刃于君父，有欲篡而弑者，有欲有所援立而弑者，有祸将及身迫而弑者；又其下则女子小人狎侮而激其忿戾，愍不畏死，遂成乎弑者。若夫身为顾命之大臣，以谋国自任，既无篡夺之势，抑无攀立之主，身极尊荣，君无猜忌，而背憎翕讠此，晨揣夕谋，相与协比而行弥天之巨恶，此则不可以意测，不可以情求者矣。而徐羡之、傅亮、谢晦以之。营阳王狎群小而耽嬉游，诚不可以君天下，然其立逾年耳，淫昵之党未固，狂荡之恶未宣，武帝托大臣以辅弼之任，夫岂不望其捡柙而规正之？乃范泰谏而羡之、亮、晦寂无一言。王诚终不可诲矣，顾命大臣苟尽忠夹辅以不底于大恶，亦未遽有必亡之势也。恶有甫受遗诏以辅之，旋相与密谋而遽欲弑之，抑取无过之庐陵而先凌蔑之。至于弑逆已成，乃左顾右眄，迎立宜都。处心如此，诚不可以人理测者。视枭獍之行如儿戏，视先君之子如孤豚，呜呼！至此极矣。是举也，羡之以位而为之首，而谋之夙、行之坚、挟险恶以干大恶者，实谢晦也。人至于机变以为心术而不可测矣，亻危而彼焉，亻危而此焉，目数动，心数移，殚其聪明才力以驰骋于事物之隙，蹈险以为乐，而游刃于其肯綮；则天理不足顾，人情不足恤，祸福不足虑，而唯得逞其密谋隐毒之为愉；国有斯人，祸不中于宗社者鲜矣。晦之初起，刘穆之之所荐也；其从军征伐，宋武之所与谋也。穆之者，固机变之魁；而宋武之诛桓玄、灭慕容超、胜卢循、俘姚泓，皆以入险而震人于不觉者为功；晦且师之，无所用之，则以试之君父而已。当其进言武帝，睥睨太子，侧目庐陵，贼杀之锋刃已回绕于二王之颈，曰“是可试吾术”，而二王不觉也，武帝亦不觉也。机变熟而心魂数动，一念猝兴，杀机不遏，如是之よ哉！至于宜都既立，晦乃问蔡廓曰；“吾其免乎。”则亦自知其徒以膺天诛为万世罪人矣。然而不悔也，机变之得逞，虽死而固甘之也。故天下之恶，至于机变而止矣。
【二】知人之难也，非不知而犹姑试之，诎于时而弗能，为变计则乱矣。武帝于谢晦，知其心挟异同，而犹委以六尺之孤，使二子骈首以受刃，其失较然也。虽然，帝岂尽惘于品藻哉？使文帝督荆州，以王昙首、王华为参佐，而谓文帝曰；“昙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其后徐羡之等迎立文帝，众志疑殆，王华决行而大计定。元嘉之治，几至平康，皆华、昙首所饬正之规模。邂逅片言，生平遂决，帝之知人亦尚矣哉！而卒以伊、周之任付之晦、亮、羡之者，当是时，华、昙首之流，年尚少，名位卑，不足以弹压朝右，故且置之上流，而徐收其效。荆州者，建康之根本也。荆土有人，社稷虽危而不倾矣。乃其盈廷充位，他无可谋，而必任诸机变异同之人者，其时端直贞亮之士，若徐广、蔡廓、谢瞻者，既不屑为宋用，其余则庸沓苟容屈于权贵之下风者，不得已而姑授之机变之人，时诎之不知，变计所从出也。江东自谢安薨，道子、元显以昏浊乱于内，殷仲堪、王恭以薄乱于外，ウ主尸位，寇攘相仍，王谧之流，党同幸免，廉耻隳，志趋下，国之无人久矣。非天地之不生才也，风俗之陵夷坏之也。苟非机变，则庸沓而已。迨乎机变之术已穷，庸沓之人已老，然后华、昙首、殷景仁、谢弘微脱颖以见。使宋之初有此数子者侍于密勿之地，晦等之恶何足以逞，而武帝亦恶役役于此数人而任之乎？
○文帝【一】蛮夷之长有知道者，中国之人士鬼之。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甚悲夫中国也。宋之篡晋，义熙以后以甲子纪，而不奉宋之元朔，千古推陶公之高节。而武都王杨盛于晋之亡不改义熙年号。盛，仇池之酋长耳，与元亮颉颃于华、夷。晋氏衣冠之族，闻栗里之风而不鬼者，又何以对偏方之渠帅也？盛临卒谓其世子玄曰：“吾老矣，当终为晋臣，汝善事宋。”子之从违可与已而为变计哉？盛过矣。虽然，此非可以讠此盛也。盛远在荒裔，虽受晋爵而不纯乎其为臣，进则不必为晋争存亡，退自有其不可亡之世守，则孤立而撄宋之怒，力不能敌，且以覆先人之宗社，固不可也。是以告其子以事宋而无贻危亡于后世，是亦一道也。若夫戴高天，履厚土，世依日月之光，有君父之深雠，无社稷人民之世守，洁其身于山之椒、水之涯、耕读以终身，无凶危之见逮，如溧阳史氏者，屡世不干仕进，而抑可不坠其宗。处此而曰“终吾身而已，子孙固当去事他人以希荣利”，双收名利以为垄断，岂可援盛以自解哉？民之多辟，不可如何者也；自立辟焉，以两全于义利，又将谁欺？
【二】承大难之余，居大位，秉大权，欲抑大奸以靖大乱，论者皆曰：“非权不济，名不可急正，义不可急伸，志不可急行，姑含忍以听其消而相安于无事，国乃可靖。故晋弑厉公，迎悼公，公掩荀偃、栾书、士モ之恶而从容驭之，晋乃以宁。”其说非也。夫不见悼公之掣于群贼，邢邱一会，而天下之政移于大夫，晋乃以终亡于八卿之裔。无他，名不正，义不伸，志不行，苟免于乱，乱之所以不息也。叔孙杀竖牛，而安其宗。汉献帝不能正董卓之罪，待其骄横而始杀之，故李亻、郭得以报雠为名，杀大臣，逼天子，而关东州郡坐视不救，韩馥、袁绍且以其为贼所立，欲废之而立刘虞。夫唯弑君之罪为神人所不容，而兄弟之痛根于性而弗容隐，受其援立，与相比匿，名不正，义不伸，志不行，忘亲贪位，如是而曰权也，是岂君子之所谓权乎？文帝初立，百务未举，首复庐陵王之封爵，迎其柩还建康，引见傅亮，号泣哀恸，问少帝、庐陵薨废本末，悲哭呜咽，亮、晦、羡之自危之心惴惴矣。自危甚，则将相比以谋全，而虿毒再兴，固非其所惮为者。文帝之处此，将无虑之疏而发之躁乎？而非然也。明明在上者，天理也；赫赫在下者，人心也。无幸灾徼利之心，而自行其性之哀戚，视三凶如犬豕，而孰恤其恩怨之私哉？故天下无不可伸者，义也，义以正名，而志卒以行。彼三凶者，方将挟迎立之恩以制帝，帝舍其私恩，伸其公怨，夺三凶之所恃，而消沮以退。是以擒羡之、亮如搏鸡豚；谢晦虽居上流拥徒众，一旦瓦解，自伏其辜。名其为贼以行天讨，凡民有心，无复为之效死者，党孤而自溃矣。于帝得乘权止乱之道焉，不贪大位，不恤私恩，不惮凶威，以伸其哀愤，则一夫可雄入于九军，况业已为神人之主而何所惧哉？惟能居重者之谓权，委而下移，则权坠而衡昂矣，故程子曰：“汉以下无知权者。”
【三】文帝亲临延贤堂听讼，非君天下之道也，然于其时则宜也。自晋以来，民之不治也久矣，君非幼冲则昏ウ耳，国事一委之宰辅者几百年。乃其秉政之大臣，图篡逆者，既以饵天下为心，而成乎纵弛；贤如王导、郗鉴、何充、谢安，亦唯内戢︹臣，外御狄患，暇则从容谈说，自托风流；而贪鄙如司马道子，又弗论也。及晋之亡，而法纪隳，风俗坏，于斯极矣。宋武以武功猎大位，豪迈而不悉治理，固未遑念及于亲民也。刘穆之、傅亮区区机变之小人，视斯民之治乱漠然不与相关，有司之贪浊瞀乱者，不知其若何也。文帝承其敝而欲理已乱之丝，则更不得高拱穆清以养尊贵。而况羡之、亮、晦杀君立君，威震朝野，民且不知有天子。苟不躬亲延访，则虚县于上，废置惟人，亦恶足以制权奸、保大位乎？故急于亲临以示臣民之有主，抑求己自︹之道也。以是知文帝之志略已深，而正逆臣之诛，成元嘉之治，皆繇此焉。虽然，以是为君人之道则已末矣。国之大政，数端而已；铨选也，赋役也，刑狱也，乃其绪之委也，则不胜其冗，择得其人而饬之以法，士不废，民不困，而权亦不移。若必屈天子之尊，撤纩以下问锥刀子女之淫慝，与民竞智而挠之者益工，与庶官争权而窃之者益密，明敏之过，终之以忄昏，求以起百年之颓靡，致旦暮之澄清，不亦难乎！帝之遣使行郡县访求民隐，诏郡县各言利病，斯可谓得治理矣。亲临听讼，暂尔权宜，非可法者也。王敬弘曰：“臣得讯牍，读之正自不解。”其辞傲矣，而犹不失相臣之体。相臣执体要，佐天子以用人修法而天下宁，况天子乎？
【四】赫连勃勃权谋勇力皆万人敌也，立国于险要之地，大修城池，宜足巩固以居而末如之何，乃至其子而遂亡。故夷狄恶其起而若未足忧也，不患其盛而若不可拔也。赫连氏亡而五胡杂糅之中原皆为拓拔氏所有，并刘、石、慕容、苻、姚、乞伏、赫连、沮渠、冯、高、吕、段、秃发之宇而合于一，固将挟全力以为南国忧，然而无足忧也。夷裔之未入中国，则忧其相并而合；既入中国，则患其杂冗而不适所治，不患其合一极盛而以相压也。故宋武之时难矣：奋勇以灭慕容超，而姚兴又竞；全力以灭姚泓，而赫连、拓拔又乘间以争；欲再举以争关中，而郑鲜之曰：“江南士庶引领以望返旆。”盖二夷既灭，人心乍弛，不能再振矣。拓拔氏血战以克统万，穷兵以破蠕蠕，精甲锐师半消折于二虏，是亦勃勃死而昌无能为之势也。宋能乘之，此其时矣；坐困江东，惮其威而不进，进而不敢与之敌，盖失此一时，而六代之偷安不足以兴。文帝非英武之君，到彦之之流不足以有为，惜哉！
【五】拓拔焘惜财而不轻费，亲戚贵宠未尝横有所及，其赏赐勋绩死事之臣，则无所吝，用财之道，尽于此矣。有天下而患贫，岂惟其不当患也，抑岂有贫之可患乎？天之时、地之泽、人之力、以给天下之用者，自沛然而有余。乃患贫而愈窘于用，则崔浩之言审矣。国之贫，皆贫国之臣使之然也。贫国之臣有二：一则导君以侈者，其奸易知也；一则诱君于吝者，其奸难测也。诱君以吝者，使其君以贫告臣民，而使为我吝，君一惑之，则日发不足之欢，言之熟而遂生于心，必不以帑藏之实使其臣知之。君匿于上，奸人乃匿于下，交相匿而上不敌下之奸，浸淫日月，出入委沓，且使其君并不知有余不足之实。猝有大兵大役馈饣襄赏赐之急需，皆见为不足而吝于出纳，而国事不可言矣。凡为此者，皆君之亲戚贵宠，而君以为真爱我者也。经用吝而其赏赐不吝，匪直赏赐耳，上下相匿，而大臣不能问，群臣不敢问，奸人且暗窃之以去，而上下皆罔所闻知。延及于子孙，则上无所匿于下，而专听奸人之匿以罔上，固必曰吾国贫也。大兵大役之猝至，非吝于用以酿溃乱，则横取之百姓而民怨不恤，曰吾实贫而不能不取之民也。则不徒亲戚贵宠之窃以厚藏者不可问，其所未窃者，湮沈填塞于古屋积土之中，至于国亡以资乱民之掠夺，新主之富有，而初不自知。呜呼！财一滥施于权贵，而事废于国，民怨于下，兵溃于境，国卒以亡，皆导吝之说为之，亦孰知导吝之情为窃国之秘术哉？庸主惑之，察主尤惑之，丧亡相踵而不悟，悲夫！
【六】陶靖节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其小试于彭泽，以世家而为仕，道在仕也。仕而知其终不可而去之，其用意深矣。用意深而终不可形之言，故多诡其辞焉。不可形之于言而托之诡词者，非畏祸也，晋未亡，刘裕未篡，而先发其未然之隐，固不可也。万一裕死于三年之前，义符辈不足以篡，一如桓温死而谢安可保晋以复兴，何事以未成之逆加诸再造晋室之元勋，而为已甚之辞哉？此君子之厚也。故其归也，但曰“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如是而已矣。虽然，此言出而长无礼者之傲，不揣而乐称之，则斯言过矣。君子之仕也，非但道之行也，义也；其交上下必遵时王之制者，非但法之守也，礼也。县令之束带以见督邮，时王之制，郡守之命，居是官者必繇之礼也。知其为督邮而已矣，岂择人哉？少长也，贤不肖也，皆非所问也。孔子之于阳货，往拜其门，非屈于货，屈于大夫也；屈于大夫者，屈于礼也。贤人在下位而亢，虽龙犹悔，靖节斯言，悔道也。庄周曰：“无所逃于天地之。”君子犹非之。君臣之义，上下之礼，性也，非但不可逃也，亢而悔，则蔑礼失义而不尽其性，过岂小哉？非有靖节不能言之隐，而信斯言以长傲，则下可以陵上；下可以陵上，则臣可以侮君，臣可以侮君，则子可以抗父。言不可不慎，诵古人之言，不可以昧其志而徇其词，有如是夫！
【七】扩其情以统初终，而汇观其同异，则听言也，固不难矣。非坚持一背戾之说，不然之效已著，而迷谬不解者之难辨也。言烦而竞，诡出而相违，莫可端倪，而唯其意之所营，以恣其辩，惑人甚矣，而尤无难辨也。凡言之惑人也，必有所动以兴；下者动以利，其次动以情，其次动以气。利者灼见之而辨矣，或倡之，遂或和之，然皆私利之小人也，于人辨之而已。情之动也无端，偶见为然而然之，偶见为不然而不然之，因而智计生焉，因而事之机、物之变、古人之言、皆可为其附会之资，而说益长、情益流，非有所利也，而若沥血以言之，不获已而必强人以听，此疑于忠而难辨者也。然人之情无恒者也，倏而然之，倏而不然之，则知其情之妄，而非理之贞也。至于气之动而尤不可御矣，若或鼓之，若或之，一人言之而群嚣然以和之，言者不知其所以言，和者愈不知其所以和，百喙争鸣，若出一口，此庄周所谓“飘风则大和而听其自已”者也。既自已矣，则前后之不相蒙，还以自攻也而不恤。虽然，亦岂有难辨者哉？观于拓拔氏伐蠕蠕之议，而鼓以气、荡以情者，直可资旁观者之一哂而已。当其议伐赫连氏，则曰宜置赫连而伐蠕蠕，崔浩持之，伐赫连而灭其国、俘其君矣，已而议伐蠕蠕，则又曰蠕蠕不可伐也。何前之伐蠕蠕也易而今难，何前之克蠕蠕也利而今无利。一言而折之有余，而群喙争鸣不息，有如是夫！人以为不可伐，则曰可伐，人以为可伐，则曰不可。气之为风也，倏而南，倏而北；气之为冬夏也，倏而寒，倏而暑；调之为暄清之适者，因乎时而已矣。言之善者，调其偏而适以其时。崔浩之言，则可谓知时矣，风不可得而飘，寒有衣儒、暑有Ψ也。拓拔焘之能用崔浩也，而犹疑之情兴气动，难乎其不撼，况智不如寿者乎？虽然，无难辨也，统其初终，析其同异，以其所然攻其所不然，扩然会通以折中之，岂难辨哉？岂难辨哉？
【八】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诛权奸，修内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谓无其具；拓拔氏伐赫连，伐蠕蠕，击高车，兵疲于西北，备弛于东南，不可谓无其时；然而得地不守，瓦解猬缩，兵歼甲弃，并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将非其人也。到彦之、萧思话大溃于青、徐，邵弘渊、李显忠大溃于符离，一也，皆将非其人，以卒与敌者也。文帝、孝宗皆图治之英君，大有为于天下者，其命将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骑劫、赵之任赵葱也；所任之将，亦当时人望所归，小试有效，非若曹之任公孙︹、蜀汉之任陈祗也；意者当代有将才而莫之能用邪？然自是以后，未见有人焉，愈于彦之、思话而当时不用者，将天之吝于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培养之，当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为趋，而文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风示天下者，皆拘葸巽谨之人，谓可信以无疑，而不知其适以召败也。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智不足以驭枭雄之士，于是乎摧抑英尤而登进柔Й；则天下相戒以果敢机谋，而生人之气为之坐痿；故举世无可用之才，以保国而不足，况欲与猾虏争生死于中原乎？夫江东之不振也久矣。谢玄监军事，始收骁健以鼓励之，于是北府之兵破苻坚而威震淮北；宋武平广固、收雒阳、入长安，而姚兴、拓拔嗣不能与之敌，皆恃此也。已而宋武老矣，北府之兵，老者退，少者未能兴也。宋武顾诸子无驾御之才而虑其逼上，故斗王镇恶、沈田子诸人于关中，使自相残刘而不问。文帝入立，惩营阳之祸，急诛权谋之士，区区一檀道济而剑已拟其项领。上之意指如彼，下之祸福如此，王昙首诸人雍容谈笑以俟天下之澄清，虽有瑰玮之才，不折节以趋荏苒者，几何也？乃于其中择一二铮铮者使与猾虏竞，拓拔焘固曰；“龟鳖小竖，夫何能为。”其堕彼目中久矣。孝宗之任邵、李以抗女直，亦犹是也。岳诛韩废，天下戒心于有为，风靡而弗能再振矣。身无英武之姿，外有方张之寇，奖柔顺以挫英奇，虽抱有为之志，四顾无可用之人，前以取败而不自知，及其败也，抑归咎于天方长乱，而虏势之不可撄也，愈以衰矣！
【九】ウ而弱者之用兵，其防之也，如张厨帐以御＇B177＇蠓，薄疏使弗能入焉，则鼾睡以终夕；若此而不弃师失地以近于亡也，不可得矣。崔浩策宋兵之易败也，曰：“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可席卷而使无立草之地。”宋终不出其所料，金墉破而到彦之走，滑台败而萧思话走，守者分，攻者聚，一方溃，而诸方之患在腹心，不可支矣。故以战为守者，善术也；以守为战者，败道也；无他，将无略而以畏谨为万全之策也。然则孔子之于战也慎，于行军也惧，又何以称焉？夫列兵千里，尺护而寸防之，岂其能惧哉？栉比株连以外蔽而安处其中，则心为之适然而忘忧；寇之来也，于彼乎，于此乎，我皆有以防之，则一处败而声息先闻，固可自全以退，而无忽出吾后以夹攻之患；于是乎而惧之情永忘，弗惧也，则亦无所慎矣。若夫惧以慎者，一与一相当，虔矫三军，履死地而生之，曾是瓜分棋布为能慎也与？不战而慎，未临事而惧先之，不败何待焉？
【一○】滑台陷，青州没，宋师，而拓拔氏旋遣使人聘宋以求和亲，逾年而宋报礼焉，此南北夷夏讲和之始也。宋大败，而刘振之且弃下邳以奔逃，拓拔氏乘之以卷江、淮也易矣；顾敛兵以退而先使请和，岂其无吞宋之心哉？力疲于蠕蠕，而固不能也。乃乘宋之惴栗以收宋，知宋之得释重忧，必欣然恐后，此虏之狡也。夫宋新败之余，弗能急与之争，则姑受其和而缓敌以待时，庸讵非策。且其于拓拔氏也，既非君父之雠，又无割地称臣之辱，如赵宋然者，则抑非义之所不许。顾亦思彼之先我以求和者何心乎？和者，利于夷狄而不利于中国，利于屡胜之兵，而不利于新败之国者也。夷狄以战而强、以战而亡者也；其能悔祸以息兵，则休息其兵，生聚其民，蕃育其马，而其骑射技击，则性焉习焉，而不以不用而废。中国则恃和以安而忘危矣；士争虚名于廷，兵治生计于郊，人心解散，冀长此辑睦而罢兵以偷安，一旦闻警而魂摇，其败亡必矣。屡胜之余，败之几也，虽屈己以和人，不以为辱而丧其气，抑以免骄兵之取败也，善居胜者也。若败矣，君方悔前者之妄动以致衄，而情不竞，惴惴危栗，得和以无虞，而涣然冰释，于是乎戒战之危，而歆和之利，虽不弭兵，兵必弭矣。边陲戍守之士，皆赘设而聊以逍遥，尚足恃以御非常之变邪？骄贪无厌之虏，方养全力以乘我，而我幸其驯扰，抱虎而望其息机牙，不亦愚乎？刘宋以和而罢兵，赵宋欲罢兵而讲和，赵宋尤惫矣。以和而弭兵者，志不在弭兵，弭于外未忘于内，故刘宋犹可不亡。以弭兵而和者，唯恐己之不弱也，故赵宋君臣窜死于海滨而莫能救。且曰：“君无失德，民不知兵。”可胜悼哉！
【一一】拓拔氏诏举逸民，而所征皆世胄，民望属焉，其时之风尚然也。江左则王、谢、何、庾之族显，北方则崔、卢、李、郑之姓著，虽天子莫能抑焉，虽夷狄之主莫能易也。士大夫之流品与帝王之统绪并行，而自为兴废，风尚所沿，其犹三代之遗乎！夫以族姓用人者，其途隘；舍此而博求之，其道广；然而古之帝王终不以广易隘者，人心之所趋，即天叙天秩之所显也。尧求人于侧陋，而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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