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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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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与愿违，从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第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驶洲等被击毙，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罕见的。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宣布撤销被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的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蒋介石打内战及排斥东北军的种种毒计，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最后提出请东北军派代表与红军共同协商。此信对张学良确定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很大作用，他曾深有感触地对人讲：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与此同时，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使他们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合作抗日。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家乡被日本侵占，他们的父老兄弟姐妹当着亡国奴，因此，普遍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们对蒋介石的歧视、威逼及其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日益不满，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为了直接和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谈判联合抗日问题，让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的团长高福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东北军。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
193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抵洛川与王以哲首先会谈，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主要内容是：
（一）互不侵犯；
（二）建立交通和通商；
（三）供应第67军所需粮秣等。
张学良于3月4日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中共党史资料》第10辑。＇ 意思是“为了联共抗日，他把整个东北军和本人的命运，全部豁出去了。”。＇《解放日报》1979年2月18日。＇ 他除同意达成的口头协议外，还希望会见中共主要领导人，就联合抗日问题直接会谈。
3月16日，李克农到晋西石楼红军前线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与张会谈，4月6日，由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行期，提出会谈的主要问题，内容如下：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页。＇
4月8日，周恩来、李克农一行抵肤施（延安）东北之川口。因为风雪交加，电讯中断，张学良9日才自己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飞到肤施。
当日晚8时，周恩来等人城，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张学良直率地对周恩来说： “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页。＇
此时，张学良对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完全动摇了。但张学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页。＇
周恩来对张提出的不能反蒋表示理解。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双方还就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停止内战，红军的战略方向，联合苏联，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事项进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谈。4月10日清晨4时，会谈结束。临别前，张学良赠送《申报》 60周年纪念大地图一册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这次会谈对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全面合作关系的确立。
为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4页。＇ 关键是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指示还指出：“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的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周恩来和张学良谈判以后，中共中央派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又委派刘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西安，加强与张学良的联系。与此同时，西北特支联合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了“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又组织了以张学良为会长的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学良派人到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和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四川刘湘，云南龙云，山西阎锡山，新疆盛世才等部，说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西北军的联合，在1935年以前，主要是中共地方组织和共产党员（个人）与杨共事。但自“八一宣言”发表后，杨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组织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农民，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杨参加陕西护国军，与袁作战；1922年以后，结识进步人士杜斌承、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一直走进步道路，不少共产党员在杨部工作，魏野畴就担任过杨部的政治部主任。
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袁为省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
1936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
1935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杨和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中共中央派徐海东部政委汪锋把信送给杨虎城。汪锋到达杨部后，三次和杨会谈，沟通了中共中央和杨虎城的关系。
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17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从此以后，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鄜县（今富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呈休战状态，未再发生实际上的冲突，只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部以打假仗的办法向红军射击，来应付特务的监视。为了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毛泽东于1936年8月13日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也比较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1936年10月，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张学良，做沟通张学良和杨虎城关系的工作。此后，张、杨消除了误会，增强了团结。经过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工作，在东北军中提出“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等40多名红军将领写情给国民党蒋总司令及西北的将领，提出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三）对华北及其它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1936年初，刘少奇由陕北到天津负责领导党的北方局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华北抗日运动。北方局彻底改变“左”的关门主义，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方式，同华北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社会名流、爱国团体进行联络，大力争取第29军和宋哲元等倾向抗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先进地区。
第29军负责平、津一带防务，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前哨。
1935年8月，宋任平津卫戍司令，11月，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在“一二·九”运动中，群众提出“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北方局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分析之后，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是适应日本要求建立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亡运动高潮的形势下，宋哲元还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指出这些口号的错误，并把它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阐明国难当头的危机形势，对他表示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态度表示赞赏，希望29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并代表中共中央申明：“然弟等甚望先生能干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页。＇
为了促进联合，毛泽东派张经武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宋哲元处做联络工作。1937年春，29军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派遣党员参加受训，并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过对29军不断的团结争取工作，29军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山西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在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
当时，阎锡山处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共多方的复杂矛盾中。日本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10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阎军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阎锡山则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阎锡山的处境，决定对其加强争取工作。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66师第392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自强救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是阎锡山所属各群众团体的核心组织，成立于1936年5月。＇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助文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号召，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1936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刘岱峰等为委员。
阎锡山在1936年秋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的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派专人到北平面邀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川薄一波为书记，由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5同志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1936年10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3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
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牺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山西省委配合下，利用统一战线这种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但开展了山西的抗日局面，而且对于逼蒋走上团结抗日道路也发挥了作用。
毛泽东在1936年8月14日致傅作义的信中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中共中央、毛泽东同时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联合的事宜。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日口号，并派代表联络东北军张学良，派钱寿康与中共中央商谈联合事宜。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而蒋介石现在还在进行内战，“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望能“督促批判，责其更新”。＇《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对于他们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国协定的建议，毛泽东在信中答复说：“实属绝对必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1页。＇
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李宗仁、白崇禧部建立了联系。
（四）争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为联合国民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逼蒋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1936年仅写给他们的信函即达70余封，最多的一天写信9封。
毛泽东在1936年9月18日致宋庆龄的信中，对她在1927年后仍一直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旗帜，真诚和共产党合作，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毛泽东写信给关心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何香凝，赞扬她的革命行动，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致信抗日将领冯玉祥，赞扬其“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希望“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宋庆龄、何香凝等对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重大作用。冯玉祥在敦促蒋介石抗日方面也做了有成效的工作。
1935年7月，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创办了《大众日报》，提出“联合战线、武装抗日”＇《救国时报》1936年7月25日。＇ 的口号，严厉谴责南京政府的卖国独裁政策。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亲笔致信蒋光鼐、蔡廷锴，并派人送去中国共产党8月25日致国民党书和《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在信中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还写信致国民党中有影响的人物，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团结抗日，蔡深受毛泽东来信的感动，努力督促国民党中央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毛泽东1936年9月8日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引用《三国演义》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提出与邵联合。邵力子以后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在内战中多次交战过的对手朱绍良、王均等人，中国共产党人也不计旧怨，多方联络。
对爱国将领邓室珊的工作早有深厚基础。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邓宝珊即掩护和援助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任用共产党员葛雾云、杨嘉瑞等人为秘书长、副官。
1932年邓宝珊在兰州任甘肃行署主任期间，不少中共地下工作的党员来到兰州建立了特别支部。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宣言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曾奔走晋、冀、鲁3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携带他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到西安进行工作。邓当时恰不在西安，他得消息后，曾准备亲自来西安见汪锋，因汪锋已回瓦窑堡，终未见成，但已足见其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的热忱。
中国共产党还对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对促进国共联合作了重要的准备。
三、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与实施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华北地区步步紧逼，侵略气焰更加嚣张。
1936年5月，日本向华北增派大量军队，进一步控制华北地区各军事要地及铁路沿线。日本还派遣特务、浪人等，故意在中国各地制造事端，以配合其在华北的军事侵略活动。与此同时，日本已制定了周密的全面侵华战争的作战计划。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人民都忧心如焚，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都要求抗日救国。甚至一些开明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地方军阀，都因遇到了存亡的问题而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对日的态度。国民党政府中的亲英、美派，也由于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日本的政策开始出现部分的变化。
这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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