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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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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策动在上海进行疯狂挑衅的同时,日军也在积极进行武装进攻上海的准备。
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海军大量增兵上海。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
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也驶抵上海。
28日,又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抵沪。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方态度更加强硬,并为挑起事变制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1月27日,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时以前,给予所提四项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行径,更加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各抗日团体立即组织示威,到市政府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坚决反对市政府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对日退让,以求通过妥协来息事宁人。1月23日,行政院长孙科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称:“本日下午与汪、蒋两先生详商应付上海事件,佥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至不得已时,可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团体名义,惮无所借口,请即秉此旨妥密进行为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0~531页。'
上海市政府秉承国民党政府的旨意,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处处迁就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和尚“被殴”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即命令市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1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令市公安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但村井仓松坚持非下令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不可。
上海市政府经电呈国民党中央当局请示后,于1月28日13时45分,在《为日僧被殴事件复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函》中,全盘接受了日本的四项无理要求,甚至还不惜诬蔑上海抗日救国会:“来函所提关于取缔抗日运动一项,现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业经令行政主管局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关于此类之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仍当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缔。至其他各抗日团体,并已令局予以取消。”'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4页。'
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中国方面全部接受其无理要求为满足,28日20时30分,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又发出新的通牒:
“目下上海租界内外人心动摇,形势不稳,时刻恶化,工部局已经宣布戒严,而各国军队亦已严密戒备。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敷〔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8页。'
而且,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前,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就于1月28日23时30分,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二、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抗击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驻守在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这是国民党军队中较有爱国思想的一支部队,它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1925年,师长陈铭枢)、国民革命军第11军(1926年,军长陈铭枢),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以后这支军队被蒋介石利用,参加内战。1930年成立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师长蔡廷锴、戴戟,但实际上仍受陈铭枢节制。
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共内战,第19路军亦调至江西“剿共”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和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第19路军全体官兵3万余人,曾在江西赣州“剿共”前线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931年10月,由于陈铭枢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宁粤妥协'指蒋介石派与两广派的妥协。',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第19路军亦由江西赣州“剿共”前线调戍京沪地区,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淞沪警备司令。当时该军序列如下:
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军长:蔡廷锴
第60师:师长沈光汉
第119旅:旅长刘占雄
第120旅:旅长邓志才
第61师:师长毛维寿
第121旅:旅长张励
第122旅:旅长张炎
第78师:师长区寿年
第155旅:旅长黄固
第156旅:旅长翁照垣
每旅辖3个团,全军共3。3万余人。
调防京沪以后,第19路军深受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全军上下更坚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之决心,随时准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
第19路军广大官兵虽具有坚定的抗日决心,但在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都很不充分。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主义,没有任何抗日准备。第19路军因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备受排挤,从“九·一八”起,官兵连军饷都领不到。调戍京沪以后,情况生疏,对敌情知之甚少。直到“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两星期,才从日人的疯狂挑衅和日本海军源源增兵上海等活动中,判断日军对上海发动武装进攻不可避免,开始主动积极地进行战备。
1月23日,第19路军召开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蔡廷锴首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兄弟只有决死的心肠,愿意同大家同生同死!”接着,戴戟叙述了最近日人挑衅的情况,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蒋光鼐指出:“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着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然远不如他,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计。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一定可得到最后的胜利。”'《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会议决定死守上海,并确定了防御部署以及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与会人员一致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
当日下午7时,第19路军总指挥部向所属各部发出密令:
“(一)根据日方现派大批舰队来沪,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缔爱国运动,并有自由行动之企图。
(二)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三)第78师第156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切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第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阳第60师之黄茂权团,限于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
(四)总指挥部军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1月24日,蔡廷锴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州部队高级将领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第19路军抗战决心,传达了于23日发出的密令,与会驻军将领,也一致表示要团结抗日。
两次会议以后,第19路军各部基本完成了部队部署的调整:第78师担负淞沪地区防御任务,所辖第155旅担负京沪铁路(含)以南之真如、虹桥、漕河泾、高昌庙地区防务(第3团驻真如,第2团驻北新泾、虹桥地区,第1团驻龙华、高昌庙地区);第156旅担任京沪铁路以北之闸北、大场、吴淞、宝山地区防务(第6团驻闸北,第5团驻大场,并派1个连担任浏河警戒,1个营驻江湾附近,第4团驻吴淞、宝山);师部位于真如。吴淞要塞部队(1个守备营)固守要塞。第60师第1团(即黄茂权团)调南翔待命,其余各团(位无锡、苏州、常州地区)和第61师(位南京、镇江地区)为总预备队。第19路军司令部位真如车站。淞沪地区阵地编成为: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真如、闸北、江湾、吴淞、室山之线为第一抵抗线;定七宝、南翔、嘉定、浏河为第二抵抗线。
1月23日,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李敖:《蒋介石研究》(3),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向国民党当局表明了第19路军抗战的决心。
同时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
“日本帝国主义的兽行鬼态,在我面前已尽量暴露,夺我东三省,占我锦州,袭我热河,扰乱我平津、汉口、广州、福州,最近更在上海派来炮舰多只,封锁我海口,震动我京畿,杀人放火,烧我三友实业社,杀我警察,四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却不复之惨境,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此次为振醒世界之视听,复活我们受辱的伟大民族之魂魄,保种保国,以死以主,自最高级官长以至伙夫,要须具有十二万分最后之决心与平素革命之勇气,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认清楚此次与暴日拼命,泅非寻常之作战可比,意义丰富,价值无上。抛掷一头颅,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挥洒一点血,即挽回一分国运……我们负京沪淞沪守土之责,决不叫仇日来损我们一草一木!决定死守!……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质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的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
嗣后,蒋、蔡、戴又联名发表《告淞沪民众书》,概述了“九·一八”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并派遣大批军舰来沪作发动战争的准备情况,决心“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的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俱瞻的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分内事,此物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4页。'
同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七项措施。
这样,第19路军基本上完成了抵御日军进攻的思想准备和作战部署。
国民党政府唯恐第19路军与日军冲突,急忙加以阻挠。1月24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张静江劝说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何应钦指出:“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三十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本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意旨,想兄也同意。”'《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页。'
张静江也进行劝说:“第19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澈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揩对于他们的劝说,当即予以严正拒绝:“上海是我国领土,第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为将第19路军撤离上海,以宪兵团接替其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团缓冲期间,可保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缺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26页。'
1月27日,蒋、汪饬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漱沪警备司令戴就:“兹为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发生冲突起见,着派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防务。归淞沪警备司令戴鼓指挥。以资缓冲。”'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26~427页。'
27日晚,何应钦、朱培德又3次急电第19路军:“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页。'宪兵司令谷正伦接奉电今后,立即派宪兵第6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闸北接替第19路军第78师翁照垣旅之防务,但未待防务交接完毕,日军即于是晚发动事变,第19路军奋起抗击,淞沪抗战开始。“处此情形,原欲接替第十九路军维持闸北治安之宪兵第6团,被环境所逼,不得不变为第十九路军之援军,以抵抗日本之侵犯。”'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27页。'
三、淞沪抗战经过(参见附图5、6、7)
(一)日军进攻闸北,惨遭失败
日本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出要求中国方面撤退闸北驻军的通牒后,不待中国方面回复,即令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列入上海陆战队指挥官属下,同时命令上海陆战队迅速按预定计划作好进攻准备。
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日本海军上海陆战队在指挥官鲛岛上校指挥下,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在炮兵支援下,向闸北宝山路、虬江路、广东路、宝兴路、横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各路口中国守军阵地进攻。
防守闸北的中国第19路军第78师第156旅,依照总部23日下达的密令第二项之规定,当即奋起还击,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亦奋起抵抗,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第19路军总部在接到关于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1时,蒋、蔡、戴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俭(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上述通电,表明了第19路军对于日军进攻实行坚决自卫的决心。
天亮以后,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漫延。守军第156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据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9页。'在北站及商务印书馆两处起大火后,日军趁机向北站猛攻,守军与日军激战1小时后退出北站。
29日1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29日20时,日军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的斡旋,向第19路军提出停战要求。第19路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只因本军也需调整部署,遂接受了日方要求,停战3天。
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的日本天皇裕仁,一反宫廷常例,未和首相推荐人西园寺商量,就于2月2日任命伏见宫博恭王为海军军令部总长,以便处理有关战事。
1月30日,佐世保第3特别陆战队在上海登陆。2月1日,横须贺第1特别陆战队亦开抵上海。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将长江一带原有海军及新增调的舰船编成第3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任司令官,统一指挥进攻上海。与此同时,第19路军也调整了部署,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60师调至南翔、真如一带,第61师调上海。原驻上海的第78师全部加入前线,增强防御。
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批准上海日军“可采取积极行动”。'〔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
2月3日,日军破坏停战协议,再度向闸北发动进攻,同时又以军舰20余艘、飞机10余架轰击吴淞炮台。中国守军在闸北地区击退了日军的新进攻,但伤亡较大,于3日晚调第60师第120旅接替闸北防务,宪兵第6团担任曹家渡、中山路警戒;第156旅撤离闸北,其第5团增援吴淞,第6团撤至金家角地区休整。
2月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以数千人分3路会攻闸北,数百人攻击八字桥,但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下,日军承认“进展不易”,'〔日〕参谋部:《清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被迫于午后撤回原进攻出发阵地。同日11时,日军以军舰13艘、飞机24架猛烈轰击吴淞要塞。至13时,要塞炮6门被毁,炮台守备营被迫后撤,日军乘机在吴淞要塞登陆,但旋即被增援吴淞的第156旅击退。
5日,日军再次进攻闸北,守军顽强战斗,阵地失而复得。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认为敌人的后方阵地很坚固,若不付出较大牺牲难以攻破,”'〔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于16时下令停上攻击,撤回原阵地。至此,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
日军总指挥盐泽幸一曾扬言上海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了事,但在第19路军的英勇抗击下,狂言化为泡影,盐泽幸一本人因指挥进攻失败,被撤职回国。对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评论说:
“在现代恐怕没有其他海军司令象盐泽上将(少将)这样在他被免去在上海的高级指挥权以前的几天里接二连三地犯这样多的错误了。这些错误全都由于他最初低估了敌方的士气和力量。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前逃。”
“他在他的最后通碟被全盘接受之后发动战事,首先就违反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破坏了租界的传统的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从而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是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2页。'斯诺的评论,揭露了盐泽的骄傲和狂妄,同时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罪恶行径的谴责。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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