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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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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兜荨４耸拢∏杀槐Ｃ芫衷颇险镜睦钊鸱逭旎瘢聪蛏蜃砬胧荆欠癜呀ㄉテ鹄矗可蜃沓恋米⌒钠詈徒敖慌笥选保岳徊教讲榍榭觥２痪茫钊鸱逋ü匀私樯埽崾读私ㄉ桓鲇幸猓桓鑫薹溃芸斐闪恕笆烊恕！�1949年9月，毛人凤到昆明指导工作，随意问沈醉，有没有办法安排个人打进龙云在香港的家里，充当刺杀内应？沈醉觉得蒋唯生合适，便作了介绍。毛人凤说，那就见见面。于是由李瑞峰陪蒋来云南站，经过几次谈话，并许以重金高官、蒋唯生答应了。其实，蒋唯生也不全为利禄所诱。此前，他曾去香港找过龙云，不知什么原因，龙云没给他安排工作，使蒋好生没趣。
眼下，稍有勾动，心中的怨怼便跟着贪欲一起朝外冒，假推真就地成了毛人凤的卒子。
得人钱财，替人消灾。蒋唯生在沈醉的指点下，铺纸给者龙写信，声称龙的旧部都希望在困难时期重新得到老主席的“关怀”，藉此迷津有渡。老龙怎知是计，立即回信要蒋唯生再赴香港。临行前，毛人凤给蒋一笔钱，并亲自送他上了飞机。
蒋唯生飞到了广州，拿着毛人凤的亲笔信去保密局广州办事处见郭旭。
据郭回忆，亲笔信的原文是：“介绍刘蔚前来，希面洽，并妥为招待，协助赴港与叶翔之接洽。”郭旭即让袁寄滨接待化名“刘蔚”的蒋唯生，两人商量了动手的办法，决定用一种发作较慢的某牌号毒药，置于酒中，给龙云喝，置他于死地。由于这类毒药市面中一时不易买到，袁寄滨就让蒋唯生先去香港见叶翔之，等毒药买到后，再送来。
蒋唯生到了香港，叶翔之叫他去浅水湾拜见老龙，尽量设法住在那里，多观察龙云的衣食住行习惯，等毒药来了，下手容易些。未久，袁寄滨在广州发现了某牌号的毒药，但药房的掌柜，坚持要有医生的证明才肯出售。袁寄滨找到了女特务陈受，让陈的义父，广州方便医院的院长，出具一份证明，买回来几支。袁做事细心，抓了一只兔子试验，第一次按说明书的“危害”剂量注入，效果不明显。接着，又托人买来几支，增加了剂量，兔子服后，一命呜呼。袁寄滨便把试验的结果写成文字，连同毒药，让回广州的毛钟新捎往香港。
毛钟新到香港后，把毒药交给蒋唯生，详细说明了使用的剂量，并指示蒋相机行事，偷偷把毒药置入龙云喝的酒里、汤里，事成后，自有人接蒋离开香港。谁知，蒋说话胆大，行事胆小，总觉得有人盯着他而不敢下手，就这样猫了几天，勇气渐消，竟流露出半途欲废的念头。叶翔之急了，决定派人闯入老龙家下毒，只让蒋唯生指指道路，结果碰头的时候，让龙云的媳妇撞见，蒋唯生暴露了身份，老龙一声呵斥，把他撵回云南。于是，精心策划一月有余的杀龙计划，只好随之作罢。
“皮箱客”弄险折兵
1949年9月上旬，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傅作义，接受毛泽东的委派，准备赴绥远省首府包头，说服绥远省主席、保安司令董其武将军率部起义。
蒋介石闻讯生怒，要毛人凤对傅“制裁”。
当时，保密局在西北地区的力量十分薄弱，毛人凤只好找当年军统的老对头——中统合作。自军统改为保密局后，中统局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1949年5月，又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局长是李源傅。相对而言，“内政部调查局”总体上不如“毛记特工组织”那么活跃，但在西北、华北的势力却要优于保密局。既然是老蒋指令，李局长当然愿意合作，即派第一处处长，原西北区总督导张庆恩主持刺杀傅作义的行动。保密局则指派包头警备司令部特训处处长赵思武从中配合。
张庆恩在“内政部调查局”充任的角色，相当于保密局的叶翔之，是重量级的行动专家。而赵思武则隐藏得更深，代码“4号”，属于保密局本部掌握的“直属通讯员”。这次行动，毛人凤把与“4号”联络的方式告诉了张庆恩，足见其下注的力度。幸亏，中共中央警卫局以及董其武将军，对国民党特工机构的从中作梗已有充分的估计，因此，在傅作义离开北平去绥远时，中央警卫局特派富有保卫工作经验的警卫参谋李远贞随傅同行。与此同时，董其武将军也派出了亲信、绥远独立师师长张世珍半途迎接，沿路护送。
即便如此，神出鬼没的“4号”，仍然抢先一步，采取了行动。
原来，“4号”已经获悉：傅作义进包头之前，途中要在归绥住一宿，落榻地点就是“万家春”大旅社。于是，负责行动的张庆恩，巧妙地将炸药装入一只皮箱，率领行动小组成员，提前住进了“万家春”。万家春旅社有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坐落在大院里。二楼有两间全旅社最好的上房，楼下是个仓库。傅作义抵归绥后，小楼周围布满了岗哨，张庆恩估计，傅作义、张世珍就住在楼上。深夜人静，张庆恩见灯光尽熄，估计傅、张一日劳顿，已酣然入睡，便带领手下人趁夜摸出，干掉岗哨，潜入底楼的仓库，放好“皮箱”，划着火柴，点燃导火索后，迅速撤离，只听“轰隆”一声，小楼掀上了天。
爆炸十分成功，傅作义却没有被炸死。原来，傅抵达归绥的当天，本地军政长官再三邀请他赴宴，傅抵不住盛情，同时也觉得是宣传解放军政策的好机会，便携着张世珍一起去了。宴后，谈兴不疲，一直聊到深夜方才告辞，刚走出归绥县政府大门，便听到从“万家春”旅社那厢传来的巨响。
归绥爆炸案，引起了董其武、张世珍与中共警卫参谋李远贞更高的警惕性。李经验丰富，从暗杀现场的准确程度推测，“内线”的来头一定不小，便决定布一个迷阵，藉此扭转凶手环视、杀机四伏的被动局面。
第二天，傅作义抵达包头，董其武于省政府设宴，为老长官接风洗尘。
宴会结束后，董其武说：“老长官今晚委屈一下，去我宫邸歇息吧！”李远贞忙插话阻拦：“刚才已经和警备司令部联系好了，住警司去”。董其武知道是在演戏，就不再坚持了。于是，大家欢送傅作义出门，目送坐车往警司驶去。当时，“4号”恰在现场，耳闻目睹此话此景，立即通报给了张庆恩。
张闻讯大喜，极言：“天助我也！”却不知，傅作义到警司后又换乘另一辆小车，于后门驶出，直奔董其武官邪。留下张世珍，在警司招待所周围布好警戒，声称傅长官旅途劳累，已经休息，任何人不得前来打扰。
次日凌晨，张庆恩派出的杀手共3人，偷偷摸进了警司招待所，直扑傅作义的卧房，正好落入张世珍预设的埋伏圈。好一阵枪战，刺客一死两伤，全部落网。李远贞、张世珍连夜审讯，凶手招出了张庆恩。李、张马上驱车去张的住处，不料张已接到“4号”的报警电话，逃之夭夭。至于“4号”是谁？凶手们咧着嘴说：“打死我也不知道。”
恶杀手枪弹无情
从8月到9月初，毛人凤先后三次给云南站站长沈醉发去密电，特别说明：要沈醉亲自译读密码。什么事如此机密呢？沈醉译完电码，才知是一个涉及面不小的暗杀计划。杨杰、陈复光、安恩溥、谢崇光、龙泽汇“榜”上有名。
杨杰在国民党内是公认的军事理论权威，曾当过蒋介石的参谋长、陆军大学的教育长，许多自称是老蒋学生的中高级将领，其实也是杨杰的学生，因此杨杰在军队中威望很高。抗战以后，杨杰改变立场，由亲蒋走向反蒋，到1948年，杨已成为民革在西南地区的领导人，专心致力于策动云、贵、川、康地区实力派武装的起义。1949年7月，杨杰派遣秘书策反刘文辉部某团团长的证据，落到了徐远举手里，经毛人凤汇报，上达天听，蒋介石立即指示逮捕杨杰。徐远举奉命执行，杨杰突然赴昆明，得到了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庇护，于是逮捕令改为密杀令。其余4人，陈复光是云南民革负责人，安恩溥是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谢崇光是云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龙泽汇是云南保安旅旅长，均以思想“左”倾，表现“激进”而著称。
沈醉接到毛人凤的密电，拖着迟迟没有动手，说来也有一段难言的苦衷。
其实，要在昆明暗杀杨杰，并非难事。当时，沈醉家在三节桥清园新村51号，斜对面便是杨杰的住宅，因此对杨家情况、活动规律了如指掌：杨有一个副官、一个勤杂工、一个司机和一个养女，另有一辆小吉普车，却不常用。杨喜欢步行，几乎每天要去云南大资本家“沱茶大王”严燮成家吃饭、应酬，有时到深夜才回家。杨杰每天从家中出门，要经过沈醉家对面的大草坪，沈醉和几个行动员商量，准备等杨深夜于外面应酬回来时，在通往草坪的一条小巷内狙击他。不料，隔墙有耳，被沈醉的母亲听见。等客人走了以后，沈母把儿子叫到跟前，用手指戳着沈醉的前额说：“我经常教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还要不听我的话，再去杀人，我就和你脱离母子关系”。沈醉是孝子，闻命唯唯，一下子陷入了忠孝两难的尴尬境地。
9月初，毛人凤向沈醉发出第三道密电，随后，徐远举带着老蒋的口谕飞抵昆明，执行逮捕杨杰和陈复光的命令。沈醉无法再拖了，马上召集手下直扑杨宅，结果空巢一只，急得徐远举破口大骂，连连责怪云南站的人敷衍塞责，竖在眼前的大活人也看不住。沈醉被骂得无言可驳，全部的羞恼泻向房里的家什。于是翻箱倒笼，斧劈锤打，把杨家搜了个底朝天。总算有两个收获，一是送上门来的陈复光、张德尊（陈复光按照此前的约定，与杨杰的副官张德尊一起来杨家处理文件书信，结果自投罗网）；二是杨杰女儿的一本日记，内有许多通讯地址。
在沈醉家里，陈复光、张德尊受到了严酷的拷讯。张德尊吃不住用手摇电话机改装的电刑器具的折磨，发出凄厉的惨叫。陈复光听了惊恐不安，筛糠般地发抖，终于经不住恫吓，交代了杨杰的行踪。原来，杨杰已飞香港，机票是托侄女婿、云南纱厂厂长朱健飞代买的。沈、徐接着派人到云南纱厂抓朱健飞。想不到，纱厂有警卫队，不放特务进入。双方对峙了半天，各自鸣枪示警，谁也吓不倒谁。特务们无奈，打电话给沈醉，沈醉又打电话给警察第七分局局长卜为弼，由他开路，才抓住了朱健飞。与此同时，他们还从杨杰女儿的日记本上，查到了杨杰在香港的地址，马上电告毛人凤，毛人凤再指示叶翔之；迅即追杀杨杰。
关于刺杀杨杰的经过，有两种说法，一是保密局广州办事处主任郭旭的回忆，来源于叶翔之的亲口所述，内容是这样的——杨杰于9月9日上午，化名杨漱石乘飞机逃往香港。徐远举等人在搜查杨宅后，翻到杨杰女儿的日记一本，内有杨杰在香港的通讯地址，毛将这些情况汇报老蒋后，老蒋大概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下决心对杨“制裁”，下指示给毛人凤，毛人凤得此指令时，人在昆明，时为9月17日。阿毛（指毛人凤）马上从昆明发密电到广州，命郭旭转知在香港主持暗杀行动的叶翔之。
郭旭于当日下午由广州乘飞机去香港，将毛人凤的电报交给叶翔之，叶看了电报后，认为地址不详，有些麻烦，即准备叫部下李天山找卢广声联系。卢广声是个披着民主人士外衣、住在香港专替保密局当眼线的人物。
17日晚，卢广声向李天山提供了杨杰的详细情况：杨目前住在轩尼诗大道260号4楼同乡家中，这两天就要去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叶翔之急得要命，怕杨杰去了北京，老蒋和阿毛要怪罪他，便连夜出动，亲往杨的住所踏勘环境。叶了解后得知杨的住所铁门常关，不易进入，便决定用贺耀祖（国民党高级将领，通电起义的一员，当时在香港）的名义写一封信，内容是邀杨吃饭，商讨问题。同时关照毛钟新和盛昌富（保密局香港组组长）备好手枪。第二天上午，毛钟新先通知郭旭说：“制裁杨杰的工作，都已准备就绪，下午即可动手，你赶快离开香港回广州，以免刺杀杨杰后，遭到连累。”郭旭即于下午1时，乘飞机回到广州。
下午4时，叶翔之带了韩世昌等4人前往轩尼诗大道260号，看到杨杰在4楼平台上乘凉，凭着栏杆频频地伸出头俯视街上。叶马上分派任务，韩世昌到杨的住所，借送信为名入宅，伺机杀杨，另一个人在4楼把风，叶翔之带另两个人在3楼、2楼和底楼把风。叶翔之分派任务时，韩世昌正在吃水果，叶劈手夺过水果扔掉，拍了他一掌，壮他的胆，叫他快去，干了回来再吃。韩即携信和枪上楼，借送信为名，进入室内，要求将信亲手交给杨杰，杨杰闻声走下平台来接见，韩即将信交给杨。当杨拆开信来看时，韩即拔出手枪，对准杨的头部打了一枪，杨应声扑于桌边，韩又打了一枪，见杨已死，忙转身退出。韩刺杨时，其同伙（4楼把风的那一位）持枪看住杨宅内的一个仆人，不许她声张。完事后，他们将电话线割断，把铁门反锁好，下楼，5个人分乘两部出租汽车，从容逃逸。19日早晨，叶翔之乘飞机离香港去广州，其他几个人乘火车去广州。
叶到广州后，就在郭旭处拟了个电报给毛人凤。阿毛正为昆明拷供事一筹莫展，得知杨已被刺，十分高兴，马上向老蒋报功。过了几天，毛人凤给广州去电（收电人是叶翔之、郭旭），称蒋对香港行动极为嘉许，批准发给奖金2万元（因为杨杰是国军上将，又是新政协特邀委员，按照毛人凤的奖励条例，级别属2万元以上）。毛人凤在电报中要郭旭报告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加发1万元，共计奖金3万元。毛人凤在电报中还拟定具体的分配方案：叶翔之和韩世昌以及另一人员（4楼把风的那位）各得六千元，其他两人和卢广声各得三千元，余下的分给有关人员。
郭旭在回忆中，还插叙了一段后话，说是老蒋到台湾后，召见了叶翔之，并发给叶“忠勤勋章”一枚。
另一种说法，出自于杨杰将军的友人方仲伯先生的回忆，内容大致如下9月15日，负责杀杨的谭某（系保密局台湾本部派出）在广州东山百子路召集保密局广东站站长郑星搓及行动员陈家庆、邝泽民等密商，即指定由陈家庆、邝泽民动手刺杨，另派广东站特工李宏继、吴其宁到香港，事先布置联络，并约定以香港德辅道志诚俱乐部为联络地点。
9月16日，陈家庆、邝泽民赴港，住在大道西友声俱乐部，先利用黑社会关系，布置侦察杨杰的详细地址及来往人员。紧接着，李宏继、吴其宁来港，正式传达了保密局本部决定“制裁”杨杰的指示，还有进入杨宅的具体方法，即以卢汉的名义，伪造一封信，送到轩尼诗道杨杰的家里。接着，李、吴带引陈家庆去杨杰住所附近观察地形。
19日晚10时，李宏继等侦知杨杰没有外出，一面留吴其宁在门前监视，一面由李宏继携伪造信函抵志诚俱乐部交与陈家庆，称时机已到。于是各藏二号短杆左轮一支，配备毒弹，相率而出，雇汽车一辆，驶至距杨的住所十余丈处下车，吴其宁暗示情况无变，继续在门前把风，李宏继则留守于杨杰住所的楼梯口，以资掩护，陈家庆持函迳登该号A四楼，认准房间编码，叩门叫开，佯称有信，需面交杨先生。一女工开门延入客厅小候，杨杰先生出来接见。陈家庆递上假信，杨杰拿过，卧躺于大藤椅上拆阅，陈家庆乘其不备，拔出手枪，对准杨的胸膛轰击，接着又朝杨的头部扣动扳机，杨杰当场毙命。
陈家庆得手后，夺门而出，由事先布置在楼梯口的李宏继掩护，奔到附近的横街，雇车回到志诚俱乐部，时间约在晚上11时。次日早晨，陈家庆乘火车回广州，并向郑星搓报告执行过程，得奖金三万元港币。后来，陈家庆于1951年4月30日被广东海口市公安局逮捕，对上述事件有详细供词，不久，处以死刑，公审大会上公布了全案的过程。
从郭旭与方仲伯的回忆来看，比较大的不一致有五点：一是刺杀的时间不同，邝说18日，方说是19日，参照其他材料看，一般都说是9月19日，可能郭的回忆有误。二是参与的人数不同。郭说5人，方说4人。由于郭的回忆，取村子叶翔之的口述，不排除叶翔之为突出自己的作用，而有添油加醋的可能（因为叶是文人，老蒋也知道他不会动手杀人，以此堂堂保密局三号人物的身份去犯险，似乎不合常理）。三是凶手的名字不同。郭说“韩世昌”，方说“陈家庆”。很可能“韩”是陈在香港执行任务时的化名。（保密局特工于异地执行任务时常用化名）。四是伪造信件假托的名义不同。郭说贺耀祖，方说卢汉。如果仅从贺耀祖在香港，以及卢汉与杨杰的特殊关系来推测，都应具备赚开门的条件，倒看不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如果从内容的描述来看，郭比方的回忆似乎具体一些；如果再从参予的程度琢磨，叶翔之是策划者，陈家庆是执行者，只要叶不对郭旭玩“玄”，编胡话，郭的回忆理应要接近事实一些。第五点是奖励的币种不同。郭说三万银元，方说是三万港币。按照毛人凤制订的奖励条例衡定，基本上与郭的回忆吻合，陈家庆之所以得到港市，很可能是奖金分发过程中，当头的玩了换汇把戏，截下硬通货（银元），换成纸币，这种不光彩的下作把戏，在国民党官员干的龌龊勾当中是司空见惯的。
总之，杨杰的死作为一个见证，既反映了暗杀行动的猖獗，也说明了暗杀本身的残酷。难怪有人以此评断毛人凤：说他比戴笠更凶狠。
大西南计划
“毛记”特工组织担纲的暗杀活动，勾勒宏大，范围广泛，手段残酷，收效却相当有限。这里，除了对手防范严密、开展活动困难，部分特工人员的贪生怕死外，很大程度上也与贯彻老蒋的大西南计划牵扯了毛人凤过多的精力有关。
蒋介石下野后，曾对解放军过江作过充分的准备，拟定了一个“应变计划”：坚守上海是第一步；退而其次是华中、闽台；最后以四川为中心，背靠云贵，凭天府之富，剑阁之险，与中共周旋，以求偏安，这就是所谓的大西南计划。5月里，解放军进城，上海失守；8月14日程潜宣布起义，华中不保；8月17日，福建解放，台湾削成独木，剩下来的一隅，就是包括云、贵、川、康四省的大西南了。8月24日，蒋介石亲飞重庆，住山涧官邸，先召见胡宗南、宋希濂等人，商讨力挽败局之策。然而，双方在具体实施方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蒋介石看重保卫地盘，主张以四川为轴心，负载云、贵、康的大西南概念。胡宗南、未希濂看重保存实力，主张先把军队转移到滇缅地区，采用避其锋锐，击其懈情的战术，与共军周旋。老蒋对之不予苟同，他有他的道理：
首先，从政治上考虑，大西南绝对放弃不得，否则等于失去大陆，这样一来，“国际地位”就无从可言了。眼下，要寄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从中得到美国人的庇护，如果“国籍”没有，岂非空想？于是，仅为政治上的需要也必须尽力而为。对此，老蒋分析过有利条件，比如，四川地大物博，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人力物力不存在问题。同时，历史经验可以佐证：往远里看，诸葛亮经营蜀地，与曹、吴势成鼎足；往近里看，八年抗战，以西南为后方，日本人鞭长莫及。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即张群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观点，打动了老蒋，使老蒋相信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所谓西南地方的实力派，主要是指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与西康省政府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刘文辉。张群认为：卢、刘二人尽管与“中央”不够同心同德，但不至于在反共的立场上找不到共同之处。就拿卢汉来说，两个儿子加入外国国籍，亲眷全部送到香港，国外的银行里存了大量的钱，就不是投靠共产党的样子。因此，只要他们不捣乱，就应该避免刺激他们，就应该采取怀柔的方法，拉拢他们，共同对付共产党。
胡宗南、宋希濂不赞成蒋介石的主张，除了对形势的感觉稍欠乐观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地方实力派不信任。因此，不能冒大兵临城而阵脚不稳的险。他们的计划是：先控制川南和西康，必要的话，把刘文辉干掉，建成西昌根据地，把它作为向滇缅地区转移主力的基地。随后，在中共大部队向西南进军时，迅速将主力转移至滇西的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及滇南的聿里、佛海一带。为了确保无虞，不惜对卢汉采取行动，或是干掉，或是架空。胡宗南以为，这个方案，虽然放弃了西南的地盘，但留住了卷土重来的本钱。
毛人凤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早就参与了跟“应变计划”相关的事务。虽然他不反对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但就职业的本能而言，也不赞同张群的观点。近个时期，从保密局外勤站呈送的情报分析，卢汉与刘文辉不但心存异志，而且还跟民主势力、包括中共方面暗中有来往。因此，在胡宗南勾勒保存实力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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