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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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写了12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302页。＇，叫郑孝胥、罗振玉去沈阳交给板垣。
2月21日，郑、罗二人在沈阳同板垣进行了会谈，恢复帝制的主张未被采纳。
2月23日下午，板垣奉本庄繁之命到达旅顺会见溥仪，当晚谈了3个小时，溥仪始终表示不能放弃这个皇帝身分。于是，板垣冷冷他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爱新觉罗·博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便告辞了。
第二天，板垣根本就不再与溥仪面谈，而是通过郑孝胥等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爱新觉罗·博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307页。＇溥仪听了这个回答，便怔住了。
最后，只好以罗振玉提出的“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为条件，叫郑孝胥去和板垣商量，结果板垣表示同意。溥仪就这样抱着未来“复位登极”的幻想，公开叛国投敌，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血腥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同时，按照关东军的安排，张燕卿、谢介石等9人到达旅顺，作第一次“请驾”。溥仪先叫郑孝胥代表自己接见，然后亲自出场，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20分钟，各自退场。
3月4日，“代表”增到29人，作第二次“请驾”。傅仪表示“暂任执政一年”。最后，又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作第三次“请驾”。走完“过场”，
3月6日上午，溥仪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乘火车离开旅顺，下午到达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张燕卿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表示“恭迎”。此时，板垣和片仓衷等来到汤岗子，决定伪满洲国的最后人事安排和作其他文书等准备。他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3月8日，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溥仪在汉奸张景惠、熙洽以及日本特务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
当他看到“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时，不禁热泪盈眶，觉得他的复辟“是有希望的。”＇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溥仪坐上汽车，被送到“执政府”。
3月9日，举行了溥仪的“就职典礼”，“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都到了场。参加“典礼”的还有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以及清室余孽胡嗣援、陈曾寿、三多、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齐默特色木丕勒和贵福的儿子凌升等等。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献上了“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然后，溥仪“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溥仪读了答词。
第二天，溥仪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任命了伪满洲国的官吏。他们是：
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
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
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
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
外交部总长谢介石，
司法部总长冯涵清，
实业部总长张燕卿，
交通部总长丁鉴修，
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未到任）。议员袁金铠、罗振玉、张海鹏、贵福。伪满洲国的各级政权组织均设日本顾问和官吏掌握实权　＇〔日〕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9年版，第120～121页。＇。
正当日本侵略者大肆宣传在它刺刀下扶植的伪满洲国代表“民意”时，一度动摇妥协，被诱逼参加伪政权的马占山，通过所见所闻，认识到他受了欺骗，遂于4月1日率部队反正，重新举起抗日义旗，揭露伪满洲国产生的内幕，给日本侵略者的丑恶表演以当头一棒。
（三）“日满议定书”及密约
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溥仪当了“执政”的第二天，根据板垣的事先安排，他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这项密约形式上是溥仪递交本庄繁的，而实际上是本庄繁强迫傅仪签字的。其主要内容有：
（1）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2）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及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3）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4）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仪，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暑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谋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第409页。＇
这纸文件的签署，彻头彻尾地表现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3月12日，日本公布了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声称：满蒙要“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满蒙的治安”“由帝国担任”；“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还声称：为达这个目的，“应增加帝国陆军驻满洲的兵力”和“进行必要的海军设施”。＇〔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04～205页。＇
同一天，日本指使伪满洲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向英、美、法、日、意等17国发出所谓“建国宣言”，并要求各国承认。
5月15日，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发动武装政变，史称“五·一五事件”，杀死首相犬养毅等。事变平息后，5月26日斋藤实上台组阁，7月6日任命“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为外务大臣。
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和殖民化，以及准备下一步的侵略，日本扩大关东军的编制和权力，采取军事、外交、行政三位一体的形式，并于8月8日，由日本天皇任命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武藤信义上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陆军次官小矶国昭为参谋长，冈村宁次为副参谋长。并将原司令官本庄繁，于翌年任命为天皇近侧的侍从武官长，以奖励他侵占中国东北的战功。
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上午，武藤信义率幕僚随员等多人到伪执政府与溥仪会面，并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主要内容有两条：
（1）满洲国在将来，即日满两国尚未另行签订约款前，对于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它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应予以确认和尊重。
（2）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及治安的一切威胁，同时即成为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两国相约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15页。＇
在《日满议定书》里，除保留了3月10日的密约外，又增加了新的密约，例如：《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的管理和铁路线的敷设、管理的协定》及其“附属协定”，《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499～505页。＇。只是为掩人耳目，这些条约作为附件，而未敢公诸于世。通过这些奴役性的条约，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一切大权，把中国东北完全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集大权于一身的武藤信义，成了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溥仪成为地地道道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两年后的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这个所谓“满洲国”，打扮得更象个“王道国家”，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当了“皇帝”，年号为“康德”。但是，不论其名称如何改变，一切都得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宰割，溥仪只不过是个儿皇帝而已！正如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所说：
“表面上‘满洲国’是独立国家，但在事实上完全是关东军干的。”“满洲国”的“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所谓大臣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实际是由日本人次长操纵行政。”“就‘满洲国’政权而言，由日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第四科科长为副主席，还有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我们把这个会议称作火曜＇“火曜”即星期二。＇会议”。“在‘火曜会议，上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许中国人反对的。一旦有人反对，总务长官便厉声说道：‘这是既定方针！’如果你坚持反对，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因此，‘满洲国’的中国人都有恐怖心，即使是阁议或首长会议上，也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后来，吉冈中将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吉冈中将不许我与‘满洲国’军司令官单独谈话，即使许可也是只限于用纸笔，这已属常事，无须惊奇。我过生日时北平的友人来祝寿，也是不准见面的。”＇《法庭上的皇帝》，吉林文支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4页。＇
这就是傀儡皇帝的处境，其他傀儡走狗的景况更可想而知了。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四节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的国际反响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发生的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各国人民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各国政府基于各自的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苏、美、英、法等国政府。
一、苏联在邀义上同情与支持
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自身安全的考虑，在道义上始终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9月21日，苏联《真理报》谴责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揭露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纵容说：
“发起非战条约各国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举动，无只字反对，故对于自身之工作，不啻自唾其面，国联为和平工具之价值何在”。＇《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政府说：“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于中国甚表同情”。
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9月25日的《真理报》写道：“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劳动者的强暴行为——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镇压中国人民时，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奋起保卫中国革命。苏联的劳动者极其认真地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32～333页。＇
10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提出：“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
10月29日，《真理报》在评论中指出：“（日本首相）若槻向美国新闻记者谈话，指满洲事件由于中国对日侵略结果所激起，并苦诉中国之对日经济抵制，其意殆图掩饰时局，一若中国为占领满洲之造端者。全世界劳动界皆目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毫无羞恶之心，劫掠中国。”＇《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第22页。＇
11月5日，《真理报》又进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满洲者、无非欲在太平洋上争得霸权。”＇《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第22页。＇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当日军侵占辽吉两省许多重要城镇，继续沿中东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于9月23日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犯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采取防止手段”。由于苏联的警告，迫使日军暂时停止了沿中东路北侵的计划。
当东北部分抗日义勇军于1932年冬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受到了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后来，苏联政府又严词拒绝了日本方面“引渡”义勇军将领的无理要求。中苏两国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了自1929年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这些举动，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帝国主义包围与威胁之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过高地估计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能力，为了苏联自身安全，竭力避免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因而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的立场。
柳条湖事件发生40天后，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演说中，重申了上述立场。
11月20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再次向广田宣布：“苏联政府在同其他国家的一切关系中一贯严格执行和平与和睦关系的政策。它认为，维护和加强同日本的现有关系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严格遵守不干涉各国之间冲突的政策。苏联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也要维护两国间的现存关系，并将在其所有活动和决定中考虑不违背苏联的利益。”＇〔苏〕安·安·葛罗米柯等：《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318页。＇
同年12月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会见途经莫斯科回国，即将出任外相的日本驻法大使芳泽谦吉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初，又暗示有意转让中东铁路。其后，苏联又通过外交途径多次提及此事，甚至流露出假若日本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方面可以默认伪满洲国的意向。另外，苏联还不许中国从欧洲各国购买的抗日用的军火途经苏联。苏联这种严守中立的立场，使它对中国的支持显得软弱无力了。
二、美、英、法等国的两面政策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对英美在亚洲势力范围的严重挑战，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猛烈冲击。但是，由于他们正处于严重经济危机的困境之中，日本的侵略范围暂时还局限于东北三省，又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所以英美对其抱有幻想。他们曾经希望日本帝国主义，假道中国东北，北上进攻苏联，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九·一八”事变前一天，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商谈并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允许“不与闻满洲事变”，而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
9月20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局长霍恩贝克奉国务卿史汀生之命，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对“事变”发生表示“惊讶”。
9月21日，国民党政府请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指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是违反1928年8月27日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可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没有必要公布中国的照会，而且也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同日，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曾征询美国政府，它是否打算控告日本违反凯洛格公约。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立刻回答说，美国并不认为对东北事件进行这种干涉是合适的。＇〔苏〕耶·马·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15页。＇
9月24日，美国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别致中、日两国政府，对“事变”表示“遗憾”、“忧虑”，希望中、日两国政府“各自调处其武装军队”，按照国际公法与国际协定，“达到解决歧见之举动”。＇《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1931年10月5日。＇
10月8日，日本空袭锦州。美国担心日本向关内扩张，于10月9日召开了专门内阁会议。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史汀生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美日战争，只能施加外交压力，即所谓进行“道义制裁”。＇〔日〕秦郁彦：《太平洋国际关系史》，福村出版股份公司。1972年版，第201页。＇
10月下旬，美国总统胡佛竟发表谈话赞同日本侵略中国，他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3页。＇
这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11月初，日军向黑龙江推进，西方国家如释重负，以为它要进攻苏联了。于是，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11月5日向日本驻美大使宣称，美国对东三省事件之态度并未变更。
11月16日，美国列席国联理事会的特别代表道威斯在巴黎发表谈话说：“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但是，当日军攻占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以后，日本即照会苏联，表示对苏并无意采取敌对行动。而且，于11月26日，由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通知美国，日本准备回师进攻锦州。美国便通过驻日大使向币原外相面交一份备忘录，表示“对此殊为关切”；同时，策动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但日本为了独吞中国东北，进而打开侵占华北的门户，于1932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对此，美国政府于1月7日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宣称：
“……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页。＇
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
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补充宣言，表示：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也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但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美国政策的基本点是，既利用日本的北进行动，又限制日本的向南扩张，一切均不得妨害美国在华的权益。这清楚他说明，美国在“不承认主义”中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这个所谓“不承认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
实际上，美国政府不但在外交上支持和纵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还在武器装备方面向日本提供援助。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底，美国供应日本军火价值达1。81亿美元。
美国报刊舆论与政府观点不尽相同，有少数资产阶级报刊，曾发表过支持日本侵华的评论。如1931年9月25日的《纽约日日新闻》说：“日本自俄国继承满洲，努力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所公认。”＇《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8页。＇
11月14日的《纽约论坛报》写道：“日人军事行动为对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8页。＇
但是，多数舆论是同情中国、指责日本的。
9月21日的《纽约世界电闻》指出：“日本乘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俱感困难，手足无措之时，占领满洲，不但蹂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